杨国涛， 贺茜骞， 石 荣， 陈清华

(1.宁夏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2.兰州工商学院 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 730101)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对贫困仍然存在，教育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教育扶贫作为“五个一批”措施之一，不仅可以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自我发展能力，还能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贫困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贫困主体的人力资本不足，人力资本不足而导致的能力缺失是贫困的本质[1]。而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内容，在减贫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可以直接提升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促进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阻隔贫困代际传递，这对后扶贫时代的减贫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提高农村人口的教育水平、促进农村人力资本积累能够有效带动农民增收和农村减贫[2]。教育作为影响农户贫困的核心人力资本要素[3]，一方面，通过增加收入直接提升贫困者的产出效率[4]和降低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5]。另一方面，教育通过提高贫困户的人力资本存量和家庭资源禀赋，对贫困人口产生显著持久的正向影响。

教育不仅会直接影响自身的收入和贫困状态，而且还会发生代际传递，影响下一代的贫困状态。提高教育水平、积累人力资本对破除贫困代际传递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6]。

基于以上文献，本文采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实证检验农村居民教育对同代贫困和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评估农村居民教育的减贫效果。

一、理论机制

奥斯卡·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理论指出，在一些贫困地区，由于居住的特点促成穷人间的集体互动，从而脱离其他人的社会生活，于是就产生了贫困亚文化[7]。处于贫困亚文化中的人们，思想观念随着相互交往而不断加强，并影响到下一代，于是就产生了贫困代际传递。亲代教育是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源，要想打破贫困代际传递，就要从亲代教育入手厘清其传导机制。

教育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个体收入，还可以通过溢出效应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和经济增长，达到缓解家庭贫困的目的[8]。

具体来说，一方面，教育通过提高人们的生产能力进而增加个体收入。舒尔茨[9]认为人力资本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他强调通过积累人力资本提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本质就是提高经济实力，因为通过教育可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丰富人们的知识和技能，从而提高生产能力和增加个人收入。对于贫困群体来讲，教育可以提高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激发贫困主体的脱贫意愿和充分发挥贫困人口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提升贫困群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10]。

另一方面，教育除了上述通过内部效应直接影响个体收入，还通过教育的正向溢出效应影响个体收入。教育的外溢性可总结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通过教育提高受教育者及其家庭成员的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升；第二，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无论对社会还是个人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客观条件，而更高的受教育水平也就意味着更低的社会犯罪率和更高的社会和谐程度；第三，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地促进科技进步与传播[11]。

教育的代际传递是贫困代际传递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12]。教育本身也存在代际传递性，亲代的受教育水平显著影响子代的受教育状况[13]。一方面，亲代的教育水平越高，越容易获得较高的收入和和社会地位，进而通过教育投资为子代创造更好的经济能力和社会资源，可以有效保障或增加子女教育投资的可能性，从而使子女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继而获得较高的收入，摆脱贫困[14]；相反，如果亲代教育水平低，教育意识薄弱，于是对子女教育投入不足，子女受教育程度较低 ，缺乏基本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就会使家庭持续维持低收入状态[15]。另一方面，父母对于教育回报的认识会直接影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并最终决定其未来的个人收入，如果父母自身由于文化水平、思想观念等降低了对教育回报率的期望值，那么他们对子代的教育投资也会相应地减少。

二、数据来源和模型构建

1.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是1984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建立，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原农业部具体组织指导，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连续跟踪的一项农村调查工作[16]。该调查在各省区市选择样本村约10个，农户约每村100户，年调查样本2万户左右。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有三个鲜明的特征和优势：一是持续固定跟踪；二是调查范围广、样本量大；三是内容丰富。2003年起，该调查使用了农村住户(农户)和家庭成员两级问卷。调查问卷由“家庭成员构成情况”“土地情况”“固定资产情况”“农户家庭生产经营情况”“出售农产品情况”“购买种植业生产资料情况”“家庭全年收支情况”“全年主要食物消费量”“主要耐用物品年末拥有量及居住情况”等9部分构成，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各地区农户及其家庭成员的生产、消费、就业、生活及其他各项活动。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的样本区间为2003-2016年。

2.模型建立

根据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不同，文章选取了不同的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因此分别采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二值选择模型进行估计。

(1)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当以农户收入和FGT贫困指数(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作为衡量减贫标准时，本文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yi,t=αeducationi,t+βXi,t+μi+λt+ε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收入yi,t，采用对数形式的农户人均收入来表征(1)2012年及以前用农村人均纯收入这一指标衡量收入，2013年起，国家统计局改变了对农村住户调查的调查范围、调查方法和指标口径，新口径下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收入的衡量指标，本文不受该变化的影响。；i表示农户；t表示时间；μ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λt为时间固定效应；教育(education)是回归重点关注的变量，我们用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Xi,t表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村劳动力、数量村干部人数、经济发达程度、是否小康村、是否贫困村以及村集体收入。

