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思嘉

合唱艺术对我国来说是一门相对年轻的音乐艺术门类，但在音乐文化中有着独特的地位。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合唱艺术，随着鸦片战争打开国门而萌芽，随着“学堂乐歌”的开始而兴起，跟着“五四运动”“抗日救亡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事件而发展壮大。可以说，合唱艺术在中国的发展与时代背景结合紧密，既被社会发展影响着，也影响着社会的发展。本文将以《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两首合唱曲为例，浅谈合唱歌曲在抗日救亡时期所起到的推动作用。

合唱是集体演唱多声部音乐的演唱组织，其作品为“合唱曲”。演唱者分成几个声部，各个声部所唱的曲调互不相同，但融合成为一个整体。此外，合唱常设指挥，可有伴奏或无伴奏。作为西方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合唱音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音乐，距今约有近千年的历史，是普及性较强、参与面较广的音乐演出形式之一。清朝末期，合唱艺术随着西方的炮火进入中国。中国的合唱艺术与西方不同，中国合唱的繁荣与发展与宗教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而是与近代学校的兴起联系密切。

石一冰老师曾说：“一部中国合唱发展史，就是一部近现代音乐史。”合唱音乐在中国近现代音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著名音乐史学家汪毓和曾说：“中国合唱音乐发展的这一百年的进程，都处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政治斗争、社会变动最为激烈的时期。作为同中国人民政治生活密切联系的中国合唱音乐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讲，正是这种社会政治变革一种曲折的反映。”

一、时代背景

1840 年，一声炮响，打开了中国封闭多年的国门，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随后，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不断地推动中国社会整体的现代化转型。随着一系列侵华战争的爆发，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且程度逐渐加深。1931 年9 月18 日夜，日本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炮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开端。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领导了“一二·九”运动，使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一二·九”运动促进了民众的觉醒，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1936 年西安事变为我国抗日带来了转折，它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以上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和群众运动的进行，中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逐步加深，社会生活愈加动荡，人民贫富差距日益增大。

1931 年至1945 年是中国人民长达14 年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时期，此时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逐步汇聚为一点，即抗日救国。在音乐建设方面，新的群众性革命音乐迅速发展起来。30 年代初，学校歌咏运动十分活跃，表演水平也较上一阶段有较大提高。如1935年由李抱忱和范天祥组织和推动了“故宫太和殿大合唱”，这一活动由北平十四所大中学学生近千人参加，场面盛况空前。正是这些学生歌咏运动的开展，为后来的全国性群众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抗日救亡时期合唱音乐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音乐发展状况下，以抗日救亡为主要题材内容，以群众歌咏运动为主要对象，比较大众化的合唱音乐必然会成为音乐创作的主旋律。绝大多数的音乐工作者都先后在抗日救亡的感召下，投入抗日宣传的实际创作中。当时音乐的创作，主要以“唤醒、教育、组织大众”为使命。专业性合唱团的增多和群众性歌咏运动的广泛开展，使合唱形式的歌曲比抗战前有了大幅的提升。这时的合唱歌曲主要以易于群众传唱的二部合唱为主，同时，混声四部合唱，受到群众的喜爱。二部合唱有冼星海的《到敌人后方去》（赵启海词）、《在太行山上》（桂涛声词）、《游击军》（先珂词）、张曙的《洪波曲》（田汉词）等。混声四部合唱有夏之秋的《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光未然词）、《歌八百壮士》（桂涛声词）、贺绿汀的《游击队歌》（贺绿汀词）、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词）、《生产运动大合唱》（塞克词）、《“牺盟”大合唱》（傅东岱词）等。

（一）小型二部合唱歌曲——《在太行山上》

《在太行山上》创作于1938 年，歌曲由冼星海作曲，桂涛声作词。歌词是桂涛声深入前线，有感而发所作，主要描写了山西境内太行山上军民奋勇抗敌的场面。歌曲为复二部曲式，全曲由两部分、四个乐段组成。第一部分在节奏上均采取慢板，具有极强的抒情色彩。乐曲开头部分“红日照遍了东方”是一个强有力的旋律上行，恰似红日东升，配以回响式的二声部，仿佛歌声在山谷中回荡，营造出此起彼伏、一呼百应的氛围。歌曲第一乐段采用小调色彩，增强了抒情情感。第二乐段则转为大调，较前一段更具气势，也更好连接了第二部分豪迈的进行曲风格，同时，旋律上总体呈下行趋势，符合歌词中“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所描写的亲人离别的不舍之情，词曲结合十分紧密（如图1）。

歌曲第二部分节奏转为快板，与第一部分的抒情性有明显区分。这一部分采用进行曲风格，节奏铿锵有力且具有弹性，生动地刻画了出没在高山密林、机智勇敢的游击队员形象。此部分高音区的切分节奏果敢有力，“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的歌声随着音调逐步向上推进，形成高潮，最后结束在小调上，前后呼应，完整统一。

