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 祎

数字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兴起给全球各国带来重大变化，各个层面的行为者也面临种种挑战。可以说，这些技术是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也是新世纪各国信息与知识竞赛的基础。种种新技术不仅改变了社会运行和人类交流的形式，也对国与国之间交往和外交活动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一、社交媒体与数字外交

（一）社交媒体对当代外交活动的影响

互联网作为实现信息发布、交换和存储的一种手段，已经成为日常工作和私人交流的核心，而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现代沟通工具，将全球几十亿用户带入开放的交流空间，这种交流每时每刻都在进行。

在这个边界日益模糊、层次日益扁平化的时代，外交活动也因信息通信技术的变革而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数字革命和社交媒体平台降低了各方政治参与的成本，绕过了传统的国家宣传模式和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推动外交从广播式、独白式的模式过渡到对称式、对话式的模式，促使各国外交机构与聚集在网络公共领域的用户展开平等互动和交流，利用社交网络了解国外民众的声音并据此制定外交政策。其次，社交网络具有匿名化的特点，这导致用户无法判断每个社交媒体账户所有者的真实身份，大量虚假账户、机器人水军和网络喷子（trolls）的出现导致虚假、误导性或过时的信息在网络上迅速复制传播。它们会损害外交交流过程、加剧国家间的分歧以及影响重要政治进程。再次，由于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开放和广泛参与特征，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开始通过外交活动处理各类社会问题，一些社会问题逐渐纳入外交议程的讨论之中，与特定议题相关的行为体和民众取代了职业外交官，成为外交活动的关键角色，外交事务中的交流与对话被赋予了新的形式和内容。

此外，不得不承认，社交媒体及相关的人工智能技术及算法在某些方面对国际安全以及一国的经济、社会、军事活动构成威胁（如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这意味着，政府作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者，必须重新思考本国的外交目标和政策，并调整外交活动的策略和方法，以维护本国利益，应对相应的威胁和挑战。

（二）数字外交

当今社会，尽管传统外交方式（即主权国家代表之间的互动）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新的影响因素和互动方式正逐渐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越来越不容小觑，数字外交应运而生。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对数字外交理论与实践日益关注，学者们也开展了广泛的研究。波特（Evan H .Potter）认为，数字外交主要是指通过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包括互联网、移动设备和社交媒体等渠道所进行的外交实践活动。［1］汉森（Fergus Hanson）提出，数字外交是利用互联网和新的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外交目标的实现，并将目标细化为八个主要方面，分别是知识管理、公共外交、信息管理、领事通信与应对、灾害响应、网络自由、外部资源利用和政策规划。［2］马诺尔等人（Ilan Manor &Elad Segev）则表示，数字外交主要是指一国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并积极管理其形象和声誉的活动，他们还将数字外交划分为两个层次，即一国外交部的数字外交和各驻在国使馆的数字外交。［3］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FCO）在其网站上给出了数字外交的定义： 数字外交就是利用互联网解决与外交政策相关的问题，它是传统外交活动在新媒介环境下的延伸。［4］

概括而言，数字外交（digital diplomacy）是一种多轨外交形式，官方、非官方以及公民社会成员作为参与者，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和社交媒体开展各项外交活动，其目标是通过数字技术和工具促进国家政治利益的实现。数字外交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采用新媒体、新技术进行政府间沟通和外交谈判；官方与非官方行为者通过数字手段进行沟通交流；非官方行为者借助社交媒体获取政治权力及话语权，进而影响相关政治议程；以社会运动形式引起民众广泛参与，从而影响或改变外交政策或外交活动。［5］

数字外交具有提升事件响应速度、扩展信息搜集途径、塑造国家积极形象、有效应对舆情问题、加深交流互动程度等一系列优势。充分发挥数字基础设施在外交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数字外交提升外交实践的效率效果，打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对于我国构筑国际竞争优势、掌握全球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二、俄罗斯的数字外交实践

（一）基本情况

俄罗斯是大规模实施数字外交并取得明显效果的国家之一。2011年，俄罗斯超越了德国，成为欧洲最大的互联网使用国。俄罗斯本土的搜索引擎（Yandex）及在线社交网络服务平台（VK）已经在竞争中击败了Google和Facebook，成为俄罗斯人的首选。［6］

