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作友　常筱竹

摘要：中国古代文论的扛鼎之作《文心雕龙》，经过施友忠、宇文所安和杨国斌的翻译终于被英语世界接受，西方读者由此改变了中国没有成体系文论的认识，中国文论也因为得到外国读者的接受而获得了重新认识和评价自己的机会。从《文心雕龙》的英译发现，翻译在推进中国文论走出去、推动中西文论对话、促进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翻译没有所谓的终极译本，每一次翻译都是对源文的补充与延伸，都是对源文的无限趋同，但是永远都无法等同于源文。中国文论只有变得足够强大，拥有话语权才能与西方展开真正平等的对话。译者也是中西文论对话的参与人，应尽可能忠实传达原作的本来面目，坚守本民族文化特色，秉持文化自信，防范故步自封，如此方能成为对话的促进者。中西文论对话的双方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积极主动畅所欲言，对话才能呈现良性互动的局面，健康有序地持续下去。

关键词：翻译;《文心雕龙》;中西文论对话;中国文化“走出去”;异化翻译;双向阐释

收稿日期：2020-06-15

基金项目：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心雕龙》话语体系英译和中西文论对话研究”（17BYY061）

作者简介：胡作友，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翻译与西方文论研究，E-mail：huzuoyou01@163.com;常筱竹，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引言

布迪厄指出：“存在就是关系”〔1〕。世界各种语言和文化之间都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而翻译是其连接的桥梁。勒菲弗尔（Lefevere）认为，作为改写形式的翻译，不仅是形象再现的手段，而且是为改变译入语文学功能所做的铺垫〔2〕。各个文明之间的交流需要翻译搭台唱戏，中西文论的对话更少不了翻译的支持与贡献。中国文学现在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存在着海外传播、接受与消费问题〔3〕，原因虽然千头万绪纷繁复杂，但无论如何都与中国文论的话语权密切相关，因此，加强中西文论对话对于提高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代表作，其英译已在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宇文所安英译本入选《诺顿中国文选》，将其推向了文学经典地位。从《文心雕龙》的英译可以发现翻译在中西文论对话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本文将从《文心雕龙》英译出发，探讨翻译在中西文论对话中的作用，以期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借鉴。

二、中国文论与英语世界的全景会面：施友忠《文心雕龙》英译本

著名汉学家华兹生（Burton Watson）曾说他在研究过程中只关心作品而不关心诗人的生活〔4〕。中国文学研究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们习惯将作者与作品视为一体，提倡在作者所处的历史语境中分析文本。图里（Gideon Toury）强调翻译在多元文化系统中的作用，提倡要结合社会、历史与文化因素来考察翻译〔5〕。赖明指出，《文心雕龙》首次提出天赋对作家的重要性和社会对作家的影响。因此，研究文学作品仅仅关注作品本身还不够，还要兼顾社会文化语境〔6〕。考察施友忠《文心雕龙》的英译同样要联系翻译的社会文化语境。

《文心雕龙》虽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鸿篇巨制，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仅有寥寥数篇的英文节译，从而严重影响了西方世界对中国文论的认识。西方学界甚至认为中国根本没有成体系的文论〔7〕，是施友忠改变了这一状况。祖籍福建的施友忠在幼年时亲眼目睹了中国的低潮与动荡，感受到祖国的衰败与落后，决心有朝一日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西方世界在经历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后，迫切需要了解东方文化。1957年，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施友忠开始翻译《文心雕龙》以供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论，历时两年，《文心雕龙》首部英文全译本在纽约出版，这也是《文心雕龙》第一次与西方社会全景式的“会面”。 考虑到《文心雕龙》的久远性、复杂性与经典性，施友忠极力遵循翻译伦理，以异化翻译为主，在翻译时尊重差异，适时化同，努力谋合，争取促成中西文论的平等对话〔8〕。

例1：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文心雕龙·原道》）

译文：Wen， or pattern， is a very great power indeed. It is born together with heaven and earth. Why do we say this？

Note： The term “wen” has no simple English equivalent. As it is used here at the outset of the treatise， it signifies a wide variety of patterns that envelop all aspects of the universe. The fact that each aspect has its own particular pattern seems to have struck Liu Hsieh with great force. The use of a single term to cover all these different patterns suggests that in Lius mind the presence of some kind of pattern is the common feature of all aspects of the universe.〔9〕

