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宁

内容摘要：短篇小说《世上最丑的女人》是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最早译介至国内的作品之一，讲述了马戏团经理和“世上最丑的女人”之间怪诞的“爱情”故事。“世上最丑的女人”被身为马戏团经理的丈夫作为展品四处推销，成为观众凝视的对象，在凝视中成为非人的客体，并作为商品在推销、展览过程中产生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成为丈夫谋利的工具，直到其因病去世。相比其更为宏大的长篇创作，《世上最丑的女人》体现了托卡尔丘克作为女性作家更为细腻、敏锐的关怀，集中展现了她对女性命运和人性异化的反思。

关键词：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人性 客体化 商品化

自从奥尔加·托卡尔丘克（Olga Tokarczuk）被授予201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国内学界对于这位波兰女作家的讨论不断，尤其围绕其长篇创作，例如《太古和其他的时间》（1996）、《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1998）、《糜骨之壤》（2009），以及获得布克国际奖的《云游》（2017），短短两三年内已有不少学术论文问世，如探讨托卡尔丘克文体实验中的“碎片”和“星群”结构（黄炜星，2020： 140）、德国—波兰“边界和跨越边界的历史书写”（栾天宇，2019： 128）等。然而，学界对于托卡尔丘克长篇小说的集中关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同样精彩的中短篇创作，而在文体实验和国族叙事等宏大框架之下，也忽略了托卡尔丘克作为女性作家更为细腻、敏锐的一面。随着近年国内出版社更系统、更全面地引进托卡尔丘克的作品，包括2020年的《怪诞故事集》《衣柜》和2021年最新出版的《世界上最丑的女人》，其中篇、短篇创作得到更多关注和讨论。

《世上最丑的女人》作为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短篇代表作，最早收录于《最佳欧洲小说2011》，是其最早譯介至国内的作品之一，讲述了马戏团经理和“世上最丑的女人”之间怪诞又冷血的“爱情”故事。马戏团经理迎娶了“世上最丑的女人”，将其作为展品在欧洲巡回演出。“世上最丑的女人”被代言、被命名，在“凝视”中被看作是一头非人的野兽。通过推销、贩卖自己妻子的丑陋，马戏团经理不断榨取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甚至在其因病去世后将妻女的遗体卖给大学博物馆作为标本收藏。本文拟从劳拉·穆尔维（Laura·Mulvey）“男性凝视”和露丝·伊里加蕾（Luce Irigaray）关于女性商品化的理论出发，分析“世上最丑的女人”所遭受的客体化、商品化命运，探讨托卡尔丘克对女性命运和人性异化的反思。

一.凝视下的非人客体

由始至终，《世上最丑的女人》的女主人公没有自己的姓名，只是被冠以“世上最丑的女人”的名称。这只是一种商业噱头、被强行贴上的标签，而不是自主选择的身份。“世上最丑的女人”不仅丧失了自我命名的权利，也同样丧失了自我言说的权利。在舞台上她不被允许说话，她的故事、她身上的丑陋由旁人代为做出解释。在不同的版本中，她时而是野猪强暴其母亲的产物，时而是被诅咒民族的后裔，时而是遗传性病的结果。而事实上，她的故事远没有那么传奇，她只是一个被遗弃的孤儿、一个患有先天畸形疾病的普通人。相比于舞台上无声的展示，舞台下的她其实能说会道并且熟悉多门外语。然而，在天花乱坠的宣传手段之下，她唯一要做的就是在舞台上供人观赏，满足观众凝视的欲望。

“凝视”这一过程自然而然走向了舞台的前景，不断凸显，并且贯穿其命运的始终。作为马戏团的展品，“世上最丑的女人”存在的意义就是被人“观看”，作为一种“奇观”被动地接收着台下观众的“凝视”。而她的丑陋，也正是马戏团的卖点。甫一开篇，托卡尔丘克就详细描绘了“世上最丑的女人”非人的一面：

“她长着一颗硕大的头颅，上面覆盖着肿瘤和肿块。一双流泪不止的小眼睛紧贴着低低的、满是皱纹的额头。从远处看，它们像两道细细的裂缝。她的鼻子看着有好几处破了，鼻尖呈乌青色，稀疏地长着一些粗而短的毛。她的嘴又阔又肿，始终张开着，始终湿漉漉的，里面是锋利的尖牙。那似乎还不够，最糟糕的是，她的脸上散布着长长的、柔软光洁的毛发。”（奥尔加·托卡尔丘克，2013：21）

