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1年下半年开始，全球监管政策取向出现分化，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实质性转向应对通货膨胀，部分发达国家因警惕通货膨胀而采取审慎的宏观政策，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政策部门仍然聚焦即期市场与经济表现，随时运用一切可能的政策工具，甚至超预期地加码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中国则接连发出收紧监管的信号，而且力度不断加大，引起市场高度猜想甚至不确定性预期。从智库学者的角度，对中外宏观政策分化不宜做简单的比较，中国宏观政策取向虽然有应对短期经济波动的考虑，但更多的是中长期战略安排。在这个真正意义的战略转型过程中，政策部门的操作技巧必须改善，要加强与市场的沟通，把握时机与力度，尤其要注意对特定政策出台之后各种关联效应的全面评估，把握好政策重心，选择有利的出台时机，密切监测政策出台之后的市场与社会反应，及时回应或补充完善操作细节。面对市场认识分歧，政策制定者应该透过短期数据的蛛丝马迹把握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对于客观存在的市场困惑也需要更加理智的宏观政策预期加以引导。

关键词：全球经济 宏观政策 通货膨胀 经济修复

作者简介：

黄志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中国金融学会理事、研究员。

2021年下半年开始，全球监管政策取向出现分化，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实质性转向应对通货膨胀，部分发达国家因警惕通货膨胀而采取审慎的宏观政策，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政策部门仍然聚焦即期市场与经济表现，随时运用一切可能的政策工具，甚至超预期地加码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中国则接连发出收紧监管的信号，而且力度不断加大，引起市场高度猜想甚至不确定性预期。对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的政策选择，应该是现有理论与经验的惯性延续，未来会不会追随市场变化而相应调整，大家并不意外。但对于中国监管政策取向，一些市场人士却感觉意外。这可能与他们对于决策层着眼于培育中国经济长期核心竞争力的理解有关。

由于缺乏权威解读，市场疑惑始终存在，以至于2021年9月2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不得不强调，中国政府依法依规采取有关市场监管举措，有利于促进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保护消费者利益。中国政府致力于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改革市场监管体制，加强反垄断监管，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最终受益的将是广大投资者、经营者和消费者。针对一些平台企业存在野蛮生长、无序扩张等突出问题，中国政府加大反垄断监管力度，依法查处有关平台企业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初见成效，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稳步向好。从智库学者的角度来观察：中国过去靠什么，比较清楚;中国现在怕什么，必须清楚;中国未来靠什么，要搞清楚。也就是说，对中外宏观政策分化不宜做简单的比较，中国宏观政策取向虽然有应对短期经济波动的考虑，但更多的是中长期战略安排。当然，在这个真正意义的战略转型过程中，政策部门的操作技巧必须改善，要加强与市场的沟通，把握时机与力度，否则会事倍功半，甚至拖延或扭曲战略转型。尤其要注意对特定政策出台之后各种关联效应的全面评估，破旧之前需立新，关闭旁门左道之前必须辟出畅通的正道，不仅要避免“先关了再说”的简单化操作，更要让市场明白政策出台的初衷是什么，把握好政策重心，做好政策出台之前的各项准备，选择有利的出台时机，密切监测政策出台之后的市场与社会反应，及时回应或补充完善操作细节。面对市场认识分歧，政策制定者应該透过短期数据的蛛丝马迹把握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对于客观存在的市场困惑也需要更加理智的宏观政策预期加以引导。