《文心雕龍》以“文”开篇，直入主题，足见“文”在全书中的地位。“文”究竟怎么译将表明译者的翻译立场和文化态度，给读者留下先声夺人的印象。中西文论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固然存在着矛盾、对立和冲突，但是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知识体系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又有相通之处〔10〕。施友忠采用音意结合外加注释的方法，将“文”译为“Wen， or pattern”，并附加一个长长的注释，这样的翻译，笔力遒劲，功底深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译文的流畅性，但却极大地减少了读者的阅读障碍，拉近了西方读者与中国文论的距离。这种翻译展示了中国文论本来的样貌，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间。由于文化差异，翻译所涉及的各个符码单位之间存在不完全对等的情况〔11〕，所以施友忠添加英文注释，明确表示“文”这一概念在英文中没有完全对等的词，这就要求读者在阅读时要充分了解中国文论的背景知识。事实上，施友忠对于《文心雕龙》并没有采取迎合式的归化翻译策略，而是以异化翻译为主，译文因此十分接近原作的表达方式及其文论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文心雕龙》最真实的面貌，使得中国文论以一种自然的状态与英语世界的读者进行交流对话，其开创性意义得到海陶玮〔12〕与霍克斯〔13〕的高度赞扬，为中西文论的对话创造了物质条件。

三、西方视角对中国文论的他者考察：宇文所安《文心雕龙》英译本

随着冷战的瓦解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家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中国典籍作品传入西方世界的数量不断增多，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文论的兴趣也日益强烈，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研究中国文论。得益于西方学者对中国文论的研究，中西文论对话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一生酷爱中国文化，其汉学研究誉满全球，他翻译的《文心雕龙》是哈佛大学权威教材，也在文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认为：“宇文译本迎合了西方汉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学思想整体理解的需求，填补了中西文论和思想史上的鸿沟。”〔14〕该译作入选《诺顿中国文选》，更是巨大的突破〔15〕，表明西方汉学研究的重大进步〔16〕。不过宇文所安对中国文化的翻译与研究，更大的目的是为了建设美国文化，而不仅仅是为了传播中国文化〔17〕，这充分体现了他的翻译立场和目的。宇文所安通过文本细读精确展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细微之处，同时又透过他者视角来观察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宇文所安意识到，译者需要尽可能多地还原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更需要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填缺补漏，因为总有一丝真知灼见被时光的流沙遮蔽了，而人们总是在寻找新的方法来回溯历史，使得过去的思考“仍然触动现在的神经”〔18〕。宇文所安《文心雕龙》英译本不是以中国学者的视角看中国文论，而是以西方学者和读者的视角观察中国文论，是西方读者在与中国文论“会面”后的首次“回访”。西方读者通过西方学者的翻译实践与阐释获得了对中国文论更多的理性认识，其深度与广度虽然无法企及中国读者对西方文论的认识，但总算实现了中西方读者对彼此文论的“互识”，因而宇文所安的翻译在促成中西文论的对话中凸显其跨文化意义。

例2：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文心雕龙·熔裁》）

译文：When the places of the affections and basic principle have been set， then pattern and coloration move in their midst.〔19〕

宇文所安指出，刘勰使用了《周易·系辞转》中的一个句子“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用文学术语代替了宇宙术语〔20〕。通过宇文所安的解释，读者会对这句话的含义及其与文学的联系进行认真思考，这样环环相扣，便能加深与中国文论的交流。这种让《文心雕龙》通过翻译在异质文化间积极融通的方法，有可能让中国文论跨越民族边界，真正走向世界文学。由于中西语言、思维方式及诗学形态的差异，外国读者要读懂《文心雕龙》会困难重重。宇文所安作为跨越中西方文化和语言两种边界交流的中间人〔21〕，本着将源语文化信息传递给读者的原则，采用双向阐释的方法极力再现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活的思想”。他在译本中添加了许多序言、引言、注释，对于读者不懂或不清楚的文化内容進行不厌其烦的解释，因此，他的译文看起来比较笨拙〔20〕。但笨拙并不是翻译的本意，而是提醒读者注意隐藏在文本表层之下的深刻含义，笨拙的着眼点在于力所能及地给读者提供中国文论的原初思想。

