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世娟，李玲玉，汤迎丰，李朝宁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广东深圳 518060）

中国特有转型经济情景使得我国企业嵌入在“政府-市场”双元逻辑并行的制度环境中［1］，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的资源能力和创新素质产生一定制约作用［2］。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组建或参与联盟组合来应对制度环境不确定性［3］、弥补资源缺口［4］、提高创新能力［5］、维持企业竞争优势［4］以及实现企业绩效提升［6］。Brouthers 等［7］认为“谁拥有合适的合作伙伴”对于联盟成功和企业绩效提升至关重要。因此，联盟组合配置如何对企业价值创造活动产生影响，是否有助于企业绩效提升，是本文的研究价值之一所在。其次，吸收能力是企业有效识别、获取外部有价值的知识资源，为企业绩效提升提供桥梁作用的一种基础能力。George 等人［8］调查发现，联盟便于焦点企业识别和吸收到外部不同合作伙伴的知识资源，通过将新旧知识融合形成知识产出或商业产出。因此，焦点企业吸收能力是影响企业间知识转移以及企业绩效提升的重要介导。企业应正确利用联盟组合特征及自身吸收能力应对制度环境不确定性［9］，以达到资源和绩效利益的最大化［10］。

然而以往研究大多从单个维度或多维度单独探讨不同程度的联盟组合配置水平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忽略和缺乏探究宏观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内部能力特征与联盟组合配置的集合属性的不同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驱动企业产生高绩效的研究，这也是产生目前研究结果混乱，无法准确刻画全局层面上组合多样性效果的重要原因［11］。因此，将以上两个变量引入研究模型，探讨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背景下，联盟组合配置与企业吸收能力水平如何对企业创新活动产生影响，是否有助于企业绩效提升，是本文的另一研究价值所在。循此逻辑，本研究采用fsQCA 实证分析方法，从资源和能力视角出发，探究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联盟组合配置策略与企业吸收能力驱动焦点企业产生高绩效的最优匹配模式。进一步理清制度环境下，联盟组合配置作用于企业绩效的路径机制，期冀为我国制造企业开展联盟组合活动提供理论指导。

1 文献综述

1.1 联盟组合多样性和企业绩效

先前研究关注合作伙伴的多样性［12］或网络层面［13］。尽管有文献主张必须考虑联盟组合的功能目的和治理结构的差异性，但缺乏对合作成员、功能和治理结构这三个多样性方面的共同研究。本研究将基于组态思想探析在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下，联盟组合多样性的三个关键维度及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

1.1.1 组合成员多样性

已有研究表明，企业组建或参与联盟的原因集中表现为：克服环境不确定性，共摊成本和分散风险；获取合作伙伴企业的互补性和异质性资源，提高企业资源存量和关系租金［14］。基于每个企业都拥有其独特的技术和知识资源，众多学者将联盟组合成员多样性定义为联盟组合中信息、知识和技术资源的多元化，其源于联盟合作成员行业、国家等维度上的多样性差异。基于此，本文定义联盟成员多样性为地理多样性和行业多样性。

（1）地理多样性与企业绩效。

地理多样性指的是联盟组合中覆盖不同地区的合作伙伴的差异程度［5］。随着联盟组合的发展，企业更倾向与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合作伙伴构建联盟关系以搜索、整合以及扩散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制度文化下的异质性信息。Lahiri［15］认为不同区域的伙伴能够为企业带来丰富的难以模仿的本地资源和异质性信息，进而促进企业价值创造活动。但也有学者提出高地理多样性增加了企业协调沟通和信息共享的难度，易导致知识溢出和价值被挪用的机会主义风险［15］，且降低了企业吸收合作伙伴知识的能力［16］，增加组织学习和治理难度。但大多数研究仅基于地理多样性单个变量的独立作用或两两交互作用的统计分析，这不足以解释在不同条件之间如何协同联动影响企业绩效［17］。

（2）行业多样性与企业绩效。

行业多样性是指联盟合作伙伴所在丰富行业的多样性。同质化程度较高的联盟组合拥有更多重叠性的资源，阻碍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和价值创造的过程［18］。也有研究表明相似性的企业更容易迅捷地捕捉和把握创新机遇［19］。然而，当联盟合作伙伴处于不同行业拥有不同的知识、技术、经验时，有利于增强焦点企业的机会识别能力和创新能力，实现比行业趋同化联盟组合更高的企业绩效［20］。Jiang 等人［21］研究发现，合作伙伴的组织多样性及联盟的职能多样性正向影响企业绩效，联盟成员的产业多样性水平与企业绩效呈现出“U”型曲线关系。从交易成本理论来看，当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现实情景中的企业会通过选择不同行业的联盟合作伙伴［22］，提升产业价值链的协调效率［23］，克服不确定性风险，从而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

