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男，唐晓彬

（1.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基础部，北京市 102202；2.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北京市 100029）

一、引言

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我国各地区发展的基本指向。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战略区域，其高质量发展成效对国内其他地区具有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城市群作为区域空间网络的重要单元，其高质量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全局。我国东部沿海城市群囊括了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这些区域基本上涵盖了我国沿海地区开放水平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各个城市。着力推动我国沿海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对现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深远。那么，当前我国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水平如何，如何对其实现有效测度及量化，各城市群内部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异是怎样的，各个因素又产生了怎样的驱动作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利于充分了解我国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现状及问题，把握其分布特征和基本规律。这对于深入解析我国沿海地区各个城市及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优势及不足、制定和完善相关的区域政策、进一步推动沿海各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目前，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在其具体内涵和测度量化等方面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内涵解析与评价。在理论研究层面，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探讨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渊源。从经济学领域看，高质量发展是以人的真实需要为立足点的经济发展[1]；从社会学领域看，高质量发展在微观上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在宏观上强调社会的全面进步，在中观上强调强化就业、教育、收入等社会基础[2]。二是从宏微观的角度理解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个宽泛概念，包含了多角度多层面的内容。其在微观上表现为以生产为中心的水平提升，在中观上表现为结构的升级，在宏观上表现为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全方面均衡发展[3]。三是分析高质量发展与五大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间的关系。五大发展理念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引领，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金钥匙”[4-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经济活力和竞争力持续提升的重要举措，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出路[6-7]。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供求关系的平衡，即供给的有效性增长可以被视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表现之一，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力促进了这种平衡性增长[8]。

在高质量发展的测度评价层面，主要集中于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的选取。一方面，在指标体系的构建上，五大发展理念是高质量发展测度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要突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多方面的内容[9-10]。同时，对高质量发展的测度研究应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基础指标要能够突出反映质量和结果[11-12]。另一方面，在测度方法的选择上，均等权重赋值法[13]、熵值法[14]、纵向拉开档次法[15]、熵权-TOP⁃SIS 法[16]等成为测度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主要方法，但由于这些方法不能消除基础指标数据之间的相关性，也未能在权重的确定过程中对各维度的重要程度进行科学把握，因而不利于实现对各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客观测度。

现有成果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研究基础，但关于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尚不完善。鲜有文献基于定量数据展开对我国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并且在指标体系的构建上，尚无结合高质量发展的量与质关系及反映高质量发展成效的结果指标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展开测度的研究。然而，我国沿海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的构建。如何准确衡量沿海各个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各城市群之间的发展差异是否明显，各个因素的影响作用是怎样的？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一是深入阐释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基于量与质统一性和结果指标构建了我国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二是通过构建二次加权主成分分析-熵值赋权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Entropy Method，PCA-EM）模型、基于马氏距离的变异系数法（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n Mahalanobis，CVM）模型，对沿海四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进行研究和探讨，对我国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识别。

三、我国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我国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高质量发展旨在更好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具体内涵不仅涵盖经济领域的内容，还涉及社会民生、生态环境等多层面的内容[10-11]。其中，在经济领域，经济量的合理增长是各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只有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的量，才能为其他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靠保障。反过来，经济量的合理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成效。所以，对高质量发展的测度研究不能忽视经济量的合理增长。

同时也应看到，高质量发展是量与质的有机统一，除了量的合理增长，还要实现质的稳步提升[17-18]，新发展理念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19-20]。在质的发展上，高质量发展涉及发展的动力转换、发展的生态效应、发展成果的惠及程度等。只有实现了各领域发展在质上的稳步提升，才能持续推进各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具体来看，发展的动力转换关系到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竞争水平，发展的协调程度关系到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平衡性，发展的绿色水平关系到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性，发展的开放水平关系到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包容性，发展的民生水平关系到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普惠性。因此，对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考察应当将发展的量与质统一起来展开测度研究，以更为科学地实现对各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系统把握。