宇文所安的译本通过对话式的文本细读，让读者慢慢走近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深处，感触东方文化的脉搏，在比较中辨别与西方文论截然不同的中国文论话语。从整体上看，宇文所安基本上采用异化翻译策略传达中国古代文论思想，力图恢复中国文学传统的原始样貌，其翻译给读者留有较大的思考空间，有利于激发读者的想象力，读者顺着思考的方向，可能会慢慢接近中国文论的“初衷”。这种在比较中的相互阐释，使得以往被忽视的思想重新得到注意，读者会在思考中探寻中西文论的差异;这种翻译极力贴近原作的思想，尽可能减少译本在传播中的误读现象，启发读者的比较与鉴别，从而极大地激发西方读者与中国文论对话的兴趣。

四、面向西方普通读者的平民化翻译：杨国斌《文心雕龙》英译本

勒菲弗尔（Lefevere）指出，权力、意识形态、文学机制、赞助力量是影响文本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接受和经典化的主要因素〔2〕。要使西方世界认识中国文论的普适性和有效性，中国文论需要走出去接受外国读者的检验。站在这一认识高度上，杨国斌翻译了《文心雕龙》，其译本入选《大中华文库》，因此代表了国家的意识形态。杨译本得到西方学界的认可〔22〕，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中国本土培养的翻译家，杨国斌非常认同刘勰的文学观，赞扬其视文学为人生的积极态度，认为其思想值得向国外传播与推广〔23〕。与偏爱中国诗歌作品的西方汉学家相比，华裔汉学家更关注中国文论“走向世界”的问题。杨国斌也是如此，他特别重视译本在国外的接受，因此他主要采用归化翻译策略，尽可能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面向普通读者，以迎合目标受众。这种策略有利于扩大译本的受众范围，提升译本的可接受性，使其受到普通读者的喜爱，也使中国古代文论在西方的传播有了新的突破。西方读者通过阅读《文心雕龙》了解到更多的中国文论知识，对中国文论也有了更清晰地认识，中国文论也因为译本的广泛传播而得到西方读者的认同与接受，获得了重新认识和评价自己的机会。

例3：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 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文心雕龙·知音》）

译文：Alas， the difficulty of appreciation！ Art is difficult to appreciate; an appreciative critic is hard to find. If only there comes one in a thousand years！ 〔23〕

战国时期俞伯牙和钟子期的知音故事，西方读者闻所未闻，要将这个典故解释清楚恐怕需要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文学翻译既要考虑到源语作品的文化因素，又要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接受态度，所以杨国斌采用归化翻译将其译为“appreciation”，将这一典故消解于无形，因为“知音”就是相互欣赏的意思。杨国斌在翻译时按照源文—今译—英译的顺序，首先采用知名专家的白话文将原作含义用现代汉语表达出来，再将其翻译成英文。这种翻译方法大大降低了读者的阅读难度，但同时也抹杀了原作的文化韵味，损失在所难免。然而，结合国际风云变幻、中外形势发展和译者的翻译目的来看，归化翻译不失为一种适应形势需求的翻译策略，它给译文包上了一层“糖衣”，更符合国外普通读者的阅读口味，有利于推动中国文论“走出去”。鉴于普通读者的阅读水平和接受意愿，译作的“平民化”和“国际化”是比较适宜的推广方法，而归化翻译就是一种“接地气”的翻译策略，当然不能忽视这种翻译策略在减轻读者阅读压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作的原始面貌，减弱了其中的文化气息，其利弊得失是需要译者在翻译时慎重考虑谨慎使用的。

