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胜

一

我国在20世纪末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社群所存在的问题也开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对老龄化现象的书写基本上是在新世纪才成为自觉行为。所谓的“老年书写”，指的就是老年群体及其生存状态作为书写的对象，而非老年作家写作的书写主体之指称。正是由于老年书写存在的写作客体与写作主体之别，新世纪文学中的老年书写呈现出对象表现的客体化和“失声的主体”错位的特征。

自晚清以降，近现代文学多采取青年叙述视角，老人只是故事、文本中的符号性配角;即使作为中心人物书写，老人本身的生存境况也不是叙述的焦点，而是呈现其文化象征意义，叙述出的老人形象只是一种衰老化、符码化的存在，老年群体的生存境况和情感世界被遮蔽了。只有在暮境书写中，老人才回归到本来的自然——生理属性，既是社会人，也是生理性的存在。在新世纪文学的老年书写中，老人成为真正的主角，老人的生活、情感和尊严，成为作家观照和呈现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在描写老人的生活和遭遇的同时，表达了他们对生命和死亡的关注与思索。从这点来讲，老龄化社会展现暮境生存的老年书写，是将老人作为叙述的主体，聚焦他们的生存境况，生老病死和伦理困境。

老年书写的作者，既有老年作家（1930—1950年代出生），也有一些中年（“60后”）、青年（“70 后”“80 后”）作家。年纪偏大的作家多出自对于自身境况的深刻体认，以审视的态度来正视自己这个群体正在遭遇和即将遭遇的生命课题，如1930年代出生的王蒙、张洁，1940年代的刘心武、叶辛，1950年代的周大新、万方、毕淑敏、王安忆、范小青、裘山山、陈应松等作家。而“年轻作家多以‘他者’的视角观照作品中的暮年主人公，因此笔触显得较为平和和乐观”，如1960年代出生的韩银梅、迟子建、薛忆沩、姚鄂梅、陈希我，“70后”“80后”的戴来、乔叶、弋舟、鲁敏、梁鸿、李凤群、蔡东、余同友等人，“隔代人的视角既容易写出祖孙之间的舐犊情深，也能够更加自然地表露出祖孙两代人之间难以避免的隔膜”（李彦姝《论当代文学中的暮年叙事》）。

不同年龄、代际的作家在表现老年群体的暮境时，关注的焦点、感兴趣的事态不一，文本所设置的叙事视角有多样，有作为子女辈的中青年视角，也有取自老年人视角。叙事学视域中的视角指“文本观察、表现外部世界所采用的特殊眼光和角度”，即“叙述者或人物与叙述文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或者说，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胡亚敏《叙述学》）。叙述视角由作家选取和控制，参与到文本的叙述之中，并通过叙述行为表现出来。叙述视角的重要意义已被众多作家、研究者所注意，正如珀西·卢伯克所说：“小说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要受角度问题——叙述者所站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调节”（珀西·卢伯克《小说技巧》，方土人译）。无论以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展开叙述，由于叙事者的年龄、经历、性别各有不同，因此他们的老年书写具有不同的关注点，情感基调自有差异。

二

由青年或者中年人来叙述老年人生的，我们姑且称之为“非老年叙述者”，叙述者或是与人物、事件不相干的旁观者，或是老年人的儿孙辈亲人。前者大多是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叙述者隐身，以全知或者限知的方式来呈现老人的暮景;后者采取第一人称叙事，实际上是以“我”的视角讲述“我”与老人的故事，在代际的冲突与情感纠葛中来观照老人。

老年书写大多以第三人称来叙述老人故事，从多个方面来表现对老龄化社会存在问题的关注：1.无处诉说的空巢孤寂，如裘山山的《课间休息》、谌容的《空巢颂》、韩银梅的《长命百岁》、毕飞宇的《彩虹》、李锐的《太平风物》中的“农具系列”、蔣一谈的《China Story》《国旗》、陈世旭的《房子事》、李进祥的《七十岁出门远行》等，都表现空巢尤其是失伴老人的孤独凄冷晚年;2.无以逃避的衰老病死，如蔡东的《往生》、迟子建的《晚安玫瑰》、朱文颖的《虹》、于怀岸的《原路返回》、江子辰的《快乐天堂》、陈应松的《母亲》、李凤群的《大望》等小说，都表现了衰老病死已成为老人无法挣脱的人生命题、存在之苦痛、宿命般的悲哀，衰老与病死已是老年人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3.孤立无援、老无所养，如计文君的《水流向下》、张怡微的《试验》、王子的《弑父》等表现老人因多种因素无法安养老年的生存困境;4.心理慰藉与性爱欲求，如韩银梅的《六约站》《晚秋》、何燕的《晒谷子》、张翎的《空巢》、戴来的《突然》《外面起风了》《在床上》《向黄昏》《没法说》《前线，前线》、张学东的《父亲的婚事》、黄咏梅的《蜻蜓点水》、罗伟章的《窄门》等，都表现了老人的性爱生理与精神需求;5.人生七十好年华，如陈昌平的《英雄》、迟子建的《黄鸡白酒》、张鲁镭的《黄金搭档》、刘汀的《人人都爱尹雪梅》、余同友的《幸福五幕》等小说，都表现了老年人在帮助他人和参与社会活动中获得成就感和生活的满足感，退而不休;还有如李为民的《白兰花开》、李凤群的《大望》等反思历史、追问罪与罚，和探求宽恕的小说。真可谓丰富多样。

