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凤 祥

(商丘师范学院 图书馆，河南 商丘 476000)

《庖丁解牛》是《庄子》中一则寓言故事。庄子借“庖丁”为文惠君“解牛”一事，喻示养生之道重在顺应自然，同时揭示了一个普遍的道理：掌握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做事就能够得心应手。“庖丁”作为生活的智者为人津津乐道，但是，庖丁到底姓甚名谁？他是哪国人？文惠君又是何许人也？这三个问题，虽然前人业已有所论及，但是，因为解释有歧义或模糊其词，致使后人多有误解或疑问，故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庖丁”姓名诠释

最早对“庖丁”作解的是唐朝人成玄英。《庄子·养生主》成玄英疏：“庖丁，谓掌厨丁役之人，今之供膳是也。亦言：丁，名也。”[1]64又唐陆德明《经典释文》释曰：“庖丁，庖人，丁其名也。”[2]365清宣颖《南华经解》依从陆德明注曰：“庖人名丁。”[3]26

现代学者释“庖丁”，基本上从以上古注，但稍有不同。如曹础基《庄子浅注》：“庖丁，厨工。”[4]35厨工即厨师或帮厨者。按：曹础基此解乃据成玄英，即将“庖丁”释为“掌厨丁役之人”，“丁”并非人名。又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庖丁：一说名叫丁的庖人，一说掌厨丁役之人。”[5]96诸如此类的注解尚有很多，兹不赘言。

另外，一些辞书的解释，与上述注解大同小异。如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辞海》：“庖丁，厨师。《庄子·养生主》成玄英疏：‘庖丁，谓掌厨丁役之人。’”又陈振鹏、章培恒主编《古文鉴赏辞典》：“庖丁，名丁的庖人。”[6]110按：庖人有两种解释，一是厨师；二是官名，职掌供膳。还有一些选本，在翻译《庖丁解牛》这段文字时，直接保留了“庖丁”二字，不作解释。

综合以上各家对“庖丁”的识读，理解有所不同，可归纳为两种观点：1.庖丁意为厨师，是一个名叫丁的厨师；2.庖丁指“掌厨丁役之人”,“丁”非人名，而是指从事某些专门职业或者说某种劳动的人，如同园丁、家丁、乡丁等。根据第一种观点，高中语文教材一般将“庖丁”注为：“庖，厨师；丁，厨师的名字。”这种解释遂成为通行观点。教材不是一般的材料、读物，也不同于学术书籍，教材中的观点应该是定论，具有权威性。那么，把“庖丁”一词释为“一个名叫丁的厨师”，是否可作定论呢？除了上述两种观点，是否还有其他解释呢？

笔者认为，“庖”是厨师，这点并无疑义；但“丁”不是人名，也不是泛指一般的人，而是指姓氏。“庖丁”意为姓丁的厨师。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下层人物有姓而无名者屡见不鲜。在某一领域有特长的人，因为有姓无名，史书记载他们的事迹，其称谓往往采用“职业(特长)+姓氏”的形式，“庖丁”(厨师丁)即属此类。为佐证此说，下面再略举几例：

师襄：又称师襄子。《史记·孔子世家》载曰：“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7]1925又《孔子家语》记载师襄子语曰：“吾虽以击磬为官，然能于琴。”[8]372可知，师襄乃春秋时乐官，善于鼓琴击磬。“师”是指乐师、乐官，“襄”为姓；“师襄”就是姓襄的乐师。按：襄之为姓，《通志·氏族略》有载：“襄氏，姬姓。鲁庄公子公子遂谥襄，故曰襄仲，子孙以谥为氏。”[9]163师襄又作“襄子”，亦可证襄为姓，如同孟子、庄子、墨子、宋子等，“子”为尊称。襄姓《左传》齐有襄伊，《淮南子》楚恭王时有襄微，《后汉书》有襄楷等。

师旷：春秋时音乐大师，相传著名琴曲《阳春》《白雪》即为其所作。“师旷”之“师”同“师襄”之“师”，即乐师，“旷”为姓，“师旷”就是姓旷的乐师。按：旷之为姓，《风俗通义·佚文》云：“旷氏，师旷之后。”[10]548