图1 谱例1

总体来说，歌曲旋律兼有抒情性和进行曲风格，是战斗性与革命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歌曲形式简短，后半段节奏明快，旋律易于传唱，和声配置较为简单，且歌词接近口语化，意境优美，适合在广大群众中广泛传唱。《在太行山上》曲谱的完成正值周恩来和郭沫若筹备抗战一周年歌咏大会之际，得知此曲，他们便前往冼星海处先睹为快，听罢曲谱，周总理更是激动地与冼星海合唱了此曲，可想而知，《在太行山上》一歌在当时会有怎样的社会影响力。歌曲在1938 年7 月“抗战一周年歌咏大会”上被张曙等人所唱，并开始传播。朱德总司令听过这一合唱曲后，十分喜爱，要求八路军总部机关人员要人人会唱，自己更是把歌词抄录下来随身携带。这一系列事件的推动，使合唱曲《在太行山上》迅速传遍大后方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鼓舞和激励了众多民众奔赴战场，为抗战带来新的力量，由此可见，这一歌曲在当时发挥着重要作用，占据了独特的社会地位。

（二）大型混声四部合唱歌曲——《游击队歌》

《游击队歌》创作于1938 年初，由贺绿汀作词作曲，是一首大众耳熟能详的合唱曲，同时也是电影《铁道游击队》的主题曲。这首合唱曲是贺绿汀深入战争前线，听取朱德、任弼时、贺龙等首长的报告，对抗日战争的形势和策略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后，认识到要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不仅要靠正规战，还要靠运动战、游击战，为激发民众斗志而创作的大型混声四部合唱歌曲。歌曲于1938 年1 月在八路军干部晚会上首演，由贺绿汀亲自指挥（如图2）。

图2 谱例2

《游击队歌》为再现单二部曲式，节奏为小快板。歌曲由G 大调开始，中间部分转为D 大调，最后回归G 大调，结构完整，且全为大调色彩，歌曲整体明亮轻快，生动活泼。乐曲的主题核心是第一乐段的前两小节，后面的乐句均是这一句的改写。歌曲第一乐段从纯朴流畅的音调和轻快敏捷的节奏开始，在发展中不断进行音域扩充，音乐形象充满动感；第二乐段转入属调，雄健有力的对比主题充满自信和力量；第三乐段是第一段主题的再现，把游击队员的形象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游击队歌》作为一首四部混声合唱歌曲，其中含复调因素的和声织体为全曲提供了动力。贺绿汀在《游击队歌》创作中力求乐曲结构严谨，音乐语言质朴流畅。由此，歌曲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有着极高的传唱度。歌曲充满了明朗的活力和自豪的气概，反映了战争中游击队员们的乐观精神，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和号召力，更是为当时的军民百姓增添了抗敌的气势和信心。

“音乐可以通过艺术的视角见证历史发展的轨迹。”任何艺术都离不开社会历史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同时，好的艺术作品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合唱艺术作为一种参与性极强的音乐形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如同合唱歌曲《在太行山上》和《游击队歌》，词曲扎根于时代，从现实出发进行音乐创作，用音乐发出抗日的吼声。即使在和平年代的今天，每每播放都能激发每个中国人的爱国之情，更何况在那个战乱频发的时代。可想而知，这既振奋人心又深入真实战场的词曲，定会使当时的人们产生共鸣，激发人们的斗志。合唱的参与感使歌曲更具感召力，增强了大众抗敌信心，顺应了社会的需要和时代的发展，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抗日救亡”时期的合唱歌曲坚持反映时代主题和时代精神，音乐家在创作上学习和吸收了西方的作曲手法，如《游击队歌》采用进行曲的风格和复调因素的和声织体，生动地体现了游击队员的激昂精神。另外，部分歌曲也有意识地继承我国自有的民族化特征，如我国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取材于我国古代白居易所作诗歌，部分乐章运用民族风格旋律，以及著名的大型合唱套曲《黄河大合唱》。冼星海在多处音乐风格和音调上吸取了民间音乐的因素，体现民族精神。这一时期合唱歌曲的中西融合的音乐创作在创作技法上为中国合唱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合唱艺术自身所具有的参与性强这一特征，使其在当时受到国家和民众的欢迎，这为合唱艺术之后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总的来说，合唱音乐自身艺术性的增强与受众面的扩展，将中国合唱艺术的发展推向了第一个高潮，也为中国合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养分。

综上所述，合唱音乐传入中国虽只有短短百余年，却并非只被动接受，而是在启蒙、救亡的环境中发展和壮大起来，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发展至今已逐步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在当下这个文化碰撞日益加剧的时代，音乐创作者应同前人一样抓住时代的脉搏，紧紧扎根于百姓中，创作出更多被人民群众所欢迎的，可以传唱至成为经典的合唱作品，推动合唱艺术进一步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