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兴艳,赵翠薇

(1.贵州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2.广西国土资源规划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广西 南宁 530022)

0 引言

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乡村功能和空间格局发生重构，城市与乡村逐渐融合发展，城乡界线趋于模糊[1]。乡村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地域系统，由于要素流动的空间动态性、乡村空间系统的不整合性、乡村概念自身的相对性等原因[2]，乡村界定尚未形成统一标准。19世纪，乡村也被称为“农村”，Durkheim[3]、Hewitt[4]等学者从团结性与自然情感联系、土地利用、人口等方面定义乡村，自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非农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农村”成为“乡村”[5]。20世纪90年代，乡村地理学出现“文化转向”，强调乡村是社会实践构建的产物，乡村被定义为是具有一定结构、功能和区际联系的空间体系[6]。综上可知，乡村是以乡村人口、农业生产和农业景观为主，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城市的空间地域系统[7-11]。

乡村性是指乡村地域空间所特有的基本属性，包括土地利用方式、产业与职业结构等要素，是识别乡村地域的重要指标，可反映乡村发展水平和揭示内部差异[12-13]，是城乡地域类型分异的表征[14]。18世纪，乡村性意指“之所以成为乡村的条件”[15]。1977年Cloke指出乡村生活方式、文化和社区等是乡村性的内涵表征[16-17]。张小林[18]最早引入乡村性概念，认为任何一个区域是城市性和乡村性的统一体，城乡是连续的，应当以乡村性定义乡村。乡村发展类型是具有明显区域性特点的乡村生产体系所形成的种类，是乡村发展进程中劳动地域分工的一种表现形式[19]。由于农村生产生活的物质和非物质元素之间发生各式各样的交互作用，造就了不同的乡村发展类型[20]。学者多以农村发展速度、区位、发展阶段、功能和产业结构进行划分乡村类型。龙花楼等[20]通过产业发展现状，将东部沿海地区的县域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和均衡发展型。

目前，乡村研究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长三角、以及东北粮食主产区[20-21]，对经济欠发达、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乡村发展空间格局研究较少[22]。贵州省喀斯特地貌发育，生态环境脆弱，十二五以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但各县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基于此，以贵州省为例，选取2000、2005、2010、2018年的统计数据，在县域尺度上通过产业结构划分出乡村发展类型，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乡村性，分析同一乡村发展类型县域间的乡村性差异，摸清各县域间的发展差距，以期为缩小地区差异做出积极贡献，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决策支撑。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乡村发展类型划分

乡村发展以产业为载体，产业结构可反映乡村经济基本特征，一般情况下，一个地区的产业发展状况决定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水平，故采用产业发展现状刻画县域乡村发展类型。龙花楼等[20]采用产业发展现状，用各县域一、二、三产业产值构建乡村发展类型划分指标，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如某一县市的一、二、三产业中某一产值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超过全体样本的平均值与标准差之和，则认为该产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县域的乡村发展类型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和均衡发展型。借鉴龙花楼等的乡村发展类型划分方法，利用贵州省各县域GDP数据及其一、二、三产业产值占比，构建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划分指标(表1)，根据县域产业类型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不符合上述划分条件的则归为均衡发展型。

表1 乡村发展类型划分指标体系Tab.1 The Indecator system classifying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1.1.2 乡村性指数

1)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

乡村是相对于城市而言，城乡差异不仅体现在景观上，更多的体现在生产、生活方式上[13]，乡村性应当是乡村内涵的外在量化指标。依据数据的可获取性、代表性、科学性和可比性原则，参考已有研究[20-21,23-25]，结合贵州省县域实际情况，从人口、产业、生产和收入几个方面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包括乡村人口变化率、耕地变化率、一产就业比例、农地产出率、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民人均纯收入等6个指标(表2)。正向指标值越大，表示区域乡村性越强，反之则越弱。由于评价指标量纲不同，采用极差法进行标准化处理，运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

表2 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Tab.2 Rura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2)确定权重

熵权法作为一种客观综合评价方法，能够有效的解决大量指标变量的重叠性，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并被应用与对多元指标的计算，它主要是根据各指标传递给决策者的信息量大小来确定其权数。公式如下[26]：

(1)

(2)

通过修正，不仅使Pij×lnPij具有数学意义，同时又将其对熵值影响控制在合适范围内。确定各指标权重如下公式：

(3)

3)乡村性指数计算

采用线性加权求和法计算乡村性指数(RI)，计算公式为：

(4)

式中：RI为各县域的乡村性指数；Wj表示指标的权重；Sij为各指标标准化值，j为指标个数，n为县域个数。数值越大表明乡村性越强，数值越小表明乡村性越弱。

1.2 数据来源

行政边界采用2013年行政区划，由于研究期间贵州省行政边界有一定调整，故将部分行政区划进行合并，其中，将贵阳市所辖6个区归并为贵阳市辖区，红花岗区、汇川区和播州区合并为遵义市辖区，铜仁市辖区包括碧江区和万山特区，最终得到80个评价单元。县域社会经济数据来自2001—2019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贵州省统计年鉴》、部分县(市)统计年鉴及相应年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使用插值法补充个别缺失数据。

