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占先 王希楠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由唐末至清末延续千年。它以个人或家族聚居、读书、藏书、讲学、聚徒为起源，在发展过程中广泛借鉴吸收了官学与私学的有益经验，逐步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比较成熟的制度。一方面，它对古代教育体系进行了由下而上、自发积极的补充完善，成为封建社会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对儒家学术道统产生了不可或缺的承继作用，引导着社会价值取向与道德风尚。学规是书院办学育人的指导性条例，对书院的建设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书院多由不同的民间力量筹备或注资而成，并且社会背景不同以及所聘院长学术主张不同，学规的具体内容往往呈现多元化的特征与不断拓展的发展趋势，学规既指导着书院的教育教学，又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更新衍化、趋于完善。

宋初，在南唐庐山国学的旧址上建立了白鹿洞书院，但其在北宋时期的办学时间断断续续，整体而言较为短暂。“白鹿洞书院在北宋的三段历史中，第一段只有7个年头（976—982年），第二段没有教学活动的记载（‘咸平中有敕重修，其后沦坏日久，莽为邱墟’［1］253），第三段自皇祐五年孙琛重建至皇祐末（1053—1054年）毁于兵火，仅有两个年头”［2］39。南宋时期由朱熹兴复，自此名扬四海。

宋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今江西省庐山市）。到任不久即主持开展白鹿洞书院兴复事宜，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张贴于门楣之上，供师生日省日新。他点明了从古到今应贯彻的教学目的：使人通晓义理，修养身心，推己及人，是对当时为科举而读书、以功名为出路的政治与教育风尚的一种拨乱反正，要求培养德才兼备的经世致用之才；以“五教之目”明确了教学内容，以“为学之序”指明了学习顺序，以“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细化了“笃行”的实践路径。《白鹿洞书院揭示》将儒学道统贯穿始终，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教育指导思想。宋淳祐六年（1246年），宋理宗下诏将《白鹿洞学规》立于各州府县，该学规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承认与支持，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大范围影响了其他及后世书院的学规制定。

一、复兴儒学道统，争夺意识空间

佛道在宋朝具有广泛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以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为出发点，延续了隋唐兼收并蓄、多道并行的宗教政策，稳定民心、巩固秩序。宋朝历任皇帝多次公开表达对多教并行的支持态度，佛道思想风行，并对社会体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儒学作为封建统治唯一正统思想的地位受到冲击，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生存空间被佛道挤压。“今老佛之宫遍满天下，大都至逾千计，小邑亦或不下数十，而公私增益，其势未已。至于学校，则一郡一邑，仅一置焉，而附郭之县，或不复有。”［3］531

宋朝理学家主动地参与建构儒家体系，力图以儒学复兴运动扫清障碍、重塑道统。朱熹与吕祖谦在合编的《近思录》中专门列出“辨异端”一节，记录了张载、程颐、程颢等人的观点，以儒家价值体系为标准划分得出异端邪说，指出佛老之说迷惑世人尤甚。他在《中庸章句序》中正式提出了“道统”概念，对儒家学派的传承进行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建构，以上古时期的尧舜禹作为道统发端：“自是以来，圣圣相传；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既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4］14圣人之学后传及孟子，至程颐、程颢，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阶段性与明确传承者的儒家学说传道谱系。

“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究圣贤之经训。所著书皆行于世”［5］158，朱熹致力于挖掘与传播圣贤经训的精神内核，以实现儒学道统在社会主流思想中的弘扬与普及。道统只有与学统融合，才能在代代相传中长盛不衰；而学统只有与道统融合，才有深厚的思想底蕴作支撑。在官学衰颓、科举功利的形势下，理学家纷纷以书院这样一种民间教育组织作为主要阵地，著书立说传道授业，以儒学道统为统领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实现了与佛道学说的对抗，推进了儒学的持续发展与广泛传承，又在讲学与会讲的过程中不断磨砺完善了自身的理论体系，反哺了学派的观念建构。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即是道统与学统融合发展的典型经验。他将传道视角民间化，通过书院特有的组织形式，将从文字典籍中挖掘出来的儒家道统与精神实质传播落实到学子的日常德行实践中，进而对周边民众民风潜移默化地施加影响，进一步实现了儒学与相对普遍的教育事业的紧密结合，为道统催生了更丰厚宽广、更鲜活世俗的生存发展空间，也为学统提供了牢固的理论支撑。

二、重视道心培育，强化伦理道德

孟子有云，“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6］50。在满足衣食住行的物质需求基础上，必须重视精神文明层面的建设，强调以教育教化为手段宣扬人伦理念、稳定社会秩序。董仲舒集前人之大成，以《春秋繁露》为阵地对三纲五常进行了系统论述，建构了以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为主干，从国到家、从宏观到微观的社会普遍伦理秩序，进一步确立了封建宗法等级体系；以“仁义礼智信”为个体道德准则，推动了个体自觉的道德追求与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朱熹进一步发展了儒学伦理，明确了“人心”与“道心”之别，“人心便是饥而思食、寒而思衣底心。饥而思食后，思量当食与不当食；寒而思衣后，思量当著与不当著，这便是道心”［7］847。心本是一体，出现人心与道心之分在于个人心理倾向与行为取向的不同，应欲求而为是人心，顺应义理道德是道心，主张以道心统领人心、制约人心，既是对先贤圣人之为的积极靠拢，又是对饱食暖衣逸居有教的社会愿景的细化，对纲常伦理、理想人格的自觉追求。

