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怡洁

他在21世纪初就成为我国艾滋病防控的关键人物，其后几乎从不缺席任何一场传染病防控战役。新冠疫情暴发两年多以来，他背负着重担，为决策层提供科学参考，为大众科普知识。新冠疫情让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但他期待着和疫情退出公众视线的那一天，彼时当是疫情散去，岁月静好。

吴尊友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自2020年1月起参与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一线工作，运用专业知识研判疫情走向、为防疫相关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曾担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并参与过2003年“非典”防控工作。因其在公共卫生领域的贡献，获得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金奖、2021年中国“最美科技工作者”等多项荣誉。2021年年底，获得中共中央统战部颁发的“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贡献”先进个人荣誉。

2021年12月30日，人们在视频里看到了久违的吴尊友。当天他出席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并对新冠新毒株奥密克戎、春节防控政策等大家关心的问题做了解答。

“怎么看着比去年憔悴好多啊，头发也白了。”视频下面，一位网友留言。“吴尊友怎么了”，甚至一度上了热搜。

大家察觉到了吴尊友的变化——他比以前清瘦了许多。这位59 岁的公共卫生专家坦言，两年多持续的高强度的抗疫工作，让他“压力很大”，以至于身体也出了些状况。“不过，这些和我们今天的采访没有关系。”吴尊友对记者摆了摆手，示意话题不要停留在他个人身上，而是回到公共衛生、传染病防控上来。

作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自从两年多前新冠疫情暴发之后，吴尊友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了疫情的防控工作。谈起新冠疫情，他一直来回提起四个字：责任重大。

像破案一样追踪疫情

1月8日，天津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告新增20例新冠肺炎病例，其中最早两例经病毒基因组测序后，判定为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感染者。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颖表示，本轮天津疫情，呈现“传播速度快、隐蔽性强、穿透力强”的特点，经流行病学分析，病毒目前至少已传播了三代。

这一轮疫情，对于国家防疫政策来说，又意味着新的变数。“天津最早报道的107例全都接种过疫苗，这些突破病例，也就是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它通吃。”吴尊友告诉《中国慈善家》，“这就意味着，未来疫情预测变得更困难了。”

吴尊友认为，我们现在对新冠病毒的认识仍然非常有限。也因此，这两年多时间里，以吴尊友为首的疾控中心专家组，一直都在和迅速流逝的时间及随时到来的变数赛跑。

吴尊友的专业是流行病学。这门学科通过研究疾病发生的规律和影响因素，依逻辑判断疾病病因、寻找传播规律，进而制定控制和预防疾病的对策。他告诉《中国慈善家》，新冠疫情发生后，疾控中心的专业技术人员会每天对收集上来的全国日报告疫情进行分析，并生成一份报告。之后，吴尊友会对比这一段时间内的疫情分析报告，根据病人发病特征、地理范围和传播链关系，推理出本次疫情的传播流行规律，同时研判趋势，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攻关的时候就像破案，”吴尊友这样形容，“调查案子的周期大概需要三到四周时间。你找不到源头的时候，就会像热锅上的蚂蚁，压力巨大。这不是一般的工作压力。”

这的确是一份非常“重”的工作。首先是量“重”，即工作强度非常大。这两年来，吴尊友时刻都在待命状态。“说两个小时让你到机场，就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要求马上到那里，就一定要赶到。”吴尊友告诉《中国慈善家》，“我们（疾控中心工作人员）都没有双休日，因为随时都会有任务。我们现在还有一群专家，就在西直门宾馆住着，24小时没日没夜地统计分析全国各地的疫情情况，及时向上汇报。”

这样的日子，持续无间断地已经过了两年。因为人手奇缺，疾控中心要从下属二级单位借调人，甚至还从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借人来支援。

比起身体的劳累，更重的是心理负担——这份工作的责任实在过于重大。用吴尊友的话来形容：假设新冠是一片远未探索完的海域，中国的船要向哪里行驶，需要靠掌舵人来做决定。而吴尊友和疾控卫生系统的专家，就是要为掌舵人提供专业建议的航海士角色。任何研判和预测都有可能出现失误，而对于新冠肺炎这个新出现的、未被完全认知的、随时发生变化的传染病，总结传播规律并做出预测，风险不言而喻。

从“破案”到“结案”，大概有三步流程。“首先我们要知道一起疫情是怎么来的，源头在哪里，如何传播;第二，需要知道它大概已经流行了多长时间;第三，就是我们尽快把它控制住。”吴尊友说。

2020年6月，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发生疫情。6月14至16日，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溯源专家组成员三次进入市场内采集样本。当时，研究员分别在地下一层海鲜店里的三文鱼、水沟和市场两公里以外的地方采集到了阳性样本。