对高质量发展的考察涉及多领域多维度，这就意味着任一领域的高质量发展都将有益于各城市高质量发展整体水平的提升。但也应看到，任何单一领域高质量的发展，仅是各城市高质量某一方面的发展，并不能代表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全部。也就是说，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即使某个单一领域的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如果其他领域不发展、不跟进，各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就不可能实现，更不可能向更高的发展水平迈进。因此，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现需要多领域多层面协调统一，需要各层面因素协同改善与提升。

本文对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测度研究将立足于对各城市高质量发展量与质的有机考察，即沿海各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是以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为前提的，是在经济发展量的基础上实现的质的优化和飞跃。其中，量的增长强调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在经济发展中应不断降低经济风险；质的飞跃强调各城市高质量发展动力的加速转换、经济发展协调程度的稳步提高、绿色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深化以及社会民生水平的持续改善。

应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上，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密切结合沿海城市在国家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挑战、新要求，鲜明体现我国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特点。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

遵循科学性、时代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原则，从中共中央《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文件以及相关重要讲话精神出发，以高质量发展的量与质统一思想为指引，结合新发展理念的核心内容，参考国内外相关经典测度指标体系[11-12，21-22]，构建出我国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具体见表1。其中，在一级指标的选取上，用“经济发展”这一指标表征经济增长的量；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水平”“民生发展”共五个一级指标表征高质量发展的质，从多维度多层面实现对沿海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全面考察。

表1 我国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测度指标体系

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①、EPS数据库②、《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0》③。其中，部分数据经过简单计算获得，如“产业结构高级化”用相应城市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表示，“金融风险”用年末存款余额与年末贷款余额的比值代替，“科学技术辐射力”用相应城市当年科技服务从业人员数与总从业人员数的比值代替。另外，在“外贸开放度”和“外资利用率”两个指标的计算中涉及了美元数据，均用当年人民币平均汇率进行了币种转换。

四、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方法

（一）二次加权PCA-EM法

考虑到指标数据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对测度结果的不良影响，为更好地对各维度的重要程度进行系统考量，本文利用二次加权PCA-EM模型对我国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展开测度研究。

1.以PCA模型测度各维度的评价值

基于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构建指标权重的方法通常被称为主成分赋权法。其优势在于，在指标权重的确定过程中，可以对多维变量间存在的相关性进行有效处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数据相关性而造成的测度不准确问题。同时，该方法还可以有效消除人为因素对权重的干扰，客观地实现对各变量权重的量化。其具体步骤为：

（1）指标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由于数据指标间存在量纲上的差异，在计算权重之前，有必要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考虑到功效系数法在无量纲化处理中可以有效避免零值或负值带来的不良干扰[23]，有助于保证测度结果的准确性与科学性，本文采用功效系数法对指标数据进行处理。

其中，对于正向指标的处理公式为：

对于逆向指标的处理公式为：

其中，xij为原始数据值，yij为经过功效系数法转换后的无量纲化值，Nij为数据所在列中的极小值，Mij为数据所在列中的极大值，yij取值介于[60，100]之间。

对于适中指标，先采用如下公式将其正向化，然后再运用功效系数法进行处理：

（2）提取主成分、计算权重和维度评价值。计算指标数据的协方差矩阵Kn×n及对应的特征值γj和单位特征向量 fj，fj=(f1j，f2j，…，fnj)T，j=1，2，…，n，并计算前s 个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bs，具体公式为：

选取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0%时的前s 个主成分代替原始数据，以保留原始数据的绝大部分信息，并以各个主成分相应的方差贡献率占提取出的累计方差的比重作为权重，对前s 个主成分各自对应的特征向量赋权加总得到向量cj=(c1j，c2j，…，cnj)T，j=1，2，…，s；接下来，对向量cj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各个基本指标的权重，记为qj；最后，利用城市基本指标的数据和权重qj，通过线性加权法计算得出各城市各维度的评价值pil。

