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玥

内容摘要：《内心景观：自传神话与隐喻》是杰拉德·维兹诺的自传体小说，讲述了不同年份发生在作者身上的重要事件。本文通过对维兹诺自身经历的分析，探究其“内心景观”及形成原因：白人压迫印第安人使其形成“维护印第安人民权利”的价值观;他辩证看待种族关系，形成“扬弃印第安传统”的观念。印第安民族身份认知取决于种族关系及印第安人民的成长经历等因素。

关键词：《内心景观：自传神话与隐喻》 杰拉德·维兹诺 内心景观 身份构建

杰拉德·维兹诺（Gerald Vizenor）是美国著名印第安混血作家。他广泛研究多元文化，如：由于“内心情感的共鸣和文化的认同感”而喜爱日本“俳句”（王卓2013：38）;认识到中国文化中“孙悟空”形象与印第安文化“恶作剧者”相似，于1986年出版长篇小说《忧伤者：一位美国猴王在中国》（张冲2015：2）。《内心景观：自传神话与隐喻》是维兹诺的自传体小说，主要讲述其成长历程，同“当代印第安自传的撰写者一样，借助写作弘扬印第安传统文化”（邹惠玲，朱文瑶2015：61）。全书列举不同年份发生在作者身上的主要事件，有些看似毫无关联，实则一脉相承，可以说，作者早年的人生经历、成长环境影响其日后的“内心选择”。

一.保护印第安人民的权利

杰拉德·维兹诺的“内心景观”之一是“保护印第安人民的权利”。维兹诺这种价值观的形成源于其成长历程，尤其是其年少时的家庭关系，成长环境，以及白人与印第安人不平等的社会地位。

本书开篇简述了作者所在部落的生活背景并详细介绍了其家庭关系。维兹诺的父亲克莱门特·维兹诺（Clement Vizenor）是印第安混血人，母亲拉维恩·彼得森（LaVerne Peterson）是白人。但是这个家庭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仅约1年，并没有给维兹诺太多关爱，因为其父亲克莱门特·维兹诺在结婚后没过多久就被谋杀了。克莱门特是一个油漆匠，平时经常讲一些捣蛋鬼的故事，特别爱笑（Vizenor 1990：27）。通常情况下，爱笑的人应该具有较好的性格，但是却莫名被谋杀了。然而，案子并没有及时得到解决，“谋杀案不了了之，作案动机尚不明确。多数报纸刊登的相关报道都表明种族暴力是作案动机，然而在调查中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种族是导致谋杀案发生的因素之一。我的父亲很可能是一个有组织犯罪的受害者”（Vizenor 1990：28）。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印第安人地位较低，稍有不慎可能就会有性命之忧。这个案子发生了，却没有人去解决它，警察的态度是掩盖此事，让它不了了之，没有人为印第安人主持公道，他们只能任白人宰割，他們没有“自由”，不能被公平对待。认识到印第安人卑微的身份地位，作者长大后再去调查父亲当年的案子，却只被告知“可能你的父亲是一个酒鬼，孩子，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只能你自己默默忍受痛苦了，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吧”（Vizenor 1990： 32）。这成了一起几乎永远得不到答案的案子，也没有人愿意为了一个印第安人去深入研究。

印第安人的下层地位从他们日常找工作的艰辛过程中也有强烈体现。“当他们以混血人身份不能找到工作时，他们会扮成希腊人;最终他们以意大利人的身份被雇佣。他们被告知印第安人不住在房子里，所以不懂得如何涂油漆（Vizenor 1990：22）。”印第安人被白人侵占了家园，安全、自由不能保证，连维持生计的工作也要隐藏身份才能找得到，印第安人民的权利几乎被剥削为零。正如书中所写“我们鹤族家庭衰落了，在冬季的萧条中逃亡，混血人背负了种族屈辱（Vizenor 1990： 17）。”作者从小的成长环境就是如此，亲人们惨遭白人压迫，在白人主导的社会中苟且偷生。维兹诺日后职业的选择及行动也凸显了他的价值观，要尽己所能帮助印第安人维护他们的权利。

