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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中的知识教学变革何以可能

2022-02-19

师道(人文) 2022年2期
关键词:教材情感语文

陈 琳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福建省教育学院语文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关于语文教学的虚与实,已有无数大同小异的研究成果。基本上,实的部分包括课程知识、文体知识、文言知识、文本解读等可视的可物化的内容,虚的部分主要指与“人”关系密切的部分,如学生的情感教育、价值观教育、文化素养培养、教师的角色转变等等。如果本文再探讨语文教学中的“虚”与“实”的概念界定,也难以讲出新意。因为,已有的研究成果千锤百炼,极具真理性和辨识度。况且,不同于其他学科课程,学生在接触课程意义的语文教学之前,已经拥有相当的母语知识,他们还将通过网络不断扩张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在“实”的部分,教师可为的似乎实在有限。既如此,重提语文教学的虚与实的意义何在呢?

一、在教育生态日益内卷的背景下重新审视语文教学

在教育生态内卷现象愈演愈烈的今天,社会和家长对学校教育的期望越来越高,语文教学概莫能外。社会期望教师使每一个学生成才,即使有些学生的失败是父母养育不得当的结果。还有一层原因在于,学生作为发展中的个体,具有主动性和差异性,语文教学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在于长期的潜心引导和关注,而主流的社会风气往往只重视学业成绩,这恰恰是语文教学难以在短期显现立竿见影的效果的地方;语文教育的延时性效能与社会和家长期待即时性的不匹配,极大地挤压了语文学科的育人空间。

从语文教学中诸多“虚”的特质来说,如对学科兴趣、学习态度、学习者人格等都属于短期不可控的变化因素。从教育学范畴来关照阅读与表达如何引导正向情感的发生,如何牵引学生现有的认知水平向着理解文学作品中的高级情感发展,如何界说教学行动中出现的负面压抑,如何实证情感教育与价值观形成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虚”的领域的新课题,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情的不同,这个课题常研常新。

在“实”的部分,原有的知识组织形式是否符合新一轮课改的培养人的需要?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新一轮课改以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要务,要让学生适应未来千变万化的世界,就要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具备获取知识能力,而非快速识记现有的静态的固化的知识。因此,打破原有的知识框架、动摇学生对已知知识的认识,显然是语文教学绕不过去的责任。为此,要设计引人注目、发人深省的主任务来挑战学生的已有知识,来激发他们的好奇心,推动他们深入问题,引导他们进行有价值的探索,让他们意识到语文课并非一成不变,并非永远都是面对一篇篇课文、以教材选文为代表的优秀的言语代表作品为唯一的学习对象,在教材选文之外,还有更多东西需要学习。例如,统编教材选择性必修上册的第一单元,引导学生对已知论断的来源的可靠性进行讨论。重新审视语文教学中 “实”部分,以匹配“虚”的部分的更高要求,是对新时代的语文教学变革的积极回应。

二、语文教学依然需要传授知识,但知识教学本身不应该脱离情境

上述时代背景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知识教育要被抛弃。事实上,知识教育依然是语文教学的整体版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难以想象,不教文言语法知识能够上好文言文,不教用典手法能够教好那些喜欢用典的词人的词,不教文体知识能够写好文学短评。在承认知识教育的必要性的前提下,探讨传统知识教育存在问题,根据教学需要细致地重组知识,做一些建设性的、补充性的、积累性的工作,是一种理性而务实的态度。

当然,知识的重组应当有科学性的依据,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2017版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 “新课标”)的框架下,学习任务群、统编教材、单元教学、单元学习任务、学习提示,是至上而下的课程体系,在这一体系之外,不应该 “法外有法”,再来一套并不纳入情境的知识教育。

以文言文语法知识为例,以往,我们常注意到有些教师拿出一个半月的时间,孤立地讲授文言文语法知识,包括通假字、偏义复词、词类活用、一词多义、特殊句式等等;每一个语法知识点配上一个例句。学生在记住了这些事实性知识之后,也只会去学习一些同类型的知识。这种学习缺乏启发性,学生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这些“死掉的知识”,在他们看来这些文言语法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再使用,除了考试要考,他们学了有何用?