(2)面板二值选择模型 以虚拟变量(是否为贫困户)作为衡量减贫标准时，本文建立面板二值选择模型：

Pr (yi，t=1)=f(α0+α1educationi，t+βXi，t)+μi，t

(2)

其中：yi，t表示农户是否为贫困户的虚拟变量；其余变量的设置与模型(1)相同。

三、教育对同代贫困的影响

1.统计性描述

我国农户的受教育水平不高，基本处于刚完成小学阶段的教育，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略高于户主受教育水平(如表1所示)。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存在显著差异：第一，从教育变量来看，贫困户的户主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43年，非贫困户的户主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年，二者相差0.57年；贫困户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76年，略高于贫困户的户主平均受教育年限，但仍比非贫困户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低0.87年。这说明，无论从户主角度还是劳动力角度，相比非贫困户，贫困户在教育方面均不占优势，贫困户接受的教育比非贫困户少，这与Blanden和Gregg[17]的研究结论相似。第二，从农户家庭信息来看，贫困户家庭规模和人口抚养比分别是4.48个和74.25%，远高于非贫困户家庭的4.09个和53.38%。与非贫困户相比，贫困户家庭规模较大，人口抚养比较高，这说明，贫困户家庭中的劳动力需要抚养的非劳动人口要比非贫困户多，贫困户家庭中劳动力承受的压力较大。第三，就户主信息来看，贫困户与非贫困户的户主性别大都为男性，贫困户的户主年龄略小于非贫困户的户主年龄，贫困户家庭中干部户的占比小于非贫困户的。第四，就农户家庭所拥有的资产来看，贫困户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固定资产、房屋资产以及耕地均低于非贫困户所持有的，这说明贫困户的物力资本较非贫困户来说处于劣势，贫困户面临着资产贫困。

表1 描述性统计

2. 教育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1)教育年限对减贫的影响 本文运用模型(1)估计教育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2的列(1)和列(2)。结果表明，户主受教育年限和劳均受教育年限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农户教育水平确实有助于提高农户家庭收入。并且，相比户主受教育年限，劳均受教育年限对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

(2)教育层级对减贫的影响 不同阶段的教育(如小学教育，初中、高中教育，大学教育等)表现出不同的教育收益率[18]。相比受教育年限，教育层级更能反映每一阶段教育对减贫的作用。基于此，本文以小学教育作为参照组，分教育层级研究教育对减贫的作用，见表2的列(3)和列(4)。户主处在初中阶段教育水平并不能显著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只有当户主教育水平达到高中阶段，教育才对收入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说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对农民的教育水平要求也相应提高了，农民需要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才能提高收入水平，最终实现可持续脱贫。

关于控制变量，由表2可知，家庭类型在10%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收入水平，总体而言，随着家庭类型序号的增加，家庭关系就越复杂，复杂的家庭关系容易产生矛盾，不利于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规模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家庭规模越大，家庭总收入需要抚养的人就越多，摊薄了在每一位家庭成员身上的投资，这就使得人口质量上升空间有限，不利于家庭收入水平的提升。人口抚养比也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人口抚养比越高意味着家庭中较少的劳动力人口需要对较多的非劳动力人口提供经济支持，这就导致了人口抚养比越高，家庭中劳动力承担的经济压力越大，越不利于收入水平的提高。户主性别和户主年龄对家庭收入水平并无显著的影响。干部户比非干部户更能提高家庭的收入水平，这是由于从某程度来讲，家庭成员中如果有干部的话，能够帮助家庭提出相对科学和具有远见的意见，进而有助于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就农户家庭持有的资产状况来讲，本文所列出的金融资产、固定资产、房屋资产以及耕地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其中，金融资产的作用最大，其他三种资产对收入的作用程度大致相同，这说明，随着社会的进步，农民提高收入的方法不仅仅是务农，靠天吃饭，更重要的是，农民也可以凭借掌握的新知识和新技能提高家庭的收入水平。

表2 教育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

3.教育对农村居民贫困概率的影响

表3报告了教育对贫困概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户主受教育年限还是劳均受教育年限均能显著降低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具体来说，就户主层面来说，提升户主的教育水平，有利于户主更好地发挥家庭主要决策者的作用，带领整个家庭跳脱贫困陷阱；就劳动力层面来说，一个家庭中劳动力是主要经济来源，提升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有利于增强劳动力质量，降低农户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进一步，分析教育层级对是否陷入贫困的影响，结果见表3列(3)和列(4)。结果显示，无论是户主还是劳均受教育，相比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和高中及以上教育均在1%水平显著为负，表明更高水平的教育能够显著降低贫困发生率。

