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蕙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在县城上班。那时周末还没实行双休，我们只在周日这天才能等到父亲回家。父亲进门后，院子里的花花草草都明亮了起来，大人孩子的脸上都挂满了笑容。父亲在每月初的第一周把工资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来交给爷爷奶奶。我们姐弟三个抢过他自行车把上挂着的黑色人造革提包，一股脑儿倒在炕上，立刻有红红的大苹果滚了出来，还有金黄的橘子软糖、儿童画报、小人书，打架似的分抢后，飞快地跑出门向小伙伴们炫耀。但是，这天最开心的人，还是母亲。

当时，家中院里院外都种着许多太阳花，五颜六色，如锦似绣，一朵朵使劲地张开。阳光愈强，花开得越艳。但在早晚和阴天时，它们会将花朵闭合。母亲也一样。平日里，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留守农村，终日面对旧式家长作风十足，传统刻板、不苟言笑的爷爷奶奶，并无多少笑声。这天，见到父亲，她才会开花，像个恋爱的小姑娘一样快乐。

当日的午饭，也是一周中最丰盛的，杂粮米饭换成了白花花的大米饭，攒了一周的鸡蛋，舍不得摘的嫩黄瓜、嫩豆角，都变成一盘盘美味佳肴端到了桌子上。记得有一次，邻居家送来一盘煮熟的驴肉，还冒着丝丝香气，但母亲只给爷爷夹了一块儿，就放到了我们蹬着板凳也够不到的饭橱的最高处。“小孩子长大了有的是好吃的，等你爸回来了一起吃。”我们只好伸长脖子看看、嗅嗅，咽回一口又一口的口水，将长大成人或是父亲回家这两件并无关联的事情联系到一起，流着哈喇子进入有肉的梦乡。

吃饭时，母亲的眼神一直随着父亲的筷子上下跳跃，看他哪道菜夹得多，哪道菜没伸筷子。父亲撂下筷子，走进另一个屋子。母亲跟了进去，进去了又探出身子招呼我们。她让姐姐掏卷子，找分最高的。“背呀，二丫，背《乌鸦喝水》，背得挺熟的嘛，快，快，背给你爸听。”年仅三四岁的我站在屋子中央，摇晃着小小的身子，模仿收音机“小喇叭”节目中孙敬修爷爷讲故事的语气背了起来，夸张地做着各种表情和动作;弟弟被母亲拎起来，骑到父亲的脖子上。父亲开心地哈哈大笑，母亲也笑。如果父亲不笑，母亲即便笑了，也会即刻停止。这样的欢乐一直持续到父亲离家。

父亲出门上班，总要装上母亲为他备好的衣物，母亲缝的。白天上工忙，腾不出工夫，那些衣物多产生在深夜，随着缝纫机的脚踏板一踩一晃转出来，抖展于昏暗的灯光下。旧衣自然也会浆洗洁净，大瓷缸倒上热水来回熨，水凉了就换。母亲可乐意让父亲整洁地出门啦。有一次，她将一副绣了红梅花的鞋垫装进父亲的包里。姐姐见了，欲言又止，眼里含着泪珠离开了屋子。这副鞋垫，我和姐姐目睹了它從几块碎布到变身一件精美艺术品的全过程。姐姐之所以情绪激动，是因为这双鞋垫上面的梅花，是母亲用心血加鲜血绘成的。一双薄薄的鞋垫，貌似简单，实则不易。先要用糨糊把几层旧衣服粘在一起晒干形成层布，再用报纸剪好鞋垫样子，按在层布上画出来剪好，用布包了边，在上面依个人喜好画上各种各样的图案，这才拿出绣花线一针一线地纳起来。有一度，流行将一双鞋垫合在一起纳，完工后再用刀割断绣在两层布之间的绒线，分成左右两只图案相同、花样相向的鞋垫。被割开的鞋垫软硬适度，摸着毛茸茸的，穿起来格外舒服、吸汗。母亲刚完工的这双梅花鞋垫，就是这样做的。但在分割时，刀子不小心划破了她的手心，鲜血立刻汩汩地流了出来，大滴大滴落到梅花上，朵朵梅花瓣洇开来，分不清哪是鲜血哪是花瓣。整个鞋垫染成了红色，母亲的手还在血流不止，吓得我和姐姐大哭起来。母亲镇定地拿起一块旧布片堵住了伤口，告诉我们不用害怕，过几天就好了，叮嘱我们不要告诉父亲。

