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宁，范 巍，2，张锐昕

（1.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101；2.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成都 610031；3.大连理工大学，辽宁大连 116024）

1 研究背景

2021 年3 月13 日中国颁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和科研活动规律，培养造就更多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其中的战略科技人才对加强原创性、引领性、基础性科技攻关及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具有创造引领作用，是中国在2035 年真正实现建成人才强国目标的重要力量。

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自2014 年开始每年发布“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旨在遴选全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研究人员，是目前全球范围较为权威的科学家评价名单。一般来讲，高被引科学家所发表的成果具有很强的原创性和颠覆性，他们是战略科技人才的主要代表，也是一支引领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科技力量［1］。

目前，国内关于高被引科学家的系统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在高被引科学家群体特征、产出特征、流动特征、影响力等。如Kim 等［2］对15 个国家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的论文产出数量和质量等进行了分析；靳军宝等人［3-4］对我国高被引科学家群体特征如学科分类、年龄、学历分布、人才荣誉、教育经历、跨国流动特征等方面进行了计量分析；尹志欣等［5］对我国高被引科学家的分布现状和特征进行研究，并分析了顶尖科学人才的学术产量与学术质量；唐惠燕［6］用个案法研究高被引科学家学术成长与学科扩散的相互关系；刘俊婉［7-9］对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五个领域高被引科学家人才流动现象进行了定量分析，并从年龄和科学合作视角对高被引科学家论文产出力进行分析；张瑞红等人［10］对高被引科学家的数量、学科、国家和地区分布进行多维度分析；田瑞强［11］等通过网络搜集到 233 位海外华人高层次科技人才履历数据，研究了海外华人高层次人才流动模式。

本研究以2020 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12］为基础，分析范围涵盖2014—2020 年总体数据、领域分布、国家分布、机构分布等，主要基于结构的组成要素对年度数据做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将中国这7 年入选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汇总并对其履历进行分析，明确他们成长、活动和分布等基本情况，分析他们的成长规律，以期为国家和各地精准引进、精细使用、精心培养、精确扶持人才提供参考和依据。

2 “全球高被引科学家”结构特征分析

经统计，2014—2017 年发布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共涉及农业科学、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等21 个学科领域，全球共有13 145 人次入选，有部分科学家在2 个乃至更多领域入选。2018—2020 年增加了跨领域学科，三年间全球共有18 683 人次入选，合计31 828 人次。其中，共有26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入选过“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榜单。中国自2014—2017 年入选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共有790 人次，其中境内共613 人次，港澳台共177 人次；从2018—2020 年入选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共有2 167 人次，其中境内共1 897 人次，港澳台共270 人次。历年合计2 957 人次。

2.1 2014—2020 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领域分布

通过对2014—2020 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进行汇总分析，发现这七年中“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所在的学科领域呈不均匀分布。表1 总结了21个ESI 领域和跨领域学科类别中的研究人员数量。

表1 2014—2020 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领域分布 单位：人次

表1 （续）

2.2 “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国家（地区）分布

分析发现，2020 年美国共有2 650 人次“高被引科学家”，占总数的41.5%；中国境内位居第二，为770 人次，占比12.1%，含香港、澳门、台湾为870 人次，占比达13.6%；英国位居第三，为514 人次，占比8.0%。其余前十位均有100 名或以上高被引科学家，分别为德国(345 人次)、澳大利亚(305 人次)、加拿大(195 人次)、荷兰(181 人次)、法国(160 人次)、瑞士(154 人次)和西班牙(103 人次)，见表2。

表2 2020 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入选国家（地区）排名及与2018 年比较

“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来自60 多个国家和地区，但其中85.7%%来自10 个国家，而排列前五名的国家总人次占到了73.3%，顶尖人才集中度非常引人瞩目。

2.3 “全球高被引科学家”集聚机构分布变化

科睿唯安每年对拥有24 人次或以上高被引科学家机构进行排名，从侧面反映科研机构的顶尖人才集聚和论文创新水平。2018 年有50 家机构上榜，2019 年和2020 年这个数量分别增加到54 和58 家。其中，哈佛大学一直高居榜首，在2020 年拥有188名高被引科学家，几乎是排名第三的斯坦福大学（106人）的两倍。比较中美上榜机构，结果如表3 所示。