维兹诺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内当了一名律师，服务于印第安社区（Vizenor 1990：186）。在他任职期间，经常在方方面面帮助印第安人。劳雷尔·霍尔（Laurel Hole）向作者倾诉她生活的不易，她想离开保留地，搬去城市（Vizenor 1990：187），这同时也是印第安人“城市化趋势的体现，越来越多的印第安人选择迁居城市”（赵文书，康文凯2017：21）。作者很快为霍尔夫妇在农场找到了工作，随后，作者又帮助他们找到了住所，“朋友们一起帮助他们重新为房间喷上油漆”（Vizenor 1990： 188）。作者把印第安人民视为同胞兄弟，有求必有应，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帮助他们，让他们有权利过上更好的生活。然而，霍尔夫妇搬到新街区后，那里的白人总是盯着他们，他们被白人所孤立，孩子们也没有朋友（Vizenor 1990： 189）。印第安人的社会地位低下，与白人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印第安人想追求更好的生活，想到城市打拼，有一席之地，让家里的条件更好一些，然而现实不允许他们与白人享受平等的“资源”，被白人所唾弃，孤立。正因如此，霍尔夫妇晚上与印第安朋友们倾诉，借酒消愁，但由于喝酒太多，耽误了工作，而被开除（Vizenor 1990：189）。印第安人徒有追求平等、美好生活的愿望，但是白人至上的现实终将他们打败，在白人的压迫下，他们只能返回原保留地，依旧他们之前贫穷的生活。维兹诺小时候目睹过家人被白人迫害，印第安人痛苦的生活现状，如今，印第安人的生活丝毫没有任何改变，他立志维护族人权利，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抨击服务于保留地的政府机构（Vizenor 1990： 189），并组织对明尼阿波利斯印第安事务局的抗议活动（Vizenor 1990：191），为印第安人争取应得的平等权利做出巨大努力。

维兹诺的内心景观之一“保护印第安人民的权利”的形成基于儿时亲人受白人压迫的经历，在其长大后这种价值观显化，他一心为印第安人着想，服务于印第安社区，为维护印第安人的权利做出巨大努力，同时，他希望地位低下的印第安人能够摆脱受白人压榨，被白人蔑视的现状，民族安全、平等地位得到保障，人民有权利追求自由与幸福生活。

二.扬弃印第安传统

在维兹诺的成长过程中，有些白人虽然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巨大伤害，但也有其他白人带给他无限温暖。维兹诺辩证地看待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也对印第安民族传统进行了深入思考，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正如布莱泽所说，“维兹诺故事中的人物在维护传统的同时，也在适应变化”（Blaeser 1996：66）。可以说，他的另一个内心景观是“扬弃印第安传统”。

多数白人对印第安人采取打压的行为，剥削印第安人民应有的权利，然而，在维兹诺少年成长时期，依旧有白人给予他关怀，比如他的外祖父和继父。

维兹诺的外祖父罗伯特·彼得森（Robert Peterson）是一名酒保，是生活在下层社会的白人的代表，工作辛苦，几乎每日喝的酩酊大醉，回家打骂亲人，家里人都不喜欢他。但是，罗伯特在作者身边时从不醉酒，“母亲拉维恩说外祖父爱我，他对他自己的孩子们都不像对我这样宽容”（Vizenor 1990：23）。维兹诺小时候失去亲生父亲，失去两个叔叔，童年缺少关怀，但是经常酗酒、有暴力行为的白人外祖父却给予他别人不能拥有的关爱，白人也不全是肆意打压印第安人民的统治阶层，也有帮助、给予印第安人温暖的少数群体。而面对外祖父的爱护，作者也给予回报，用自己的方式反过来关怀外祖父，祖孙俩在一起十分快乐。

埃尔默·皮特施（Elmer Petesch）是维兹诺的第二任继父，在水车机械厂工作。在母亲刚和继父结婚时，维兹诺和继父的感情还较为平淡，但是在埃尔默工作的时候，维兹诺会有一种安全感，继父和母亲组成的家给作者一种归属感。但是，后来，母亲拉维恩不甘于与日益变老的继父一起生活，抛下家庭与新结识的男人远走高飞，家里变得支离破碎，继父整日沉浸在对作者母亲的回忆中，并把对她的怨恨施加在维兹诺身上，使得维兹诺忍受不了，离家出走。后来，继父还是放不下对养子的思念，整理情绪并反思后，又再三找到住在朋友家的维兹诺，当着众人的面向他道歉，请求他回家，“我非常抱歉，请相信我。我希望你能回家，我们需要彼此（Vizenor 1990：87）”。而后维兹诺选择原谅继父，回到家中，父子俩紧紧相拥，“我们一致同意，我永远不是他的儿子，他永远不是我的父亲，我们是兄弟，是朋友（Vizenor 1990：90）”。

维兹诺和继父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在拉维恩抛弃他们后，继父没有责任和义务抚养维兹诺，但是他在心里把维兹诺看成亲人，看成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在与他们有共同联系的人离开后，他们决定一同生活，没有等级尊卑，而是成为朋友，这里，维兹诺将这部分故事题名为“另一个温暖的家”，他与继父又共同生活了5个月，这5个月是他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亲生母亲抛弃维兹诺，而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与他相依为命，这也是社会中白人给予印第安混血人温暖的一个缩影，印第安民族在追求权利、幸福的过程也少不了白人的帮助，这为作者重视印第安民族与白人的关系打下基础。

