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红叶

文化记忆是特定群体在特定时期所产生的集体记忆，其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是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精神纽带。通海洞经音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于2008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蕴含丰富的文化记忆。本文通过对通海洞经音乐的文化记忆及内容进行总结与分析，旨在进一步认识和了解通海洞经音乐文化记忆在其传承发展、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一、洞经音乐简介

洞经音乐历史悠久，因谈演编撰于南宋时期的道教经文《文昌大洞仙经》而得名。道教经书分为三洞，即洞真、洞玄、洞神，故道教经书也被称为洞经，演奏唱颂经书中诗赞的音乐，便被称为谈演洞经音乐。其主要流传于四川、云南等地，是一种融合了“儒释道”三教音乐特色的地方音乐品种。洞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大致经历了5个阶段，初传于南宋谈演《文昌大洞仙经》等道教经文中的音乐；元朝、明朝时期渐盛，洞经音乐因汉族的移民迁徙传播开来，并与各地独特少数民族文化相融合，逐渐形成带有地域特色的洞经音乐文化；清朝、民国时期发展至鼎盛，谈演洞经成为人们修身养性、净化心灵不可缺少的仪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洞经谈演停止活动，趋于衰微；沉寂三十多年的洞经音乐自改革开放后逐渐复苏，并开始收集、整理洞经音乐，文艺理论界也从多视角对其进行研究，进入了重振阶段。

二、文化记忆概念的阐述

扬·阿斯曼认为“所谓的文化记忆就是由特定的社会机构借助文字、图画、纪念碑、博物馆、节日和仪式等形式创建的记忆，相关的人群不断重温这些记忆，并且形成不同的文化身份认同，即确认‘这是我们’或者‘这不是我们’”［1］，并将文化记忆概括为“包含某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向系统、仪式系统，其‘教化’作用服务于稳定和传达那个社会的自我形象。在过去的大多数（但不是全部）时间内，每个群体都把自己的整体性意识和特殊性意识建立在这样的集体知识的基础上”。

由此可见，文化记忆打破了时间及空间的限制，通过多元媒介，如文本、口述、影像、仪式等物质媒介或非物质媒介，记录过去、延续现在、沟通未来，具有连续性。文化记忆是主体根据现实需求对过去记忆进行整理建构，加工为适宜现代及未来发展的指向性记忆。文化记忆主体通过对客体的反复建构，得到更加深入的认知，并成为习惯记忆，侧面保证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达到集体认同、文化认同等境界。在科技发展的今天，文化记忆已不止是记忆主体所特有的了，生产文化记忆产品、体验消费等方式，使更多人可以参与到文化记忆建构和传播中。［2］

三、通海洞经音乐文化记忆的内容及解析

通海位于滇中南地区，南有秀山，北临杞麓湖，景色宜人，环境优异，适宜人类居住。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人群在杞麓湖畔居住，直至唐南诏国时期，设通海镇，开启通海人文历史；宋元时期成为滇南军事、政治重地；明清时期走向繁荣，经济发达，文化多元，素有“礼乐名邦”“秀甲南滇”“冠冕南州”的美称。通海洞经音乐依托通海县依山傍水、交通便利、礼乐繁荣的文化生态环境，由历代文人提炼出通海人民日常生产生活及花草树木等生命元素创作出极具地域风情的音律乐曲，将通海各朝各代的历史风貌、人文地理、民风民俗等展现得淋漓尽致。

来自大江南北的音乐文化随着人们的迁徙或驻军等流入通海，并与本土古乐相结合，成为通海洞经音乐贯穿南北独特的音乐文化记忆。通海民族古乐萌芽于新石器时代人们因丰收的喜悦或自然的馈赠而禁不住大声喊叫、手舞足蹈。通海一直为水陆交通要塞，唐代成为沟通南北及中外的水陆交通枢纽，为吸收南北音乐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汉人与通海土著民族的往来越来越多，汉族音乐、北曲南调等随之进入通海，为通海古乐注入新的色彩。明朝初期，江南子弟的西征和北方军队的南下，携家带口，落户通海，将大江南北的传统习俗及音乐艺术完整传承下来。每逢佳节，便演奏江南丝竹之乐或演唱北方铿锵歌曲，欢庆节日，互诉思乡之情。明末清初，因大西军进驻通海，作为军歌的陕北秦腔也被广泛传唱，后又发现通海境内已有昆山腔、弋阳腔、高腔等声腔的流传。通海洞经音乐的文化记忆包含了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独特记忆，记录了新石器时期通海原住民的悲欢离合、唐宋元三代通海社会的发展、汉人的迁徙与当地民族的交融过程等，保留了南北传统习俗、音乐仪式等，传达了军民们对故乡的思念之情，为来自大江南北落户通海的人民提供了通过音乐悼念祖先、回忆故里的机会，也成为人们了解通海历史文化的窗口之一。