父亲上班走了，对母亲来说，相当于太阳躲到云层里，但生活还是要继续的。七十年代的北方农村缺煤少柴。冬天，很多家的屋子像冰窖一样寒冷。早晨睁开眼，玻璃上挂满了厚厚的冰霜，洗脸盆里的水带着冰碴儿。张开嘴，轻轻一哈，眼睫毛立刻结了凉丝丝的冰，需要使劲眨一下眼才能化开。被窝里残存的温热成了唯一的暖，起床变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母亲却早早地起来了，借着天边的一点光亮来到院子里，用菜刀戳开水缸里的冰，再抱了柴火来到厨房。“扑哧”一声，母亲划着了火柴，灶膛不一会儿就变得明亮起来，母亲先刷锅、烧水，将家中的几个暖瓶灌满后，开始煮饭。饭煮到七八成熟时，母亲开始喊我们起床，边催促边拿起我们的棉衣棉裤堵在灶膛口，逐一烤得透热后再塞回我们的被窝里。我们姐弟三个嘻哈打闹着穿好衣服要下炕时，母亲又一趟趟出入屋子，拿进来一双双早在灶膛前烤着的棉鞋，再掀开褥子，变戏法似的找到昨晚炕在褥子底下的鞋垫。这招真绝，我们三双小汗脚，疯跑一天后，鞋垫透湿，经过这一夜热炕的烘干，穿到脚上，那种舒服和温暖的感觉真好，忍不住使劲跺两下，来到厨房，端起母亲煮好的热乎乎的早饭。

白天，母亲料理完家务，就和我爷爷一起一人扛着一把搂柴火的耙子，推一辆手推车出门拾柴火。唐代元稹有诗云：“……落叶添薪仰古槐。”我的老家由于盛产板栗，同样的落叶添薪，但仰仗的是栗树叶，富含蜡质，比槐树叶耐烧许多。但栗树大多长在山上，拾柴火是一件难事。那时实行封山育林，家家都没柴烧，要想拾到栗树叶，需要大清早就去占地盘，用落叶圈起，从四周向中间搂。家里劳动力多的，一齐上阵，各自分工，抢占了离家近、地形平整、落叶最厚实的地方。爷爷和母亲只好走得更远一些，有时要走上七八里地，爬上很陡的山，才能找到一片落叶较多的地方。有一次，放学后的我们饥肠辘辘，左等右等不见母亲和爷爷回来，只好去找。天渐渐黑了下来，山路变得模糊，远处的林子里不时传来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鸟兽叫声。我紧紧拉着姐姐的手，踉踉跄跄地往前走，差点哭出声来。好大一会儿，似乎有两辆手推车在向前滚动，车上黑压压的东西垛了老高，根本看不到后面推车人的影子。我带着哭腔喊了声“妈——”，居然有人答应了，真是母亲。母亲停下来，抬起袖口擦着额头的汗，她的面前停着一个高高的栗树叶垛成的柴火垛，高度相当于她的两个身高。

多年以后，我曾问过母亲：“柴火垛那么高，你是怎样看路的？”母亲说：“基本不看路，有时看看脚底下，但不能总看，会头晕，只能跟在你爷爷后面，凭着感觉往前走。”母亲的口气云淡风轻。我闭上眼睛，怎么也忘不了童年记忆中用手推车推着高大的柴火垛一步一步往前移的矮小的母亲。

母亲长相俊美，但个子矮小，站到将近一米八的父亲面前显得很弱小，似乎一阵风就能吹倒。母亲在村里当过妇女主任兼村医，还在邻村的小学做过民办教师，名字经常出现在村里的大喇叭中，是个家喻户晓的能人。繁重的诸多勞作，让她无暇顾及自己的穿着打扮，显得有些沧桑。

我十三岁考入县一中后的第一个秋天，母亲怕我住校想家，趁来县城二姨家走亲戚的空跑来看我。在喧闹的学校操场边，母亲从自己缝制的花布兜子里取出一包我最爱吃的油炸饼塞到我手里，引来无数年轻好奇的目光。我窘红着脸催促母亲快走，之后，独自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哭了起来。我想母亲，心疼母亲在家的辛劳，又怨恨母亲，为什么是这副土气贫寒的形象，为什么来学校看我不打扮一下。