表3 教育对贫困概率的影响

续表

从回归结果看，家庭类型对农户贫困概率并不产生显著性的影响。家庭规模显著正向影响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即家庭规模越大，农户家庭越有可能陷入贫困，这是因为家庭规模大经常表现为家庭中同时存在几代人的情况，这也就意味着家庭中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会占据较大比例，这些非劳动力人口越多，就越不利于家庭跳脱贫困陷阱。家庭人口抚养比在1%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即人口抚养比越大，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就越大，本文按照人口抚养比=(非劳动人口÷劳动力)×100%的公式计算人口抚养比，人口抚养比越大代表着家庭中拥有较少的劳动力要抚养较多的非劳动力人口，这无疑加重了农村家庭中劳动力的负担，摊薄了家庭人均收入，使得农户处于贫困的状态。户主年龄在5%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贫困概率，意味着户主年龄越大，农户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这是由于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大，他自身的成熟度也随之提高，会依据以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本家庭的具体情况做相关决策，这将有利于农户家庭实现脱贫。从家庭资产角度来看，农户家庭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固定资产以及房屋资产价值在1%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农户拥有的金融资产、固定资产以及房屋资产的价值越高时，越有利于其实现脱贫，但家庭拥有的耕地面积对减贫并没有显著性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大部分农村劳动力选择进城务工所导致的。

4.教育对农村居民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影响

为全面评价教育是否有效改善农村贫困状态，本文选取Foster等建立的FGT贫困指数[19]，该指数分别从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三方面评估教育的减贫效果。FGT贫困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3)

其中:n为总人数;q为贫困人口的数量;z为贫困线;Yi为贫困个体i的收入， 为非负数，也叫作贫困厌恶系数，数值越大，对贫困的厌恶程度就越高，这也是FGT指数的特性，即其阶数越高对收入越低的贫困群体关注度越高[20]。当α=0时，FGT指数就是贫困发生率，其含义是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当α=1时，FGT指数就是贫困深度指数，该指标主要用来反映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收入的变化；当α=2时，FGT指数就是贫困强度指数，该指数给予越穷的人赋予了更大的权数，这也是它与贫困深度指数的主要区别。

表4分别报告了教育对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的影响。结果显示，村劳均受教育年限在1%显著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贫困发生率下降1.893%，贫困深度指数减少0.953%，贫困强度指数降低0.975%。可见，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从多层面有效地缓解农村贫困状况。由回归结果可知，村劳动力数量在1%显著性水平上负向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以及贫困强度指数，这说明，村庄拥有的劳动力人数越多，能够带来较多的经济收入，这就越有利于整个村庄实现脱贫。

表4 教育对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的影响

续表

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设置的村庄经济发达程度具体分为5档，由等级1到等级5，村庄经济发达程度的等级是越来越低的。经济发达程度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村庄经济发达程度越低，就越不利于人们实现脱贫，地域性贫困问题也难以解决。

是否小康村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小康村似乎对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没有产生积极的影响，可能的原因是小康村确立标准是不统一的，目前小康村是当地政府命名的，但我国并没有具体设定小康村的统一标准。有的小康村仍存在有较多贫困户的现象，村庄仅凭借经济、生态、交通的发展而命名的小康村并没有带动深度贫困户的发展，反而贫困户这一群体被忽略了，进而容易产生“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四、教育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

教育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影响同代的贫困状态，而且还可以通过代际的传递影响农户后代是否陷入贫困。因此，本文利用亲代教育水平和子代教育水平进一步分析教育是如何影响贫困代际传递的。

1.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代际教育水平比较

表5展示了2003-2016年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亲代和子代平均教育年限的走势。从表5可以看出：首先，对比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来看，贫困户中父母受教育年限整体上低于非贫困户父母受教育年限，且贫困户中子女受教育也低于非贫困户子女受教育年限，这极有可能是亲代的教育水平影响了子代的教育水平，即贫困户父母的较低教育水平导致了贫困户子女的教育水平低于非贫困户子女的教育水平，产生了教育的代际传递；其次，值得注意的是，贫困户父母与子女受教育曲线形状相似，均呈现出逐年平缓上升的状态，非贫困户父母与子女受教育曲线形状也相似，均呈现出无特定规律的波动状，这也说明了亲代教育与子代教育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且亲代教育影响子代教育并不是偶然现象，从长期来看仍具有相关性。

