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艾斌，赖 欢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西南昌 330022)

在中国当代文坛中，叶广芩小说是一道独具魅力的文学风景线。北京城是叶广芩生长的故乡，京腔京韵根植于其文化骨髓之中。文革下放、日本留学、县城挂职使其获得了丰富的生命体验，尤其是在陕西秦岭一带五十多年的生活给予其文学创作以无限的灵感与力量。不同于以往京味儿浓厚的家族题材小说，新世纪以来，叶广芩将自己的身心投放到民风淳朴、文化厚重的陕地秦岭，在陕西民间采风，搜查大量县志县史，在此基础上创作了著名的“秦岭系列小说”，而这一过程被称之为“行走中的创作”。在陕西的青山峻岭之间，在自然厚泽的秦岭腹地之内，叶广芩以乡村人为关注的焦点，以民间文化为写作的原点，深刻地演绎了城市化背景下留守乡村的普通人的生命状态及其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时代新质，挖掘民间、乡土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人间烟火：民间生活的素朴与本真状态

米兰·昆德拉曾说：“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他们的艺术历史之中，并通过参与这一历史而实现，只有在历史之内我们才能把握什么是新的，什么是重复的，什么是被发现的，什么是模仿的。”[1](P5)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中国经济得到迅猛发展，人们的审美空间和文学创作领域持续扩展，以展现普通百姓生活、以乡村风土人情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日渐增多。这种夹杂着浑厚的烟火气息、充斥着人间冷暖色调的文学叙事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生命面貌，也将民间生活最本质的精神重新拾回，映射在现代都市人的视野之中。可以确认的是，文学创作者如若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游走，其创作实践也会随之越过宏大雄伟的历史事实，回归素朴却丰富的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叶广芩正是这样一位长于“行走”的人。面对奔涌前进的时代浪潮，叶广芩主动将目光聚焦于秦地文化和关中风情上，发现了乡村、历史、人文、生态等多维度的写作命题，开辟了新的创作空间，她说：“这些都是以往不曾或较少涉及的东西。”[2]

毋庸置疑，叶广芩近些年来的乡村书写实践与其在陕西秦岭腹地五十年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自1968年下乡插队以来，叶广芩就把历史韵味厚重、文化气质内敛的陕西当作第二故乡，扎根于秦岭，执着于做陕地文化的点灯人，正如其所言：“对我的写作生涯而言，陕西是永不枯竭的活水源头，我在北京生活了不到20年，大半辈子呆在陕西，在陕西的磨砺和锻炼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为我从事写作打开了视野。”[3]201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黄金台》正是深度凝练陕西挂职经历、以现代性眼光观照乡土社会人情风貌的一部代表之作。小说中的主人公刘金台是一位积极追求文化知识、爱好古玩文物、喜欢用生涩自编的文言文来展现自己的文化品位和历史情结的人，他的身上折射出来的是中国乡间普通百姓内心的某种渴盼与恣肆的想象。而这种倾向是普遍性的，绝非刘金台一人。叶广芩撷取这样一个生命个体，实际上也透露出其根本性的创作旨趣和价值选择。回到小说文本，刘金台生活在乡村之中，自幼被黄金台的历史与人文浸润，其生命姿态与生活状态具有丰厚的民间情结，这也是中国千千万万生长于黄土地的老百姓身上所裹挟着的，在乡村人的成长过程中赋予其无尽的生命力量。于此，对小说人物形象的分析，也就具有了窥探民间生活状态的可能。综观其整体文学创作，不论是《黄金台》中的刘金台，还是《张家大哥》里的陕西商人张大哥，抑或是《山鬼木客》中的陈华，他们的生活都是本真的，夹杂着乡土社会素朴的气息，是乡村人生活的典型映照。