同一时间，在6月15日，吴尊友携专家组抵达北京疾控部门，开始和当地疾控人员一起开展病毒溯源和疫情研判工作。到当月24日，吴尊友在接受采访时给出初步结论——此轮疫情的传染源可能并非先前人们认为的野生动物，而是已污染的物品或人。“判断病毒来源是海产品，当时争论也是很大的。”吴尊友告诉《中国慈善家》，如果海鲜甚至冷链被确定为新冠病毒的传播渠道，那么之后国家则必须要在冷链和进口货物的检测消杀环节投入更多的精力。

除年初湖北溢出疫情外，2020年新疆还发生了两起严重疫情，吴尊友参与了第二起疫情的溯源调查。当年10月下旬，新疆出现了疫情。这次的“破案”花费了约一个月的时间，直到11月份，吴尊友和团队最终确定，是由于天气转冷后货物携带的病毒发生了传播。

在这一次次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防控政策也逐渐完善起来，在冷链和冬季国际物流方面做了更严密的防控，减少了疫情的传播扩散。

在参与疫情调查的工作中，吴尊友必须要做第一个下结论的人，而这是一件无比艰难的事。尽管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每天积累的研究报告支撑，但扛起一座城甚至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其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会感受到一种巨大的责任，”吴尊友对《中国慈善家》说，“压力再大，你也必须要把工作做好。虽然不是每一起疫情的逻辑关系都能理清楚，但调查成功之后、把问题转化成防控政策的一部分，你就会感到非常幸福和快乐。”

成为公卫人

和公共卫生结缘，对吴尊友来说，也大体是巧合。

1963年6月，吴尊友出生在安徽省黄山市的农村。1980年，他参加了高考。

那一年的1月1日，国务院拟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规定中国设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学位，开始在我国建立起高等教育学位制度。同年2月27日，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被确定。

那时，中国恢复高考还不足五年，据教育部公布的历史数据，当年本专科招生总人数为27.9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2.16%，竞争非常激烈。面对人生的关口，18岁的吴尊友没太多想法，只想着“有书可读”就很幸福了。“当时报了医学院，但其实我对这个专业没有任何认知，只是想着只要有大学上就可以了。”他告诉《中国慈善家》。

吴尊友顺利考上了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系。刚开始他对这个“盲选”的专业一无所知，直到开课一段时间后，他才了解到什么是“公共卫生”。“到了卫生系學习以后，才觉得这个专业很有意思，特别是流行病学。它是一种方法学，在公共卫生领域里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像最经典的案例——吸烟和肺癌的关系，它（流行病学）通过几种不同的研究设计来看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而不是单一地去看。这就会让人的思维变得活跃，具有挑战性。”

五年的卫生系学习既包括临床医学专业课程，也还有卫生防疫站的实习。吴尊友被分配到安徽巢湖地区医院实习临床实践，在上海市闸北区卫生防疫站实习公共卫生。毕业后，他又考取了母校的流行病学硕士，并在1988年顺利毕业，进入了安徽省防疫站工作。

1989年，云南发现了146例艾滋病感染者，均为西部边境地区的静脉吸毒人群——这是我国首次发现艾滋病流行疫情。同年，美国国立卫生院的培训项目与中国卫生部合作，计划在国内疾控系统中考试选拔一名公派留学人员，当时在安徽省防疫站工作的吴尊友参加了选拔，并在两年后拿到了名额，去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博士学位。

吴尊友的博士生导师专攻的就是艾滋病防控方向。1995年，拿到博士学位的吴尊友学成归国，在后来的故事里，他成为了我国21世纪初艾滋病防控工作的关键人物。

“在流行病学研究生教育领域，美国相当于大学，中国就相当于小学。”他很坦然地承认中美之间流行病学的学术差距，“流行病学的经典案例，都是英国、美国的专家们做出来的。而且这些流行病学大师也都是在英美，他们在这个领域是世界的先驱。”

海外留学的经历拓宽了吴尊友的视野，也让他在传染病防控的道路走得更远，步子迈得更稳。谈起自己的专业，一贯寡言少语的吴尊友会变得滔滔不绝，内心的热爱溢于言表。“对于一起新的传染病或者不明原因疾病的发生，你要把它搞清楚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因为你的付出和劳动，把问题弄清楚了，让这种疾病被认识了，甚至不再发生了，这个时候你又会感到无比的幸福。这种幸福是任何其他物质享受都没有办法比拟的。”吴尊友说。

从艾滋病防控开始

吴尊友博士毕业那年，恰好是我国的艾滋病防治基础设施起步的一年。

1995年1月，由卫生部牵头支持，我国第一次建立了国家级艾滋病哨点监测系统。同年8月，国务院复批卫生部与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函件，同意建立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协调会议制度，并加强防控艾滋病的专业机构建设。第二年，国家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开始筹建。

