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锦

美国作家、知名记者凯瑟琳·布的《美好时代的背后》是一部描写印度孟买安纳瓦迪贫民窟生活的纪实性作品，它以民族志式的笔触详细记录了处在社会边缘的小人物的生存、死亡和希望。正如书名所暗示的那样，作者在这里为我们展示的是当代印度的另一幅图景：繁荣又衰颓、发展而扭曲。

在日益繁华的孟买，令人难堪的贫民窟被限制在阴暗的角落里，居于其间的人自生自灭。然而让人诧异的是，面对共同的外部困境，在安纳瓦迪看不到穷苦人之间的守望相助，只有为抢夺利益而上演的相互撕咬啃噬。在这混乱的争斗中，没有人是最终的胜利者，他们只会在狭隘的空间中彼此摧毁。

近代以降，印度一直都是贫困与滞后的象征。独立后的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确立了国家主导的发展战略，他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并重，较多地顾及到了穷人的利益。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制，把“自由化、市场化与全球化”作为印度发展的新口号，确立了增长为取向的新模式，旧有的平衡被打破，社会财富逐渐向中上层聚敛。换言之，新政府关注的是经济增长与物质繁荣，而悬殊的贫富分化却为官方所默认。这样，财富的多寡便成为划分强者与弱者的新标准，一种富胜贫汰的达尔文主义就此诞生：富者才有生存的权利，而贫者则成为结构性的弃民。

于是，以写满“永远美丽”的意大利地砖广告墙为界限，一边是国富民强的新印度，一边则是脏乱差的贫民窟安纳瓦迪。在新印度，彰显着民族自豪感的现代化的航站楼巍然耸立，五个豪华酒店为其服务，这里的人们穿着体面，饮食讲究，声色犬马。有钱人变得冷酷而自私，他们甚至想建造私人化的基础设施来安享富足。可见，在富人的潜意识中，只有对穷困人的嫌恶，而没有沟通的意愿或同情的态度。

在经济相对增长的同时，有一些人则仍生活在赤贫之中。处在“永远美丽”背面的安纳瓦迪居民如同鬼蜮生物，是因贫穷而丧失了生存资格的非人。安纳瓦迪充斥着生命的无价值的毁灭，拾荒者的身亡得不到警察和医院的认真对待，被随意指认为死于肺结核，最终沦为解剖学院的教学用具。这里狭仄的生存环境更是令人发狂，很多人家都没有像样的住房，一条破旧的床单便是区隔两户的“界碑”，饥饿、污水甚至公厕都缺乏，这是始终困扰着他们的难题。总之，安纳瓦迪的居民与繁荣的孟买是格格不入的，因而只能被放逐在城市的边缘，“亡”于贫困。

尽管贫富分化在孟买是不易撼动的社会事实，但这并不能阻挡安纳瓦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孟买是个充满希望和抱负的城市，发展建设和金钱流动让人头脑发热，安纳瓦迪人也在努力地为梦想奔走。可资源与财富的重新分配并没有给底层人留下太多机会，于是在利益的博弈中生出许多觊觎和争斗。因而，安纳瓦迪人在为财富眼红心馋的同时，也难免把自己的不满怪罪到他人头上。

凭借着出色的垃圾分类本领和高超的经营技巧，阿卜杜勒一家率先成为安纳瓦迪的富裕户。但辛西娅家的垃圾买卖却因阿卜杜勒家的生意兴隆而陷入困境，这引发了辛西娅强烈的嫉恨，她十分嫉妒阿卜杜勒家的好运气。残疾的法蒂玛则和辛西娅共享了这份怨愤和妒羡，作为阿卜杜勒的邻居，她对邻家的房屋修缮行动更是嫉妒，恨不能把属于阿卜杜勒家的好运抢到自己身上。于是，辛西娅和法蒂玛共同策划并发动了一场自焚闹剧来陷害并试图击败阿卜杜勒一家。

法蒂玛在故意同阿卜杜勒家发生口角后，将煤油浇在残缺的身体上，以生命为赌注来表达自己的怨妒。辛西娅则在警察和法庭面前做出诬告，指责阿卜杜勒家是引发法蒂玛自杀的直接凶手。阿卜杜勒家果然因此而身陷囹圄，其垃圾生意也从此一蹶不振。可法蒂玛也命丧黄泉，辛西娅家的生意也没有因此好转。同时，尽管阿卜杜勒家最终沉冤得雪，但一家人也失去了摆脱安纳瓦迪和实现底层逆袭的好机遇。可以這样讲，在自焚这桩“豪赌”中，没有人是赢家，每个人都是失败者。

在社会财富和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安纳瓦迪人创造出成功的新定义：每次有人失败，自己也就稍微前进了一点。也就是说，辛西娅和法蒂玛实际上信奉的是一种斗争哲学，通过否定他人以肯定自我，将他人视作工具而非目的。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蚕食和共同生存的破碎。比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对立更可怕的是，穷人并未团结起来，反而为临时性的微薄收益彼此激烈竞争，最终干掉彼此。《美好时代的背后》正是揭示了这场零和博弈的可怖与可悲。