五、《文心雕龙》英译与中国文论在英语世界的传播

文学有时代性，翻译文学及其经典也有时代性〔24〕，历史、文化、语境等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引起语言和翻译规范的变化〔25〕，从而使新的译本层出不穷。有生命力的文学文化总是在变的〔26〕，中国经典要想在文学界保有生命力，就必须通过翻译不断地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历史的需求，在创新中发展。中外文化交流是双方相互学习彼此不断进步的过程〔27〕，翻译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经典不仅需要翻译，更需要复译，复译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贵在超越，具有新颖性和时代性。通过复译，《文心雕龙》以一种更契合时代的形式流行起来，扩大了影响力，促进了中国文论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复译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结构中创造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又会进一步重新定义源文和源语文化〔28〕，每一次复译，都是对中国文论价值观的进一步建构。通过复译，西方读者对中国文论的认识会不断地加深，这会使他们持续保持浓厚的新鲜感和好奇心，激发他们进一步亲近中国文论的兴趣，施友忠解决了《文心雕龙》英译本的有无问题，宇文所安使《文心雕龙》在美国走向经典，杨国斌则从西方读者的阅读需求出发，尽量减轻阅读难度，使《文心雕龙》走向普通大众。中国文论若要在西方世界得到较好的反响，必须充分研究西方世界的读者需求。只有在满足读者获益期待的基础上〔29〕，中国文论思想才能得到充分传播。民族的文化是经由历史的不断积累而形成的，而中西文论则是在不断的翻译中进行对话并不断向前发展的。翻译是中西文论双向作用的结果，通过翻译中西文论在新的历史阶段展开新的对话。随着时代的发展，中西文论对话也在不断地更新发展。从来就没有所谓的终极译本，每一次翻译都是对源文的一个补充，一个引申，都是对源文的无限趋同，但是永远都无法等同于源文。翻译在中外对话交流过程中将是长期存在的，《文心雕龙》的英译不仅是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的桥梁，更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中国文论必须经过翻译的检验，形成规模效应，获得话语权，才能和西方文论展开平等的对话，走向世界。

六、翻译在中西文论对话中的作用

（一）推进中国文论走出去

《文心雕龙》英译本在西方学界的传播使得中国文论在英语世界从无到有，从英语读者对其知之甚少到知之甚多，从陌生的片言只语逐渐走向文学经典，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论“走出去”，即不仅自身走出去，而且和西方文论进行交流对话，有所学习，有所成长。翻译具有强烈的目的性，文论翻译的目的是跨文化交流，《文心雕龙》英译的目的是向世界傳播中国古代文论思想，推而广之，中国文论的翻译是向世界传播中国文论。中国文化“引进来”远远多于“走出去”，中国文论也是如此，中国文论走出去必须要借助翻译，通过翻译跨越语言障碍和文化鸿沟，与西方文论达成思想上的共鸣。

翻译的前提是译者充分了解并掌握中国文论的思想内涵和文论基因，在此基础上还要考虑外国读者的接受意愿，努力使译作获得对方认可，从而达到在世界传播的目的。翻译会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发展，这一过程正是译者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过程;通过翻译，中国文论的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在西方世界不断建构，中国文论得到弘扬，一步步走向世界。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文论经翻译走向世界，中国文论必将获得越来越多的话语权，产生重要影响。

（二）推动中西文论对话

中西文论对话是一个研究他民族文论的过程，更是一个透过他民族文论来审视自身的过程。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通过“他者镜像”来反观自我，确立自我文化的价值尺度〔30〕，有利于中西文论的对话、交流与共同进步。透过自我透视，中国文论可以学习西方文论的先进思想，同时防范其不足之处，这正是翻译引进知识、提升智慧、推动进步、促进繁荣的作用〔31〕。透过他者视角，中国文论可以发现自身的缺点，找出传播中暴露的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实现中国文论的异域重生。透过西方镜像，中国文论可以反照自我，实现自身的升华。

作为一种文化交流活动，翻译是一种双赢活动而非零和博弈，它使双方文化在交流中取长补短，互利共赢〔32〕。吸纳西方文论，引进西方文化，拓宽了中国文论的学科发展与学术研究的理论视野〔33〕。反过来，中国文论也有值得西方文论学习的地方，学习他者文论思想会开阔研究视野，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国文论的民族特色，会在文化交流中得到很好地展示和传播，中国文论的优秀思想值得西方学者的借鉴与思考。中西双方通过文论的交流互动，实现互利共赢，翻译功不可没。译者以时代为背景，以读者需求为参照，会不断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翻译质量的提高会促进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推动中西文论进行更高水平的对话，在对话中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三）促进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