印第安民族贴近自然，从不同部落的神话传说、图腾可以得知印第安人与动物的紧密联系，“这也是‘地域意识’的体现，其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关系”（Adamson 2001：121）。印第安人的传统之一是打猎，作者要重拾印第安人传统进行狩猎。他猎到了一只体型巨大的红松鼠。松鼠是印第安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动物，可以代表大自然。在这一节中，作者对松鼠受伤后的挣扎以及作者对松鼠的感情变化进行了细致的描绘。“松鼠又一次摔下，用它漆黑的眼睛看着我，鲜血直流，它又试着爬上树来躲避我”（Vizenor 1990：168）。但是见到被打伤的动物，印第安人的传统是要把动物从痛苦中解救出来（Vizenor 1990：168-169），因此，作者在松鼠要上樹的时候又在它脑门上补了一枪，但是，松鼠还是本能地想要逃脱，目光满是求生的欲望。后来，他又冲松鼠打了好几枪，直至松鼠跑不了了，在松鼠最后的目光中，是它想活下来，想自由地奔跑，而非躲着猎人（Vizenor 1990：169），这是动物想和人类和谐共处的愿望，希望人们不要伤害它们，它们可以不用惧怕人类，而是可以和人类亲密地像朋友似的相处。在这一刻，这种莫名的感觉使得作者感到孤独，寂寞，放佛与自然隔离，整个世界放佛陷入了寂静之中。这时，维兹诺请求松鼠原谅，请求它能再活一次。正如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所写：对于猎人来说，打猎是回归自然的一种活动，是对自己技艺的一种兴奋（Vizenor 1990：170）。但是，在维兹诺看来，印第安的这种传统实则是与动物、与大自然的分离，他不再拿起猎枪狩猎动物，“在我的武器下丧生的野生动物的残酷之死是与自然的分离，而非融合（Vizenor 1990：170）”。

印第安的传统并非都是值得传承的“精华”，维兹诺“扬弃印第安传统”的内心景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少年时期白人对他的关爱。在见证了主流白人社会对印第安民族的压迫之后，维兹诺决心要为族人的权利向白人抗争，但是，他也在不断思考印第安的传统文化是否真的需要全部接受。他的“扬弃”价值观的形成主要源于白人外祖父、继父对他的关爱。印第安民族的衰落一方面受白人统治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自身传统、自身价值观的局限决定的。剔除糟粕，取其精华，印第安民族才能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

在杰拉德·维兹诺的自传体小说《内心景观：自传神话与隐喻》中，他的“内心景观”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影响，如：种族压迫，家庭温暖，成长阅历等等，可以说，印第安人民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取决于上述因素。从该书中，根据不同事件仔细推断，人们可以较为清晰地分析出维兹诺价值观形成的脉络。由于维兹诺童年时期经历了亲人的无辜受害，而白人主流社会有意隐瞒此事，这就形成了他“保护印第安人民的权利”的“内心景观”，在他工作时，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保留地的族人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并且自发组织抗议游行活动。虽然多数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态度是冷漠的，但是还是有少数人愿意帮助印第安人，给予他们关爱。维兹诺的外祖父和继父就给了他“家”的温暖，这使得维兹诺辩证地看待种族关系，重新审视印第安的传统，在他杀死一只松鼠后，懊悔不已，对印第安传统认知进行了“整理”，在这一方面，他的“内心景观”是“扬弃印第安文化”。《内心景观：自传神话与隐喻》向我们展示了印第安人最真实的内心世界，探寻种族融合之路仍是人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Adamson， Joni.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 Environment Justice， and Ecocriticism： The Middle Place[M].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2001.

[2]Blaeser， Kimberly M. Gerald Vizenor： Writing in the Oral Tradition[M].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6.

[3]Vizenor，Gerald. Interior Landscapes：Autobiographical Myths and Metaphor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0.

[4]王卓.方寸之间的诗性舞蹈——论杰拉德·维兹诺俳句的多元文化意蕴[J]. 当代外国文学，2013，（4）：37-47.

[5]张冲.杰拉德·维兹诺：宣示“本土裔在场”的后现代叙写[J].外国文艺， 2015，（6）：1-3.

[6]赵文书，康文凯.十字路口的印第安人——解读阿莱克西《保留地布鲁斯》中的生存与发展主题[J].外国文学研究，2017，（1）：20-30.

[7]邹惠玲，朱文瑶.美国印第安人的自我叙事传统与当代印第安自传[J].当代外国文学，2015，（3）：55-62.

基金项目：本文为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伍尔夫‘新传记’叙事表征与审美研究”（项目编号：20WWB062）及2021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美国本土裔文学中‘他者’身份研究”（项目编号：3072021CF120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外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