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2021年中国红色档案研究综述

2022-02-21姜惠丹

档案天地 2022年2期

姜惠丹

红色档案是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独特的历史地位成为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具有极高的保存价值和开发价值。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风霜，在国家的稳步建设与稳定发展中，带领着中华民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中砥砺前行，谱写了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壮丽篇章。2021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1]指出大力挖掘红色档案资源，建立“四史”教育专题档案资料库，传承红色基因。且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红色档案逐渐成为档案界学者研究的热点领域。

近年来，红色档案的研究呈多元化、增长快的发展趋势，为梳理该领域的现阶段成果，探究未来发展前景，笔者通过知网的相关数据和网络图谱，从整体把握红色档案发展趋势和研究情况。对国内研究成果进行微观和宏观的研究和述评，以红色档案研究赋能国内档案事业未来发展。

一、文献检索分析

笔者于2022年1月3日，以2011-2021年收录在中国知网的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为检索范围，“红色档案”为检索词进行了篇名检索，共236条结果，除去新闻报道、党史资料以及无关文献，得到124篇文献，包括期刊论文119篇，硕士论文5篇。本文以119篇期刊文献为研究对象。

（一）文献趋势分析

2011-2021年红色档案研究的年发文量分布如图1所示。结果表明， 2018年及之前年发文数比较稳定，波动起伏不大，2019年开始逐渐增多，2021年达到较高的峰值，说明近几年学界逐渐关注到红色档案领域研究。

（二）关键词共现分析

从图2的关键词共现图谱来看，相关研究以开发利用、红色文化、红色资源、档案资源开发、档案工作主题为中心展开探讨。其中，红色资源包含红色档案，档案工作是红色档案的组织手段，红色文化是红色档案的内涵，开发利用是红色档案的传播方式与影响路径。

二、文献内容分析

对来源文献的内容分析，可以从理论基础、实践开发和提升策略这三方面进行总结归纳。

（一）理论基础

目前，学界对红色档案融合其他理论研究视角不多，基础概念辨析也甚少。笔者在此分为两部分进行探讨，即研究视角与概念辨析。研究视角涉及社会记忆理论、叙事理论等角度，概念辨析是归纳红色档案的背景、定义等因素。

1.研究视角

（1）社会记忆理论视角。陈忻、房小可、孙鸣蕾[2]选取北京香山革命纪念馆网上展厅内容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 LDA 模型对红色档案编研成果进行细粒度挖掘，在社会记忆构建基础上，重构北京香山紅色记忆。

（2）跨媒体叙事理论视角。何玲、马晓玥[3]等人将跨媒体叙事融入档案叙事，通过分析国家档案局、北京市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等现有活动中体现跨媒体叙事理念的措施及取得的成效，从叙事内容的组织、叙事媒介的选择、叙事语言的表达、叙事文本的构建四个方面提出优化策略。

（3）图情档协作视角。熊伊凡、陈艳红[4]以雷锋红色档案资源为例，从资源基础、协作模式和标准化建设三个方面对基于 LAM（图书馆、档案馆与博物馆）协作的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进行分析，提出深入挖掘资源、创新宣传方式、拓宽资金来源等开发策略。

（4）社会热点与学术前沿视角。白梅[5]以 “一带一路”为背景，将新的机遇和挑战融入中国红色档案文化传播过程中，立足于红色基因、中华民族和历史传承，将红色档案中蕴含的红色文化以优秀的产出成果，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向世界各地传播;赵红颖、张卫东[6]以数字人文视角，设计“数据化—情境化—故事化”逐层递进的红色档案资源组织路径，从而提高红色档案资源的利用效率，更好地发扬红色精神，讲好红色故事。

2.概念辨析

（1）红色档案的背景

在中国“红色档案”一词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谭日超在《人民文学》期刊发表的《红色档案抒情》，此后直至21世纪初才再次出现。而学界开始关注红色档案并进行研究是在2009年，程巧[7]提出依靠红色档案，解决红色旅游的问题，促进红色旅游路线、产品、形式的创新、改变。2020年10月，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精神，江苏省扬州市档案局、市档案馆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红色档案资源保护和开发工作的通知》[8]，此后上海市等其他省市逐渐开始制定关于红色档案的地方性政策。一直到2021年，红色档案在国家档案事业“十四五”规划纲要中首次出现，明确提出深入挖掘红色档案资源，让红色档案助力理想信念教育发展[9]。