翻译绝不是两种语言之间的单纯转化，而是译语国家文化、政治与历史语境下文辞意义的改写与话语秩序重建的活动〔34〕。文本来源于民族生活，必然带有民族文化的惯习和规范。翻译是两个民族政治文化的交流互鉴活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努力寻求、发掘和尊重双方民族文化的差异 〔35〕，正是这种差异性为世界文化增添了不同的色彩。翻译的过程即学习的过程，学习他者文化，能促进自身的成长，也能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推动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由于中西认知和表达的差异性，两个民族文化在对话中不断地碰撞和磨合，误读是其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中西文论正是在不断地理解—误读—纠正—再理解的过程中得到最大程度地交流与对话，而这种误读纠正的过程又会使两个民族的文化碰撞出新的火花。两个民族在文论的交流中不断达成共识，会不断集聚相同的兴趣点，这些兴趣点是平衡中西文论差异的触发器，也是世界文化进步的新要素。在中西文化的对话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兴趣点，为世界文化带来大量的新鲜血液，也会极大地丰富世界文化的多样性。

七、翻译与中西文论对话的前景

（一）坚守本民族文化特色

语言是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36〕。洪堡特认为，“语言即民族精神”〔37〕。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各民族通过本民族特有的表达方式来展现自己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在翻译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社会发展推动了各民族的交流，也给坚守本民族文化特色带来了挑战。萨丕尔指出：“艺术家必须利用自己本土语言的美的资源”〔38〕。黄友义认为，翻译不是要放弃中国元素，而是要精心守护中国文化〔39〕。译者也是中西文论对话的参与人，在中西文论的对话中坚守我国文化特色，学会将本民族语言的美和特色展示给世界，是每个译者必须要考虑而且要践行的承诺。坚守本民族文化传统，有利于实现中西文论的和谐对话。在社会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典籍作品的翻译需要跟上时代的节奏，符合新时期的翻译要求，然而这并不是说要彻底否定“传统”，而是对翻译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40〕。译者应遵循翻译伦理，将中国文论的真实面貌呈现给外国读者，这既是文化的自信，也是对民族文化的尊重和热爱。

文学经典作为民族文学的集大成者，蕴含着民族的历史记忆、审美习惯和文化特色。中国文论要想在文化交流过程中打破失语症，走向世界学术的中心，其立足点在于中国文化传统，坚守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确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是文学的民族性是经过长期凝练、沉淀和塑形而形成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36〕，并不会因为这一冲击而瓦解或丧失。中国文论要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文化世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条出路，就要求典籍作品在新时代要在坚守自身民族特色的同时不断变更自己的表现方式，以适应新的时代和语境，让典籍作品在新时代再放光彩。坚守本民族文化特色，向世界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论，译者应尽可能保留原作的文化特色，忠实传达原作的文化精神，这是译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秉持文化自信，防范故步自封

张江指出，西方语言和汉语在形式和表达上都存在着根本性差别，因此决不可照搬西方语言的经验或准则，而应从汉语的本质出发讨论汉语〔36〕。在过去的中西文论对话中，中国过多地依赖于西方理论，认为西方理论都是先进的、科学的，而西方学界并不把中国文论放在平等地位。19 世纪中英双方围绕“夷”字的争辩，已成为西方人牢牢掌握中国话语权甚至对中国词汇具有单方面解释权的一个最生动的象征案例〔41〕。“欧洲中心主义”一方面使得中国文论一味地否定自我，全盘接受西方文论，另一方面使得西方文论妄自尊大，故步自封。长此以往，中西文论会在交流中日益趋同，而没有任何创新和进步。同样地，中国学者也不能奉行“中国中心主义”，中西文论应平等交流，抛弃这一平等原则只会导致文化霸权主义。中国文论的翻译，应在“中化”和“西化”之间取得平衡。中国文论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审美观和价值观的结晶，中西文论的有效对话，要求我们重视中国文论的价值，重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西方文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其自身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在中西文论的双向交流中故步自封，对于中西文化双方都是一种倒退〔42〕。西方文论要想继续发展壮大就必须以平等的姿态与他民族文论进行交流，中国文论也应充满自信，将自己摆在正确的位置上。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是统一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43〕，因此各个民族可以追求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但需注意的是不能影响甚至妨碍到他民族文化的发展进步。在文论交流过程中要注意维持好中西文论之间的平衡，既不能过于“中化”，也不可过于“西化”;既要有文化自信，又不能故步自封，译者只有坚守本民族文化特色，秉持文化自信，防范故步自封，方能成为对话的促进者。

