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小军

她跳出世俗的眼光，一头扎进秦岭深处追寻大熊猫的足迹，只为做不一样的事情。在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魅力的同时，她也在探寻濒危野生动物与人的和谐共处之道。她接过教书育人的接力棒，创办NGO，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这项关乎人类未来的伟大事业。她是中国为数不多既做保护研究又投身实践的女科学家。结合了科学态度与人文精神，她用行動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绿色可持续发展。

吕植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联合国生态修复十年2021-2030顾问委员。吕植长期在中国西南山地和青藏高原开展濒危旗舰物种，如大熊猫和雪豹的生态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专注于探索人与自然共存的机制和条件。

吃完饭，吕植把所有剩菜打包，神态自若，毫不担心此举失了学者的体面。

身体力行倡导节约，是吕植长期以来的生活方式。作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她比普通人更深刻认识节约背后蕴含的道理及带来的巨大价值。

“减少餐桌上的浪费，我觉得是每个人都马上能够做的一个事情。”吕植举例，在亚马逊流域和东南亚等地区，毁林现象非常严重，当地发展需要土地，特别是农业。“我们的粮食有三分之一是浪费在餐桌上的，因此，不浪费粮食就可能节约了三分之一的土地。这些土地可以恢复成森林，恢复成湿地，那是很多生命的家园。”

这正是吕植所追求的更美好的世界。

在路上

吕植被称为“野生大熊猫最亲近的人类”。除日常教学外，她长期在野外工作。长途跋涉、风餐露宿是野外考察研究工作的日常，这对人的身体素质和精神是双重考验。在外人看来，自然保护工作枯燥乏味且不为大众所知，不适合女生，很辛苦，没有前途……刚跑野外时，身边的朋友经常这样劝吕植，但她不以为然。在野外，吕植看到了最美的自然，这种美妙的体验和幸福感是他人所感受不到的。

然而，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她只去野外工作了1个月，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待着。这种状态对于吕植来说倍感煎熬。她从来没有在家待过这么长时间，甚至自己连着几天做饭的情况也是人生中从未有过的经历。

2021年，疫情形势好转后，吕植又开始了跑野外的生活，用她的话说，“有点报复性地出野外”，除了经常去的三江源、四川等地，她还去了秦岭，那是她最早做野生大熊猫保护研究的地方，也是她从事自然环境保护工作的起点，她曾在那里度过了1985年到1992年的青春时光。

在秦岭南坡工作时，吕植一年当中至少半年、最多甚至10个月都在野外，对当地每一条山沟里的环境状况都记忆犹新。那时候，她每天为了熊猫忙得不可开交，早上起来就在计划和熊猫的“偶遇”，“它今天会干什么，我怎么走会遇到它，怎么样才能不让它嫌弃我，让它理解我是善意的，学它的叫声等等，回来以后就把自己的感想写下来。”

这是一份吕植独享的热闹，虽然不一定能和所有人分享，但可以自得其乐。

但是，在保护区中间，有一个山村，“像刀一样从中扎进去。”吕植边说边向《中国慈善家》比划，由于山村独特的地理环境，当地形成了砍伐、打猎、买卖野生动物等经济活动，一度让保护区工作人员头疼。

这次回去让她看到了可喜的变化，“最直观的印象是树又多又大”。以前当地是森林采伐区，为了保护野生大熊猫成立了保护区，林业工人转岗成了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吕植曾经的助手也成了保护区的骨干。

吕植还去了两趟西藏墨脱，这个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部的县，直到2013年才通了公路，由于当地生物多样性的独特，吸引着人们不远万里来一睹其风采。

早在2000年，吕植就曾徒步进入墨脱，但这次去的感受更为复杂——交通的改善使得人和经济活动往来更加频繁，已没有当初刀耕火种的现象，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和心情去欣赏大自然。

吕植记得自己2000年第一次进入墨脱时的艰苦。积雪很厚，人们前进的注意力都在徒步的脚下，无暇抬头欣赏美丽的大自然。而这次人们可以坐在车上饱览大千世界的美景。

但是，对于保护者来说，这也是一种纠结。“这个度在哪里？我们到底要开发多少，要保护多少，怎么样寻求平衡？”

吕植计划在墨脱开展长期观察和社区保护的工作，尽早介入，把当地的老百姓动员起来做保护。她和团队给墨脱当地的群众发放了红外相机，培训他们使用这些相机监测野生动物。“我们希望能拍到老虎，因为这里也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孟加拉虎出现的地方。”