1.1.2 功能多样性与企业绩效

联盟组合可能涉及不同功能目的的活动，如合作制造、营销和研发等联盟。不同功能的联盟组合有利于焦点企业吸收和利用新知识和外部机会，从而产出新产品或改进服务，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24］。以往研究从资源基础观和组织学习理论的角度发现，高度的功能多样性使焦点企业能够从创新价值链的上游和下游活动中获得异质资源和新的市场机遇，通过在联盟活动不断学习、优化和重构企业能力［25-26］，提升企业价值创造空间。此外，有研究从交易成本角度发现，联盟为企业提供发展新能力机会的同时，由于不同类型的功能联盟涉及合作伙伴的不同投入，反而增加了企业的搜索的广度和难度，提高了协调和交易成本［27］。因此，平衡好功能多样性是企业绩效提升的关键。

1.1.3 治理多样性与企业绩效

治理多样性是联盟组合的重要结构特征，对焦点公司的战略决策行为产生深远影响。合作伙伴之间的资源共享和知识流的有效协调开展［28］，得益于联盟组合中伙伴的治理多样性［29］。本文将治理多样性定义为，与联盟合作伙伴相比，对联盟组合拥有更多控制权的焦点公司。对联盟有更多控制权的公司可以对合伙企业活动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并更有效地朝着自己的目标管理合作［30］。从资源基础观和交易成本理论来看，当企业所处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市场时，拥有多数控制权的焦点企业能够说服或迫使其他合作伙伴分享更多的信息和资源，能够影响从其合作伙伴中转移的信息或资源的类型，因此更有可能从联盟组合中获得与其他合作伙伴互补的信息和资源。这使得焦点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合作伙伴知识信息资源的多样性，降低机会主义现象的发生以及交易和管理成本，并促进产生有助于企业创新的新知识组合［31］，进而提升焦点企业绩效。

1.2 吸收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吸收能力最初被定义为企业识别、吸收及利用外部知识的能力［32］。随着吸收能力理论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更加关注外部环境与吸收能力之间的动态演变关系［32］。Gao 等［33］基于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企业的先验知识和经验会影响吸收能力。组态学习角度认为吸收能力实质上是组织知识学习的过程，组织在不断的学习和获取知识的过程中逐步演化和发展。Lane 等［34］认为外部因素如制度环境、伙伴知识多样性，内部因素如员工个体等都会影响企业对外部资源的获取、消化转化和利用［35］，且企业所嵌入的制度环境稳定性越好，越有利于企业吸收能力的提高，进而有益企业绩效提升［36］。本文倾向组织学习理论，将吸收能力定义为焦点企业从联盟伙伴企业中识别和获取外部新知识，并将新知识与现有知识进行融合转化为企业新的内部知识，进而达到知识产出和商业产出的过程来最终影响企业绩效。

1.3 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企业深嵌于社会网络之中，绩效提升须考虑企业所嵌入的区域制度环境的作用［10］。基于制度理论，研究指出企业行为和企业绩效会受到不同区域的制度环境的影响［37］。从资源观、组织学习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出发，焦点企业在获得联盟企业的知识、信息和资源的同时，也伴随着机会主义行为、知识泄露和“搭便车”等现象而引发的风险和管理成本。良好的制度环境意味着较高的政府治理水平、市场化水平及法制化水平，可促进资源型企业与外部组织合作，先于竞争对手感知和识别外部制度环境的动态变化，抢先占据企业创新活动所必需的异质性知识资源，并通过自身吸收能力进一步转化和利用这些知识［4］，形成市场竞争力［38］。在制度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中，企业更倾向通过外部合作伙伴的关系资本及资源降低自身对外部制度环境的依赖，从而正向影响企业绩效或创新活动［39-40］。

1.4 研究总结及模型

随着企业商业生态的不断演化，企业打开组织边界组建联盟以减轻制度环境不确定性，通过联盟的知识收益和关系风险之间的内在张力，可消除不确定性增强竞争优势［26］。焦点企业基于联盟伙伴的多样性特征，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先于竞争对手得到更为关键性的互补性的知识信息技术等资源［40］，获得先动者优势；通过功能多样性，帮助企业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组合，扩大其知识库和价值创造活动范围，增强企业灵活性；通过治理多样性，增进焦点企业与合作伙伴的信任水平、合作广度、深度和强度［41］；吸收能力为企业产生创新型知识、研发创新产品提供必要条件［35］。更高的吸收能力能帮助企业快速准确识别技术与市场的变化和需求［42］，促进企业重新审视内外部知识资源及发展机会，从而适应外部环境的动态性。最后，通过应用过程推动企业战略变革、创新性产品或服务产出和绩效提升。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分析框架：