一、怎样判断中国经济政策走势？市场困惑虽属必然，但困而不惑很重要

无论是微观投资主体还是宏观战略制定者，在深入观察经济现实并把握发展趋势方面存在共同需求。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运行虽然日趋复杂，但基本规律清晰可循。然而，步入21世纪以后，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体量不断增大，模式与政策争议日趋激烈。尤其是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全面升级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增长模式、经济结构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而2020年初不期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引发了全球产业链忧虑与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面向中国市场的一些投资者疑惑不断增加，政策研究的认识分歧更加广泛，战略制定者也随之变得更加审慎，因应市场变化而出台的金融政策也充满了争议，短期市场情绪经常困扰着投资决策和战略选择。经济大变革时期，经济主体存在认识困惑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长期陷入困惑之中，甚至出现决策迷茫与方向迷失。怎样做到“困而不惑”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战略问题;既是一个微观问题，更是一个宏观问题。因此，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现实，经济学家必须从中国经济战略投资者与中长期战略制定者的视角，摒弃中国经济观察的过度短期忧虑，努力把握特殊阶段中国经济的本质与趋势，避免“踏错”的方向性错误与“坐失”的机遇性错误。在经济观察实践中，笔者深深感到，辨识中国的市场疑惑，不能就事论事，必须要有全球视野，既要考虑国际经济格局变化中大国经济竞争与合作规律，又要充分考虑趋势投资者的基础关切，用经济行为的本原思维来指导政策制定，借市场专家的经验去设计具体的行动方案。只有认知市场规律才能做到尊重市场，只有及时专业透明的政策沟通才能减少市场疑惑。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部分政治家推动的逆全球化政策措施扰乱了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经济秩序，叠加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国际供应链产业链中断，导致全球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被称之为百年不遇的危机并不为过。面对这场百年不遇的国际经济危机，全球主要经济体和大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都先后实施了超常财政货币政策，虽然最终政策效果还有待历史检验，但持续了一年多的政策措施未来到底何去何从，业界不仅充满争议，市场也充满期待。

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将欧盟看作一个经济体，则中国处于全球第三的位置）之后，不仅宏观经济政策走势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即期货币政策动向也成为影响国际市场的重要因素。2021年上半年发生了一件值得关注的事件，国内外学者和官员热议中美两国在疫情应对方面的货币政策差异，引起市场一定程度的疑虑并带来中国资本市场的阶段性调整。市场公开数据显示：美国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的财年上半年预算赤字同比翻倍，支出激增45%至历史最高;而中国信贷增速与社融增速从2020年下半年均已开始收敛。为此，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经率先复苏，而美国和欧洲经济仍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影响，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采取与美国相反的途径;推论中国人民银行正致力于将货币政策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状态，甚至认为必须提前采取对冲美元外溢效应的政策措施。我们认为这种理解存在过多推演成分，特殊时期的货币政策在方向、节奏和力度把握等方面都会与经济真正复苏的程度相吻合，并在经济复苏趋势不断被确认的过程中逐渐回归正常，不应采取“提前预防性转弯”甚至“急转弯”的政策操作。

就中国经济而言，复苏的基础依然很脆弱，尤其是严重的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部分产业链和供应链受损甚至中断。几经努力，虽然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得到一定程度的修复，但传统意义上的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恢复难度很大，而且疫情控制的前景还不明朗，已有的经济复苏势头难说“确立”。首先，中国疫情防控成效与发达国家疫情反复引致的贸易需求并不能代表中国出口能力的趋势变化。其次，东南亚国家2021年出现疫情反复引起一些跨国公司将工厂重新回迁中国，能否成为稳定性的趋势还有待观察。再其次，虽然对于中国经济复苏成绩应充分肯定，尤其是2021年第一季度数据十分鲜亮，但不能过分乐观，我们不仅要看到2020年下半年开始的出口快速增长具有特定时期的不可比性，更要认识到作为经济增长基础的消费驱动力尚未恢复到疫情之前的常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虽然2021年第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3.9%，但两年平均增长只有4.2%，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增长5.0%。更值得关注的是，市场对2021年三季度甚至全年的消费预期都不乐观。最后，我们一定要清醒认识此次疫情冲击之后经济复苏的难度不同于以往的自然灾害之后的经济修复，甚至也不同于最近几十年发生过的局部地区疫情之后的经济修复。也就是说，在中国经济还处于复苏阶段的情况下，理论和实践都不具备采取“提前预防性转弯”的政策基础。国家统计局也在解读2021年第一季度数据时表示，虽然一季度国民经济呈现持续稳定恢复态势，但同时也要看到，全球疫情仍在蔓延，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国内经济恢复的基础还不牢固，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凸显，发展中又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预期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是持续巩固“稳”的基础、积蓄“进”的力量、守住“保”的底线，保持经济复苏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事实也印证了这种担忧，2021年下半年采购经理指数（PMI）不断走弱，应该是最终消费疲弱导致整体市场需求动力明显不足。