老作家的老年书写也多以第三人称来叙事，如刘心武的《煤球李子》 、王蒙的《奇葩奇葩处处哀》、铁凝的《暮鼓》《火锅子》、范小青的《老人角》、毕淑敏的《预约死亡》、叶辛的《客过亭》、万方的《冬之旅》等，叙事所表现的主旨也不出以上几类。这种种叙述主题与社会学、老年学所关注的问题具有同一性，都是以“他观”的方式来反映老年群体的生存问题，大多属于外部层面的社会对老年人的固化认知。

以第一人称叙事的老年书写数量不多。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在叙述者二妞的回忆中展开叙述，一开始所展现的是“我”与奶奶之间的对抗，这是两个时代、两种观念、两种文明的对抗与对比。小说以“我”所带入的叙述渐进式地体认一个老年的生命与情感世界，讲述的是平凡女性“我”奶奶王兰英漫长而坚忍的一生。祖母的一生经历了儿子女儿夭折、丈夫离家革命牺牲、独子儿媳得病去世，最为看重的两个孙子犯事入狱，一生可谓饱经沧桑。她不仅拉扯儿子长大，还要操持儿子的家、孙子的家，一生勤劳、节俭、能干、坚韧。就是这样一个经历了命运百般折磨的普通女性，却在生命的一次次离去中，在挫折与打击中显示出了生命的强韧，在与苦难的和解中升华了生命情怀。张洁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以自述的方式，详细记录了母亲衰老、患病及去世的过程，以朴实、充满愧疚的笔致描写了母亲的衰老对生命质量的威胁。陈希我的《母亲》叙述了母亲病逝前的挣扎、煎熬、受罪、求死不能的痛苦，女儿们在抢救与放弃、尽孝与不忍的内心痛苦和矛盾中挣扎。陈然的《祖父在弥留之际》表现了老人因无法安养晚年，为了顾全儿辈的脸面，借着摔倒而进行有意识的“绝食”，隐忍而有尊严地离开人世。黄咏梅的《父亲的后视镜》叙述了父亲这位老司机晚年的经历和精神状态。

上述以“非老年叙述者”第一人称展开叙事的作品中，老年人的生理问题与精神困境是文本表现的主要内容，但是叙述者“我”的反思、愧疚等情感变化亦是书写重点。通过“我”的体悟来凸现老年人所遇到的问题，唤起社会“非老年”人群对老人晚年生活的关注，对老人的理解。《最慢的是活着》最为典型，小说最后叙述“我”在经过经年的对抗后终于与祖母和解，“我”在岁月的流淌中越来越像祖母，对她认同和赞叹，身体与精神融合，“我的祖母已经远去。可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我和她的真正间距从来就不是太宽。无论年龄，还是生死。如一条河，我在此，她在彼。我们构成了河的两岸。当她堤石坍塌顺流而下的时候，我也已经泅到对岸，自觉地站在了她的旧址上。我的新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她的陈颜。……我必须在她的根里成长，她必须在我的身体里复现，活着这件原本最快的事，也因此，变成了最慢”。小说在朴素、白描、似无技巧地回忆、叙说中显示了对生命的哲学思考，祖母“活着”的故事饱含着温润的生命质地，“活着这件原本最快的事，也因此，变成了最慢。生命将因此而更加简约，博大，丰美，深邃和慈悲”。

不论中青年作家还是老年作家的第三人称老年书写，以及“非老年叙述者”的第一人称老年叙事，虽然呈现了老年群体的生存境遇，表现了对老年人生存困境的关注，但基本上都是将老人、老年人生视为叙事的对象，客体化观照，虽具有人文关怀，但仍浮在现象表层，很难突破、深入，难免出现叙事的同质化。

