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虎三

我们去岷江上流采访的车从成都市区开出来不久，眼前的景色便秀美起来了：公路两边，地里的油菜花正狂热地吐放着金黄色的花蕾，逶迤的岷江在不远处时隐时现流淌着，再远处，透过车窗极目望去，片片修竹与阡陌田地的尽头是座座绿色的小丘与山岭。在我的印象中，这应算是典型的川西坝子式的田原风光，与岷江上游高山深谷的山地风光相比，它独有的那份安详与静谧中更多掺杂进了农耕文明的气息与汉地小家碧玉式的温柔。

从都江堰前行不到半小时，我们的车便驶入了汶川的地界。崇山峻岭中，岷江依然持续不断，向下汹涌流淌。曲折的山道公路犹如一个天梯，愈行愈远，愈行愈高。坐在上下颠簸的吉普车上，我想起元朝初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游览都江堰的故事。他在游记中记述道：“都江水系，川流甚急，川中多鱼，船舶往来甚众。” 文明滚滚车轮下的历史，很多时候，充满了机趣，更多的地方，却满溢荒诞与喜剧。如果马可·波罗如1898 年的英国女探险家伯德一样，从都江堰出发，沿岷江溯流而上，他眼中成都平原那“川流甚急” 的岷江江水和横断山脉崇山峻岭间岷江上游那气势磅礴的水流相比，一切便小巫见大巫了。广阔而平整的成都平原上，河网交叉密布，岷江水势温和而平静，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岷江上的一个焦点地段——都江堰。

岷江水道上的堰

对于我此行眼中的川西坝子美景，农业学者用了一个唯美的词条加以形容：天府陆海。《华阳国志·蜀志》 说：“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古蜀获得天府陆海的美誉并非神赐天予，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外，古蜀先民累代对江水的治理与打点，可谓厥功至伟。四川盆地，特别是川西平原的开发与繁荣是从水利开始，赖水利支撑的。成都平原是一个冲积平原，上古之时，河道不畅，洪涝成灾，沼泽沮洳，原隰低卑。古蜀先民从岷山向平原迁徙，首要的任务是排涝排水，疏通河道，寻找安全的居住环境与适宜的农耕地。而这首先就要对川西平原水患的源头——岷江水系加以治理。几千年来，这里出现了大禹治水、李冰建都江堰开成都二江等治水事业的高峰，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人对于水文化的认识与善用。而在整个都江堰（青城山）的区域内，单是岷江内江就从城内一分为四穿城而过，水流自上而下，灌溉了整个川西平原。

在历史学家们看来，西蜀是夏禹文化的起源地，中华民族古代最大的治水英雄大禹即生于阳山，出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序》 说：“禹兴于西羌。”诸多史籍都记载禹生于汶山郡广柔县的石纽，传说其母有萃氏女修己因吞神珠薏苡感孕剖胁而产禹，故其地名刳儿坪。楷书“禹穴” 二字为唐李白手迹，篆文“禹穴” 至今人们也不知书自何人。人类集体传诵的大洪水传说与中国古代众多治水的神话也如此篆文，沿时光追溯而上，今人再也无法一一得到历史的真相。如果大禹真是生于斯，长于此，中国乃至世界远古最为伟大的治水工程，所有的荣耀与光环，都应是属于古蜀先民的。

我们追溯古蜀历史而上，便会发现，古蜀人和岷江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充满传奇而又独具魅力的话题，而千百年来这个话题的中心与焦点又都集中在今天被称为“都江堰” 的这座城市之中。据地质学家们说，四川盆地在遥远的石炭纪曾是一个巨大的内陆海，后来沧桑变化使积水由三峡东泄，内陆海变成了膏腴的成都平原，并形成了盆地周围高山环绕、众多江河穿流全境的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古代蜀人的栖息繁衍提供了一方气候温暖和适于农耕的区域。但每当温柔的岷江野性复发、泛滥成灾时，平原便成了沼泽。自远古时代起，古代蜀人就开始了与水患的斗争。传说鲧曾接受尧的委派，采用筑堤的方法治理水害，甚至偷来了上帝的息壤以堵塞洪水。鲧的父亲是颛顼，祖父是昌意，曾祖父就是黄帝。《华阳国志》 说黄帝为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封于蜀，世为侯伯，可知鲧和蜀族有着亲缘关系。鲧治水九年都不成功，最终成了以身殉职的悲剧英雄。生于西羌的大禹继承父业，经过长达十三年的百折不挠的努力，终于用疏导的办法有效地治理了水害。据《禹贡》 记述，大禹治水很可能是从岷江开始的，然后将“导山治水” 的经验推广到了九州。正是由于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帝舜将治理国家的权力交给了大禹，从此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大禹治水是从岷江开始的。“峨山导江，东别为沱”，是大禹治水的方略。先治岷山，“随山而导之”，“然后循水而导之”，“以察地势之高卑而蓄泄之”（《崔东壁遗书·夏考信录》）。疏导岷江，分别其支流向东泄洪，叫作“东别为沱”。这种办法在岷江试验成功了，就推向了全国，扩及九州。禹可以说是山与水环境综合治理的第一人。而都江堰水利工程则是古蜀先民治水最伟大的成果，是世界水利史上无坝引水自流灌溉工程的典型。这项工程是由蜀郡守李冰领导的，大约在秦昭襄王时期开工。李冰在平原地形上，采用分流导江、筑堰引水方法修建都江堰时，合理利用地貌条件、河床形态对水流的影响，成功地利用弯曲河床和分汊河床的发育规律指导工程建设，使都江堰成为世界水利工程中历时最悠久、设计最巧妙合理、灌溉面积最大、使用时间最长而又综合效益最高的古代水利工程。