舞台下，“有几十双眼睛正盯着她，贪婪地注视着每一个细节”（2013：22）。其中大部分观众都为男性，而他们早已想离开的妻子，只能拼命拉扯着自己丈夫的衣袖。

这一男性主导的“凝视”过程，符合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一文中对“男性凝视”的论述。正如穆尔维所说：“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起决定性作用的男人的眼光把他的幻想投射到照此风格化的女人形体上”（1995：567）。虽然观众观看的并不是穆尔维分析的金发碧眼的好莱坞女影星，但是观众对“世上最丑的女人”的审丑行为，同样是为了获得一种“快感”。一方面，观众获得了谈资的愉悦，“能回去向他们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或他们自己的孩子们描述这张脸”（2013：22）;另一方面，“世上最丑的女人”作为生理上和性别上的“他者”，观众通过审丑的凝视行为，得到一种生而为人而非野兽的满足感——“他们在拿镜子里自己的脸比较时，能再次想起来这张脸，然后轻松地舒口气”（2013：22）。换句话说，观众自动将“世上最丑的女人”放到了他们自己的对立面，通过排斥这种异质而获得自我主体的稳定。观众在一次次审丑的凝视过程中获得了“快感”。而这种“快感”，无疑是建立在“世上最丑的女人”的非人化和客体化过程中。与其说是一个人，不如说舞台上的她更像是一头野兽、一个物品，一个“非人”。

这一“凝视”的过程，除了来自舞台下好奇的观众，同样来自于她未来的丈夫，一位马戏团经理。而且，在二者丈夫和妻子的婚姻关系中，男女两性之间主动和被动的不平等“凝视”关系相比观众的“观看”更加得以凸显。随着马戏团经理和“世上最丑的女人”关系的不断深入，前者对后者身上“非人”的一面有了大量观察——她“鼓鼓的、小动物般的眼睛”有“猪眼睛一般大小”（2013：23）;她的体毛旺盛，“柔软得如同动物的毛发”（2013：26）;她“像一只伤心的、被驯养的小动物”（2013：25）。这些描写进一步加深了“世上最丑的女人”的非人化。

“世上最丑的女人”的“非人”一面在马戏团经理的凝视下得以进一步深化，而马戏团经理的凝视也最终发展为窥淫癖。“男性凝视”带有权力，是欲望的投射，是规训也是惩罚。在与“世上最丑的女人”的交往中，马戏团经理养成了偷窥的习惯，以这种方式施加权力，对前者进行控制。“世上最丑的女人”成了一个物品，而这种恋物的窥淫癖，“创造了对象的有形的美，把它变成自身就能令人满意的某种东西”（劳拉·穆尔维，1995：570）。他需要这种偷窥来强化她身上的“非人”性，以此摆脱他的罪恶感，施加他的权力控制、谋划他的商业大计。凝视和窥淫带给他的快感并非如观看好莱坞电影女明星一般来自于审美和欲望投射的过程，而是凝视这一过程中“世上最丑的女人”产生的商品属性。“世上最丑的女人”一心以为遇到了真命天子，幻想可以同马戏团经理隐居避世，生儿育女，过普通女性的家庭生活。然而，马戏团经理同她结婚的真正目的却是为了以此谋利，他劝说自己的妻子道：“你在马戏团长大。你想要、你需要被人观看。离开别人注视的目光，你会死的。”（2013：28）马戏团经理口中需要被观看的一套说辞，无疑带着规训的力量。“世上最丑的女人”不仅仅是一头非人的怪物，她的非人化和客体化创造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使之成为一件商品，可以为丈夫/马戏团经理创造价值和财富。

二.作为商品流通的女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世上最丑的女人”的丑陋使得观众获得了“凝视”的“快感”，也因此成为马戏团经理谋利的工具和方式。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马戏团经理迎娶“世上最丑的女人”完全是利益驱动，将其视为商品进行推销，也正如露丝·伊里加蕾所批判的那样，交易女人成为父权社会的根本（2005：221）。并且，通过婚姻的缔结，马戏团经理带着“世上最丑的女人”从原来的马戏团离开，合法地垄断她的使用权，榨取她的价值。在两人新婚后，马戏团经理始终无法接受妻子的丑陋，不敢直视妻子的脸，千方百计避免和她圆房，并且对妻子施加暴力。然而讽刺的是，她最终“成了他最有价值的资产”（2013：26）。

凝视妻子的丑陋并不能带给他直接的快感，但是她的丑陋却能带给他实实在在的好处。通过讲述妻子的丑陋，马戏团经理可以在小酒馆里免单，可以勾引漂亮女人。在舞台上，他用自己虚构的荒诞故事一次又一次刺痛着自己的妻子，污蔑其为动物的后代、基因突变的失误，以此博得观众的眼球。随着“世上最丑的女人”怀孕，他们的孩子也成了他谋利的工具：“他希望她生一个与她自己一样的小孩——那么他们将会有更多的合同，甚至更多的邀请。如果产生这种需要，他今后长期的生活将得到保障，哪怕他妻子在此期间死了。或许他还会成名呢？”（2013：31）如此，“世上最丑的女人”身上的价值可以在他们的孩子身上继续延续，就算有朝一日他的妻子无法继续为他赚来钱财，她的孩子将继续这一功用。正如伊里加蕾所言，“女性所具有再生产的使用价值（在生产小孩以及劳动力），以及她们作为交换价值的结构，便为象征秩序做了背书，可是，却没有任何回馈报答她们的‘劳务’”（2005：224）。尽管马戏团经理害怕看到另一个丑陋的小怪物，但想到可以继续以此谋利，他释怀了，生育成为“世上最丑的女人”投入再生产的关键。