以“素朴”一词来修饰民间生活与乡村人的生命状态颇为合理，甚至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庄子时期，庄子认为人性素朴，素朴即是人性最真实、最完美的展现。《庄子·马蹄》中谈到：“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4](P246)所谓“素朴”并非要求我们完全放弃现存发达的物质文明，放下对利欲的贪恋和企求，而是要遵从人性的自然发展，依循人的本质特征。素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生命形态，不应当也不能够为人被因素干扰；它不是单一、浅薄的，而是指向自然生长状态下的人身上所具有的多向度、多维度的生命特点。然而，在历史文化视野之下，在中国飞速的现代化进程中，饱含素朴价值的民间文化、乡土文明正在面临现代都市价值观念的冲击。尽管如此，作为人类心灵净土、圣洁之地的希望之托，乡村在一众文学创作者的笔下被披上了素朴的外衣。这素朴如民间的生活一般，并非对传统乡村土地芳香的僵硬期怀，而是尽力体察民间生活的真实面貌，展现现代化乡村所具有的复杂而丰厚的美丽。

以此观之，叶广芩在《黄金台》《青木川》等陕地小说中构筑的文学空间洋溢着素朴气质的地方。黄金台的人们热情且忠诚地守护着汉朝天子的魂归之处，他们以拥有汉武帝的赐姓——刘姓而自豪，历史岁月里那些血战敌人、征服西域的将士们是黄金台人永远的榜样，即便已经在地下沉睡几千年，仍然能够给予黄金台的老百姓们拼搏的力量。刘金台在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秦岭高山雄伟气势的影响之下，更是具有自然本真的生活态度与素朴的生存状态。在他的身上，“素朴”一词内涵的丰富性得到了充分体现。“他在言谈中特别爱转文……他常常把青山县的文化人整得一愣一愣的，怕自己的学识不足而不敢张嘴……体现着无知者无畏的高端风度。”(1)叶广芩：《黄金台》，《芒种》，2014年第3期，第4—5页。该作品引文具体出处以下行文不再一一标示。“老刘解释‘监介’的意思，说了半天，大伙才闹明白，‘监介’就是‘尴尬’。”像这样的“笑话”在刘金台身上并不少见，看似荒诞不经，实则反映的正是素朴纯真的乡村人的本质面貌。《青木川》则是叶广芩通过翻阅县志，实地走访，在一步步考证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青木川》中土匪魏富堂迫于生计入赘到青木川首富刘庆福家，通过变卖财产的方式，青木川里最不起眼的他走上了发迹之路，迎娶了自幼接受传统文化浸润的赵家姐妹，但婚姻却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则源于魏富堂在文化和文明的比照之下所产生的自卑心理。这种心理是乡村人普遍意义上的，是山野文明、野性文化在面对现代文明之时的怯懦之心，也是山里人素朴无华人格的显照。从另一方面来看，魏富堂虽成了匪寇，但身处社会底层的成长背景使其并没有成为一个欺压百姓、压榨农民的人；他讲义气，乐于团结普通百姓，一起抵抗封建贵族压迫，走上自由富强的生活之路。从魏富堂身上，我们恰恰可以看出其所具有的生命形态的多种向度和多重维度，感受到个体生命，尤其是受到特定文化形态滋养而构塑形成的个体生命所具有的丰富性和立体化。