北宋时期，在秀山修建了佛教建筑涌金寺，后又相继建立玉皇阁、三元宫等道教建筑，佛、道两教的音乐逐渐在通海流传开来。明朝时期，《大洞仙经》传入通海，先辈们尝试用古乐曲谈演此经文，通海洞经音乐谈演活动由此开始。元代时，通海文庙建成，儒家思想影响范围逐渐扩大，祭孔礼乐活动日渐流行。“儒释道”三教文化开始成为人们礼乐演奏的主题，为通海洞经音乐的文化记忆注入深刻内涵。

通海洞经音乐继承了道教音乐的表演礼仪，其谈演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中所载的“凡诵经，当斋沐，服清净衣，入世焚香，叩齿九通，心拜九天，存想元始天王与诸高真，七曲大帝开化仙宫，迂临法会，皆列虚无，然后念咒。”与道教音乐礼仪程序基本相同，其文化记忆将道教音乐中的仪式规范较为完整地流传下来，为后人认识和了解道教音乐的原始面貌提供了可能。通海洞经音乐谈演的经意与道家经文祈禄嗣、祈风雨、致田蚕、除瘟疫、治疾病、拯济沉魂滞魄、息群凶、保性命等寓意息息相关，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其文化记忆成为从古至今人们祝福祈祷、祈求上天保佑的心灵依托。

佛教音乐对通海洞经音乐在曲调编唱方面有较大影响，例如在《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中的《平座赞》明确提出要使用佛家的“梵音”吟唱表现，《吉祥咒》中则将佛教音乐中的“净妙音”“梵音”与洞经音乐中的“檀炽钧音”相等同。应用于佛教音乐中的木鱼、铜磬等乐器，融入江南丝竹音乐的伴奏中，创新为独具特色的通海洞经音乐经曲。［3］其文化记忆将通海洞经音乐所吸收的佛教音乐展现出来，并在与其他音乐的融合中，焕发出新的光彩，发展了自身的同时传播了佛教文化，使佛教文化得以在“礼乐名邦”通海留存。通海洞经音乐的“谈演”也来源于佛教文化中的“谈经”，佛学文化认为音乐的功能在于“宣讲佛理，开导众心”，其文化记忆将佛学文化关怀人生、慰藉心灵、道德教化、引人向善等作用传达给民众。

儒家的“礼乐治国”思想从“大理国”开始就一直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治国真理，在礼仪规范方面，通海洞经音乐不仅继承了道教的礼仪程序，还对儒家“三纲五常”极为推崇。“百善孝为先”的儒家思想，也在通海洞经音乐中敬天祭祖的唱词中有所表现。儒家经典作品对通海洞经音乐谈演内容的创作有着深远影响，其中对政通人和的太平盛世、金榜题名、荣归故里等场面的描写，充分体现着儒家文化在通海洞经音乐中的主导地位。[4]其文化记忆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完善，继承精华、去除糟粕，将儒家倡导的忠孝仁义、家和万事兴的理念体现出来，从而起到普世性的教化作用。在祭孔音乐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古琴、编磬等乐器的融入，使通海洞经音乐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儒家音乐所主张的“善与美、仁与乐的统一”“礼乐并重”“乐通伦理”等思想从古传播至今，其中蕴含的“消解对立、和谐统一”“感知民心、团结民意”“陶情养性、移风易俗”等教化作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众。

通海洞经音乐将“儒释道”三教传统思想及音乐功能凝练转化，道教音乐庄严大气的音乐风格为通海洞经音乐的高雅空灵奠定了基础，其严谨的礼仪程式造就了通海洞经音乐创作规范的优点。佛教文化充实了演奏的特色，带来通俗易懂、便于宣传的谈演方式。儒家思想为通海洞经音乐注入思想内涵，成为具有教化功能的实用性音乐。三教互相弥补、和谐统一，促进了通海洞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