在此特殊的国际经济背景下，考虑到中国经济自身已经进入特殊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现实，中国积极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至少还要在未来两三年保持必要的力度，并集中精力于自己的经济生态恢复，形成积极的消费与投资预期。已有的政策偏好显示出决策层还将抓住国际经济调整的机遇，通过重点投入与积极引导相结合，力争突破重要产业链的瓶颈约束。与此同时，积极主动处理好短期经济纾困与长期信用强化约束的关系，着力化解潜在金融风险。为此，我们在宏观政策理念上应重点关注以下几点：一是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对于中国既是挑战更是机遇，而且这种机遇可能稍纵即逝，宏观经济政策一定要围绕挑战与机遇展开。二是目前中国经济复苏领先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但基础并不稳固，宏观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尚需坚持一段时间，直至经济趋势确认。三是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投资者情绪敏感化（脆弱性）短期难以摆脱，市场预期引导也需要政策层面相对稳定。财经主管部门应该及时准确解读政策信息，降低过度市场波动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二、怎样预期宽松货币政策之后的负效应？中国与世界都在变，即使共识也有待观察

面对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于经济的强烈冲击，从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到新兴市场国家没有人在讨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不要宽松。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披露，2020年全球应对疫情的财政支持达14.6万亿美元，其中救助措施高达11.0万亿美元，恢复措施达2.0万亿美元，其他措施达1.6万亿美元。問题在于：首先，宽松释放出来的资源到底用到什么地方才是最合适的？宽松之后释放的资源用错了地方，就事与愿违。考虑到疫情时期以及后疫情经济恢复时期的特殊性，积极财政政策释放出来的资源应重点运用于以下几个方面：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保障，社区服务，商业生态保持，教育和科研。货币政策的重点是确保市场流动性相对充裕和货币信贷政策精准传导到实体经济。其次，宽松政策要持续多长时间，怎样才能达到经济维护对于宽松政策的刚性需求与防止长时期宽松积累的通货膨胀压力不至于失控？最后，宽松政策退出的时机与方式，不仅要考虑国内因素，还要考虑国际因素;不仅要考虑实体经济与民众的承受与适应能力，还要考虑资本市场过度波动风险。总之，情况紧急而又特殊，宽松政策不得不为之，但怎么用好，怎么退出，始终考验着决策者。

在这个艰难选择与权衡过程中，许多人对于2020年下半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更是忧心忡忡，担心严重通货膨胀即将到来，中国舆论场更是预期严重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必须提前采取措施。笔者认为，虽然经济复苏过程必然伴随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于启动经济复苏过程中超常货币政策可能带来的潜在通货膨胀要保持关注和警惕，但观察者既要看数据也要分析数据变化的基础支持。

观察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对于通货膨胀的易感染性。可以发现这样的现实，新兴市场经济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很容易发生通货膨胀，发达经济体则更容易出现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

据《华尔街见闻》2021年7月17日报道，麦格理的全球股票策略师Viktor Shvets认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科技驱动型的通缩时代，价格会持续下跌。中国虽然在世界贸易组织定义上还是发展中国家，但经济成熟度却远远超过一般的发展中国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面临通货紧缩的困惑多于通货膨胀的困惑。在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影响下，中国既有通货膨胀的潜在忧虑，更有通货紧缩的现实困惑。过早出台对冲通货膨胀的措施，不仅会逆转经济复苏趋势，更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失去难得的战略机遇。

观察市场也不难发现，在疫情之后的经济恢复时期，部分资产价格上涨，虽然有货币因素，但主要是市场对于经济恢复可能产生资源需求增加、企业盈利能力提高的预期作用，当然也有因疫情限制了生产能力、缩减了供给的影响。尤其需要警惕的是，美国国债收益率上行主要反映了一部分市场投资者（主要是博弈短期波动的财务投资者）对经济复苏和通胀预期的乐观情绪。相对而言，美联储冷静得多，认为经济复苏和充分就业仍需时日，货币政策仍将致力于充分就业和经济复苏，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仍需延续。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更是表示寻求让通胀适度高于2%，并称在2022年底之前加息的可能性非常小。他甚至在堪萨斯城联储举办的年度杰克森霍尔经济研讨会上表示，虽然最近的通胀数据“令人担忧”，但以收紧货币政策的方式来应对或许只是暂时的趋势，可能是一个“特别有害的”错误。美国的做法未必一定是政治短视，相信他们采取的措施也是经过政策精英深入评估的，而且市场注意到了美联储专家对于经济复苏政策背景发表的相关专业意见。《巴伦周刊》等专业媒体也认为，虽然物价有可能随着需求复苏和供应链遇到瓶颈而上涨，但产能过剩和受到打击的劳动力市场会抑制通货膨胀。基于对美国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偏好的判断，至少在2022年下半年以前，美联储更加密切关注通货膨胀，深入研究新形势下的通货膨胀，通过不断降低量化宽松力度来积极引导市场预期，但不会采取趋势性的回收流动性和加息措施。