表5 贫困户和非贫困户代际教育水平比较 单位：年

2.教育代际传递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亲代教育和子代教育的相关性，即教育具有代际传递性，本文采用模型(1)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见表6)表明：当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平均受教育年限就显著增加约0.2年，这一结果证实了教育的代际传递。

表6 父母教育对子代教育的影响

3.父母教育对子代贫困概率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论证贫困的代际传递对于农村贫困的重要性，本文采用面板Probit模型研究父母教育程度对子代贫困概率的影响(见表7)。

从表7列(1)可以看出，不控制子女教育水平的情况下，父母的平均教育年限对下一代陷入贫困的概率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父母的教育水平可以直接影响下一代陷入贫困的概率。

从表7列(2)可以看出，控制了子女教育水平后，父母平均教育年限负向影响着子代陷入贫困的概率，这意味着如果上一代的教育水平高，则会降低下一代陷入贫困的概率。这表明，上一代的教育水平能够通过影响下一代的教育水平来间接影响子代陷入贫困的概率。

表7 上一代教育对下一代贫困概率的影响

续表

4.教育减贫效果的稳健性检验

我国的教育形式主要是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教育形式的合理发展，能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进步[21]。

鉴于职业教育对实现农村脱贫致富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选取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代理变量，检验前文实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表8列(1)和列(2)回归结果表明，户主参加职业教育在1%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农户是否陷入贫困的概率，同样，劳动力参加职业教育比例也在1%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这说明，不论是户主还是劳动力层面，参加职业教育能够降低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这与前文普通教育的回归结果一致。

由表8列(3)和列(4)回归结果表明，劳动力参加职业教育比例在5%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户收入水平，这意味着农户家庭中劳动力参加职业教育的比例越高，就越能够提高家庭收入水平，但户主参加职业教育对收入的影响不显著，此回归结果与前文大体一致，验证了前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表8 职业教育对农户收入和贫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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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村级层面看，本文选取村劳动力参加职业教育比例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选取FGT贫困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检验职业教育是否能够改善我国农村地区的贫困状态，具体回归结果见表9所示。

表9 职业教育对FGT指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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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劳动力参加职业教育的比例在1%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以及贫困强度指数，这说明村庄里劳动力参加职业教育的人数越多，就越能够降低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以及贫困强度指数，改善村庄的贫困状态。这一结果与前文相同，说明前文实证分析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主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1.研究结论

第一，提高户主和劳动力平均教育水平均有利于降低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但值得关注的是，只有户主受教育程度达到高中及以上水平时，教育才能对农户收入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说明，当户主处于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时，不会显著提高其收入水平，不利于可持续脱贫的实现，虽然在短期内可能被列入非贫困户当中，但这种状态并不稳定，很容易造成返贫现象的产生。第二，村级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以及贫困强度指数，有效缓解区域贫困状况。从村域范围来看，职业教育能够降低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以及贫困强度指数，这一结果证明了教育减贫效果的稳健性。第三，从教育影响贫困代际传递角度来看，本文验证了教育本身就存在代际传递性，通过进一步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父母教育水平不仅会通过影响子女教育水平间接影响子代陷入贫困的概率，而且又会直接影响子代的贫困状态，父母的教育水平会影响到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并最终决定其未来的个人收入及贫困状态。这一结果说明了教育确实影响着贫困代际传递，且父母教育是形成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源之一。第四，从稳健性检验部分可以看出，职业教育既可以降低农户陷入贫困概率，也能够起到增加其收入的作用。本文深入研究了不同类型的职业教育对不同收入来源和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职业教育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经营性收入，而非农业职业教育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

2.对策建议

第一，普及高中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对教育系统改革，把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中，提高农村地区教师待遇，鼓励师范毕业生到农村就业，解决农村地区教师资源不足的问题；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农村“两个带头人”，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更好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

第二，确保农村教育设施的供给，传承重视教育的文化，提升村级整体教育水平。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仅要重视农户个体的教育发展，而且还要从村级层面提升地域整体的教育水平，不断加强教育重要性的宣传工作，创造农村良好的教育风气，不断提升村级整体教育水平，以达到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第三，重视教育在阻隔贫困代际传递中的作用，提高农户亲代的教育意识。一方面，重视亲代教育，开展对亲代的教育培训计划，既提高亲代重视教育的意识，又提高亲代获取收入的能力；另一方面，加大财政投入和转移支付力度，以保障相对贫困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可实现性和可持续性，旨在提高脱贫户子女的受教育水平，打破其继承亲代贫困状态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