在大禹与李冰的传承之间，传说中，一位名叫“鳖灵” 的历史人物，起了决定性作用。据史料记载，古蜀杜宇时代发生大洪水，《太平御览》 引《蜀王本纪》 说，“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又引《十三州志》 说，“时巫山壅江，蜀地洪水，望帝使鳖灵凿巫山治水”，可见水害是非常严峻的。由荆入蜀的鳖灵是一位传奇人物，传说他在楚国搞了个投水而死的假象，才得以悄悄投奔到了蜀国。鳖灵入蜀后便得到了望帝杜宇的信任重用，被“立以为相”，担起治水的重任。

鳖灵当时治理的主要是岷江水患。史载其“开江分洪，李冰能有后功，实赖鳖灵之前绩”。鳖灵在都江堰察地形，测水势，凿玉山（即今成都市都江堰市玉垒山），开金堂县峡（即今成都市金堂县龙泉山与云顶山之间的峡口）疏导宣泄，水患遂平，蜀民安处。《蜀王本纪》 云：“望帝使鳖灵治水，与其妻通，惭愧，且以德薄、不及鳖灵，乃委国授之。望帝去时，子规方鸣，故蜀人悲子规鸣而思望帝。”望帝让位于鳖灵，建开明王朝，称为丛帝。由于洪水平治，经济发展，国力空前强大，开明王朝开始大规模地开疆拓土，以都城郫邑为中心，征服周边民族：向东征服巴人，与楚相拒，向南抵达云南，向西征服氐羌，向北直达汉水，与强秦抗衡。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都江堰水利工程是“开明肇其端，李冰集大成”。

岷江水道上的山

从地理学角度而言，岷江水文与水利的焦点在都江堰；从人文学角度而言，岷江治水之道的焦点却在青城山。青城山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西南，处于成都平原西北部边缘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区内，古称丈人山，为邛崃山脉的分支。青城山靠岷山雪岭，面向川西平原，主峰老霄顶海拔1260 米。全山林木青翠，四季常青，诸峰环峙，状若城廓，故名青城山。丹梯千级，曲径通幽，以幽洁取胜，自古就有“青城天下幽” 的美誉。与剑门之险，峨眉之秀，夔门之雄齐名，青城山背靠千里岷江，俯瞰成都平原，景区面积200 平方公里。在古人记述中，这里有“三十六峰” “八大洞、七十二小洞” “一百八景” 之说。

青城山是中国的道教名山，中国道教的发源地之一。东汉顺帝汉安二年（公元143 年），“天师”张陵来到青城山，选中青城山的深幽涵碧，结茅传道，青城山遂成为道教的发祥地，被道教列为“第五洞天”。全山的道教宫观以天师洞为核心，包括建福宫、上清宫、祖师殿、圆明宫、老君阁、玉清宫、朝阳洞等（至今完好地保存有数十座道教宫观）。至唐末，著名道士杜光庭来青城山，天师道传统乃与上清道结合。上清道宣称修行得道可升“上清天”，比旧天师道理想的“太清境” 更高。杜光庭后来在前蜀皇帝王建手下做官，官至光禄大夫尚书户部侍郎，封上柱国蔡国公，晚年居青城山近30 年，著书立说，对道教的发展影响很大。明代，青城山道教所传属于全真道龙门派。全真道与原来的天师正一道不同的是，它主张修道者要出家投师，住庵当道士，不娶妻室，不吃荤腥，创立了一套养身习静的修炼方法。道士住山，自然对宫观的维护、山林的栽培就更为重视。明朝末年，战乱不断，道士逃散，直到清朝康熙八年（公元1669 年），武当山全真道龙门派道士陈清觉来青城山主持教务，局面重新改观。