我们不能过分渲染逻辑上存在的美国货币宽松政策的外溢冲击，尤其是对中国的负面冲击到底有多大，这需要认真客观评估。短期内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大宗商品计价功能、国际储备功能、国际支付清算功能）难以动摇，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的国际化还难以改变世界货币的格局，美元超发的部分会大量地被市场所吸收。

市场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5月，亚洲新兴经济体央行的外汇储备达到5.82万亿美元，创下2014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中国的外汇储备升至5年来的最高水平，达到3.22万亿美元;除中国外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央行外汇储备也达到了2.6万亿美元的历史高位。就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影响而言，美元回流的冲击要大于美元外溢的冲击，尤其是对于全球金融市场的外溢影响更是如此。譬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第四轮量化宽松政策逐步退出时，全球市场巨震，黄金成了所有资产中最大的受害者，其次是新兴市场货币。随着美元走强，所谓新兴市场“脆弱五国”（巴西、印度尼西亚、印度、土耳其和南非）货币兑美元也大幅度下跌约18%。还应该看到，美国金融体系的现状不同于2007年次贷危机前，当前的资产泡沫也不同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随着拜登政府重新重视金融监管，美国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影响不宜夸大。

这里还想讨论一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以后，新兴市场面临多次货币危机，尤其是土耳其货币危机的冲击力之大，令市场对于美国和欧盟的前景忧心忡忡，而对于中国提前采取的稳健货币政策赞赏有加，甚至认为是新兴市场的典范。我们认为，中国不能总是拿其他新兴经济体作为参照系，没有任何一個新兴经济体有中国这么大的体量，这么齐全的产业结构，这么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更是没有哪一个新兴经济体的增速与政策变化能够对欧美发达市场产生直接而且巨大的影响。在保持经济影响力方面，没有必要担心会刺激欧美等国际竞争对手。发达经济体急于摆脱困境和转移国内政治矛盾，总是要寻找替罪羊的。不管是疫情“甩锅”中国也好，强势压迫中国开放市场也好，甚至高科技领域对华封锁，均因中国市场巨大。如果是面对一个没有吸引力的新兴经济体，“甩锅”都懒得甩给你。所以，怎样保持吸引力，想办法将现有的牌组合好，把握好出牌时机，国际竞争的胜算几率就更多一点，国际合作也会更顺畅一些。机遇难得，而且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发达经济体一旦度过难关，我们的牌就更少了。错过机遇，后悔莫及。美国之所以大刀阔斧实施积极经济复苏政策，也是因为巨大市场容量，包括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巨大国际需求。美国可以搞超常扩张政策启动经济，而相对较小的经济体就没有这个条件。当今世界可以采取积极扩张经济政策的只有美国、中国和欧盟，既然美欧两大经济体都在积极推进，我们也必须深入思考一下。因此，中国有采取积极主动宏观经济政策的必要性，也有一定的空间和条件。

三、怎样保持经济复苏势头？即期政策应与强化基础政策相结合

应该看到，即使是经济恢复超预期，靓丽的数据也不是唾手可得的。在国际疫情反弹叠加地缘政治压力加大的环境下，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可圈可点之处很多。然而，成绩面前更需冷静，怎样保持经济复苏势头并抓住机遇筑牢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仍然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基于多年的连续观察与2021年的调研体会，笔者提出一些看法与建议。

（一）2020年以来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应继续坚持

虽然全球范围的新冠肺炎疫情趋势总体好转，但病毒变异及其在局部地区反复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受到的冲击仍然无法预测，经济运行全面恢复到疫情前状态尚需时日。面对疫情前景的不确定性，从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到新兴市场国家，虽然一些市场人士对于潜在通货膨胀很关注，但宏观政策部门坚持延续宽松政策已经成为共识。就中国而言，虽然经济复苏领先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但基础并不稳固，宏观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尚需坚持一段时间。2020年以来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应继续坚持，直至经济趋势确认。一是坚持成功的疫情应对模式，依靠技术力量早发现，依靠体制力量早阻断，并努力使防控措施逐步精准化，最大限度减轻疫情反复对于经济复苏的干扰。二是坚持积极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财政政策释放出来的资源应重点运用于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保障、社区服务、商业生态保持、教育和科研;货币政策的重点是确保市场流动性相对充裕，信贷政策的具体措施聚焦于将政策初衷精准传导到实体经济。三是积极主动处理好短期经济纾困与长期信用强化约束的关系，通过加强监管（主动监管作为、改进监管方式）着力化解潜在金融风险。