2.测度维度权重及综合评价值

（1）维度权重的确定。熵值赋权法（Entropy Method，EM）作为一种客观赋权法，其优势在于可以根据评价指标内含信息量的变异程度进行权重的确定，能够较为客观地体现出各指标对评价对象的重要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主观偏好对评价结果造成的不利影响。该方法的计算步骤为：

首先计算指标第l 维度的变异程度vl：

其中，vl表示第l 维度的特征比重。记第l 维度的熵值为El，则：

令第l 维度的差异系数为Dl，则Dl=1-El，进而确定第l 维度的权重wl：

Dl越大，则第l 维度包含的被测度对象的信息量越大，赋予该维度的权重也越大。

（2）城市综合评价值的确定。在计算求得各城市各维度的评价值及权重的基础上，通过二次线性加权法求出i 城市的综合评价值Pi为：

其中，pil为i 城市第l 维度的评价值。

二次加权PCA-EM 模型可以有效解决基础数据变量间相关性对指标权重造成的偏差问题，提升基本指标权重测算的准确性；还可以在一级指标权重的确定上将各维度内含的信息量进行充分体现，保证所得结果的客观性与科学性。

（二）差异系数测算法

为了进一步明确我国沿海各城市群内部高质量发展的差异程度，本文采取客观有效的测算方法进行科学量化。通常情况下，变异系数法在地区差异性测度中较为常用。该方法的优点在于，其在计算过程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样本平均数差异的影响，得到可信度较高的结果。同时，鉴于马氏距离（Mahalanobis Distance，MD）在样品距离的测算上能够排除变量相关性的不良干扰，更加客观地得出样品间的距离，本文构造出了一种新的测算方法——CVM 法，对我国沿海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差异性进行测度。同时采用两种差异测度方法——变异系数法和CVM 法进行计算，以提高对我国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空间差异趋势把握的准确性。

1.变异系数法

该方法常被用来测算所考察数据间的变异程度，其系数的大小与数据间的差异程度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计算公式为：

其中，Vit代表第i 区域在第t年的变异系数，sit代表第i 区域样本第t年的标准差，Xˉit表示第i区域样本第t年的均值，n 代表第i 区域的样本数，Xikt代表第i 区域第t年第k 个样本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值。

2.CVM法

借鉴魏艳华等[24]的区域差异测算思路，引入马氏距离测算法构造一种新的区域差异测度指标，即采用马氏距离测算法对样品间的差异程度进行测算。其基本原理为：用任意两个测度对象间的马氏距离均值除以测度对象到原点的马氏距离均值，进而计算出不同测度对象间的差异程度。该方法的优势在于，在对距离的测算上可以排除变量相关性的干扰。计算公式为：

其中，h(Zi，Zj)为Zi、Zj之间的马氏距离，0为坐标原点。CVM 代表基于马氏距离的差异系数，是一个无量纲值，该值越大表示城市间或区域间的差异越大，反之，则差异越小。

（三）地理探测器工具法

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是探索空间分异因子的一种重要的统计方法。该方法提出后，先后在自然科学、经济以及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得到了普遍应用。地理探测器的主要思想为：若某个自变量对因变量有重要影响，则该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空间分布应具有相似性[25-26]。该方法的优点在于，其既可以探测单因子对因变量空间分异的驱动作用，又可以探测两因子交互作用对因变量的驱动力，能够较为科学地实现对所考察对象的全面把握。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工具法展开对我国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各维度因子作用力的具体测算，以更为准确和科学地把握各维度因子空间作用力的大小。

事实上，地理探测器共包括四类工具，即因子探测器、风险探测器、交互探测器和生态探测器。本文主要利用因子探测器和交互探测器进行探测。

1.因子探测器（Factor Detector）

该探测器通过探测各个单因子的作用强度来识别我国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因子。q 表示作用力大小，具体公式为：