就知识组织方式来说,这种方式最大可能地保存了知识的完整性与系统性,但就文化传承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灾难,因为这种教育观把语法知识与传统文化传统对立起来,割裂了知识与文言文的紧密联系,使得文言文教学沦为支离破碎的现代汉语翻译教学。传统知识教育观的问题在于,切断知识与文言学习的纽带关系,将静态的知识从情感教育人文环境中剥离出来,作为唯一的教育内容,成为应试的基础材料。

三、知识的传播应当蕴含在动态的学习过程中,从而导向学生的情感人文教育

理想的做法,应该是将知识放还到文言文当中,重新审视知识生成过程的教育功能。例如,统编教材选择性必修中册, 《苏武传》的“学习提示”要求学生找出意动用法和使动用法的例子,体会他们在语境中的意义。

先说学习方式。统编教材要求学生自己到文中去找,去整理,去归类,这是一种建构的学习方式,而不是传统的单向传授式的教学:老师把题目出好,让学生来做题、识记、复现。这种学习方式就效率和完整性而言,当然不如传统教学,但是建构式学习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适应了现实世界对学习者的要求。现在的世界千变万化,需要学习者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这比起学生在短期记住了静态的知识有价值得多。

其次说知识架构。 《苏武传》里的语法现象肯定不止意动用法和使动用法,但是统编教材只择取了其中两类,可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意动用法和使动用法恰好在主观性和客观性两方面形成对照,而且,文中的例子能够携带作者的情感与褒贬。例如:单于壮之,这里的“壮”是意动用法,统编教材要求学生理解它的意义,也就是说,学生要理解为什么单于觉得苏武很豪壮?这是需要联系前文苏武“引刀自刺”的刚烈来理解的。一旦学生理解了,他就不仅仅掌握“壮”的意动用法的解释,还深入到言语深处,去想象一个古代的使者,为了捍卫国家的尊严,为什么能够毫不犹豫地舍弃自己的生命?因为,在那个情境下,苏武代表着国家,如果受辱就意味着国家受辱,因此,不等匈奴来审问他就“引刀自刺”。在今天,学习者已经不太容易遇到类似的情境了,但在未来,在离开课堂的若干年之后有可能他会遇到。这个时候,教科书给他打好的文化底色就会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了。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知道什么是国家的尊严、民族的气节,他能够毫不犹豫地做出正确的选择,这就是语文教学“虚”的部分价值。

再次说阅读教学的大格局,也就是阅读如何导向人生观、世界观的培养。语文教学从篇章教学开始,文本里蕴含了主人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包含了人生的意义、生与死的本质、真善美、人性与社会性、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公平准则、伦理道德底线等,这些问题是本源性的,决定了人对人生意义和世界价值的基本看法,有的还富于哲学含义。文本对本源性问题的探讨与摸索,是隐在的。语文教学的责任之一,就在于把那些隐在的东西通过适当的语言活动外显出来,并导向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的确立。这种人生观、世界观的培养,可能从根本上决定一个人毕生的追求及其思想行为模式,比起知识获取重要得多。如果学生学会不去跟他人比较,而是和自己比较,每天有进步,这样子就会积极主动地克服各种困难,日有所进,这种目标感具有很明确的现代性,也能有效地对抗日益内卷的教育生态。

四、以有形的教学活动为容器,盛放无形的情感教育、素养培养

在做中学,是本轮课改的关键词之一。 “做”在语文教学中主要指学科活动,如阅读与表达。前文对“阅读”的效能涉及较多,这部分我们用 “表达”来探讨。 “表达”在语文教学中占了半壁江山,如果就深度学习来说,表达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阅读,因为最有效的学习就是输出,把学的内容以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输出,表达显然是语文学科最经典的输出方式。

形成文字以前,思想是模糊不清的,教师也缺乏证据来判断学生到底学得怎么样,表达的意义就在于形成了可视的物化的证据。教师可以通过表达出来的学习成果来判断其对知识掌握的程度、思维的层次。统编教材在每个单元后面的单元学习任务都设置了单元写作任务,也有类似的编者意图。这些写作任务均从某个角度关涉本单元选文,有的是与单元主题关涉,如必修上册第二单元,单元人文主题为“劳动光荣”,该单元写作任务为“写一位自己熟悉的劳动者”。这个写作任务的文体要求是记叙文,与本单元的实用类文本选文并不相符。也就是说,统编教材并没有保证大单元教学中从“阅读”到“表达”的文体的一致性,这就对语文教学提供了很高的要求,也留出了更大的探索空间。