表3 2018—2020 年中国与美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集聚科研机构变化

对表3 和表4 中内容分析发现，美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集聚机构占比一直维持在55%左右，但是其人次占比只有40%，体现出美国战略科研力量的高集中度。欧洲的占比维持在22%左右，主要集中在英国、德国、荷兰等国家。中国的占比处于缓慢的上升通道。世界其他地区（不包含中美）占比则在缓慢下降，虽然不乏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2018 年未上榜，2019 年全球排名41 位，2020 年排名提升到第26 名这种特例，但整体看其他地区的集聚程度处于总体下降通道。

表4 2018—2020 年欧州和其他地区全球高被引科学家集聚科研机构变化

具体到中国，2018 年有2 家机构上榜，分别是中国科学院（排名第4，99 人次）和清华大学（排名47，26 人次）；2019 年有4 家机构上榜，分别是中国科学院（排名第3，101 人次）、清华大学（排名19，42 人次）、电子科技大学（排名53，24 人次）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排名54，24 人次）；2020 年有5 家机构上榜，分别是中国科学院（排名2，124 人次）、清华大学（排名9，55 人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排名41，30 人次）、北京大学（排名56，24 人次）和浙江大学（排名58，24 人次）。这其中值得注意的变化包括：清华大学排名急剧上升，从2018 年的第48 名到2020 年的第9 名；中国科学院的稳步提升，从2018 年的第4 名上升到2020年的第2 名；整体上榜机构变化缓慢但稳步增加。这些数据清晰地反映了中国不断增强的科技实力和科学贡献。

3 中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分布比较和成长规律分析

3.1 中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七年入选情况和趋势分析

比较中美两国2014—2020 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发现中国入选人次在总量和占比上都处于明显的上升通道。同比美国虽然入选人次在总量上逐年上升，但是占比处于下降通道。相比赵兵等人［13］2016 年的研究，中美在高层次战略人才的差距正在显著缩小。具体见表5。

表5 2014—2020 年中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入选情况和趋势分析

3.2 2020 年中美“全球高被引科学家”领域分布比较

以2020“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学科领域分布为基础，比较中国（不含港澳台）和美国在不同领域上的分布差异。我们发现，虽然中国（不含港澳台）总量占比（12.1%）远低于美国（41.5%），但在农业科学（74.8%）、地球科学（55%）、材料科学（40.9%）、计算机科学（37.1%）、工程（35.3%）、化学（32.1%）等领域领先美国。同时，中国在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神经科学与行为学、空间科学、微生物学、经济与商学、临床医学、免疫学等远落后于美国占比（落差超过50%）。在免疫学和空间科学，中国（不含港澳台）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数量为0；在临床医学、经济与商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神经科学与行为学、药理学与毒理学、精神科学/心理、社会科学等学科领域，中国（不含港澳台）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数量为个位数，尚有不小的差距。美国没有1 个领域的占比低于10%，超过40%占比的学科领域有12 个，超过50%占比的学科领域有8 个，整体优势显著且没有明显短板，见表6。

表6 2020 年中国境内与美国ESI 研究领域分布比较

3.3 中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归属地分布

数据分析显示，2020年中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覆盖26 个省区市。其中，最集中的六个地区分别为北京（243 人次，27.9%）；江苏（80 人次，9.2%）；上海（65 人次，7.5%）；香港（62 人次，7.1%）；广东（60 人次，6.9%）；湖北（42 人次，4.8%）。与2018 年相比“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增幅最大的省份为北京，增加47 人；广东增加34 人，增幅排名第二；此外，江苏增加29 人，四川增加28 人，安徽增加25 人；山东增加24 人。可以看出，中国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其次是高校、科研院所比较集中的地区，西部地区明显偏弱。青海、西藏、宁夏、内蒙古、河北、贵州、海南迄今还没有出现高被引科学家。具体分析结果见表7。