英国文学家爱·摩·福斯特在其著作《小说面面观》中提出了著名的“扁形”和“圆形”两种小说人物形象概念。相对于作者依据单一的意念或特征创造出来的单面性格人物，圆形人物则具有复杂多面的属性，这也是人最为本真的生命情形与面貌的体现。叶广芩笔下塑造的系列人物形象，他们横亘于秦岭的青川高岭之间，游走于历史与现代之间，既有乡村人的质朴憨实，也有现代文明推动下的某些欲念。这样的人物在叶广芩小说中俯仰皆是。《黄金台》中的刘金台、《青木川》中的魏富堂、《对你大爷有意见》中勇于表现自我的乡间离异女人鲜香椿等，小说中的这些人物形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乡村百姓的内心追求与生活理念，血肉丰满且意蕴深厚，他们的存在其实也与通篇小说所呈现出来的民间生活状态、民间文化精神交相呼应。在人间烟火的熏染之下，人的个性得以张扬，生命也有了丰富而全面的展现，其生活具有了多彩与多元化的可能。正如《黄金台》中突然上京拜访的刘金台心里也打着别的算盘，在欣赏故宫的绮丽瑰宝及借机走遍北京街头的古玩市场的时候，心中藏着倒卖文物马蹄金的不良想法，这也更加印证了在人间烟火中的人所具有的多种面向，在人性的纯正与善良之间实际上也可能存在贪念与欲望的渴求。而当抵制不住金钱的诱惑刘金台偷偷将马蹄金转手高价卖出去后，“有富商看中了黄金台的名字和风水，要在这里建造大型商业会所……可是刘姓人不买账，跟赫连勃勃不当刘寄奴一样，他们不当花匠，不干保安，他们就是要成立马术队，卖布老虎，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守着这片高台，护卫着汉朝将士，不能因为时间的久远，因为死亡的阻隔而改变”。“美丽的村庄已经近乎崩溃，签了协议的早早拿钱走人了，唯剩下刘姓的中坚举着黄旗，钉子一样散落在原野的角角落落，在作最后的坚守。”现代化文明中夹杂着的污浊之气并没有影响到本真素朴的黄金台人，他们以内心深处的正义与责任与城市化文明相斗争，这群人是最真的人，丰厚的乡土文明更是将其深深地滋养、包围。在《对你大爷有意见》中，叶广芩仍旧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叙写了“我”在野竹坪乡政府挂职副书记期间的所见所闻。乡村妇女鲜香椿为竞选乡里的妇联副主任而私下送了五瓶香椿酱给“我”，显然，从原则上，这种行为是需要严格抵制的，可“我”却同时看到了鲜香椿真实挚诚的一面：“我是真想为女人们说说话做点事”[5]。鲜香椿的行为选择无疑是乡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冲撞的体现，人物鲜明的个性更是民间众生的一个代表。从根本意义上看，他们都从人间烟火中生长而来，在现代化进程中，仍旧保持着一副素朴而本真的生命状态。叶广芩在其长达50年的陕西乡村生活里，看到了许多这样的人，她善于与乡村人打交道，也热衷于书写具有烟火气的民间生活。

二、人性史志的勾勒与地方志式的书写

当代小说家鲁敏认为：文学的价值在于通过某一个故事、某一个人、某一个场景，去建构一个审美空间，触动人性、触动美、触动世界的弱点[6]。而这也正好与叶广芩“秦岭系列小说”的创作意旨相契合，她站在人类发展与文化传承的高度重新审视和打量着那些本土的、原始的、未被现代城市文化污染的民间文明，努力挖掘出这群民间群体的生命本真。综览其地域文学创作，中篇小说《黄金台》中对黄金台区域地理风情、历史风采、生活形态的描述，纪实散文《老县城》中建构起的以老县城为中枢的山清水秀、生灵众多、民风淳朴的桃花源“秦岭世界”，《张家大哥》中对陕西会馆和老陕鼓的精致描写，《盗御马》中村子队长发财隆重而充满陕地风情的的婚礼……这些都是极具地域色彩的描绘。从叶广芩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出其对于地域文化、风土人情的描绘，这同时也是作家对传统乡土生活的深深追忆与现代人生命状态的冷静反思。诸如黄金台、老县城、青木川、大安镇、野竹坪等等，都是叶广芩在其文学创作中构筑的从城市化进程中逃离出来的叙事空间，“并不因其偏僻乃至于某种程度上落后与封闭，而使其文学创作稍有折损，反而成就其不竭的原创力和生命力”[7]，因此成为叶广芩关注的焦点。