我们以统编教材必修上册第三单元为例,第三单元的单元主题为“生命的诗意”,选文为八篇古诗词,单元写作任务为“学写文学短评”,从中国古典诗词到“学写文学短评”,跨度不可谓不大。在这个写作任务里,单元选文是被当作被评论的对象。但是,要看到写文学评论对古典诗词学习的独特意义,它打开了学生通往更多优秀古诗词的窗户。乔治·斯坦纳曾说的:“优秀批评的标志是,它敞开了更多的书,而不是封闭了更多的书。”

学写文学评论,需要学生想象力的参与,需要学生与古诗词作品进行审美力的交锋,在参与和交锋中,感受被评论对象的独到之处。如《永遇乐》大量的用典并非是堆叠,而是从多个方面切合了作者的年龄、处境、心境。就年龄来说,写这篇词的时候,辛弃疾六十六岁,南归已经四十年,光复北方失地的抱负一直未能实现,大好年华白白蹉跎。因此,词人心中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它表现在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一典故中,就是一定要有廉颇老将这个典故,才能把自己心中块垒抒发出来。就处境来说,南归之后,南宋的主政者一直都是主和派,辛弃疾长期处在边缘化的状态,不得重用;好容易等到主战派韩侂胄上台,韩侂胄对北伐的准备又是匆忙草率的,因此,辛弃疾用了刘裕的典故,表达了对北伐成功的英雄的追慕,用了刘义隆的典故,表达了草率北伐带来的惨败的痛心。此外,北方失地已久,老百姓已经渐渐忘记亡国之痛,这也是用“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的典故的意图:警醒统治者,失地日久,沦丧区的民心渐失,不可再偏安于江南一隅。

学生学写文学短评,就是再一次深入学习古诗词,与作品、作者展开对话。对话意味着沟通和交流。从立场上来说,学生这时候与作品和作者是平等的,只有本着平等的态度,学生才会倾听到古诗词中隐而不发的秘密,无论是寻美的批评还是苛求的酷评,理应都是如此。从文学类文体到评论类文体的转化,需要问题意识,一篇没有问题意识的评论,是没有灵魂的评论。要有问题意识,学生必然要对《永遇乐》的外部因素和内部肌理进行了解和梳理,否则就会把《永遇乐》当作一个理所当然的言语活动的结果。有兴趣的学生甚至能够深入了解《永遇乐》在辛弃疾整体创作谱系里的位置。这种学习已经超出了统编教材必修上册的要求,变得更加多维;显然这种横向的追问,对扩展学生的阅读面,提升学生的审美理解,提出了更高层面的要求,带来了阅读的乐趣和思考的交锋。

如果,只是按部就班地地罗列古诗词的内容、叙事、结构,这样的文学短评就写得太“安稳”了,学生自己的观点不冒头,怎么能提升自己的情感表达能力呢?因此,在做中学,还要强调有质量的做,高质量的做,才有可能真正导向学习方式的变革、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最后说一说教学体验中的“虚”的部分,在语文课堂中,教师会有很多具体而微的教学动作,包括教学语言、微表情、肢体语言,学生也会有很多非语言的表达方式,如表情、行为等等。在师生交往的过程中,通过表情、语言和行为发展学生情感素质与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值得我们开展行动研究。语文教学应该及时洞察、捕捉学科活动中的真实情境和画面,着重考察学生情感表达能力提升,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与细微变化。教师要尤其注意克己、聆听,感情移入、同感共受,避免以讲代读,注重学生身上发生的细微、缓慢的变化,把反思语文课堂中的教育现象作为人文实证研究的对象,能够帮助我们获取与语文教学直接而原初的一手体验。

我们相信教学现象背后藏着我们想要的答案,或者说在阅读和表达的过程中,我们正在接近我们想要的答案。内卷的教育生态下,交给语文教育的责任有些是无解的,但是抚平焦虑的,往往不是明确的解决方案,而是那些静心阅读,随着文字荡漾,任由自己起伏和动容的时刻,那些放下确定的目标的时刻,那些承认自己求知若渴,在求知之外别无目标的时刻,语文教学是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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