2012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次大使和常驻代表会议上，将数字外交列为最有效的外交政策工具之一，并敦促外交官们多在不同平台（包括社交媒体）上使用新技术，对国家立场进行阐释。［7］自那时起，俄罗斯各个驻外使团和国有媒体就开始积极使用社交媒体提高俄罗斯的海外影响力。2015年，俄外交部在其官网发布的一份文件中，首次提出“数字媒体外交”一词。［8］2016年的大使和常驻特使会议上，普京再次强调信息相关内容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和影响，并把重点放在打击信息攻击和挑战西方在信息方面的主导地位上。［9］

俄罗斯外交部将数字外交视为与国际受众广泛接触的有效工具，通过多种社交媒体（如Twiter、Facebook、Youtube、Insgram、VK等）开展数字外交活动，主要目标是批判美国和欧洲主流的自由主义话语，推广俄罗斯的价值观，提升国家的影响力。

（二）典型案例

1.针对“双面间谍”案的数字外交

2014年，俄驻英大使馆在Twitter上开通了官方账号，之后便一直使用简单易懂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推文表明态度。2018年3月，受英国庇护的前“双面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女儿被神经毒剂谋杀，英国指控俄罗斯是幕后黑手，由此引发两国外交风波。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随后发布了包含“大侦探波洛（Hercule Poirot）”影视形象的推文。波洛是英国民众非常熟悉的角色，俄罗斯的这一推文意在表达多重含义，既讽刺英国对此次谋杀事件调查的无能，又暗示英国政府的调查结果像波洛一样纯属虚构。由于波洛侦破的案件中，罪犯往往是最不可能的人，大使馆也试图转移英方对俄罗斯的指控。［10］

2.乌克兰危机期间的数字外交

俄乌问题由来已久，受国内治理、地缘政治及民族主义等因素影响，乌克兰危机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2014年是乌克兰问题的重要时间点，这一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并军事支持乌克兰东部地区，被称为“北约和欧洲历史的关键一年”。［11］2014年起，俄罗斯外交部开始通过推特传递一种信息，即乌克兰发生北约所支持的政变后，在乌的俄罗斯少数民族遭到严重暴力行为，而俄罗斯被迫向他们提供援助。相关推文中，俄外交部称乌克兰政变具有纳粹性质，并配上苏联战胜纳粹德国的纪念碑被亵渎的图片。为增加其推文的可信度，俄罗斯外交部还经常转发“今日俄罗斯”（Russia Today）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Sputnik）在推特发布的信息。［12］

另外，在乌克兰危机期间，俄罗斯由于其种种行动受到广泛谴责，因此试图通过数字外交改变公众认知和态度。俄外交部及驻外机构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内容，向国际社会表明，俄罗斯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建设性行为者，能够对危机产生积极作用（而西方国家仅起了消极影响），而非问题本身。［13］

3.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数字外交

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关系和外交活动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也为数字外交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2020年3月以来，俄罗斯外交官经常在推特上发布与疫情有关的内容。这些内容涉及国际关系中的不少问题，主要强调俄罗斯在控制疫情方面作出的努力和收到的效果，突出俄罗斯的合作意识、对国际社会抗疫行动的贡献和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同时批评西方国家放弃多边责任的逃避行为。［14］为扩大推文的影响范围，俄罗斯外交部、不同驻外使馆之间会相互转发推文，也会定期发布相同或相似的内容。当然，账户关注者也会对相关推文进行点赞、转发和评论。

三、俄罗斯数字外交的突出特点

（一）强化国家形象

有学者认为，一国全球领导力的获取需要“一种道德权威，一种与整个国家或（该国或跨国）某个项目有关的成功故事所反映出的吸引力”。［15］数字外交正是强化这种领导力的绝佳方式。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俄罗斯一直致力于通过数字外交活动传递它所强调的形象和价值观，突出其影响力和吸引力，这反映出俄罗斯对自身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和地位的认知。例如，联合国大会是备受全球媒体、政治家和公众关注的重要会议，也为与会各国提供了塑造全球形象的独特机会。在2021年联合国大会期间，俄罗斯外交部推特极为活跃，大量推文都是关于俄外长拉夫罗夫和其他外长之间的双边会谈。这些推文并没有涉及太多具体信息，仅表明拉夫罗夫与别国外长讨论了广泛的地区和全球问题，意在展示俄罗斯的全球地位，强调其全球利益和全球视野。［16］