沈从文认为，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的艺术成就，正是在于其对人性进行了真实客观的描绘。所谓“人性”，即作为生命个体存在而具有的人的本质属性、根本特性，其由自然而生，并且生生不息。近代以来，伴随着人的意识觉醒，更多作家将写作的焦点投射到了人性中自然美好的一面，在小百姓、小人物中发现人性的灼灼之光。叶广芩小说中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尤其是陕西地区乡土文明浸润下的农村百姓们更是如此。“看看你们北京的天吧，哪里有咱们青山透亮，也亏你在这儿呆得住。”“老刘把饭吃得有一搭没一搭，说帝都的吃食比不上西北长安，西安回民街的小吃，顺着街走，吃一礼拜不带重样的。”显然，对于物质文明发达的现代城市，刘金台也没有刻意逢迎和迁就，而是从心出发加以评价，这也正是在都市文明熏陶下的我们所欠缺的人性之真。黄金台人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有所不同，他们追求原始美，寻找野性美，积极回应人身上所具有的原初欲，而这也体现在刘金台的性文化观念上。“老刘经常到乡下收古玩，走街串巷，跟四里八乡的人都很熟，特别是跟妇女更熟。老刘在男女关系上放得开，也不遮掩避讳，闲聊的时候，朋友们常拿这个当话题，老刘都如实回答……问他各村有多少相好，他说一百多；问有多少私生子，他说有三十多。”“老刘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她们不要我养活，她们心甘情愿，就如同春风和梨花一样，彼此相悦。”《青木川》中魏富堂一生娶了六位妻子，执着于生儿子、生好儿子。这种观念实际上与陕西地域文化中对生殖的不科学崇拜、对绵延子嗣的高度重视有关。米歇尔·福柯在其《性经验史》中指出，根据快感需要，性体验可以分为很多种——同性恋、异性恋、自恋等。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人类的这种快感逐渐被政治话语与社会话语所抑制，性完全被视作为繁衍后代而进行的一件严肃的事情，并且将不符合人类生存和繁衍经验体式的性实践排斥在外，规划出一种有利于人类繁衍生息、社会再生产、维持既定的社会道德的性经验图式。无论是黄金台还是青木川抑或是叶广芩笔下陕地其他地区的人们，其所遵循的并非是这种既定的规则，他们跟刘金台一样，在快乐原则的支配下凭着人性深处的呼唤来行使自己的生存权利。这种欲望和需求是人与生俱来的，虽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相悖，却是人性最初的一种展现。正如叶广芩在《黄金台》的创作谈中提到的：“这是在我交往的城市圈、文人圈、家族圈之外，一个很独特的群体，一个不涉及阳春白雪的下里巴世界……我在他们中间真是得到不少素材，知道了不少生活真谛，受益匪浅。”[8]从整体上来观照，叶广芩在塑造小说人物乃至确立小说主题的时候，始终坚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个人体味来书写民间生活圈的人、事、物，自觉地表现传统乡间的人性之真、人性之美，使乡土文明、自然人性得到更好的舒展。