（二）在美国挑起地缘政治冲突日趋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应该坚持政治斗争与经济合作两手抓

国际政治斗争更多地讲究谋略，积累了几千年的政治智慧是我们的优势，应该充分挖掘与发挥。国际经济合作则广泛遵循市场规律，以积极的姿态维护既定国际规则和秩序，以实际行动努力消除发达经济体对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担忧，最大限度减轻西方发达经济复苏之后对于中国出口替代的压力。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对于中国既是挑战更是机遇，而且这种机遇可能稍纵即逝，宏观经济政策一定要围绕挑战与机遇展开。在发展战略上立足于构建促进国内经济结构升级，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最大限度减少外部极端情景下被“卡脖子”的核心经济体系;在市场策略上立足于构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实现双螺旋上升的政策体系;在技术层面重点打通跨境经济循环的若干堵点与痛点，不断增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市场功能。尤其需要抓住国际经济调整的机遇，通过重点投入与积极引导相结合，推动民用技术的跨国研发并形成免受地缘政治干扰的国际技术交流与交易市场，力争实现非军用核心技术的可靠国际合作，主要产业链供应链不被个别国家操纵。

（三）始终重视投资驱动力，但必须调整政府主导投资的重心

一定的投资强度是不可缺少的，但投资拉动不能过分关注短期经济增长数据，而是要集中于弥补社会经济短板投资，着眼于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基礎设施和重大战略项目，从根本上增强未来国际地缘政治冲突的内在竞争力。

借鉴过往经验教训，对于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一定要加强前期的起点性论证，重视项目实施的技术经济水平拉动效应，中西部地区重大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应同步实现摆脱贫困与生态保护的社会经济目标。调研得到的信息也印证，白鹤滩水电站、川藏铁路等重大工程建设已经探索了相关模式，项目建设过程中凝聚力明显增强，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高，值得肯定和推广。

（四）消费复苏与预期仍有差距，虽然有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特殊原因，但长期消费动能问题也不容忽视

根据国际经验，大型经济体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之后，最终消费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要保持强劲、可持续的消费驱动力，必须深化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可以这样认为，怎样从收入政策层面恢复消费动力，已经成为未来中国经济能否走出“独立行情”的重中之重。为此，应该在修复经济生态的基础上，采取扩大居民收入来源的积极分配政策以形成积极的消费预期，通过消费预期和政府有效引导去改善投资预期，形成市场可预期、资源可持续的内需动力。一是适当调整就业政策，提升居民未来的收入预期;二是政府应该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为居民从事小商品经济等创造条件，为低收入群体创造更多的收入来源;三是进一步调整所得税免征额，改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倾向，同时对于提升人力资本积累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消费支出，予以全额或减半应税扣除;四是必要的消费补贴政策应该精准化，消费券发放应该集中于低收入人群，细化到每张消费券使用的具体时间和家庭，培训、教育等提升人力资本的专项补贴应该与再就业政策相结合。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是，随着疫情好转，商品消费需求虽然还有一定的恢复空间，但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会逐步下降，而服务消费需求不仅恢复的空间很大，且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存在上升趋势。因此，城市发展规划与地方财政税收政策应该着重研究怎样有效促进服务供给的具体措施。譬如，针对制造业升级的生产服务需求，针对在职人员和待业人员的培训需求，针对老龄化社会和“三孩政策”的巨大家政服务及社区服务需求，等等。

（五）国际国内市场环境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企业分化检验着各类微观经济主体的适应能力，深化企业改革迫在眉睫

深化企业改革并非专指国有企业，中国各类型企业都存在组织制度与体制机制亟待完善的现实需求，只有及时全面的企业改革，才能筑牢微观经济基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筑牢中国微观经济基础的重要举措，其中推动国有企业混改的重点是引进有价值的战略投资者，形成科学有效的公司治理和激励约束相匹配的运行机制。怎样从政策上消除民营经济的地位疑虑，从市场规则上引导民营企业增强自我信用约束，从制度上促进大中型民营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对于筑牢中国新经济格局下微观经济基础是十分重要和紧迫的现实任务。