“儒释道”三教思想对民间社会的影响，为修贞女子学习洞经创造了机会。女子们勇于摆脱封建思想、坚定追求人生理想、无私奉献社会的精神成为通海洞经音乐文化记忆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之一。即使在民主思想逐渐深入的民国时期，上流阶层仍坚持着“礼不下庶人”的清高，离不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修贞姑娘学习洞经古乐依旧困难，但她们毫不畏惧，勇敢表达，积极追求女性的自由解放，终赢得谈演洞经的权力。在经过18位妙龄女子的不懈努力后，“妙善学”女子洞经音乐于1947年正式成立，成为云南唯一一个全女子洞经音乐学会。修贞女子们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立志终身不嫁的叛逆之举，在封建传统意识深厚的“礼乐名邦”通海引起了巨大关注，但其凭借端庄的服饰、规范的礼仪、优雅的嗓音、娴熟的演奏，最终得到了众人的肯定，谱写了通海洞经音乐的崭新历史。“妙善学”女子洞经音乐所产生的文化记忆记录了女子们冲破封建礼教，挣脱爱情、婚姻等束缚，追求音乐艺术的真谛，实现人生价值的美好景象。她们勇敢坚定、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永世传唱，其礼乐叛逆行为为社会进步贡献的力量需要被人们铭记。

综上所述，通海洞经音乐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及文化内涵，是新石器时期至今通海人民生产生活的艺术提炼，其文化记忆既包含了本土文化又吸收了部分南北方优秀传统文化；既传承着“儒释道”三教思想又推动着通海“礼乐名邦”的社会进步等。通海洞经音乐作为记忆载体，将过去发生在通海的历史事件、社会文明、民风民俗等传承并展现出来，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进步完善，成为符合当代社会发展要求的优秀文化，为未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四、通海洞经音乐文化记忆的价值及意义

文化记忆是特定群体在特定时期所特有的集体记忆，是其传统和历史的留存与积淀，是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精神纽带。通海洞经音乐作为文化记忆的载体，将新石器时期通海古乐的萌芽、民族迁徙时期南曲北音的传入及融合、“儒释道”三教文化影响下的繁荣发展及冲破封建思想的全女子洞经音乐学会的建立等历史完整记录下来，代代相传至今，为后人认识和了解通海洞经音乐奠定基础，并为通海历史、通海音乐历史、社会发展、文化传承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与帮助。其文化记忆中蕴含了从古至今通海人民的集体情感、民族精神等，通过音乐将过去的记忆及情感传达给当下的人们，有利于从感性方面调动人们学习和传播通海洞经音乐的积极性，助益于其传承与发展。通海洞经音乐作为具有贯穿南北的音乐曲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内涵、“礼乐名邦”的仪式规范等的独特艺术，也将吸引众多国内外学者及游客来当地亲身体验音乐文化的熏陶，扩大通海洞经音乐的影响力，成为宣传通海的一张名片，有助于文旅结合，传承文化的同时获得经济效益。

通海洞经音乐文化记忆中蕴含的超越、勇敢、团结、善良等美好品质，是帮助人们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不可或缺的精神要素。“儒释道”三教所倡导的“礼、义、仁、和”等思想内容对人们具有一定的教化作用。通海洞经音乐文化记忆包含着通海各民族的历史、风俗及传统，展现了其音乐文化及思想感情，能够唤起人们的集体记忆及归属感，增强对本民族及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推动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对话，助益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及审美认同等的形成，对促进民族团结与进步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发挥这种对民族、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认同力量，有助于促进人们自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高自身精神素养和道德修养，追求安居乐业的和谐生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

五、结语

通海洞经音乐是我国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其吸收南曲北音、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注重礼仪规范等的文化记忆，对自身的传承与发展、通海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等具有重要价值及意义，是“礼乐名邦”通海宝贵的精神财富。希望今后能充分利用通海洞经音乐丰富的文化记忆，助益其自身的传承与发展、人们精神及道德修养的提高、集体归属感及文化认同感的增强、民族团结与进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等方面，使通海洞经音乐绽放出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