其中，r 表示分层数量，SSW 表示各层的方差之和，SST 表示各层的总方差，N 与Ni分别表示全区总样本量与第i 层的样本量，σ2和σi2分别表示全区总方差和第i 层的方差，q 值介于[0，1]之间，其值越大，表明该因子对我国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的驱动作用越强。

2.交互探测器（Interaction Detector）

该探测器是探测两因子之间交互作用对所考察对象空间分异驱动力大小的有力工具。该方法的计算步骤为：首先，分别求得各单一因子对我国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的解释力q 值，用q(X1)和q(X2)表示；然后，依次求出两两因子交互时的q 值，记作q(X1∩X2) ，并对q(X1) 、q(X2) 和q(X1∩X2)的大小进行比较。结果分为五种情况：

（1）q(X1∩X2)

（2）Min(q(X1),q(X2))

（3）q(X1∩X2)>Max(q(X1)，q(X2)) 说明二因子交互后双线性增强；

（4）q(X1∩X2)=q(X1)+q(X2)说明二因子间相互独立；

（5）q(X1∩X2)>q(X1)+q(X2)说明二因子交互后非线性增强。

五、测算结果

（一）我国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各维度评价值的测算

首先运用PCA模型对每一维度下的基础指标进行主成分的提取和权重的确定，进而得出2019年四大城市群各城市六个维度④的评价值，如表2所示。

表2显示，所考察的沿海36 个城市在各维度的表现差异明显，一些城市在各个维度的发展不平衡性显著。其中，北京在六个维度的得分均保持在前列，与其他城市拉开了较大差距，发展优势突出。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北京“四个中心”城市战略的提出以及非首都功能疏解的稳步推进，使得北京在要素质量、增长动力、生态环境等方面发生了积极变化，各领域的发展成效显著。其余多数城市在六个维度上的得分呈现出一定的不平衡状态。如廊坊市在开放水平维度得分较高，在民生发展维度表现一般。作为“京津走廊”上的“明珠”，长期以来，廊坊市实施开放政策，其外资引进和利用水平较高，发展效果明显，但在公共交通和文化建设等民生领域的发展仍存较大的改善空间。

表2 以PCA模型计算的2019年各城市六个维度的高质量发展评价值

从各维度来看，沿海城市群在绿色发展维度的均值最高，为85.13，其次是经济发展维度和民生发展维度，创新发展维度的得分最低，仅为69.13。其原因在于，沿海各城市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在节能、减排、降耗以及绿化层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但在发展动力的革新方面依旧任重道远。

四大城市群内部的各城市间在六个维度上的表现差距较大。如在经济发展维度，京津冀城市群内部既有排名第1 位的北京，又有排名第35 位的承德；在创新发展维度，山东半岛城市群内部既有排名第7位的济南，又有排名第33位的日照等。

以表2为基础，进一步计算得到沿海四大城市群在各个维度的高质量发展评价值，如表3所示。

表3显示，在经济发展维度上，沿海四大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评价值的排名为：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这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在沿海四大城市群中经济发展优势突出，而山东半岛城市群明显落后于其他三个沿海城市群。其原因在于，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经济发展的实力较强，产业优化水平明显高于沿海其他城市，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明显；山东半岛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经济实力及增长水平差距较大，一些城市的经济增长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普遍不高，亟待改善。

表3 沿海四大城市群六个维度的评价值及排名

在创新发展维度上，得分最高的为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紧随其后，山东半岛城市群与珠三角城市群分列第三第四位。京津冀城市群引领了创新增长趋势，收效良好，这主要与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顺利推进以及各城市对技术人才的积极引进有关；珠三角城市群的创新发展成效亟待改善，其原因在于除了广州和深圳，其余城市在科学技术、IT产业辐射领域的发展水平亟待增强。