图1 本文研究模型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为了区别于以往采用线性思维来探讨联盟组合问题的研究，本研究从组合视角出发，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方法，探究制度环境下，联盟组合不同属性构成的模式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2.2 数据收集

本研究主要研究中国深证A 股医药、汽车、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以及纺织服装、服饰业四个制造行业上市企业的联盟组合配置行为与吸收能力如何驱动企业绩效提升。原因有二：一是技术进步要求制造企业增强企业间合作，获取互补和异质性资源，以维持竞争优势［10］。二是所选四个制造行业是中国有一定规模的行业，可以保证样本具有普适性和代表性。基于此，本文以深证A 股制造业512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筛选和处理数据，得到142 家制造行业上市公司在2013 年至2018 年六年联盟组合多样性的有效数据集，同时以 2018 年至2019 年滞后2 年的平均净利润率来衡量焦点企业绩效。

2.3 变量设定

2.3.1 结果变量

在累积5 年的多样性条件下，选取滞后2 年的平均净利润率作为模型的因变量，尽量减少虚假结果的可能性。

2.3.2 条件变量

（1）地理多样性。联盟组合中覆盖不同地区的合作伙伴的程度［5］。参照Phelps［43］对技术多样性的测量，本文根据焦点企业与联盟组合成员所在省份划分类别进行编码，“0”=相同省份；“1”=不同省份，“2”=相邻省份，“3”=不同国家（文献补充）。用Blau 计算地理位置多样性：。其中，Dd代表的是地理多样性的程度，Pi代表地理独特性在联盟组合中所占的比例。在计算中，自治区和直辖市按照省来处理。

（2）行业多样性。在比较不同的合作伙伴公司时，行业类别提供了合理的资源表示［43］。用联盟投资组合中所有合作伙伴公司代表的唯一主要代码（两位数）来衡量资源的多样性。联盟组合级别的多样性度量值的范围是0 到1，值越高表示资源多样性的级别越高。在以前的研究中已经使用了这种方法［13］。

（3）功能多样性。联盟可以服务于不同的功能目的［44］。根据其所服务的功能目的分为制造、市场和研发等不同类型。本文将联盟分为四类，其中“1”=制造，“2”=营销，“3”=研发，“4”=其他。采用Blau 指数计算联盟组合伙伴治理多样性。

（4）治理多样性。本文关注联盟企业伙伴在联盟中的股权持有水平［21］。在此过程中，本文根据联盟组合伙伴多样性划分类别进行编码，“1”=非股权联盟（没有股权分配）；“2”=20%以下的股权，“3”=21%～49%的实质性股权，“4”=50%的同等股权，“5”=51%～79%的主要股权，“6”=80%及以上的实主要股权。仍采用Blau 指数计算。

（5）吸收能力。吸收能力是企业整合以及利用外部资源不可分割的关键因素。结合实际情况，本文采用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来测量吸收能力［9］。

2.3.3 环境分类变量

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为环境分类变量。制度环境是企业经营环境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对企业战略选择和绩效有重要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分省化市场指数报告（2018）》的市场化总指数衡量制度环境不确定性［45-46］，根据样本企业所在地区2013—2017 年的市场化总指数平均值划分为高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和低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两组。

有关变量及其赋值如表1 所示。

表1 变量信息及赋值

3 QCA 分析

3.1 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在将变量转化为集合属性进行数据校准之前，本研究将处理好的原始数据进行了平均处理，表2和表3 为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极大值和极小值。据表4 可知，变量的相关系数在0.6 以下，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关系。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表3 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分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表4 各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3.2 变量的较准

采用QCA 方法要对测量的变量进行校准，转换为集合概念，使结果具有解释性。依据由理论和实际的外部知识或标准设定3 个临界值：完全隶属（full membership）、完全不隶属（full nonmembership）和交叉点（cross over point）［47］，将原始数据输入fsQCA 软件予以自动校准。校准后的隶属程度介于0-1 之间。参考以往研究并结合经验知识，本研究选取各变量的均值、25%分位数和75%分位数为其交叉点、完全不隶属及完全隶属临界值。各变量的校准临界值如表5、6 所示。