（六）宏观政策制定部门应保持足够的市场敏感性，捕捉和把握政策趋势

持续多年的国际地缘政治的趋势性变化，叠加一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发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及时捕捉并把握相关趋势。从疫情爆发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来看，有几个趋势性的政策思维值得学界和业界重视：一是中央银行越来越重视金融稳定、经济增长，而不是局限于防止通货膨胀。二是全球化仍然是大势所趋，但地缘政治对于全球化的格局与运行方式产生的非经济、非市场性质的影响越来越大，怎样重检传统的全球化策略，以适应未来全球化新格局，是一个现实而迫切的课题。三是国家产业政策是否应该由以行业政策为重点转向以企业政策为重点。非常赞成工信部等部门推出的“加快培育发展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业链领航企业为代表的优质企业”的企业促进政策，鼓励依托优质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或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开展协同创新，加大基础零部件、基础电子元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高端仪器设备、集成电路、网络安全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产品、装备攻关和示范应用。

四、战略投资者怎样透过短期数据迷雾把握中国经济趋势

2021年注定是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史上难忘的一年。历时两年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虽然面临很多不确定性，但随着疫苗与相关药物研发的不断突破，以及公共卫生和防疫体系逐渐适应，疫情转折点日益明显，全球主要经济体陆续进入后疫情可控的经济修复期。之所以在这里使用“修复”而不是用常见的“恢复” 一词，是基于疫情冲击带来了供应链与产业链极度紊乱，已经深刻改变了社会生活方式和经济运行模式，既不同于巨大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也不同于经济危机形成的后果，难以简单“恢复”，只能是艰难的“修复”。换句话说，重大自然灾害过后可以通过投资来恢复经济，经济危机过后过剩的产能在需求拉动下逐渐改善利用率，经济顺势恢复;而这次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虽然也表现为需求制约带来的经济增速下滑甚至是严重的萎缩，短期政策驱动需求扩张也带来了经济支撑，但市场效应的持续期很短，究其原因不难发现，疫情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生态，产业链供应链毁坏严重，若仅靠简单的增加投资尤其是重点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难以达到经济恢复效果，只有深入到微观经济主体，采取积极保护与激励措施，从修复经济生态入手来摆脱困境。比较分析还发现，经济危机对于市场主体的优胜劣汰并不彻底，部分应该淘汰的企业只要挺过难关又可以回到过去的模式;而疫情对于经济的冲击更深刻，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模式甚至社会经济运行模式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一切都不可能简单回到从前。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阶段性特征，许多习惯于用传统经验观察市场的人士，对于短期经济形势判断往往出现“超预期”的结局，由此对未来经济趋势预期也产生认识上的分歧。现实也正是如此，2021年每个季度经济数据公布之后都引起广泛关注，呈现认识分歧，甚至带来一定程度的市场波动。应该说，一些指标与市场预期有一定的差距，既有强于预期的指标，也有弱于预期的指标，所谓“有强有弱”完全与观察者的预期有关。如果充分考虑到疫情与国际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我们预期2021年全年的经济增长数据肯定弱于年初甚至2020年时许多专家的乐观预测。不仅中国是如此，美国经济也不会一枝独秀。然而，作为经济学家和风险管理专业人士，我们始终关注那些不以人们（包括决策者）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环境变化及其带来经济趋势。把握远期挑战与机遇，平衡即期风险与收益，是战略投资者始终要优先考虑的。就中国经济而言，如果抛开主动调整引起的即期数据非规律变化的统计技术原因引起的适时适度微调，充分考虑新时代治国理政新理念带来的深刻影响，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全球地缘政治关系急剧变化带来的经济运行模式变革，中国未来中长期经济政策的底层逻辑是可期的。中美全球地缘政治竞争不会因为疫情缓解而缓解，可能会常态化、高端化，存在意识形态的争端甚至军事领域的竞争，最终的胜负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速度（避免长期相对低速、经常剧烈波动）、经济投入的效率（全要素生产率长期高于对方、避免不可持续的高投入低产出、形成对外部市场的资源依赖）、经济发展的质量（经济结构协调、产业链条完整且不会轻易中断）和经济实力的层级（拥有比对方更多的核心技术，较少被对方卡住脖子的薄弱环节或拥有更多制衡对方的机会）。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经济运行的国家战略轨迹会更加清晰，主动驾驭经济的国家意志会更加坚强，但微观经济领域的市场地位与市场机制也会得到更多重视。与此相适应，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也会随之发生一些趋势性变化。