表7 中国部分省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分布及变化情况单位：人次

3.4 中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成长规律分析

以2014—2020 年中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的官方履历信息为基础，对其基本情况、受教育情况、成长规律等做探索性分析。相较贾佳等人［14］2014 年研究，样本更大，数据说服力更强，以期找到潜在成长规律，为未来高层次人才培养提供参考和借鉴。

3.4.1 性别

履历分析发现，中国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群体男性明显高于女性，在708 个有效样本中，男性651 人，女性57 人，女性占比明显较低，见表8。

表8 2014—2020 年中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性别分布

3.4.2 年龄结构

履历分析发现，中国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群体年龄分布多集中与40～60 岁之间；在351 份有效样本中，40 岁及以下63 人，41～50 岁113 人；51～60 岁125 人；60 岁及以上50 人，见表9。

表9 2014—2020 年中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年龄情况分布

3.4.3 博导硕导情况分布

履历分析发现，中国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群体中，身为博士生导师占比高达到73.9%，硕士生导师占比44.5%，见表10。

表10 2014—2020 年中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博导硕导情况分布

3.4.4 学历情况分布

履历分析发现，中国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本科和硕士大部分毕业于“985/211”高校；到了博士和博士后阶段，毕业于国外高校比例逐渐增大。整体看一般高校和“985/211”高校毕业的高被引科学家随着学历的增高数量呈明显下降趋势；国外高校毕业的高被引科学家随着学历的增高数量上呈明显上升趋势。由此可见，博士、博士后阶段接受国外高校培养是高被引科学家成长规律之一，见表11。

表11 2014—2020 年中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学历情况分布

3.4.5 海外访学及海外工作情况分布

履历分析发现，中国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群体大部分都有海外访学和海外工作经历，占比分别为40.5%和35.3%，见表12。

表12 2014—2020 年中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海外访学及海外工作情况分布

3.4.6 职称情况分布

履历分析发现，大部分高被引科学家都有正高职称，占比93%，见表13。

表13 2014—2020 年中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职称情况分布

3.4.7 获得职称年龄分布

通过履历分析发现，中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获得副高职称时年龄平均为31.5 岁，与2018 年相比下降0.5 岁；获得正高职称时平均年龄为35.8 岁，与2018 年相比下降0.38 岁，差值4.3 岁，见表14。

表14 2014—2020 年中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职称获得年龄情况分布 单位：岁

4 中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分布及成长规律特点

4.1 中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数量和占比具有显著增长性

2014—2020 年间，中国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人数迅速增加，从2014 年的（121 人次，3.8%）增加至2020 年的（770 人次，12.1%），不管是人次还是占比都处于明显上升通道。伴随着中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占比增加，其他国家/地区的相应减少。2020 年，美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占比与2018 年相比减少了1.9%，英国减少了0.1%，西班牙减少了0.3%，只有澳大利亚有所增长，从2018的4.0%增长到今年的4.8%。其他方面的变化较小，前十位国家/地区的排名基本保持不变，表明通过研究机构的全球化学术交流不断加深，科学和学术论文正发生革命性的再平衡。

4.2 中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在ESI 的1/3 学科领域具有全球引领性

中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在七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并明显优于美国。如中国在农业科学占比74.8%，地球科学占比55%，材料科学占比40.9%，计算机科学占比37.1%，工程占比35.3%，化学占比32.1%，数学占比24.2%，但其他14 个领域远远落后美国，在一些领域虽有涉猎但是仅1～3人，在免疫学、空间科学领域仍是空白。美国虽然有七个领域不及中国，但是从整体看没有明显短板，只有个别领域占比在10%左右，绝大多数领域都在30%以上，而且领先优势很大，研究领域的宽度和厚度优势依旧明显。

4.3 中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地域分布具有高度集中性

相比于2018 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京津（北京、天津）地区总量增加（57 人次，5.4%）；长三角地区（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总量增加（71人次，7.8%）；珠三角地区（广东）总量增加（34人次，4.2%）；川渝地区虽然人数和比例增幅不显著，但是从城市外籍科学家数量以及其国际化程度看，川渝地区的城市吸引力已经显现出逐步加大的趋势。从中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总量上看，四个区域共涉及9 个省市，数量总计为565 人，占中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总量的73.4%。比较近几年中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国内分布变化趋势，明显逐步向经济发达地区汇集，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川渝地区这四大城市圈，高层次人才分布的“胡焕庸圈”正在形成。