弈秋：春秋时期鲁国围棋大师。《孟子·告子上》：“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11]264“弈”在古代专指围棋，“弈”放在“秋”字之前，起修饰限制作用，“秋”是这位围棋大师的姓，“弈秋”就是姓秋的围棋大师。按：秋之为姓，《路史》云：“少昊之后有秋氏。”《古今姓氏书辩证》：“秋，古有鲁人秋胡，娶妻三月而游宦，三年，胡还家。……秋胡之后，宋有中书舍人秋当，今望出天水。”[12]260—261

优孟：春秋时期楚国宫廷艺人。《史记·滑稽列传》：“优孟，故楚之乐人也。”[7]3200优，亦称优伶、伶人，古称以乐舞戏谑为职业的艺人。优孟以优伶为业，孟为其姓，“优孟”就是姓孟的优伶、姓孟的艺人。战国时有优施，精通乐舞，齐国优人，一说为晋献公宠优。《谷梁传·定公十年》有“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13]327之记载。“优施”也是指姓施的优伶。

伯乐：春秋时人，善相马。《吕氏春秋·赞能》：“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14]1600《诗·小雅·吉日》：“吉日维戊，既伯既祷。”毛传：“伯,马祖也。”[15]656据此，“伯”是一种身份或职业特长。又陆德明释文引《石氏星经》：“伯乐，天星名，主典天马。”[2]374可知，“伯乐”中“伯”意即“马的先知,识马的行家”；“伯乐”，不能理解成姓伯名乐，而是指姓乐的识马专家。按：乐之为姓，《通志·氏族略》云：“乐氏，子姓，宋微子之后，戴公生公子衎,字乐、父,子孙以王父字为氏。”[9]114

后羿：神话传说中的射日英雄。据《左传》记载，他是当时有穷氏之君，以善射而见称，曾经篡夺夏朝君主相之位而自立，后被其手下寒浞所杀。“后羿”之“后”意为英雄、君主，“羿”为姓；“后羿”就是姓羿的英雄。按：羿之为姓，《通志·氏族略》云：“羿氏，有穷后羿纂夏后相之位。羿本国在澶州卫南东十五里，故钮城是也，后迁穷石。”[9]136

考之文献记载，古人“职业(特长)+姓氏”的称谓例证尚有很多，兹不一一赘举。这种称谓方式极具文化个性，凸显了个人或者家族的职业或技艺特长，叫起来响亮且言简意明。所以，在当今社会，此类称呼也很流行，久而久之便成为文化品牌、老字号，如剪刀张、泥人张、铁匠李、鼓手刘、爆肚冯、馄饨侯、小肠陈、剪纸郑、刷子李等。

二、“庖丁”乃宋国人

据上，“庖丁”当是一个姓丁的厨师。但是，这位厨师是何国人呢？文中并无交代。考之《吕氏春秋·精通篇》，有“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见无非死牛者”[14]514之语；又《论衡·订鬼篇》亦谓“宋之庖丁学解牛，三年不见生牛，所见皆死牛也”[16]931。可知，庖丁乃宋国人。但是，《淮南子·齐俗训》许慎注则谓：“庖丁，齐屠伯也。”[17]801就是说，庖丁是齐国的一位屠夫。如此，“庖丁”之国籍又出现了分歧。按：如上，最早记载庖丁为宋国人的是《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末期，许慎乃东汉时人。所以，还应以《吕氏春秋》之说为准。东汉初期著名思想家王充，在其《论衡》中也说庖丁是宋国人。许慎之说无根据，不可信。

“庖丁”为宋国人，也可从行文描述中得以证明。文中称庖丁用刀解牛时发出的声响“合于《桑林》之舞”。那么，《桑林》是什么舞蹈呢？据《左传·襄公十年》记载：“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杜预注：“《桑林》，殷天子之乐名。”孔颖达疏：“宋是殷后，得用殷乐，知《桑林》是殷天子之乐名也。”[18]884可知，《桑林》是殷商时期著名的宫廷乐舞，宋国乃殷商后裔，得以继承这种乐舞，用以招待国君或其他诸侯贵宾。公元前563年，宋平公在楚丘设宴招待晋悼公，就使用了《桑林》乐舞。此亦可证庖丁为宋国人。