与都江堰现实的水文地貌不同，青城山与岷江的关系是隐性的，但它的存在对古蜀先人治水理念的潜移默化却是绝对的。如果依传说而论，大禹也算是出生于“治水工程师世家” 了，但可惜其父亲曾用“湮” “障” 之法治理洪水，历时九年而没有把洪水治好，以致龙颜大怒，自己反而丢失性命。禹继续治水时，采用因势疏导，凿山疏流，使浅海沼泽之地重新成为平原，人民得以从事垦殖为生。如果大禹确是生于岷江上游，他治水确是从岷江开始的，那么今日都江堰治水的功劳簿，第一位无疑应排上他的名字，而其后的鳖灵乃至集治水伟业于一身的李冰，其治水精神，则直接源于禹的衣钵。但对于中国历史而言，从大禹、鳖灵再到李冰，在治水精神层面上，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量变过程。虽前有墨子推崇大禹，谓“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但真正把治水工程学上的技巧提升到哲学的精神内核，应还是起于鳖灵“开江分洪”，终于李冰治善都江堰。以诸子百家来看，一个都江堰治水文化中，既有儒家“大济苍生” 的情怀，又兼道家“以柔克刚” 的理念，诸学合一，可谓中国文化与历史传统中治水精神的百科全书。而这其中，道家“人法自然” 的认识观几乎成为了从鳖灵到李冰治理岷江最为核心的思想之一，背靠岷江的青城山终成为中国道教发源地之一，一切也似乎在情理之中。

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易” 的思想最充分地表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水” 的关联。道家代表老子认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甚，故几于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这里，水性已人格化、哲理化了。儒家孔子认为：“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由水象，将人的心理与自然沟通；“夫水者，君子比德焉”，水又与伦理道德相通。荀子认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道出千古不灭的政理。这些思想，延续了两千多年，仍在发挥深入人心的文化教义，这也是“天人合一” 的自然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当代新儒学家唐君毅认为：“自人生一面言人在宇宙之成就，则中国人理想之人格为天人交摄之人格，自宇宙一面言人生之归宿，则中国人所求之不朽为天人相与之气之不朽”，这种所谓的“天人合一观”，不仅是中国艺术之为艺术的核心所在，也是中国哲学自是一家的精华所系。从鳖灵直至李冰的都江堰治水文化，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念的具体表现。“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间关系的一种理想境界。一方面，人类活动要顺应自然规律，不能破坏与超越自然规律，另一方面，自然规律又要为人所用，使之服务于人类的经济繁荣与社会进步。

在成都平原上发展农业，首要的是除水之害、兴水之利，既要使岷江多余的洪水不危害灌区的生产，又要保证有足够的水流进入灌区。在充分认识了岷江河道、水流、泥沙、水文等规律之后，鳖灵“凿玉山，开金堂县峡，疏导宣泄”，而李冰则通过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主要工程，调动水流，引导泥沙，使自然规律为人所用，服务于人类。同时，都江堰工程既不修筑拦断岷江的堰坝，又不设立取水调水的控制闸门，在无任何人为干预（如开闸、引水、泄洪等）的情况下，能够自动地、自如地调配水量，枯水季节有足够的水量进入灌区，洪水季节又能将多余的水量排出外江，达到“分四六、平潦旱” 的目的，使灌区内 “水旱从人，时无凶年”。这一切，充分反映了历代工程建造者的智慧。工程延绵两千余年，不仅没有对岷江河道、枢纽所在的周边地区，以及灌区内产生任何生态与环境的负面效应，反而促进了整个成都平原生态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高与协调发展。由于灌溉面积的连续增加，由此带来的“绿洲效应” 不断强化，整个成都平原的生态环境保持良好的状态。都江堰这一复杂、巨大而又巧妙、绿色的工程，使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 的思想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天人合一” 的理想在此达到了至高的境界。

马克思在《资本论》 中曾深刻地指出：“像水一类东西，在它归于一个所有者所有，表现为土地附属物的限度内，我们是把它作为土地来理解的。”中国古代治水文化，说到底归结到一个“土” 字上。五行之中，核心是土，这决非偶然的，而是传统农耕文明核心价值的集中体现。所以，古蜀先人征服了水患，人道、政道与水道融为了一体，传统农耕文明就找到了最为坚实的根基。故《史记·河渠书第七》 云：“此渠皆可行舟，有馀则用溉騑，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括地志》 云：“大江一名汶江，一名管桥水，一名清江，亦名水江，西南自温江县界流来。” 又云：“郫江一名成都江，一名市桥江，亦名中日江，亦曰内江，西北自新繁县界流来。二江并在益州成都县界。任豫益州记云‘二江者，郫江、流江也’。” 《风俗通》 云，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开成都县两江，溉田万顷。神须取女二人以为妇，冰自以女与神为婚，径至祠劝神酒，酒杯澹澹，因厉声责之，因忽不见。良久，有两苍牛斗於江岸，有间，辄还，流汗谓官属曰，‘吾斗疲极，不当相助耶？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绶也。’ 主簿刺杀北面者，江神遂死。《华阳国志》 云‘蜀时濯锦流江中，则鲜明也’。”

古蜀鳖灵与李冰，在成都平原治水的结果，正如《华阳国志·蜀志》 所记述的那样，“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著名大诗人陈子昂在其《陈子昂集·谏雅洲讨生羌书》 中称“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俱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诗仙李白的“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 “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诗圣杜甫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诗句，无不与水有关。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水是成都古文明的摇篮，成都城市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都离不开江水的滋润和哺育。如果没有了古蜀鳖灵与李冰，古蜀的农耕文化绝不可能成为一种文明的模板；最为直接的一个影响便是，没有了古蜀的治水，没有了那两条穿城而过的江水，绝不会有后来名扬天下的蜀锦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