叶广芩的生命发展与文学创作是紧密围绕北京和陕西这两个各具特色的地理空间的，记忆中的北京为其提供了文学创作的原初素材，而现实生活中的陕西则因它古老、厚重的文化根脉而赋予其新的生命生长活力，进而激发其文学创作的新的思路与灵感。在陕西生活的时间里，她独自行走于秦岭边缘地段，那片区域对她来说是陌生化的，是与老北京迥然不同的、一个近乎原始的充满诗意的地方，她将这个狭小的空间视作其文学创作中的“桃源圣地”，对小地方、小人物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了地方志式的描绘。因此，在叶广芩的文学创作中，对陕西一带历史源流与地理风情的描摹也成为必然。《黄金台》中“老刘的古玩铺子是个三层小楼，坐落在黄金台村的北沿，朝南望是秦岭的连绵青山，朝北看是渭河的广阔滩地”，《老县城》中“夕阳中几缕轻烟由城中升起，远远地传出两声犬吠，一帮孩子由小学校飞出，大黄牛脖子挂着铃，丁儿当儿地回家了”[9](P57)，正如沈从文笔下单纯美好的湘西世界、废名的黄梅故乡、汪曾祺的高邮河道一样，陕地秦岭在叶广芩的笔触下也充满着生命的力量与温情。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文学既是一种语言文字的话语实践，更是连接历史、当下与未来的文化承载。可以说，构成文学这一文化形态的根本力量、重要质素和基本过程决定了文学必须具有高度而自觉的人文关怀，给鲜活生命以正确而合理的价值引领与精神浸润。叶广芩文学作品中所折射出来的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不仅反映了她对历史与现实的重新审视，更流露出其对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思考。“黄金台位于秦岭北麓，这里曾经是汉武帝功臣军人们的墓地，墓地隔着渭河，对岸就是汉武帝的茂陵，高大的陵冢，威严地罩护着坐落在河水南边的这片高台。”“陕西是出皇上的地方，周秦汉唐，十三个朝代，七十二个皇上……”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叶广芩在文学创作中秉持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情怀。尽管所书写的是陕西地区的民间风俗、乡土人情，但一种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张力始终贯穿于其文学创作中，形成了其特有的创作风格。叙写乡土社会，并非仅仅看到乡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而是要努力地在这三者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如是，作家构建的乡土世界，塑造的乡村百姓，描写的民间生活，才有一个更为根本的文化支点，这样的文学作品才能在当下生发出无穷的力量。

弗·卡特和汤姆·戴尔在《表土与人类文明》中指出：“文明跨越地球表面，在他们的足迹所过之处留下一片荒漠。”[10](P94)叶广芩以极具穿透力的眼光审视陕西乡村的历史文化与地理风情，她肯定历史的过往对现在的生活产生的影响，也同样支持着黄金台村村民像那些为汉武帝血战疆场、保家卫国的历史英雄一样，坚持捍卫他们精神栖息的家园，在推土机与水泥砖瓦之下努力保存着历史原有的面貌与风采。而这种情怀已然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小说，其不再以单一的情感表现方式来简单表达乡愁与乡思之情，而是以更具包容性和全局性的视野俯察中国大地，表现出浓厚而庄重的“大地关怀”意识。作家叶广芩站在整个文化学和人类学的高度，始终怀揣着一种知识者觉醒的现代意识和哲思眼光，以特定的乡土地域为文学空间，以素朴真实的民间生活为书写对象，并通过这种方式重新观照和省思当代乡村，一方面力图保留乡村书写的地域特性和文化特质，另一方面却又试图缓解甚至消弭现代和传统、先进与古老之间的鸿沟，使其笔下的乡村及村人呈现出新的时代内质。

三、民间生活的当代价值与乡村人的时代新质

综观现代以来乡村题材的中国小说作品，主要包括三大主题的书写：其一是以沈从文、赵树理、芦焚为代表的对大批乡下人进城现象所展开的国民性批判与质询；其二为陈应松等为代表的对农民进城现象及其出发点的动因分析；还有一种则是以叶广芩为代表的主要展现传统乡土社会生态之美、文化之灵、人性之光，并与现代都市中的人精神的涣散、时空的局促紧张形成对照，进而呼吁回归乡土、重视乡村的文本实践。可以说，叶广芩并没有落入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小说“空山”或“留守”写作模式的窠臼，而是关注到了乡村在整个时代行进之中所焕发出来的新的生机与活力，以独特的视角写出乡村的新现实与新气象，表现乡村普通百姓的时代新质，而这显然是当代乡土文学创作中的一道亮光。

《黄金台》是叶广芩在近八年的挂职周至县县委副书记的政治生活结束后创作出来的一篇小说，以作者在乡村挂职时认识的朋友——青山县黄金台村的村民刘金台来京造访为故事的缘起，描写了乡村百姓刘金台在北京的一系列行为活动，同时回顾了作者在挂职期间与刘金台在黄金台这个特定的叙事空间发生的一些生活故事，进而将叙述视角推回到现在的生活之中，以刘金台的人生经历为主要线索，将以刘金台为代表的陕西乡间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特别是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作出的价值选择，及其所表现出来的乡村人文化涵养的提升，逐一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同时也向我们传递了当代民间生活的真谛与精神价值。