父亲和母亲的婚姻是大舅妈撮合的。大舅妈是我奶奶的侄女，我母亲则是她的小姑子。那年，大舅妈来家拜年，看到了她的已长大成人的表弟（也就是我父亲），眼睛直了好大一会儿。小伙子个儿高，白净，五官清秀，眉眼间透出一种文气，将来或许会有出息。肥水不流外人田，大舅妈将她的小姑子介绍给了表弟。事实证明大舅妈的眼力不错，两个人认识没多久，父亲考上了邻县的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县城机关当了干部;母亲则继续留在家中务农，坚持了十几年。

八十年代末，父亲这个家里的太阳更大更亮了。父亲给母亲争取到一个农转非名额，母亲的身份由农民变为城镇居民，找到工作挣了工资，全家搬到了县城，结束了只有周末才能和父亲相聚的日子。此时的母亲没农活可做了，闲下来的时间长了，落在父亲身上的目光就更多了，成了名副其实的太阳花，花开花落全凭父亲。她说话时总先看父亲，无时无刻不在渴望从父亲那里得到关注和认同，长久以来形成了习惯。

青春期的我，叛逆而任性，偏激的话语一说一箩筐。母亲听了总是批评我，边批评边看父亲的脸色。如果父亲不以为然还好，如果父亲的脸阴着，她就会更起劲地批评。我很生气。有时去同学家玩儿，看到同学的母亲任性地与自己丈夫撒泼吵架的场面，突然间就生起羡慕来，觉得那才是正常夫妻该有的状态，而我的母亲，在父亲面前这般讨好，辛苦而又小心，是不是太卑微了呢？真正的爱情应该是平等和留有自我的，像母亲这样唯父亲马首是瞻，丝毫没有不适和反抗，有什么意思呢？读了琼瑶的小说《菟丝花》后，我甚至一度觉得母亲就是那株没有自我，必须缠绕在父亲这棵树上才能生存的菟丝花。

父亲天生文艺气息浓，凭着上中师的那点底子，吹拉弹唱样样都能拿起来，但水平只是业余。母亲却是不管听得懂与不懂，总是一脸崇拜地看着父亲。一家人看电视剧《上海滩》，我们赞叹“发哥”长得太帅了，叶丽仪唱的主题曲也真好听。母亲说：“我看不如你爸长得俊，歌也不如你爸唱得好听。”我们笑得肚子疼，我直接把刚喝进的一口水喷了出来。

我估计，母亲一定在心中支了一个画板，日复一日地描画着父亲和我们姐弟三个的身体五官长相，包括头发丝都没放过。“你大姐的手和你爸的长得像，手指细长;你是脚像你爸的，脚背不高不低，五个脚趾齐整平滑地斜下来了，好看。”我说：“还好看呢，早被高跟鞋挤压得不成样儿了。”“唉！个子要是也随你爸多好，又瘦又高，就不用穿高跟鞋了。”待我们各自都成家有了孩子后，她又把孩子们也加进来，今天说这个长相像爷爷，明天说那个脾气和姥爷一模一样，孩子喜欢音乐也是姥爷的基因好。所有的好都记在了父亲头上。

爱情是双方面的，我没有问过父亲的感受。但我确信风花雪月的涟漪无论如何也抵不过四十几载时光的河流里开出的花，抵不过当年农村山路上那个只相当于半个柴火垛高的身影，还有那双带着母亲鲜血的温热至今的梅花鞋垫。

前年初秋，刚过完七十六岁生日的母亲服药过敏，患上了严重的末梢神经炎，双脚疼痛、麻木，即使泡在热水盆里或焐在暖脚宝中，也会感到钻心的寒冷和电击般的疼，整夜整夜不能入睡。父母起初瞒着我们，只是父亲带母亲去了医院，买了一些药服用。后来时间长了，母亲的病不但不见好，还越来越重，才让我们带着来到市内的大医院寻医问药。

医院的长椅上，母亲低歪着头，脸色蜡黄，双目紧闭，额头上冒着细密的汗珠。我紧挨着母亲坐下，握住她的手，试图分散和消解她的痛苦。办完入院手续回来的父亲，拉着母亲的手来到了病房外面一处僻静无人的长椅上，小心地脱掉母亲的鞋子，将她的一双脚放到椅子上，两手握住轻轻地按摩开来。

阳光普照，园子里的花儿开得正盛。深陷疼痛中甚至脸有些变形的母亲没心思看。她的眼里只有父亲，父亲将她的两个瞳孔塞得满满的，容不下其他东西。甚至连自己那双被揉搓的脚都没地儿装。

[栏目编辑：马国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