表5 高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各变量较准

表6 低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各变量较准

3.3 必要条件分析

综合以上变量解释，在进行组态分析之前是需要进行必要条件分析的。分别分析高低两组制度环境下，联盟组合多样性特征：地理多样性、行业多样性、功能多样性、治理多样性和企业吸收能力五个变量，以企业高绩效为结果变量作单因素必要性检验（见表7、8）。

表7 高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企业高绩效的必要条件分析

表7 （续）

表8 低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企业高绩效的必要条件分析

结果显示，联盟组合多样性特征和吸收能力及其否定变量的一致性值均小于0.8，表明每个单独的条件变量为结果变量的子集，每个单独变量本身并非能够取得企业绩效提升的必要条件。

3.4 组态分析

3.4.1 结果分析

参考张明等人［48］建议，将样本频次门槛值设置为1；一致性值设置为0.75。基于以上运算，通过运行Standard Analysis 程序得出相应的复杂解、简约解、中间解，在实际分析中，多采用中间解［47］。经过反事实分析获得中间解，即假设每个前因变量的出现都有提升企业高绩效的可能性。高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经过模糊集分析得到3 条有助于企业产生高绩效的组态，低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经过模糊集分析得到4 条有助于企业产生高绩效的组态（路径）（见表9、10）。

表10 低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企业取得高绩效的路径

表10 （续）

3.4.2 制度环境下驱动企业高绩效的前因构型分析

本研究在高低两组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共得到七种驱动企业高绩效的前因构型可分为资源式组合、资源-协调式组合、资源-吸收式组合和非多样性式组合四种模式，具体阐述所下。

（1）资源式组合（NH4：HY*～ZL*～GN；NH5：DL*～GN*～ZL*～XSNL）。

NH4 和NH5 路径结果显示，低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联盟组合伙伴高行业多样性或高地理多样性是企业取得高绩效的原因，功能和治理多样性及企业吸收能力强度并非相关条件变量。从资源基础观和交易成本理论来看，当企业处于一个具备比较稳定的规制、规范和认知的制度运行环境框架中，合作伙伴的行业多样化程度越高意味着企业可以获取更多的互补性行业知识、技术和经验资源［5］。焦点企业通过与不同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进行合作，能够突破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发展局限，拓宽企业的资源池和发展视野，使得自身更有利于识别开发新技术获得新机会，增强企业原有市场竞争力。同理，在特定的、本地化的和空间集中的制度环境下，地理多样性可以填补焦点企业市场和技术资源缺口［49］，有利于企业获得获取知识和信息的特权、新业务的优先机会和网络影响力，从而扩大商业机会，提升企业绩效。

（2）资源-协调式组合（NH2：～DL*HY*～GN*ZL）。

NH2 路径结果显示，高制度环境不稳定性下联盟组合伙伴行业多样性和治理多样性是企业取得高绩效的原因，地理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并非相关条件变量。从资源基础和交易成本理论来看，焦点企业高绩效的实现不仅在于多元行业带来的关键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高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企业面临资源约束和创新活动强制受压的问题，还在于当外部制度环境不稳定时，联盟组合中焦点企业与合作伙伴多元化的治理机制可以充当制度环境的角色，以保证联盟企业在合作中的信任程度和承诺水平［9］。在此情景下，治理多样性体现出的是联盟组合合作伙伴之间的协同，而这种协同效应只有在企业与联盟伙伴间拥有适宜的治理机制时才得以保证和彰显，进而利于双方有效互动和创新活动的实施，从而提升企业绩效。

（3）资源-吸收式组合（NH6：HY*～DL*GN*XSNL；NH7：DL*～HY*GN*ZL*XSNL；NH3：～DL*HY*GN*ZL*XSNL）。

NH6 路径结果显示，低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联盟组合伙伴高行业多样性和较高吸收能企业力是焦点企业取得高绩效的原因，地理、功能和治理多样性并非相关条件变量。从组织学习理论来看，低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一方面意味着，正式的规则、条款和程序可以帮助联盟焦点企业及组合合作伙伴明确彼此的权利和义务，从而降低合作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和成本；另一方面意味着，长期的社会活动形成的商业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意识文化可以对联盟组合伙伴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以上有利于企业从不同行业的合作伙伴企业中获取独特的新思想、知识和信息资源，从而防止企业陷入先前的行为和思想模式，进而实施创新创造活动。与此同时，吸收能力传递着联盟组合中的资源，高水平的吸收能力提高了企业的学习机会和学习能力，帮助焦点企业创造超出合作范围内的创新产出［49］，从而产生高的企业绩效。