围绕着这场穷人打穷人的自焚闹剧，经济上的眼红只是阿卜杜勒家倒霉的一部分原因，身份政治的介入让这件公案更为错综复杂。当代印度社会存在着一套隐形的政治身份框架，将人们划分在不同的政治范畴中，并给予差异性的政治地位。这样，身份政治与穷人间的利益争夺战重叠，人一旦被划为贱民身份，就会成为被针对、被攻击的对象。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宗教对立日益加剧，极右翼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趁机得势。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宣称，印度教徒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体，而非印度教徒则是“异类”和“敌人”。于是，穆斯林也就理所应当地被排挤出印度的主流社会，承受着穆斯林这一宗教身份带来的创伤和痛苦。在安纳瓦迪，尽管阿卜杜勒家与邻居的生活空间毗连，但仍因是属于穆斯林的他者而遭到歧视，变成孟买城的局外人。

在法蒂玛实施自焚并到警察局状告阿卜杜勒家是凶手时，两家之间的恩怨本有能够大事化小的良机。安纳瓦迪的女管事阿莎试图从中调解以息事宁人，可阿卜杜勒的母亲泽鲁妮萨却并不信任阿莎，这是因为阿莎隶属于当地的湿婆神军党，而该党对孟买少数穆斯林的仇恨更是由来已久，且持更暴力的立场。宗教冲突是导致泽鲁妮萨猜忌阿莎的直接原因，而阿莎其实也知道宗教信仰之间的旧有隔阂只会让这场源于经济的困兽斗更为惨烈，只要法蒂玛向警察声称，只因为自己是印度教徒，所以阿卜杜勒家才会取笑和放火烧自己，那么阿卜杜勒家必然会坐一辈子牢，永远背上人命官司。

显然，穆斯林这一宗教身份之于阿卜杜勒家是一重沉重的政治原罪，它既使阿卜杜勒家遭到无妄的贬损，也让这一家人时刻担惊受怕。当孟买遭到宗教武装分子的恐怖袭击时，他们疑惧安纳瓦迪的印度教徒会不会猜忌贫民窟的穆斯林也参与到了这个阴谋之中，继而自己便有可能成为宗教冲突的泄愤对象。正因如此，尽管人们认为孟买比任何其他印度城市更国际化，更重视人才，但穆斯林依然被排除在许多好工作之外。总之，在安纳瓦迪宗教对立与经济纷争互相缠绕，让阿卜杜勒家因率先“富裕”引发的群体艳羡雪上加霜，进而成为群起攻之的“出头鸟”。

除了因宗教而招致的排挤外，阿卜杜勒家还被卷入了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争抢有限资源的旋涡之中。随着大孟买地区的人口朝两千万迈进，就业和住房竞争日趋激烈，湿婆神军党指责外邦移民夺去理当属于本地人的种种机会，想把他们驱逐出去，以缓解工作竞争压力。湿婆神军党的鼓动目标，是清除孟买境内来自北印度各邦贫穷的移民，加之它又一贯持敌视穆斯林的立场，这使得阿卜杜勒这一家来自印度北方邦的穆斯林，蒙受双重的猜疑。作为边缘之边缘的阿卜杜勒家居然赚了钱并拥有了离开贫民窟的可能，自然会引发周围人的怨怼，变为众矢之的。

在穆斯林与外来人口的政治身份标签下，阿卜杜勒家倒霉的深层原因远不止功利性的变态私欲。当代印度不断对人们的身份进行分割与重组，使整个社会结构呈现出垂直式而非是水平式的等级格局，人因自己的鄙下身份而被整个社会所唾弃。在身份政治与经济竞争缠绕的语境下，安纳瓦迪的社会关系因此而破裂，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的共同体生活绝迹，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斗争关系反倒被强化，这片贫民窟也就蜕变成单纯的物理空间了，只剩下了人对人的战争。

阿卜杜勒等人的遭遇让我们得以窥见印度经济神话中弱势群体的真实生活，他们努力却得不到结果，一个普通日子里的微小变动便足以让他们的生活天翻地覆。尽管阿卜杜勒家和辛西娅等人存在着利益的纷争，但他们也分享着共同的艰难，作为都市“食物链”最低端的存在，无钱无势的小人物注定是 “出局”。因而，凯瑟琳·布更想追问的是，在这场厮杀中，谁才是真正的留在局中的成功者？