人文精神的指引

吕植出生在甘肃兰州，父母是大学老师。在这个知识分子家庭里，她排行老三，哥哥姐姐比她大十几岁。她从小就要强，也是家里的宠儿。

幼年时期，吕植曾在农村短暂生活过。跟着亲戚到田地种庄稼，看见鼢鼠窜出来她也不怕，还很兴奋跑上去抓。

她自小就热爱阅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她的人生观、世界观。她看的书很杂，没有特别指定看什么种类，通常是抓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上小学时，吕植已经开始看大部头小说，甚至包括《鲁迅全集》这样的读物。她当时并不明白书中所传递的思想内核，只是当作故事书翻阅。“我看不懂他说的那些话，但是他的态度你是能感受到的，就是一种批判的态度。”

中学时代，吕植当过学生会主席，她也叛逆，会和老师对着干。完成课业之余，她还花了大量的时间看外国小说，一度热衷于科学家的传记类作品。

这些书中，对她影响较深的是儒勒·凡尔纳和阿西莫夫写的科幻小说，以及达尔文的著作《贝格尔号航行日志》。达尔文的这本书讲述了自己在1831年至1836年，游历南美、加拉帕戈斯群岛、澳大利亚，再回到英国的奇特冒险经历。

吕植被书中记录描绘的对自然和人文的探索发现所吸引。通过这本书，吕植看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家里有了黑白电视后，吕植还收看了有关达尔文的电视剧，达尔文式的生活吸引着她，让她向往。

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1981年，16岁的吕植考入北京大学，选专业报志愿时，她不顾家人劝说，放弃了医学这类当时大家都认为“有前途”的专业，坚持选择生物专业。她甚至一度认为，自己可以像达尔文一样去探险，但又不敢想象自己能否实现。

不过，让吕植失望的是，入学后的学习生活与达尔文书中描述的奇幻场景相去甚远，实验室并不能给她带来更多的乐趣。“我把这个瓶子的东西倒进那个瓶子里，哗哗变出来一个东西，这不会让我特别兴奋。”她常常为此烦恼。

转机出现在1983年。那一年，吕植遇上了从事熊猫保护研究的潘文石教授，没想到这个看起来既不赚钱、也不能飞黄腾达的事业，居然有人乐此不疲地在做，这种科学探索的精神深深触动了吕植，她又想起了书本里的探险家。

出于对野外工作的憧憬和热爱自然的本能，吕植找到潘文石，一心想跟着去野外做研究。潘文石没有立即答应，却架不住吕植一次又一次“追星”般地跟随，最终收下了这个学生。吕植从此深入山林，和动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如今，吕植的同学中，有做教授的，也有做研究的，有开公司的，也有做律师的，但做自然保护的，只有她一个人。

吕植在北大一直读到博士毕业，中国顶级学府的学习经历武装了头脑，开阔了她的视野。与此同时，社会环境也在发生深刻变化。20世纪80年代正处改革开放初期，那是一个思想解放与激荡的年代，空气中都是理想主义的味道。

大量新书面世让人眼花缭乱，除了学习新知识，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更加多元且包容异见。80年代的大学生中，介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走向未来》丛书几乎无人不知，它启蒙和影响了一代人。这也是吕植最喜欢的一套丛书，她从中认识到世界的动态多元和复杂。

这些科学知识和人文精神的熏陶，也给吕植后来从事自然保护工作带来了有益的启示。“我们要用一个动态的包容的心来看不同人的诉求是什么，我们怎么分析这些诉求的本质，寻找和引导共识。”

除了导师潘文石，吕植也深受动物学家乔治·夏勒的影响。乔治·夏勒是首批被中国政府邀请参与大熊猫保护的外国专家，20世纪80年代初，他用时5年研究大熊猫的生活习性，在那期间，吕植与他相识。1984年，乔治·夏勒又成为最早获批进入青藏高原开展动植物研究的外国人。吕植曾跟着乔治·夏勒来到青藏高原考察，认识了很多动物。

青藏高原的考察经历也重塑了吕植的价值观。她了解到，除了国家划定的保护区外，当地人还有自己保护的区域——神山。在那里，树木粗壮，动物自由自在活动，湖里的鱼并没有被当成盘中餐，被人们用手触摸也不会受惊游走，人们更不会去神山挖虫草……

这是从事自然保护工作的人梦寐以求的场景，却不是通过法律的约束，也不是靠以自然保护工作为职业的人来促成的。通过进一步研究了解神山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吕植发现，神山既是一块土地，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自然的一种态度。这块土地上的禁忌指明了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并不需要警察和权力部门来监督规范，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内化成人们自律的行为方式。