NH3 和NH7 路径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具备优良的制度环境支持，联盟组合伙伴地理多样性或行业多样性与功能多样性、治理多样性以及高水平的企业吸收能力是焦点企业取得高绩效的原因。从资源基础观、组织学习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来看，与多行业的企业合作可以帮助焦点企业减轻环境不确定性，增强创新能力；联盟合作伙伴较高的分散程度有助于焦点企业克服较低的制度环境导致经济活动开展中的缺陷和约束，及时捕获当前市场知识和行业发展信息，拓宽获取资源的渠道和市场进入机会；功能多样性可以帮助焦点企业在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程度下，通过与联盟组合成员进行有针对性的生产、营销或研发活动，有利于企业绩效提升；通过治理多样性，增进焦点企业与合作伙伴的信任水平、合作广度、深度和强度［41］，减少沟通和交易成本，进一步推动企业获取、消化、转化和商业化应用联盟组合外部伙伴知识、信息等资源的能力，为企业产生创新型知识、研发创新产品提供必要条件［35］。且更高的吸收能力能帮助企业快速准确识别技术与市场的变化和需求［42］，增强企业应对外部环境的灵活性，从而实现创新性产品或服务产出和绩效提升。

（4）非多样性组合（NH1：～HY*～DL*～GN*～ZL）。

NH1 路径结果显示，高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焦点企业的多样性联盟组合并不是驱动企业实现高绩效的原因。从交易成本理论来看，较高的制度环境不确定性意味着企业处于不太完善的市场激励和保护机制下，多样化的合作伙伴虽有利于企业获取互补性和异质性的知识信息资源，增强企业创新广度，但焦点企业也面临着获取资源时的沟通成本和资源筛选成本，研发合作过程中的知识泄露和机会主义风险，以及运行和管理联盟组合的协调成本。所以，当缺乏优越的制度环境支持时，联盟组合的交易成本可能会高于关系租金，焦点企业绩效提升与高程度的联盟组合多样性无较大关联。

3.5 稳健性检验

本文参考张明等［48］提出的稳健性检验方法之一，即调整一致性阈值，将一致性阈值由先前的0.75提高到0.80，案例频数不变，重新校准数据，其结果如表11、12。对比表9、10 和表11、12 的高企业绩效组态可以看出，高制度环境下的高企业绩效路径由原来的4 个组态变为3 个组态，但有效路径皆隶属于原组态路径；低制度环境下产生高企业绩效的3 个组态完全一致。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本研究结论是可靠的。

表11 高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企业取得高绩效的路径

表12 低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下企业取得高绩效的路径

4 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聚焦于制造行业战略变革这一背景，以资源基础观、组织学习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采用集合视角，使用fsQCA 方法，克服以往研究往往从单一维度或者联合多个维度单独探讨不同的联盟组合多样性水平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并且研究结论不一致的现象。通过内外部因素进行多层次组态分析，进一步探究不同制度环境下，联盟组合多样性特征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及吸收能力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结论显示，焦点企业绩效是由多个情境因素和协同策略交互作用的结果。我国制造企业在获取互补性知识资源，进行自身创新和变革时，可基于外部制度环境变化配置联盟组合地理多样性、行业多样性、功能多样性和治理多样性以及吸收能力强度，具体阐述为适应策略、共生策略、吸收策略和保存策略等四种策略下所对应的四种不同的路径模式分别为：资源式组合、资源-协调式组合、资源-吸收式组合和非多样性式组合，以期获得更好的企业绩效。如图2 所示。

图2 制度环境不确定性、联盟组合配置和吸收能力产生高企业绩效路径

4.2 启示与不足

本研究整合了外部制度环境层面与内部组合多样性配置及企业吸收能力5 个前因变量探究影响焦点企业绩效的驱动机制，从更为宏观和多层面的视角突破了以往文献单一研究联盟组合规模和多样性构型的局限，拓展了联盟组合的理论研究。同时通过fsQCA 方法的组态分析进一步明晰了联盟组合多样性提升企业绩效的路径，丰富了联盟组合配置的研究框架。同时结论对处于技术创新和变革的高新技术制造企业和传统制造企业带来两个管理启示：一是焦点企业要密切关注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变化程度，对环境动态保持敏锐的感受力，运用组合视角选择合适的联盟合作伙伴。二是高企业绩效的产生具有非对称性。企业管理者应根据企业发展情景，综合考量前因条件的动态匹配和交互作用，准确把控内外条件的复杂联动关系，精准提升企业绩效。

本研究探索在不同程度的制度环境不确定下，联盟组合配置和企业吸收能力因素交互作用下企业绩效的提升路径。但影响企业绩效的因素错综复杂，本文受到样本数量及研究方法的限制导致结论有其局限性，未来研究需将更多的内外情境因素纳入到研究中探讨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