庖丁是宋国人，庄子本人亦是宋国人，因为叙述本国人之事，故庄子不言庖丁国籍。

三、文惠君到底是何许人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这个“文惠君”到底是谁呢？遍查先秦文献，只有《庄子·养生主》这一处记载。最早给《庄子》作注的西晋人司马彪，标注“文惠君”为梁惠王，亦即魏惠王魏罃(一作莹)，但未明梁惠王(魏惠王)为何称文惠君。唐成玄英疏从司马彪注，亦未进一步作解。现代各种读本均将“文惠君”释为梁惠王。民国学者刘武首先对此提出了疑问，他在《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中说：“文惠君，司马训为梁惠王，不知何据。岂因其同一‘惠’字，遂据而训之欤？若然，未免武断矣。”[19]77诚如刘武所言，司马彪的注解并无根据。如果仅仅因为同一个“惠”字，就将“文惠君”认定为梁惠王未免太武断了，战国时代的诸侯君主带“惠”者，尚有楚惠王、秦惠文王、赵惠文王等，为什么不是他们呢？另外，《庄子》一书多次记载梁惠王(魏惠王)之事，或直呼“魏莹”(《则阳》)，或称“魏王”(《山木》《逍遥游》等)，也可以证明文惠君不可能是梁惠王(魏惠王)。现代学者曹础基《庄子浅注》亦对此提出疑问：“文惠君，旧说即梁惠王。但根据《竹书纪年》梁惠王复谥惠成，并未见有文惠的称号。”[4]35陈振鹏、章培恒主编《古文鉴赏辞典》也指出：“(文惠君)旧注指魏惠王(即梁惠王)。王懋竑指此因‘惠’字附会，实未详何人。”[6]110那么，“文惠君”到底是何许人呢？刘武推测，联系上下文，“文惠君”应该是下文“公文轩见右师”中的“公文轩”，他就此论证说：“考战国时，人臣受有封地者称君，如信安君、信陵君、靖郭君、孟尝君是也。文惠君当属此类。又其时诸侯多僭称王，每以公封其臣，如《人间世篇》之叶公子高是也。时宋已称王，本书于宋王凡数见。下文公文轩，吾意公必爵名，文其姓，轩其名。如叶公子高可易称公子高或公沈诸梁也。以‘公文轩见右师’一句之书法论之，上段先书爵，次书姓名；下段亦先书官，未书姓名者，姓名或不能详，或不必详也。据此以推，则文惠君者，即公文轩，惠则其谥也。著公者，明前称君之等也。两著其姓者，明前后一人也。此为文前后相注，隐显互见之法，《庄》文之所以为妙也。”[19]77刘武认为，“公文轩”三字，公是爵位名，文是姓，轩是名，“公文轩”就是爵位为公、姓名叫文轩的人，如同“叶公子高可易称公子高或公沈诸梁”一样。公文轩之所以称文惠君，“惠”乃其谥，“君”则表示与“公”是对等之称，就像有封地的信安君、信陵君等一样。而前称文惠君，后称公文轩，都显示“文”姓，是表明前后是一个人，这种“隐显互见之法”正是庄子为文的高妙之处。

刘武的推测有一定道理，但其牵强之迹也是非常明显的。文中“庖丁为文惠君解牛”一段叙述的是一件事，下面“公文轩见右师”一段叙述的是另外一件事。前后叙述两件事，同一个主要人物却使用两个不同的称谓，而作者又不对此予以说明，这是不合常理的。刘武将这种情况解释为“《庄》文之所以为妙”，显然无法令人信服。刘武认为，因为同一个“惠”字，司马彪就将“文惠君”解释为梁惠王是很武断的。而他自己也恰恰走上了这条路，正是因为“文惠君”与“公文轩”有同一个“文”字，他才据此加以发挥，列出自己的理由，认为二者是同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