在藏区所见的真实情景让吕植第一次意识到，保护自然的工作原本就不是外来人、知识分子或者城市人的事情，而是当地人的事情，指向的是人心和价值观。

做不一样的事

博士毕业后，吕植留校任教，但她并不满足于做老师以及在学校从事科学研究。吕植深知，科学研究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科学研究可以对物种的种类数量及其重要性、生态系统功能等做出解释，回答应该做什么，但关于如何保护的问题，科学研究并不能提供解决方案，常常停留在呼吁的层面。

这种局限性并不能为社会带来多少改变，对保护而言收效甚微。

吕植为此进行了多种尝试。尽管对一头扎在实验室搞研究的做法并不感兴趣，但为了了解基因和分子技术能为保护起到哪些作用，从1992年开始，吕植花了三年时间在美国国家健康中心癌症研究所（NIH-NCI）从事博士后研究。

回国后，吕植又短暂地在政府部门工作，在那个时期，一些国际NGO开始进入中国。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向她伸出了橄榄枝，1995年， 呂植顺利地成为WWF物种与保护区中国项目主任，主要负责自己熟悉的熊猫保护项目。她开始以双重身份参与科研和保护工作。

时代环境的变化也给吕植从事自然保护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20世纪90年代，中国停止了天然林采伐，同时，经济发展观念开始出现了变化，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也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吕植开始有意识地将人的因素纳入到保护中，因为保护工作归根结底是做人的工作，并从中寻找替代保护区当地百姓生计的经济生活方式，以此减缓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

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组织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吕植认为，一个国家有社会组织才会更加完善，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层面能起到填补空白和试验创新的作用。以科研信息为例，国家可以组织科学家进行调查，但常年在野外调研的科学家少之又少，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善的情况，而社会组织具有天然的优势，可以通过动员自然爱好者低成本、高覆盖地观察自然，贡献自己的数据，以此填补空白。

随着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吕植所处的国际环保组织并不能深度参与中国的环境保护，这给她开展工作带来挑战。

怀着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理念，吕植做了一个前瞻性的决定——创建NGO。2007年，她发起成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这个社会组织的使命是从事物种和生态系统的保护，致力于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建立生态公平。“既然我受了这么多年的训练，有机会学习了这么多东西，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使命，我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

做不一样的事情让吕植兴奋。近年来，她专注于探索人与自然共存的机制和条件，并通过经济激励、文化价值观和政策改进等途径推动乡村社区主导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恢复，以及公民科学实践。

在中国首批国家公园试点的三江源国家公园，将在园区内生活的17000多户牧民每户聘请一名生态管护员，山水团队协助当地政府部门和公园管理部门建立了一整套“公益管护员”的体系，在进行生物多样性巡护和管理，提高保护成效的同时，使当地牧民获得收益。

而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推出首批特许经营项目昂赛“大猫谷”，通过牧民合作社经营的自然体验活动，让当地社区与外来访客得以共享保护的惠益，成为一个“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生动案例。

在秦岭，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介入，给当地改善生态环境、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一些新思路和新方法。他们尝试养殖蜜蜂来帮助当地村民替代传统的生计。

村民也开始对自然保护感兴趣，自发地组织成立协会发展生态旅游。“其中几个带头的村民是年輕人，他们推动山村从一个对环境不友好的生活方式，转化成一个对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通过自己保护的效果来赚钱。”村民的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在这些变化中逐步转型，让吕植感动又欣慰。

让老百姓参与到保护中来，同时从保护中受益是近年来吕植及其团队一直在推行的保护模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真正转化起来还有一定难度，需要时间。在过去的几年，这个村子已经看出了一些初步的成效，至少老百姓的心情非常舒畅，情绪高昂。”

这些成绩的取得和结果既是个性使然，也是出于自身热爱。作为见证和参与中国自然保护事业发展的人士，回想起这些经历，吕植向《中国慈善家》感慨，自己赶上了做自然保护越来越顺利的时代。

2021年，吕植因从事大熊猫、雪豹等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研究，促建保护区、修法和政策改善，支持青藏高原和西南山区生物多样性热点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支持草根环保NGO，探讨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等行动荣获“爱心奖”，奖金高达16万美元。吕植计划用这笔钱支持公益组织的建立。

尽管有着大学教授、NGO创始人等多重身份，但吕植更喜欢将自己定义成一名受过科学训练的保护实践者。“我原来谈保护都要察言观色，觉得这是个好人才会试着和他聊保护议题，现在变成了别人请你去做保护教育，完全不同了。”

变化让人欣喜，但困难仍然存在，需要改变的事情还没有完全改变。“这个地方太美了，我不想让它破坏，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正在往那个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