《白鹿洞书院揭示》充分体现了朱熹的道心思想，要求发展道心、制约人的自然欲求，顺应义理、遵守既有的等级秩序。他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开篇立论，作为白鹿洞书院教育的核心内容，旨在以书院为精神传承基地、道心弘扬阵地，以五教立学，以五教立人，以五教立世。道德作为中国古代至关重要的精神命题，具有多元化的丰沛意义，但其外显的、普遍的伦理架构是相对稳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封建社会、等级社会、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国中以君为尊，家中以父为尊，通过尊卑等级的确立理顺整个社会关系网。君臣是最核心、最不容动摇的秩序构成，父子、夫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基本组织单位——家庭，长幼是家庭秩序的进一步补充完善。小家之外尚有无数的人情往来，多以朋友相交，讲究以诚待人、以信待人。如此，上下尊卑、礼义廉耻等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纵横交错的社会脉络完全纳入了道德体系的范畴，可见其中浩荡的统治思想与普泛的哲学观念。《白鹿洞书院揭示》以学规的形式对学子提出明确要求与殷切希望，要求坚守道心以实现对道德的自觉追求与遵循，要求在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同时成为封建统治的自觉拥护者。将抽象化的道德经义、形而上的道心理念融入个人的教育观中，落实在具体的书院教育实践中，是对传统儒家精神的时代创新。

三、修正治学作风，引导探索真理

鉴于唐末藩镇割据、政局混乱的惨痛教训，宋朝建立政权后采取了重文轻武的统治策略，并逐步建立了层级分明、颇为完备的官学管理系统。中央设立国子监、太学，地方设立州学、县学。科举作为连接朝野的重要通道，成为宋朝基础的社会制度之一，充分发挥了促进教育、选拔人才、巩固统治的社会政治功用，在一定时期内促成了官学兴盛、文化繁荣的盛况，“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赋诗论策者不得及第”［8］2171。但科举地位的上升与取士数量的急剧扩张也埋下了时代隐患。教育渐被科举裹挟，接受教育的目的外化为跨越阶级、入朝为官，接受教育的内容以考试科目为圭臬，学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移。“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辏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9］268，学官无德行道艺教化之能，学子亦无求真务实向学之心，教育趋于功利化，沦为科举的附庸。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对古今学风进行了对比与反思，探索教育层面的“复兴”路径。“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10］636在目的上，以明义理、明人伦为教育追求，强调个人思想涵养的培育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在形式上，无力改变官学既有的功利局面，转而以书院为阵地开展教育实验与教育实践；在内容上，以经义典籍为圣贤观念载体，提倡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为行为守则。通过学、问、思、辨、行这一循序渐进、持续发展的过程来实现“穷理”、落实“五教”、发展道心。朱熹将教学理念本质化，将学风重整、治学顺序、行为规范等纳入学规内容中，以儒家道统、圣贤精神作为核心教育内容，培养经世致用之才，充分发挥学校的文化育人功能，对当时盛行的追求功名利禄的科举之风而言，是一次拨乱反正的有益尝试，也是对传统人文精神的复归。

四、稳定社会秩序，实现化民成俗

儒家的道德体系具有突出的历史人文性和社会普及性，第一层次是对个体价值取向、思维模式的引导，对仁义礼智信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塑造；第二层次以前一层次为基础、为依托、为中介，在广泛意义上对社会全民实施教化，由一到众，从个体的专门培育到群体潜移默化地接受二次教育。通过全民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建设成一个秩序井然、伦理规范、民风淳朴的和谐社会。“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謏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11］233《礼记》指出教育是化民成俗的必经之路。历朝历代的儒家传承也都是以教育办学为根基，尽管学校名称随着朝代更迭有所变化，但是办学目的是固定的、不容动摇的、经得起实践反复检验的。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10］636，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提出要将圣贤之意贯穿于白鹿洞书院的实际教学过程中，以明义理、明人伦为教育目标，以儒家经义典籍为具体教学内容，加强对学子的人格培育与道德规范，在此基础上“推以及人”、推以及社会，一方面以锻造优秀人才队伍为核心，鼓励书院学子在追求学理丰富知识的同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精神主动参与到推进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自觉地承担起维护伦理秩序、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责任；另一方面以施行文化熏陶为手段，以白鹿洞书院为中心，形成一个层层外放的文化辐射圈，对周边地区民众的身心品性加以润物细无声的影响，使其被动融入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促进群体道德的优化提升，以实现化民成俗、社会稳定的美好愿景。

朱熹将儒家典籍中的教育思想进行了重新整合，并通过《白鹿洞书院揭示》将其以学规的形式固定了下来，一是在当时佛道盛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以教育为根基为儒家争夺意识形态空间；二是将伦理道德教育确立为书院教学的中心内容，强调以“五教”培育理想人格、维护统治秩序；三是明确为学的基本途径，明确教育的根本目标，对追逐功名利禄的学风进行了修正；四是在培育学生的基础上，对周边民众的道德修养与行为准则施加影响。《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制定，对于白鹿洞书院的教学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使白鹿洞书院以及后续的书院建设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也对儒家理想社会的建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推动了儒家学说的传承发展与文化教育覆盖范围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