第一，新的治国理政理念会逐渐反映到收入分配结构上，相应带来整体边际消费变化，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肯定与改革开放的前40年不同。一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驱动力不仅体现在总量上，更多地表现为消费需求结构升级对经济升级的拉动力，亦即供给侧改革动能充分释放（所谓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需求侧拉动与供给侧适时调整的有机结合）。二是建立基础消费资料的本土供应保障体系，努力巩固友好国家的辅助供应基础。三是注重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协调平衡、中东西部地区以及城乡等区域消费适度均衡，引导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行为和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偏好，鼓励有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教育（培训）与文化体育消费，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消费需求。

第二，出于加强国际竞争力基础和长远国家安全考虑，经济结构面临新一轮调整，第一产业会进一步巩固，第二产业会趋势性加强，由此引起第三产业占比会相应降低。一是确立更加精准的广义农业战略，确保粮食安全和农业产业链的伸展与加强，生态改善和水旱灾害减轻，相应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建设、战略农产品储备体系建设、传统意义的农产品加工以及现代意义的农产品深度开发的工业（医药）材料化趋势、重点水利与环保工程建设、中西部地区乡村振兴的基础设施建设（居住点建设与住房提升、道路、清洁水、污水处理、电力与通讯、医疗与教育）等等将成为清晰的战略重点;二是重新认识探矿与采掘、坑口初选与近域工业中心精炼等第一产业的重要意义，与广义农业一同构成前所未有的大国经济总量与结构稳定支撑;三是发挥制造业体系健全的优势，通过加速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重点是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填补发达国家已经丧失能力的市场空缺，通过加大研发投入与重大技术集中公关，缩小高科技产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第二产业由体系健全优势向保持体系优势基础上的结构升级优势转变，由此将引发投资结构的相应变化;四是第三产业中金融业与房地产业面临趋势性转折，生产服务领域、家居服务领域、人力资本积累领域（大健康与大教育）将迎来快速发展时期。

第三，在地缘政治冲击和全球化呈现新特征的条件下，出口目标市场呈现多元化，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成效逐渐显现，亚洲市场和欧洲市场占比稳步提升，非洲与南美的市场价值得到深度挖掘与积极拓展，北美市场占比相对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国际经济融合也呈现前所未有的新格局。一是新的阶梯开放战略：第一阶是海南、大湾区的横琴与前海、上海的大浦东开放，在全面对接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市场规则的基础上，为未来新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模式进行积极探索;第二阶是京津冀与已经规划完成的既定战略区域开放，以开放市场、引进资本、提升产业、培育企业的国际适应力和国际竞争力为重心;第三阶是“一带一路”相关城市开放，以市场融合为重心，增强市场凝聚力，削弱“脱钩论”的经济基础或使恶意操作“脱钩”的政客明白感受其中的代价。二是多元进口与多元出口适当分离的外贸战略：单一世界贸易组织无法满足中国对于国际贸易稳定与安全环境的需求，未来不排除有更多的多边贸易协定与更多的双边贸易安排;在贸易协议谈判中不再强调简单意义上（或单一经济体之间）的进出口平衡，而是突出不同市场主体与中国需求和供给匹配性;不再追求貿易排名，更多地关注中国需求与中国供给优势的发挥。三是推进真正战略意义的国际国内经济双循环，而不是将“双循环”作为应对短期地缘政治压力的权宜之计。其战略核心并不在于形式上的“双向”与否，而是强调对外扩大开放稳定市场预期，对内顺畅循环提升运行效率，内外有机融合降低干扰波动，真诚互补共赢以期久久为功。国际国内的投资者不应该低估中国双循环战略的深远影响力及其潜在市场机遇，更不应该将其作为短期策略或政治口号来对待。

参考文献：

1.黄志凌：《困而不惑——辨析中国投资与金融疑虑》，人民出版社，2021年。

2.王一鸣：《准确把握“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人民日报》，2021年5月10日。

3.黄志凌：《宏观政策取向应有利于经济生态恢复》，《经济日报》，2021年5月20日。

责任编辑：谷 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