（三）紧握“话语权”，严防“失语症”

福柯认为，话语是社团进行交流谋取利益的語言符号系统。权力或是有形的，或是无形的，权力的触角无处不在。话语和权力是一个整体，权力不能脱离话语而独立存在。话语是获取权力的关键，掌握话语权就是掌握权力〔44〕。在国际关系中，掌握话语权是很重要的，而翻译是争夺话语权的博弈活动。施友忠翻译《文心雕龙》，目的之一是为中国文论在海外传播谋求话语权，对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45〕。《文心雕龙》翻译的过程，也是中国文论话语权不断延伸的过程。

反之，如果丢失了话语权就会得“失语症”。 得了“失语症”是很可悲的，因为那意味着失去了言说的方式。中西文论对话不是一方的独角戏，它要求对话双方有各自独立的话语权，如此才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对话。话语独立和平等对话是异质文论对话的前提〔46〕，因此，中西双方在文论对话过程中要紧握本民族文论的“话语权”，在中西文论的对话中任何一方都不应该是被动接受的一方，只有双方都有话语权，都愿积极对话，才能呈现良性互动的局面，才能健康有序地持续下去。

八、结语

《文心雕龙》经过施友忠、宇文所安和杨国斌的翻译，实现了与西方文论的互动与交流，西方读者由此改变了中国没有成体系文论的认识，中国文论也因为得到外国读者的接受而获得了重新认识和评价自己的机会。从《文心雕龙》的英译发现，翻译在推进中国文论走出去、推动中西文论对话、促进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文心雕龙》的翻译不仅是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的桥梁，更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民族的文化是经由历史的不断积累而形成的，而中西文论则是在不断的翻译中对话并不断向前发展的。翻译是中西文论双向作用的结果，通过翻译中西文论在新的历史阶段展开新的对话。翻译没有所谓的终极译本，每一次翻译都是对源文的补充与延伸，都是对源文的无限趋同，但是永远都无法等同于源文。中国文论可以在他者镜像与自我反思中获得自身的升华。

各个民族可以追求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但要注意不能影响甚至妨碍到他民族文化的发展进步。在文论交流过程中要注意维持好中西文论之间的平衡，既不能过于“中化”，也不可过于“西化”;既要有文化自信，又不能故步自封。中国文论要打破失语症，走向世界学术的中心，其立足点在于坚守中国传统文化。译者应尽可能保留原作的文化特色，真实传达源作的本来面目，这是译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对话的双方都有话语权，都愿积极对话畅所欲言，对话才能呈现良性互动的局面，健康有序地持续下去。

中西文论对话是一个长期深入的过程，译者应保持一个客观公正的姿态，做文论对话的促进者，在传播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尊重他民族文化，在中西文论的交流互融中积极推动中国文论走出去，为中国文论的繁荣与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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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ole of Translation in the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Wenxin Diaolong

HU Zuoyou， CHANG Xiaozhu

Abstract： Wenxin Diaolong， a masterpiece of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hrough the translation by Vincent Yu-chung Shih， Stephen Owen and Yang Guobin， has evenfually been accepted by the  western world. Western readers have changed their understanding that there was no systematic literary theory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has， through the acceptance of foreign readers， been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re-recognize and evaluate itself. From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WenxinDiaolong， it is found that transl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dvancing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o go global， promoting the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cultural diversity. There is no so-called ultimate translation. Every translation is a supplement， extension and infinite convergence to the source text， but it can never be equal to the source text. Only when the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becomes strong enough and has the discourse power， can we have a really equal dialogue with the West. As a participant in the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translators should faithfully convey the original features of the original works， stick to their own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uphold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guard against complacency， and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translator become a promoter of the dialogue. Only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can both sides of the dialogue o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speak freely and actively， and the dialogue can present a situation of benign interaction and continue in a healthy and orderly manner.

Key words： translation; Wenxin Diaolong;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bi-directional interpretation

（责任编辑：杨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