4.4 中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海外经历具有阶段普遍性

中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本科及研究生毕业院校普遍为“985/211”高校。到了博士和博士后阶段，毕业于国外高校比例逐渐增大。整体看“985/211”高校毕业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随着学历的增高数量呈明显下降趋势；国外知名高校毕业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随着学历的增高数量上呈明显上升趋势。同时，具有海外访学和工作经历的高被引科学家比例也很高，接近80%。由此可见，具有海外求学和工作经历已成为“高被引科学家”的普遍经历。

4.5 中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职称晋升具有一致认可性

中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获得副高职称时年龄平均为31.5 岁，大多数人在30 岁时就获得副高职称；获得正高职称时平均年龄为35.8 岁，大多数人在34 岁时获得正高职称。考虑我国现行职称制度规定副高到正高至少需要5 年时间，这表明绝大多数人在副高到正高的职业发展过程中得到了破格的机会。相比“全国博士质量调查”中我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获得副高职称平均年龄为34.11 岁，正高39.73岁，差值5.63 岁［15］，中国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无论是获得副高、正高年龄还是期间年限均明显低于一般博士群体。这表明绝大多数的我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整体素质优秀，同时在副高期间科研上取得突破性成果，使得到正高的年龄和期限明显变小。

5 对中国实现战略科技领域精准引才用才育才的建议

5.1 制定精准引才专项计划，绘制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地图

面对全球汹涌澎湃、暗潮涌动的科技竞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其意义不仅体现在科研上，更体现在国与国之间的直接竞争和长远发展。人才是战略资源，“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更是战略资源中的稀缺资源。因此，中国当前和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在人才引进和使用上必须重点关注。

建议在国家层面上制定高层次人才精准引进专项规划，顶层谋划。聚焦“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以2014—2020“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为基础，形成全国、各地区、各领域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人才地图；对名单中符合中国人才需求、关系友好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进行一一对接，了解其发展状况和发展需求，力求实现精准猎头，精准引才。

5.2 制定精准用才专项方案，提升高层次人才使用效能

中国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分布在23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其中，最为集中的五个地区分别是北京243 人，占别31.6%；江苏80 人，占比10.4%；上海65 人，占比8.4%；广东60 人，占比7.8%；湖北42 人，占比5.5%。盘活和用好这一部分人才对中国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尤为重要。在这一点，北京走在了全国前面。北京市为用好战略科技人才，采取不同方式在全市建立了10 余家新兴研发机构（科委，法人实体）和22 家高精尖中心（教委，非法人），以5 年为一周期，给予充分资金支持，对战略科学家及其核心团队赋能赋权解放思想，破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充分下放各种权力，使其能够更加心无旁骛地开展研究。

建议各省区市对各自区域内的“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开展区域专项调查，摸清底数、发展状况和发展需求，制定专项方案，充分发挥这部分人才作用，实现精准用才。

5.3 避免ESI 学科领域“木桶效应”现象，实现战略科技人才前瞻培养

在继续稳固中国在“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学科领域分布上的优势学科的同时，对诸如空间科学、免疫学、精神科学/心理、社会科学等中国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学科领域给予差异化和精准化扶持，避免“木桶效应”。采取扬长补短的方式，构建中国战略科技人才有高原（厚度）、有高峰（高度）、无峡谷（短板）并存的新格局。同时，考虑科睿唯安将高被引论文定义为同学科同年度被引次数位居前1%，仅占世界自然和社会科学家总人数的万分之一，因此应以战略眼光聚焦“全球高被引科学家”的培养和应用转化，关注潜在的高被引科学家，同时注重战略科技人才培养的“点、线、面、体”动态框架，强调战略科技人才生态化培养［16］。

建议制作中国自己的高被引科学家目录，范围扩大到该科学家的高被引论文的被引次数位居考察期间ESI 学科领域总被引次数的前2%～3%。对这部分人才特别是青年人给予重点关注和支持；专门研究领域覆盖问题，力求做到保持优势、缩小差距、填补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