（2）红色档案的定义

在2011—2021年的知网相关文献中，学界对红色档案的定义从时间线上分为三种情况。其一，梁楚晗、梁洁[10]等人认为红色档案特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对敌斗争和政治活动中有价值的历史记录。宋平[11]、曹燕红[12]、赵雪芹[13]等人都认同此观点。其二，刘淑玉、陈才[14]认为红色档案是指革命年代（1927—1949）记录红色事件和红色任务的历史档案。其三，吕慧[15]、陆伟华、邓素媛[16]、郑慧、刘心怡、杨秀翠[17]等人认为红色档案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19年至今），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保存价值的载体。

（3）红色档案的价值

目前，学界对红色档案的价值总结可以从两个角度看：一方面，红色档案天然具有档案本身的价值属性，即历史凭证价值。赵雪芹、王青青、蔡铨[18]等人指出红色档案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社会建设中所形成的资料，是还原中国红色革命历程真实面貌的历史记录，具有“存凭留史”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红色档案对各主体均有利用价值。从国家层面来看，梁楚晗、梁洁[19]等人认为红色档案具有传承中华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价值，即具有文化传承价值。陆伟华、邓素媛[20]还提出红色档案对新时期党的工作具有参考借鉴意义，即具有资政价值。从社会层面来看，刘定[21]指出红色档案有助于历史学等领域的学者研究，即具有学术价值。张珊珊[22]等人认为将红色档案融入地方旅游、艺术表现及文创产品中，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从个人层面来看，宋平[23]、陆伟华、邓素媛[24]等人提出红色档案有利于学生、党员、干部等群体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实现育人价值。

（二）实践开发

关于红色档案实践开发的分析，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研究某一领域的红色档案，比如医院红色档案、地方红色档案、红色口述史料、非物质类红色档案遗产。宁莉燕、卢红建、施建红[25]构建了医院红色档案资源体系，阐述其价值，并总结医院红色档案的开发路径;徐艳芬[26]指出应通过加紧抢救、科学管理等方式，做好地方红色档案工作;程世利[27]通过指出浙江红色口述史料在开发利用过程的问题，从人才建设、组织机制、数字变革、树正理念的四种方式拓宽利用路径;黄明嫚[28]定义了非物质类红色档案遗产，并指出用数字化技术手段对其保护和传承。

第二，研究某一地域的红色档案。一方面是关于省市县及自治区的红色档案实践开发，比如广西[29—30]、海南[31]、四川[32]、红安县[33]等地区的红色档案实践情况。从大体概况而言，多地都将红色档案的保护与建设提到档案事业工作上;另一方面是关于革命基地红色档案实践开发，王玉平等人[34]提出将西柏坡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数据库建设，陈洪诚[35]指出将新技术应用于左右江红色档案。

第三，研究红色档案的资源与建设，比如档案资源开发、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等探索。赵彦昌、宋雪婷[36]等人通过分析近年来红色档案的开发利用和研究成果，归纳其特点与变化规律，为未来发展提供有益参考;姚柳等人[37]以扬中市为例分析目前红色档案保护、开发利用情况，加强红色档案资源建设。

（三）提升策略

对于如何拓宽红色档案发展路径，学界主要围绕以下四个层面进行了分析：

其一，从资源层面，季红军[38]等人提出优化馆藏资源，整合特色红色资源，丰富红色档案载体;李金格[39]等人认为加大红色档案的收集力度，运用多种渠道和方法，突破地域和群体界限，扩大资源征集范围。

其二，从机制层面，吕中元[40]、申灿[41]等人强调多元主体协同开发原则，以档案馆、高校、博物馆、纪念馆等主体合作联动为协调机制，开发红色教育基地和实践基地，实现红色档案的育人价值和教育意义。

其三，从人才层面，白梅[42]等人认为应培养专业化档案技术人才，加强数字化处理能力，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赵雪芹[43]等人指出引入众包模式，吸引对此感兴趣的来自不同领域、具有不同背景与技能的社会人才参与到红色档案的开发建设中。

其四，从传播层面，吕中元[44]等人提出“精品开发与文创产品开发”两条路并行，以“互联网+”思维推进红色档案信息宣传推广;赵雪芹[45]等人认为新媒体平台可以起到宣传作用，吸引社会民众“近距离”参观红色档案，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