然而，随着“世上最丑的女人”和他们的女儿因流感病危，她们的使用价值也即将消耗殆尽，马戏团经理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他没办法继续推销、贩卖她们的丑陋。面对妻女的离世，他无法面对这一切，只能选择逃离，留妻女在孤苦的夜里等待死神的降临。他的一系列心理折磨并非出自对爱情、亲情的不舍，而是因为财路的断绝。更讽刺的是，“世上最丑的女人”就算在死后，她的丑陋自带的价值依然存在。马戏团经理并没有安葬妻女，而是转手卖给大学博物馆，成为博物馆的珍贵收藏品——他“用右手签了字，用左手收了钱。”（2013：34）——榨干了她最后的一点价值。

三.文本内外的“世上最丑的女人”

《世上最丑的女人》这样堪称冷血的故事并非全然虚构，乃是托卡尔丘克根据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世上最丑的女人”朱丽亚·帕斯特拉娜（Julia Pastrana）为原型进行的故事新编，并且以文学的方式，在历史叙事中加入了更多关于人性异化的展现。墨西哥印第安人帕斯特拉娜患有多毛症和先天脸部畸形，她被带到欧美各地进行巡回演出，令其名声大噪，之后嫁给美国人西奥多·兰特（Theodore Lent），之后因为难产去世。丈夫将妻子的尸体做防腐处理制成标本，继续靠展览谋利。学者罗斯玛丽·加兰德·汤姆森曾总结帕斯特拉娜的一生是“被男性占有、监管、噤声、代理”的一生，身处“商品生产的边缘”（Thomson，1996：70-71）。汤姆森的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托卡尔丘克笔下的“世上最丑的女人”——她的一生不断被男性剥削、消费，并以此谋利。

对比历史叙事中的朱丽亚·帕斯特拉娜和托卡尔丘克笔下的“世上最丑的女人”，二者的故事大同小异，真正产生不同的是马戏团经理兼丈夫这一角色的复杂性。相比于帕斯特拉娜，历史叙事中的西奥多·兰特并不起眼，远不及小说中的马戏团经理那般内心挣扎。故事虽然采用第三人称，但是却是以马戏团经理的视点推动，处于故事的前景，而“世上最丑的女人”一直处于被动的客体地位，这正是穆尔维所区分的“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然而，面对凝视，她并非被动接受，而是同樣施加了自己“反凝视”的力量。面对观众，“她很耐心地站着，当目光略过他们的头顶，眺望远处的屋顶时，她或许有一种高人一等之感。”（2013：22）在这些观众面前，她没有自惭形秽。在马戏团经理的窥视之下，她甚至带上了一丝神性，犹如女神般沐浴在阳光之下。

在“世上最丑的女人”面前，马戏团经理反而成为那个丑陋的存在。如果说“世上最丑的女人”遭受的是肉体上的异化，那么在她的丑陋反衬下，马戏团经理更多是经历心灵、人性上的异化。在二人的交往中，马戏团经理深陷自我的挣扎之中。正如他梦中所见，他才是自己口中那头强暴无辜女孩、生下“世上最丑的女人”的野猪。他质疑自己的存在，不断质问自己“你是谁？”他试图扯下自己的假面具，看看面具之下自己究竟是什么东西。事实上，他正是“世上最丑的女人”口中那些脆弱、孤单的人：

“人是那么脆弱，那么孤单。他们坐在我面前，注视着我的脸时，我为他们感到难过。似乎他们自己是空的，似乎他们不得不好好看着某个东西，拿那个东西把自己填满。有时候我想他们羡慕我。至少我是一样东西。他们是那样地缺少异乎寻常的东西，缺乏他们自己的独特之处”（2013：32）。

这些话显然是说给自己丈夫听的，他的内心是如此空洞、阴暗、自我分裂。相比于“世上最丑的女人”的丑陋，相比于她遭受的客体化和商品化，马戏团经理才是那个将自己的人性异化至野兽和商品的人，他的内心遭受了比她的脸更严重的畸形，他明码标价贩卖的不是“世上最丑的女人”，而是他自己的人性。

参考文献

[1]Rosemarie GarlandThomson.Extraordinary Bodies：Figuring Physical Disability in American Culture and Literature[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2]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世上最丑的女人[A].陈姝波译.亚历山大·黑蒙编.最佳欧洲小说.2011.我们失去了雷蒙德：卡佛死了[C].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9-35.

[3]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A].李恒基译.李恒基，杨远婴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562-576.

[4]露西·伊瑞葛来.此性非一[M].李金梅译.台北：桂冠图书，2005.

[5]黄炜星.论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的文体实验[J].当代外国文学，2020（3）：139-145.

[6]栾天宇.跨越边界的寻根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加·托卡尔丘克[J].当代外国文学，2019（4）：127-131.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