2 结果与分析

2.1 乡村发展类型划分

运用乡村发展类型划分指标体系(表1)和各县社会经济数据，划分乡村发展类型(表3)。各类县域的乡村发展类型在近18年来发生较大变化：1)从数量上看，4种乡村发展类型皆呈波动趋势，农业主导型呈先增加后下降趋势，四年农业主导型县域数量分别为14、16、17、12个，均衡发展型为减少趋势，工业主导型与商旅主导型呈波动增长趋势。商旅主导型县域明显增加，由2000年的7个增加至2018年的11个；2)从空间分布看，各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处在不断变化中，农业主导型2000—2010年主要分布在铜仁市，黔东南州、安顺市与黔西南州有零星分布，2018年铜仁市农业主导型县域减少，毕节市农业主导型县域增加。工业主导型县域分布变化不大，集中在六盘水市与黔中至仁怀市一带，呈条状带分布，六盘水市煤炭资源丰富，以煤炭开采、钢铁冶炼等重型工业为主，是三线建设时期发展起来的新兴工业城市；贵阳市为贵州的经济中心，钢铁冶炼、铝冶炼等第二产业较为发达，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第二产业比重下降，旅游业、会展业等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商旅服务型县域由零星向集聚分布，2000年较分散，2005年与2010年主要分布在贵阳市、黔东南、黔南、和安顺市，2018年集聚分布在黔东南与黔南州，其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为其发展乡村旅游打下基础。均衡发展型县域由集聚向零星分布，2000年与2005年主要分布在毕节市与遵义市，2010年与2018年黔南州与黔东南州县域增加。

表3 贵州省县域乡村发展类型Tab.3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in Guizhou Province

续表3

2.2 乡村性评价结果

2.2.1 时序特征

利用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与公式(4)测度2000、2005、2010、2018年各县域乡村性指数，结果统计值见表4。可知：1)2000—2018年，各县乡村性指数平均值均大于0.5，整体乡村性较强，但总体呈下降趋势；2)乡村性最小值与最大值呈先增加后减小趋势，乡村性指数标准差持续减小，表明各县之间乡村性指数与均值的离散程度较小，乡村性差异减弱；3)峰度系数表示分布集中程度，贵州县域乡村性指数峰度由0.42增加至3.23，表明空间集中程度增强。

表4 贵州省2000年、2005年、2010年、2018年乡村性指数统计值Tab.4 Statistical values of rurality index in Guizhou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8

2.2.2 空间特征

根据乡村性评价结果，利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80个县域的乡村性指数划分为强、较强、中等、较弱和弱5个等级(表5)。可知：1)数量上看，弱乡村性类型呈波动增加趋势，强乡村性类型呈持续减少，由2000年的13个减少至2018年的9个，中等与较强乡村性类型波动增加的趋势，先上升，后下降，再增加；2)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以贵阳市和遵义市为中心，乡村性强度向外围增强的特点，即弱与较弱乡村性县域以贵阳市与遵义市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其余县域表现为由“西强东中”向“西中东强”的变化趋势，强和较强乡村性类型县域主要由贵州省西部向东南部转移。这主要是由于距离城市距离越远，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越弱。贵阳市作为省会城市，是贵州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随着贵安新区、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贵阳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遵义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贵阳综合保税区、贵安综合保税区、遵义综合保税区、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等“1+7”国家级开放创新平台建设，二、三产业快速发展，带动乡村人口就业，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其他地区，从而带动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2000—2010年，黔东南州乡村性处于中等强度，2018年西部乡村性减弱，黔东南州乡村性强度增强，主要由于都匀、铜仁与凯里城镇组群，形成以民族文化、农业与旅游相结合的“农旅”、“文旅”型产业体系，乡村的少数民族文化、耕地、人口特征保持较好。

表5 贵州省县域乡村性强度Tab.5 Rurality intensity at the county level in Guizhou Province

续表5

2.3 不同乡村发展类型的乡村性分析

乡村性强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乡村功能变化趋势，因此，相同乡村发展类型的县域，其乡村发展程度存在差异，乡村性强度呈现不同的特征(表6)。

2.3.1 农业主导型县域乡村性强度整体偏高

农业主导型县域大多处于中等及其以上乡村性强度，这些地区分布在铜仁市、安顺市与黔南州等县域，虽具有较好的农业耕作生产条件，耕地分布广泛，但较为破碎，农业机械化与规模化生产程度低，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地产出率低，经济发展落后。从数量看，弱和较弱乡村性县域呈减少趋势，中等及其以上乡村性县域增多。2005年与2018年无弱乡村性县域，2000年与2010年弱乡村性县域占比均低于10%。中等乡村性县域呈波动增加趋势。从演变过程看，毕节市与安顺市该类型县域乡村性强度减弱，主要是由于推进新农村建设以来，积极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基础设施改善等因素，农地产出率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乡村发展水平提高，乡村性减弱。