三

老年视角，是老年叙事中最贴近老年人的叙述向度。所谓老年视角，指的是借用老年人的眼睛来观察生活，或借助老年人的口吻来讲述故事，浮现在文本中的是老人的情感体验或者观察感受与评价判断。较之于“非老年叙述”，老年视角在观察事物、理解事物和表述事物时更为“切己”，是凸显老年立场与价值观的“自观”，老年生命的丰富与复杂得到彰显，作为个体生命进程最后阶段的老年，其生命形式、独立人格和内在精神得到关切和尊崇。但是颇为遗憾的是，笔者遍检诸多刊物，以老年视角、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极为少见，有较深刻印象的是《我的养老谁做主》和《空巢》。

弋舟的《我的养老谁做主》属于“非虚构”写作。作者2013年对城市和乡村的空巢老人进行访问，以老人们自己的述说乃至诉苦来聚焦空巢老人的孤独与养老难题。虽然他们的社会身份差异、家庭条件不同，但嘈杂纷乱的口述揭示了老人面临的共同困境。薛忆沩的《空巢》由“大恐慌、大疑惑、大懊悔、大解放”四个章节组成，这部基于作家母亲真实受骗经历的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80岁的独居知识女性所遭遇的电信诈骗，叙述了“我”一生中最后一天从巳时到辰时的24小时，既展现了“我”生命最后的心理历程，又将前面80年的社会人生经历编织进去，现实与历史两条线交织，讲述了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一天”与“一天中的一生”的故事。这是老年书写中为数不多的挖掘深入、表现新颖、不落窠臼的作品，小说虽然表现了“我”当下“真空”级的空巢生活，一直折磨的便秘，听信那个比自己亲女儿还要亲的小雷推销保健品，但是更多的是叙述因“卷入一桩犯罪案件”而想起的过往人生，回想起这八十年，从革命到批斗，与父母划清界限，与丈夫形同陌路，与子女无话可说，人生一直是“空巢”，一直生活在被欺骗的世界。作者赋予“空巢”以象征涵义，小说叙述当下现实，其实内在里更指向的是历史，在回望反思中洞察历史的真相。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根源于“我”异化的一生，今天的遭遇是历史悲剧的重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第一人称的叙述，展现的不是老人的生活，而是着眼于“人”的精神异化的反思。

老作家周大新的被誉为“中国首部关注老龄社会的长篇小说”《天黑得很慢》也是以人物口述的方式，翔实地讲述一个退休老人最后二十来年由衰老而趋向死亡的生命进程，反映了中国老龄社会诸如养老、再婚、医疗保健、与子女关系等种种问题，但它的讲述者是一个青年人——家庭陪护女工钟笑漾。小说以“万寿公园黄昏纳凉”一周活动安排的方式展开叙述。前四个黄昏是由来自不同机构、不同专业的人士向前来纳凉的老人们推介养老机构、推销长寿保健药丸，或展示返老还青的虚拟体验，“人类未来的寿限”讲座，在这些看似关爱老人的活动中，我们看到媒体经常报道的针对老年人的诸多骗局。后三个黄昏是由钟笑漾自述陪伴护理一位名叫萧成杉的退休法官的经历，细致入微地展示了老人从不服老，到认命服老、到处寻找长寿妙方灵药，到最后进入衰老期、病情不断恶化，由生到死过程中的“抗命—认命—知命”的生命变奏。作为一个老年作家，周大新对生活中接触到的老年人所遭遇的问题更为敏感，他虽然用第一人称叙述，但是仍较为客观化地呈现了老年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心理学认为，“人从事任何活动，总是由于他有从事这一活动的愿望”，“当愿望所指向的对象激起人的活动时，反映这种对象的形象或观念，就构成活动的动机”（曹日昌《普通心理学》）。引发作家老年书写的创作动机，一方面缘于新世纪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各类老年问题凸显，另一方面则是作家的个人生活经历与体验的影响和刺激，如张洁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是因母亲的逝世给予了作者深深的触动与刺激，暂借文字表达对母亲的缅怀与追思。目的意图是人的行为所欲达到或实现的某种结果与愿望，就老人叙事而言，作家在创作中，一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因老龄化而生发的系列社会问题已是亟待解决的时代症候;二是通过心态渐趋沉静、平和的老人回首人生故事，抒发作者自己的人生哲思，如叶辛在讲解《客过亭》创作缘起时就说：“经历一番洗礼般的轮回，他们感觉到了时光的飞速流逝，历史风云的变换流散，在殊途同归的人生之路上，他们终于明白，再辉煌绚烂的东西，最终都会输给时间。”