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成归来的吴尊友，加入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身），成为时任院长曾毅院士的博士后。当时，吴尊友主要负责艾滋病行为干预方向。1996年，在他的推动下，我国开始了第一个针对性工作者的艾防干预项目，包括艾滋病知识科普、发放安全套等。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包括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其中，云南边境最初出现的疫情，就是因为多名吸毒人员共用同一个未消毒的针具，由血液传播造成的感染;这些吸毒人员又通过性行为把艾滋病传染给配偶或嫖客，链条中的女性艾滋病感染者又会把病毒传播给孩子。因此，想要从源头遏制当地艾滋病的传播，就必须从吸毒人群开始找办法。

“找到这些人并不难，”吴尊友告诉《中国慈善家》，“实际上你去到他们中间，就发现没什么神秘的。当然，你需要跟他们打成一片，同吃同住，他们喝的水我端过来就喝。”

关于这一段经历，吴尊友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提到，工作最开始也并不顺利。他曾经当面请女性性工作者对艾防知识宣传画的草稿提些建议，但当对方得知他是疾控人员，就一直不予回应。吴尊友在屋里坐到中午，看到这些女生开始闷头吃饭，他表示自己也饿了，自然地拿过桌上的包子吃，并用她们的纸杯倒了水喝。吴尊友的这些举动，慢慢让她们放下了心里的防线，开始配合疾控人员的工作。

在吴尊友等专家的建议下，我国于1997年开始向吸毒者介绍安全注射技术和减少危险注射措施，并于两年后在全国开展清洁针具交换试点。当时，防控工作者希望能向吸毒人员推广清洁针具，但吸毒人员担心自己在取针具的过程中就会被抓捕，因而不愿意配合。这就需要艾防所与公安系统缉毒队进行协调，或是在吸毒人员中找些志愿者，由他们统一搜集旧针具，拿到针具交换室换回清洁针具后，再发给不愿露面的吸毒者。同时，艾防所也联合卫生、公安部门，在吸毒人群中推广美沙酮疗法，帮助推进毒品戒断，进而控制吸毒人群中艾滋病的流行。

“我们在这里面做了很多工作，”吴尊友告诉《中国慈善家》，“但个人的力量只是起到一些推动作用。只有把你的意见变成政府行为、变成国家政策的时候，它才能发挥作用。”

200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五年行动计划”，把“针对高危行为开展干预工作”写入条例，吴尊友等国内首批艾防人员的努力收到了政策效果。

目前，我国艾滋病新发感染者中，吸毒人员比例降至1%，母婴传播基本被阻断，占大头的是人员比例达98%的性传播途径。吴尊友自2005年就任中疾控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后，也一直在着手解决这个艾滋病防控的大难题。

“性途径主要是个人的行为，政府和社会组织能够干预的非常有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每年查下来都有十几万人。”吴尊友告诉《中国慈善家》。

尽管艾滋病患者中异性恋人群占到三分之二，但剩余三分之一的同性恋人群更难被社会看到，也更缺乏保障。为了更直接有效地触摸到这些人群，吴尊友和他的团队决定和社会组织开展合作。

他们的一个合作伙伴是蓝城兄弟。这家互联网企业旗下的BluedApp是亚洲最大的LGBTQ在线社区，其公益品牌“淡蓝公益”成立于2008年，服务范围涵盖艾滋病互联网干预、同伴外展活动、能力建设和培训、艾滋病检测咨询、感染者关怀等领域。蓝城兄弟的用户基础、互联网平台和流量优势，对于中疾控来说都是宝贵的资源。

“我们了解情况后，觉得他们是真的想做事，就把他们纳入到艾滋病防控的阵线里来。”吴尊友告诉《中国慈善家》，“他们也为其他的社会组织搭建了一个平台，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开展工作。而且蓝城已经是上市公司了，对于艾滋病防治工作也能提供长线的支持。”

目前，中疾控和淡蓝公益合作上线了“艾滋病在线预约检测系统”，用户可以在其中搜索找到全国七千多家有检测和服务资质的机构。

在本职工作之外，作为民主促进会的成员，吴尊友还积极建言献策，在疾病防控方面提出许多优秀提案。去年底，他获得了中共中央颁发的“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贡献”先进个人荣誉。

新冠疫情暴发让吴尊友的名字家喻户晓，而在此之前，虽然吴尊友等疾控专家做了大量的传染病防控工作，但都不为大众所知。用吴尊友的话来说，多数时候，疾控人员的工作是“不被看到的”。“做公卫就意味着，你的工作做得越好，就越不被大家看到。”吴尊友这样解读这份工作。

吴尊友表示，他期待着自己随同新冠疫情退出公众视线的一天。但是，他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对于和新冠病毒“长期共存”的说法，他表示保持觀望态度。“新冠或许将彻底改变整个世界，也会让我们对传染病的认识发生巨变，让世界的生活规律全都要和疫情以前的状况告别。”说到这里时，吴尊友的语气变得尤其郑重，“但有一点我是相信的，那是就是科学，以及人类的智慧，会让疫情的影响逐渐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