三、研究展望

（一）研究总结

通过对2011—2021年知网相关文献的數据与内容的分析，可以对红色档案领域的研究做出以下三点总结：

第一，文献数量迅猛增长，实践开发研究远多于理论研究。从图1数据来看，2018年之前年发文较少，此后迅猛增长这一趋势，结合社会热点及档案事业发展，可以从两方面探究研究升温的原因：其一，2019年是建国70周年，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档案界学者纷纷为红色档案建设现状及开发利用做出实践性讨论;其二，《“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的发布，尤其指出红色档案资源应深入挖掘，实质上是促使相关工作人员将已有的红色档案资源优势转化为社会正能量价值观导向的重要手段。目前，研究多集中在资源建设和开发利用上，理论探讨较少。

第二，跨学科、交叉学科理论引入不多。一方面，缺少对其他领域理论内容的参考借鉴。现有文献多集中于档案领域本身，某种程度上来说，缺乏对经济学、历史学等其他领域合适的理论引入。另一方面，缺少对红色档案带来的影响的研究。当前可以推及到学生教育意义的适用性，是否可以延伸到其他档案及档案外的领域研究，值得学者们思考。

第三，多数文献的开发路径重复，缺少创新举措。其一，从开发路径看，多数文献都提及新媒体传播、数字化建设、人员素质方面的提升，许多文献在宏观角度上重复，新意不足;其二，对于不同地域的红色档案开发路径上缺少特色研究，开发手段普适性较高，特色手段不明显。

（二）未来展望

首先，在探讨实践应用的基础上，应深化理论性研究。实践研究固然重要，可以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若无理论指导就犹如空中阁楼，难以为继。因此，有必要对红色档案的主体、客体、基本原则、特点等学理方面进行界定。此外，还可以从红色档案的实践中总结归纳，并寻找合适的理论进行指导。目前，红色档案的标准还设有统一的法规予以规范，可以从红色档案标准体系化建设中存在的欠缺及理论借鉴进行阐述，从而优化红色档案规范化建设。

其次，加强不同学科领域间的融合与借鉴。一方面，应借鉴其他领域发展成熟的理论，比如对于红色档案开发利用，学界可以借鉴信息生态、用户服务等领域研究成果。例如信息生态系统是由人、信息和信息环境组成，将红色档案放置在该系统中，从三要素角度出发对红色档案的制约因素、发展目标和解决策略进行分析，拓宽红色档案开发的研究路径。另一方面，红色档案也可以作为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借鉴和影响手段，实现不同领域的交叉与融合。

最后，提出创新性与特色性的对策路径。在宏观方向大体一致的情况下，文献内容应着重突出特色化，比如多数红色档案研究文献均涉及新媒体开发、资源整合、人才素质建设等方面，可以用两种方式提出创新点：其一，在宏观方向中细化举措，比如在新媒体开发中增加漫画、综艺等新元素;其二，提出新创新点，比如将新媒体开发换为“新媒体+传统媒体”融合开发，扩大开发路径。

参考文献：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 中办国办印发《“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EB/OL].[2021-06-09].https：//www.saac.gov.cn/daj/toutiao/202106/ecca2de5bce44a0eb55c890762868683.shtml.

[2]陈忻，房小可，孙鸣蕾.社会记忆再生产：北京香山红色档案编研成果的细粒度挖掘研究[J].山西档案，2021（1）：80-87+79.

[3]何玲，马晓玥，档案研究僧.跨媒体叙事理论观照下的档案叙事优化策略——以红色档案为例的分析[J].档案学通讯，2021（5）：14-21.

[4]熊伊凡，陈艳红.基于图情档协作的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研究——以雷锋档案为例[J].图书馆，2021（9）：92-96+102.

[5] [42]白梅.“一带一路”双文明融合视角下红色档案的开发利用[J].办公室业务，2021（9）：42-43.

[6]赵红颖，张卫东.数字人文视角下的红色档案资源组织：数据化、情境化与故事化[J].档案与建设，2021（7）：33-36.

[7]程巧.红色档案的开发与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J].兰台世界，2009（20）：34-35.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 江苏扬州印发《关于加强红色档案资源保护和开发工作的通知》[EB/OL].[2020-10-14].https：//www.saac.gov.cn/daj/c100202/202010/0b30533907454e658e3049f84520ea81.shtml.

[10][19]梁楚晗，梁洁.红色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刍议[J].档案，2011（05）：52-54.

[11] [23]宋平.紅色档案资源与大学生思想教育有效结合探讨[J].档案管理，2015（4）：92-93.

[12]曹燕红.红色档案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教育中的探讨[J].山西档案，2019（1）：152-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