老年书写基本上持相近的叙事语调。“所谓叙事语调，就是通过作品的文本体现出的情感色调”（孟繁华《叙事的艺术》）。叙事语调的选取常被小说家重视。科林伍德指出，“作家也只有在对词汇有所选择并具一定语调的情况下，才会发表自己的思想，这种选择和语调表现了他对这种重要性的感受”（R.G.科林伍德《艺术原理》，王至元等译）。“叙事语调”需要通过文字将其形象化和符号化，进而将作者的主观情感体验传达出来，与之联系更为紧密的是人的情感律动、价值判断等深层次的精神方面的内容。迈入人生暮年，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降低，老年群体势必成为被忽視乃至遗忘的边缘群体。作家自觉担负起为老年立言之责，进而实现文学关怀老年人生的叙事旨归。但老年叙事较多关切老年的衰老病死和孤寂苦闷，而非表现人生的生命质感。对老年“病”“苦”的关切，使得新世纪文学老人叙事似乎都被蒙上了一层悲凉的薄雾，文本之中萦绕一种凄婉的“叙事语调”。作家或运用色彩意象、或铺陈私语性的句式句群、或渲染凄凉的叙事氛围，进而把凄婉的“叙事语调”形象地、符号地外化，使读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作家写作时喷薄欲出的情思。文本所表现的是观照、关怀，缺乏切己的“自观”。在新世纪文学老人叙事实践中，作家常常落入将老年客体化的窠臼，很少去挖掘老年群体的主体性空间。

目前一些仍在勤奋笔耕的“50后”“60后”作家也进入老年阶段了，面临或者见闻老年人的问题，尤其是老年期的人生阅历感悟，有丰富的素材可以创作。但是，除了王蒙、周大新、叶辛等少数几位老作家直面书写老年题材，大多数作家在思考、叙述其他题材，并没有把自己作为老人的体验与思考呈现出来。我们缺少像亨德里克·格伦的《老伙计们出发啦》、库切的《慢人》《凶年纪事》、多丽丝·莱辛的《简·萨默斯的日记》、菲利普·罗斯的《凡人》《垂死的肉身》等那样的深切表现、思考老年的文本。总体来说，新世纪文学老年书写还存在着“失声的主体”这样的现象。老人被第三人称叙述，只是叙事的客体，叙述人即使讲述他们的故事，表现他们“残躯病体”的生存境况，挖掘出内心的落寞、孤寂和苦闷，仍然是客体化地呈现老年群体的生命图景。老年书写需要摆脱美国电影《金色池塘》式宁静沉闷的晚年生活模式的束缚，探讨老年生活的多种样态，建构新的老年身份与文化。笔者比较认同有关学者的论述，我们不仅要“对当下社会老年人生存现状和情感生活有细致的把握和表现”，关注老龄化时代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体现出普遍性和社会学意义”，还必须“把老年人这个群体当作生命本身来研究，探讨他们的人格结构和精神面向”，“摆脱社会学意义上的主题阐释”，最终使作品上升到生命哲学、人本哲学的高度。不仅把老人当作一个物理性的存在来写，而且“把笔触深入到人物的潜意识区域，从精神层面敞亮出这个群体的生命形态和生活面向的多种可能”（王迅《新世纪老年小说主题形态论》）。

现代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老年人面对土地的荒芜、乡村的空心化，子孙辈生活方式与伦理观念的变异，他们对土地的情感，对传统生存方式与伦理价值崩毁的不满与惶惑，对互联网数字化时代现代文明浪潮的不适与犹疑，转变过程中的黏滞与挣扎、缱绻与决绝，需要作家深入老年人的内心世界，通过内心独白、意识流动、时空穿越、记忆浮现等方式，打破现实与历史的时空壁垒，将理智与感情、青春与衰老、健康与疾病、神智清醒与老迈昏聩等多重二元对立状态交织共融，在多时态多维度的立体化叙事空间中展现老年人的生存体验，多棱面地折射出老年人心灵的丰富与复杂。

老年书写还要从“老人”回归到“人”。对老年的关注、书写是有意义的，因为只有“老”，才有望称之为“人生”，否则，在人生机缘之下，人生的完整性就打了折扣，对人性、人生的探讨就失去了整体性的意义。这是老年书写的第一个层面。但是作家也不能只在“老”上作文章，重“老”轻“人”。老年人也是人，还是要回归到对“人”的书写，关注人的生存，揭示人的心理，探勘人性，这就是老人叙事的第二个层面，在认识上是深层次地回旋上升。所以，老年书写的视野不能狭隘，在表现老年群体生存状态的时候，也未必一定要凸显其年龄特征，而是从“人”的角度来探讨他们的生存困境，题材的选取、題旨的开掘要放到一个更为宽广的视界中去处理，从老人的个体要看到历史与共性，要从老龄这个切片显示出人类性的复杂与意义。只有这样，老人，老年才不只是社会的客体存在，而是真正成为书写与认识的主体。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