志得意满的阿莎或许是安纳瓦迪的成功人士，她成功谋得了贫民窟里的女管事的职位，在蚕食其他穷人生活机会的过程中改善了自身的命运。阿莎主动与世俗政权相结合，成为湿婆神军党在安纳瓦迪的得力帮手。一方面，阿莎为湿婆神军党的市政代表筹集选票以保证他们在选举中获胜，使得自己有了政治靠山；另一方面，阿莎又借助自己与市政代表的特殊关系在安纳瓦迪扮演起调解各类纠纷的特殊角色，树立自身威望以获得特权。这样，阿莎就可以在安纳瓦迪人与政府部门间赚取灰色收入，捞取政治资本，争夺额外的利益，从而逃脱被蚕食的弱者命运。于是，阿莎不仅拥有了代表崇高社会地位的冰箱，也最终摇身一变为上流社会的一员：一个慈善机构的董事，受人尊敬。

然而，当阿莎满心热切地奔向更美好的生活时，她也不免会受制于人，有时甚至必须牺牲掉自己的尊严和体面。为了获得上层大人物的支持，阿莎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用以色事人的方式来筑造自己通往上流社会的阶梯。这招的确有效，但阿莎也因此丧失了独立与自由，不再具有完整的主体性。同时，阿莎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也不再秉承人之为人的爱与善，变得自私而虚伪。她拒绝了坎伯先生筹措更换心脏瓣膜手术费的请求，只因他还没有足够的油水让阿莎满意。阿莎还把神圣的人伦情感降格为利益的角逐，她将女儿曼朱培养成大学生也是为了能更好地推销曼朱，攀上一门相当有利的亲事，进而提升全家的地位。

不难发现，阿莎在通往“更美好生活”的路上，逐渐被虚荣和贪婪所裹挟，既丧失了人的尊严，也变得冷酷无情，她甚至没有一个能和她分享喜悦或分担忧愁的知心朋友，即便是女儿曼朱也对她心怀不满。可见，阿莎过上了更体面生活的同时，也彻底地拥抱了世俗世界，泯灭了自身的美好情感与社会道义，最终不复澄明。

其实在这场穷人与穷人之间的对决中，真正的受益者是作为帮闲者的国家机器。警局与法庭关心的是如何从阿卜杜勒家与法蒂玛的纠纷中获利，而不是从中调停或伸张正义。在案件的侦办和审理过程中，警察和特别执行官想尽办法向阿卜杜勒的母亲泽鲁妮萨敲诈勒索，却从不真正地去调查事情的真相。阿卜杜勒曾感叹道，印度刑事司法制度如同垃圾市场：清白或有罪，就像一公斤塑料袋一樣，可供买卖。而母亲泽鲁妮萨则直言，钱比祷告有用。面对警察的种种威胁，母亲泽鲁妮萨不得不交出一笔又一笔的贿赂金，这让本就被官司所拖累的阿卜杜勒家更加不堪重负。

在《美好时代的背后》里，庞大的国家机器成为富人的共谋者，它们只维护富人的利益，不仅不关心穷人，反而对穷困者变本加厉地敲骨吸髓。警局和法庭贪污中饱私囊的同时，也被物质和金钱收编，而弱势群体的自由与尊严被漠视，任国家机器玩弄于股掌之上。印度的贪腐问题由来已久，阿卜杜勒一家的遭遇明确揭示了贪腐给印度带来的最大危害远不止于国家层面，升斗小民因此甚至无处生存。因为国家机器只为富人运转，保障他们的权益，对穷苦者不闻不问，反而在穷人的纷争中坐收渔翁之利。

这场穷苦人间的利益争夺战最终以“无人生还”而收场，从物质财富与社会地位的角度来衡量，阿莎或许是唯一的获胜者，可她自己也被欲望所支配，陷入异化的悲惨境地。更为恐怖的是，曾是保障印度民主的国家机器如今与其初衷背道而驰，成为由少数有钱人驱动的系统，对穷人故意无视，甚至明目张胆地从穷人中牟利。由此，所谓印度的“美好时代”不过是粉饰太平的谎言，其内里是可怕的阴暗。

凯瑟琳·布以一个美国白人女性的视角观察当代印度社会，其作品《美好时代的背后》又主要关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悲惨境况，这难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即凯瑟琳·布意在否认和抹黑当代印度的进步与繁荣，用这样的黑暗印度去迎合西方读者对印度的东方主义式的想象。诚然，西方中心式的文化偏见不可避免会是凯瑟琳·布“前见”的一部分，但她的意义恰恰也在于此，冷眼旁观官方所宣扬的有关“新印度”的国家神话，发现不容忽视的印度“美好时代的背后”的不美好。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发现了当代印度“人如瓶里的蜘蛛般撕咬”的惨剧。在贫富分化和上升通道不畅通的背景下，穷苦人不得不以牺牲同类的方式来换取自身的存活。身份政治成为进一步区隔穷苦人的潜在帮凶，让弱势群体中本就不多的温情也消耗殆尽。但没有人能从这场纷争中获胜，在贪腐当道的底层城区，警局与法庭等国家机器才是最终的赢家，正义只能是虚张。的确，凯瑟琳·布没有给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但提出问题有时比解决问题更加重要，只有对当代印度进行坚持不懈地反思与批判，美好的时代才能真正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