何谓“民间”？“民间”一词是近年来文学界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概念，在不同的文学批判家和文学创作主体的眼中，其存在多重的解读，内涵的界定与外延的拓展也不尽相同。总体来说，“民间”总是与特定的社会形态、时代背景、文化观念有着很大的联系。它主要涵盖民间审美与民间生活两方面的内容，其中的“民间生活”则是具体指向社会生活的普通民众或是与上流社会相对的中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也包括社会文化发展与人们的心理认知、情感价值选择等方面的因素。因此，黄金台的村民们、老县城的百姓们、青木川的乡民们，他们都是生活在民间的一个群体，他们的生活状态其实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真切地反映着生命的原初意识状态下的生存选择，自然地将民间社会的原生情态展现出来。它在精神上与乡土文明保持着天然的联系，但又与低劣丑陋的下流世俗文化不同，是充满着传统精神质素又能够自觉排除杂糅低级的因素的干扰，是具有草根性和民间审美意蕴的一种文化样式。也是基于这样的特质，在城乡文明出现冲突之时，民间文化、民间生活往往会成为中国作家笔触下所追寻的文化空间与审美视域。在当今城市化不断入侵乡土民间的关键时期，素朴而本真的民间生活也就更加具有了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消费欲和功利主义观念所支配下的现代人在心灵的追求上是缺失的，他们的生活也常常被物质的灰尘所掩盖、蒙蔽，生活的本质自然就无从凸显。因此，叶广芩在创作道路上作出重要选择，由单一的家族题材、京味小说写作转向描写陕地乡间生活，刻画乡土人物形象，一方面是其生命主体意识的重新确立，另一方面也显露出未被现代文明过度侵蚀状态下的生活所呈现出来的基本面貌。

面对当下乡村文学尤其是乡土小说创作的困境，有学者发出这样的感喟“面对广大农村的沧桑巨变，乡村小说已没有什么突破和作为”[11]，并认为当前的乡土文学集中于描绘萧条衰败的乡村风貌，而对乡村的历史源流、文化底蕴、发展路向及其在城市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蜕变与新生却缺乏必要的关注。以此观之，叶广芩的“秦岭系列小说”显然跳出了近些年乡村文学写作的模式化框架，在书写城市化浪潮下乡村人出走及乡村传统文化渐趋落寞的同时，更表现坚守在乡村的普通人的生命面貌与生命情形，呈现了乡村人的时代新质与新农村建设取得的相应成果。文学尤其是新时代的乡土文学正是要以这种具有超越意识的洞悉力拓宽自身的精神向度，在日常琐碎的泥淖之中，从平民百姓的生活中挖掘人性，从作家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出发，揭开长期蒙在生活之上的精神面纱，还原世俗化的琐碎的生活面貌，并从中看到时代发展背景之下的乡村建设所取得的骄人成绩。

四、结 语

总览叶广芩的以陕地秦岭为书写场域的系列作品，不难看出，其中蕴藏的是其对民间生活与乡村百姓的生存状态的深刻体察，折射出其内心对现实存在的价值批判与对生命个体的人文关怀。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常态，透过文学作品传递人文情怀，表达对人性的诗意想象，是时代文化发展使然，更是文学创作主体在创作实践上必然的价值选择。当然，对于叶广芩而言，如何进一步沉潜进入乡村世界内部，走进百姓的民间生活深处，进而更有力地写出时代精神、高歌生命发展，仍然是一个颇为严峻的挑战。这场深刻改变中国社会格局、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浪潮方兴未艾，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现实中寻求城乡关系的深层和谐，展现生活在民间的生命个体的生活状态与命运走向，既是叶广芩文学创作的一次再出发，同时也是乡村新写实文学获取新的生长力量的内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