2.3.2 工业主导型县域乡村性强度整体偏弱

工业主导型县域自然资源丰富，大多处于中等及以下水平，乡村性强度较弱。从数量看，强乡村性县域占比低，仅2005年达30.77%，其余年份均小于20%，中等、弱与较弱乡村性县域占比高，且呈增加趋势。从空间分布看，六盘水一带县域乡村性强度较强，其乡村性强度呈减弱趋势，六盘水市属煤炭资源型城市，六盘水煤田和织纳煤田是贵州煤矿的最重要产区，为解决对煤炭资源的过度依赖，在工业转型升级政策引导、规划布局、结构调整、技术进步等各个方面均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一定的效果，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从而带动了乡村经济发展，乡村性强度减弱。黔中至仁怀市一带处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中沿长江通道横轴和包昆通道纵轴交汇地带，区域内产业分布相对集中，工业基础较好，基础设施建设齐全，工业发展带动乡村发展，乡村性强度弱。

2.3.3 商旅服务型县域乡村性强度两极分化

商旅服务型县域分为2种类型，即乡村综合发展程度高的弱乡村性强度县域与乡村发展较差的强乡村性县域。弱乡村性强度县域主要为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贵阳市和遵义市，贵阳市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一定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基础，同时具有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资源优势，贵阳旅游业与服务业得到快速发展，2019年旅游总收入达3 098.79亿元，比上年增长26.1%，从而带动具有特色的乡村旅游发展，乡村性强度弱。遵义市经济总量仅次于省会贵阳市，居贵州省第二，红色文化资源更是其发展红色旅游的特色，如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红军山红军烈士陵园、红军烈士纪念碑等，都成为遵义发展红色旅游的独特资源，国家政策也为其发展提供支持。强乡村性强度县域主要分布在黔西南州、黔南州与黔东南州，这些地区为少数民族自治州，具有独特的自然旅游资源、民俗文化特色显著，以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与生态旅游为主[27]，但其全域旅游起步较晚、基础薄弱，旅游配套服务设施薄弱，不能满足游客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难以延伸旅游产业链，消费项目少，带动经济发展能力有限，加上其以“农旅”和“文旅”为特色，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保持原来的乡村特征，耕地保留量大，会留下一部分在乡村经营旅游业的村民，故其乡村性较强。

2.3.4 均衡发展型县域乡村型强度整体减弱

均衡发展型县域的各个产业得到均衡发展，县域个数总体呈减少趋势，强和较强乡村性县域占比减少，从2000年的55.10%减少到2018年的37.21%，弱与较弱乡村性强度县域增加。从空间分布看，2000—2010年，贵州省西部均衡发展型县域乡村性较强，主要分布在毕节市、安顺市与黔西南州。东部的铜仁市与黔东南州较低，主要是由于贵州省西部地区喀斯特地貌发育，耕地条件差，农地产出率低，农业、工业与商业发展不均衡，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近年来，西部的县域开始发展山地高效生态农业，提高农业产业规模化，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及改革农业经营体制，逐步实现把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十三五规划中计划重点加快毕水兴能源产业集聚带，建设一批能源开发示范基地，在毕节、六盘水和黔西南等地建设光伏发电站，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3 结论与讨论

基于贵州省80个县域的产业结构与乡村人口、生产和生活，将乡村发展类型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和均衡发展型，根据乡村性指数计算方法，计算各县域的乡村性指数，并划分为强、较强、中等、较弱、弱5种乡村性强度，并分析同一乡村发展类型的乡村性特征，得出以下结论：

1)各县域的乡村发展类型在近年来发生较大变化。4种乡村发展类型皆呈波动趋势，农业主导型呈先增加后下降趋势，工业主导型与商旅主导型呈波动增长趋势。各县域乡村发展类型处在不断变化中，农业主导型县域呈铜仁市集聚分布向黔东南、黔南、毕节等地区零星分布趋势，工业主导型县域主要分布在六盘水市与黔中至仁怀市呈条状带分布，商旅服务型县域由零星向集聚分布。

2)研究期内，乡村性整体呈减弱趋势，各县域间乡村性差异减小，空间集聚程度增强。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以贵阳市和遵义市为中心，乡村性强度向外围增强的特点，即弱与较弱乡村性县域以贵阳市与遵义市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其余县域表现为由“西强东中”向“西中东强”的变化趋势，强和较强乡村性县域主要由贵州省西部向东南部转移。2000—2010年，黔东南州乡村性处于中等强度，2018年西部乡村性减弱，黔东南州乡村性强度增强。

3)结合各县域乡村发展类型与乡村性强度分析，可知相同乡村发展类型间乡村性强度存在差异。农业主导型县域乡村性强度整体偏高，工业主导型县域则整体偏弱，商旅服务型县域乡村性强度呈两极分化，一部分县域乡村性弱，另一部分乡村性强，均衡发展型县域乡村型强度整体减弱，空间上东西分布差异明显。

研究从县域单元出发，以宏观的视角分析贵州省县域的乡村发展时空差异特征，可从整体上对乡村转型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但由于县域单元的乡村表征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下一步研究将立足于微观尺度，以镇域或村域尺度开展乡村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