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彪生 陈松

摘 要：当今，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网络空间、文化和数字环境的形成促使主客体互动发生新变化。教育主客体互动由直接转为间接、公开转为隐蔽、一元主导转为多元参与、同时域转为全时域，这都引发了潜在互动问题。对此，应在明确教育主体主导性和客体主体性的前提下，通过提高网络参与者文明素养等策略，实现双方良性互动，增强教育的实效性。

关键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互动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在网络空间里，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良性互动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挥网络传播互动、体验、分享的优势，听民意、惠民生、解民忧，凝聚社会共识。”[1]但伴随网络场域的多元化、信息内容的丰富复杂、信息处理技术的快速以及道德规则的模糊等，教育主客体关系发生深刻转变，直接影响到两者的良性互动。研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互动，对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做好网络价值引导等具有现实意义。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互动的新变化

作为“现实的人”，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自1994年接入网络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经历入网适应阶段、范式转换阶段和网络融合发展阶段[2]，教育主客体地位逐渐呈现平等、双向、合作、互动等特点。它突破了教育者主导、同一时域可控等互动模式，发生了形式、身份、关系和时域等方面的转变。

第一，互动形式由直接转向间接。与传统互动过程相比，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多维度主客体互动，即由传统“人—人”直接互动转变为“人—机—人”间接互动。一是大数据的运用为人们创造、传播和接收信息提供了更便捷的方式，改变了间接化互动形式。二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仿真”算法程序进行信息传递形成新的互动模式，从而以人工智能部分取代教育者与客体进行互动。此外，“信息找人”时代，算法推荐技术应运而生，为人们节省寻找信息时间的同时，也隔绝其他信息，形成“信息茧房”，从而影响到互动形式的变化。

第二，互动身份由透明转向隐蔽。作为由信息、符号和数据堆砌起来的空间，网络空间具备了虚拟性、隐蔽性等“天然”属性。一是网络参与者不全是人，也有机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互动从单纯的“人—人互动”形式延伸出机器与人、人与人、机器与机器等不同的交互方式，加剧互动的隐蔽性。二是主客体出场方式变得隐蔽化。主客体在参与网络互动时，通常选择不同的“ID”来隐藏自己的身份，让教育主体难以明确教育客体的性格特点，也难以分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互动，加大了互动的隐蔽性和难度。同时，主客体互动载体也呈现隐蔽化。网络技术的运用使得现实载体逐渐被数字化、虚拟化。这让原本现实社会中的“熟人社会”也逐渐被网络信息技术“侵蚀”成为“陌生人”社会。

第三，互动关系由一元主导转向多元参与。网络空间中，教育客体获取信息的途径、渠道和方式逐渐公开和透明化，消解教育主体信息和信息诠释权威主导性。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同属网络空间的“行动者”，在信息平等基础上进行双向互动。正因如此，信息诠释由主导互动转向“主体”多元参与。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教育客体成为自己的信息诠释“主体”。教育客体以“主体”的形式进入信息诠释，导致同一种信息的不同诠释角度、内容以及教育主体的信息主导更为被动，双方互动也逐渐由一元主导转变成多元“主体”参与的过程。

第四，互动时域由统一转向广泛。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互动的时域都由教育主体决定，但网络时间和场域的概念并不明显。一是互动时间转向全时与实时。在网络空间中，时间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特征。在全时性和实时性的网络时间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如果没有及时出场进行舆论和思想引导，就有可能出现冲突。二是互动场域由控制转向全域。从网站的单向信息传递到“微博”等信息交互平台，到以主题问答为主的“知乎”社区，再到“豆瓣”以兴趣爱好划分区域分出“小组”，主客体互动的场域不断扩大和深化。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互动变化导致的潜在问题

主客体的“互动”不单指两者之间的互动，还包括主体、客体、介体、环体间的“交相互动”。[3]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介体的间接化、主客体身份的虚拟化和无序化、信息环境的多元化以及时域的扩大等会影响主客体互动并导致潜在问题的出现。

第一，主客体互动的“异化”。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主客体互动提供了更多的手段和途径，但也容易使教育主体产生技术上的依赖心理，甚至让网络信息技术成为互动主体，造成互动“异化”。网络信息技术创造沉浸式的环境、推荐适宜的互动话题以及收集用户反馈信息体现主客体互动的人文关怀，但毕竟介体的本质是中立性的工具。一旦过度依赖以其代替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就会模糊作为主体的人的互动参与过程，陷入“异化”的陷阱。教育客体往往“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的通讯领域”[4]。长此以往，客体选择沉浸在“信息茧房”中屏蔽主体传递的信息，造成互动过程的间隔与缝隙。此外，主体虽然往往通过“话题置顶”的技术手段推荐互动议题，但只有在双方互动交流过程中才会凝聚共识。过分依赖“话题置顶”技术就背离了原有教育目标。

第二，主客体互动的“无序化”。由于网络空间中主客体身份被隐藏，双方互动难免会出现无序化问题。一方面，网络空间中所有年龄段的教育客体纷至沓来，教育主体往往应接不暇，在与其互动时无法通过年龄划分群体有针对性地分众互动，也无法选择合适的互动身份，在此情况下主客体互动过程处于无序的混乱状态。另一方面，生活、行业、政法、文化类等网络官方媒体账号数量庞大，认证上存在难度。在“人人皆可发声”的时代，教育客体在缺乏分辨能力的情况下，容易被不明身份所谓的“官方认证博主”带偏，出现互动无序状态。