（二）明确目标受众

数字外交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目标受众的精准定位。俄罗斯在实施数字外交的过程中，特别重视两类群体。一类是与前苏联、俄罗斯或斯拉夫语系有某种联系的人，这类群体数量庞大，教育水平和政治立场各有不同，但对俄罗斯相关事务怀有某种积极情感；另一类是抵制不同国家主流新闻、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左翼及右翼团体，这些团体的立场往往相互对立，而俄罗斯数字外交的目标就是淡化他们在某个问题上的矛盾立场。［17］俄罗斯外交机构及人员在社交媒体发文时，也会根据这两类群体的特点设计相应的信息内容，尽量提升信息投放的效果。

此外，驻外使领馆也非常重视结合驻在国民众的特点，如俄驻英大使馆的推文经常会提到英国文化相关内容，如上文提到的“大侦探波洛”，这便于英国普通民众理解，更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

（三）注重议题设计

公众认知和舆情是外交工作中需要关注的关键领域，在涉及有争议的外交问题时尤其如此。2014年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先是因乌克兰问题恶化，后又因叙利亚问题变得雪上加霜。因此，“反西方”成为俄罗斯数字外交的主要议题，外交人员借助社交媒体发布帖子，对西方媒体的偏见进行批判，或嘲讽西方国家官员的反俄言论。

社交媒体内容中的“标签”（hashtag）能集中有关话题，吸引关注者注意并引发更多讨论。俄罗斯擅长历史叙事，常常选择某一历史问题，通过推文中表达自己行为的道德合理性，并使用特定标签加以强调。比如，乌克兰危机期间，俄罗斯曾发过一条推文，内容是二战期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发起了沃里尼亚大屠杀（Volhynia massacres），1943—1944年，超过10万人被残忍杀害，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该推文使用“#Polish population in Western #Ukraine”作为标签，促使关注该主题的用户读到这条推文，为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即乌克兰在历史上曾有纳粹主义行为，而俄罗斯是打击纳粹主义的英雄。［18］

四、数字外交活动的反思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社交媒体及其他各种数字工具在促进商业、教育和社会治理方面的作用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为外交活动中的各级各类行为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不容忽视。

（一）虚假信息问题

社交媒体为当代公民社会参与和政治行动提供了平台，在思想传播以及有关政治和公共政策的交流对话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社交媒体平台也日益成为操纵虚假信息开展宣传活动的工具。尤其是在“后真相（Post-Truth）时代”①，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缺乏管控，虚假信息、无用信息大量涌现，因此，从事数字外交的相关人员更加难以充分表达必要的信息，也难以在受到诽谤或误解时为自己辩护。

因此，外交人员应当具备一定的媒介素养，对虚假信息保持必要的警惕性，避免这些内容肆意传播；有效识别挑衅性和煽动性内容，防止舆论失控和事态升级；对于歪曲、抹黑的误导性陈述，应当采用相应手段纠正误解、揭穿谎言，避免本国利益受损。

（二）网络安全问题

由于数字外交依赖互联网存在，因此互联网内在的风险性也会对数字外交实践造成威胁，其中突出的风险包括信息泄露、黑客攻击和网络犯罪引发的问题。

“维基解密”事件（WikiLeaks）是最为典型的信息泄露案例，当政府首脑或机构的保密信息变得公开，极有可能会对世界事务产生快速和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都是负面的。网络犯罪已经成为世界各地计算机系统和网络中一种常见的犯罪行为形式，黑客攻击也是不容忽视的风险，犯罪及恐怖组织、专业黑客利用网络漏洞所进行的攻击规模日益扩大、情况日益复杂。目前，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国际外交和政治议程中的重要议题，种种安全威胁会导致互联网架构和治理方式的重大变化，这是数字外交活动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为回应2月24日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推特、Facebook等西方主流社交媒体都对俄罗斯官方账户（如“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进行封禁处理，限制其“曝光”和“表达”，既反映出社交媒体在传播观点和控制舆论方面的重要作用，又显示出西方社会对社交媒体传播活动的控制能力。如何在数字外交实践中保障话语权、表达权和自主权，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此外，还有网络环境的匿名性问题、数据使用过程中的法律规制问题、数字外交技术层面的问题、网络环境开放性与外交保密性之间的矛盾以及相关外交人员素质技能问题等，都有待进一步详细探讨。

注释：

①“后真相”被定义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指的是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使用断言、猜测、感觉等表达方式，强化、极化某种特定观点，攻讦抹黑对手，或博取眼球效应和支持率。后真相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客观事实对人们的影响，人们只在意情绪或主张，而不重视事实和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