第三，主客体互动的“去中心化”。在由信息、数据、技术及网络参与者构成的边缘环境影响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互动便容易发生“去中心化”的趋向。一是信息混乱嘈杂阻挠主流互动价值的传递。一旦缺乏及时的主流引导，互动容易庸俗化。二是互动框架的多元结构性消解主客体的共识。为了解决信息混亂等问题，教育主体通过设置特定的网络互动框架屏蔽与主题无关的信息，增强互动的核心价值导向。但参与者也会采取同样的方式进行多元解释，消解互动共识，甚至引起思想混乱。此外，算法推荐技术在趋利性下产生的“亚文化”环境以及“圈层极化”现象增大了互动难度。

第四，主客体互动的“滞后化”。主客体能否同时域存在，是双方能否进行互动的重要前提。传统主客体的互动同时域是默认设置，但网络主客体互动在难以控制互动的时域时，便会产生互动滞后。一是互动时间难以及时把握。网络的主客体互动随时可能发生，一旦教育主体如果没有准备好，便会措手不及。二是互动场域被动跟进。网络场域和空间“四分五裂”，教育主体如果不能及时出场，一旦被“有心人”利用，便可能引起“燎原”之势。

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互动的对策

针对网络主客体互动存在的潜在问题，要从参与者、互动方式以及制度化管理等方面做好相应对策，营造良好的网络空间主客体互动氛围。

第一，提高网络参与者的文明素养。提升主客体以及“信息中介”网络技术人员的网络文明素养，不断增强网络技术应用能力和信息辨别能力，才能让技术真正为人服务。一是要提升教育主体的能力素质。网络教育主体不仅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等，而且还包括官方网站管理者等群体。这需要实现网络信息教育主体、技术培训内容的全覆盖。尤其是要引导他们树立网络信息技术为人服务的价值观，在关键的环节利用收集的数据和反馈的信息进行合理的判断，从而达到人与网络信息技术的合理融合，打造线上、线下同心圆。二是要提高教育客体网络道德素养。要增强网络参与者的道德意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网络教育全过程，提高辨别网络信息的能力，破除“信息茧房”的束缚。同时，有针对性、分层次地做好行为引导，促使其严守网络道德，规范网络行为，养成良好道德习惯。三是要强化网络技术人员的责任意识。新兴网络技术的背后都是依靠程序运行，而程序设计者是人。为了规范数据搜集和处理程序、算法推荐程序等标准，应该加强网络技术人员价值观的教育引导，定期开展教育培训，明确其育人责任，在程序设计之初就避免资本利益的趋向，净化网络互动环境。

第二，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创新互动方式。要从数据处理和信息源入手，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创新互动方式，抢占时域“先机”，营造好良性互动环境。一是开放部分不涉及隐私的参与者标签，创新有针对性的互动方式。根据网络参与者的言行、经常查阅的视频、照片和文字等偏好，“贴”上相关标签，以便教育主体在发声时有重点地推送，提高双方互动的质量。二是深入开展与网络技术开发企业的合作，创新定制化的互动方式。应与网络技术开发企业进行深入合作，打造定制化的网络数据收集和处理程序，确保互动起到解决突出的思想问题，广泛凝聚社会共识的实效。三是借鉴区块链技术，创新全时性互动方式。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实时互动一般能够开展，但是全时引导却在实践上难以操作，需要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信息产生、传递、接收、反馈等全阶段的溯源，在任何一个信息传递的阶段出现波动时，便可以有准备地及时出手，把握互动主动权。四是打造網络主流互动阵地，创新全域性互动方式。其主要包括：在主流阵地的基础上扩展和巩固互动交流的板块，以吸引教育客体通过主流平台发声;在其他非官方场域“圈出”一块特定的可供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互动的空间，由点到面，辐射并促进主流互动阵地“统一战线”，实现全域引导。

第三，推动网络空间管理的制度化和法治化。严格规定网络空间准入标准、言行规范，完善规章制度，发挥惩治效果，推动主客体互动有序化发展。一是提高网络空间准入标准，实行分级管理。网络互动平台应该承担起维护“社区”清朗环境的责任，遵循成长成才发展规律，提高年龄准入标准，进行分级管理。二是设置网络空间行为信用清单。为了维护网络公共空间的有序，有必要监管网络空间参与者的言行，将不良行为和言论纳入信用清单。政府应引导出台统一信用标准，各大平台联合成立信用互通系统，规范网络参与者和网络平台的言行，实施严格的信用制度。三是出台和完善管理网络空间的规章制度。政府应该执行监管的责任，制定统一的网络空间监管的法律规章制度，严厉打击破坏网络秩序者;社会各方尤其是网络媒体领域应尽到监督的责任，制定相应的行业协会管理规定，发挥全员监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73.

[2]胡树祥，赵玉枝.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历程及未来趋势[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6）：128-134.

[3]平章起，郭威.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研究的困境及其超越：从实践的视角[J].理论学刊，2015（1）：99.

[4]骆郁廷，余杰.论网络时空的思想互动及其引导[J].思想教育研究，2021（6）：144.

（作者单位：北京体育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翟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