在协调发展维度上，四大城市群排名先后次序为：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由此可见，京津冀城市群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协调发展的成效显著，为沿海其他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树立了有效样板。这主要与京津冀一体化的持续推进以及河北省各地市近几年保持了较好的经济发展速度密切相关。其他三个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水平均有待提升。

在绿色发展维度上，珠三角城市群的得分明显高于其余三个城市群，达到89.71；其次是长三角城市群，为87.52。这说明它们的绿色发展成绩较为突出，其原因在于，这两个城市群的绿化覆盖率较高，节能降耗层面成就显著，空气质量保持良好。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发展维度的得分最低，表明其绿色发展水平尚待提升。

在开放水平维度上，四大城市群排名的先后次序为：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在对外开放层面成绩显著的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来长三角城市群注重打造改革新高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建设成效明显；外资引进力度不断增强，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推进，使长三角地区的开放程度大大提升。山东半岛城市群除了青岛、烟台和威海，其余城市在外资引进和外贸发展方面表现一般，尚存一定的提升空间。

在民生发展维度上，京津冀城市群民生发展得分最高，其原因在于，各城市在教育、医疗等领域发展成果明显，近年来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惠民领域建设成果较为突出。山东半岛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排第二第三位，珠三角城市群排在最后，其原因在于，区域内各城市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城市之间医疗、交通等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群整体的民生发展水平。

换而言之，京津冀城市群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民生发展方面领先于其他沿海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在经济发展、开放水平方面优于其他沿海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在绿色发展层面取得了优异成绩；相对而言，山东半岛城市群在民生发展方面表现较好，在经济发展、开放水平等方面的得分亟待提升。

（二）我国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值测算

进一步，以沿海各城市在各维度的高质量发展评价值为基础，运用Matlab软件计算各维度的熵值权重，进而通过线性加权法得到沿海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值，具体见表4。

由表4可知，在沿海四大城市群中，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平均水平最高，其次是京津冀城市群，接下来是珠三角城市群，而山东半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平均水平最低。这表明，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水平领先于沿海其他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显著，而山东半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水平落后于沿海其他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程度亟待提升。具体到沿海各个城市的高质量发展综合水平，北京、上海、南京位列三甲，这些城市在科学技术辐射力、IT产业辐射力以及绿色环保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果；唐山、东营、日照的排名靠后，主要因为这些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水平较低，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绿色环保水平有待提升，卫生医疗条件亟待改善。

表4 中国沿海各城市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值

（三）我国沿海城市群内部高质量发展的差异程度测算

根据上文测算得出的中国沿海各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值，采用变异系数法和CVM法对沿海四大城市群内部的差异程度进行测算，以更好地掌握各城市群内部高质量发展的差异水平。在此，分别采用变异系数法和CVM法展开测度，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沿海四大城市群内部高质量发展差异程度测算结果

尽管两种测算方法的结果在数值上有所差异，但在变化趋势上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在沿海四大城市群中，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高质量发展的差异程度最大，远远高于其余三个城市群，这说明京津冀地区的10 个城市间高质量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较为突出。山东半岛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内部城市间高质量发展的差异程度不大。

（四）我国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因素测算

为了进一步考察经济发展、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水平和民生发展六个维度对我国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的作用力，使用地理探测器进行计算分析。在利用地理探测器计算之前，需要对自变量数据进行类别化处理。本文采用四分位法，首先对沿海各城市各维度的高质量发展评价值进行分级，而后计算得到因子探测器和交互探测器的结果。其中，因子探测器的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2019年六因子对我国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力

由因子探测器的结果可知，2019年六个单因子对我国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分异产生了不同的驱动作用。其中，除协调发展因子的解释力不显著外，其余五个因子均产生了较为显著的作用力。经济发展因子是2019年驱动我国沿海城市间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的最主要因子，其次是创新发展因子和开放水平因子，协调发展因子的作用力最小，且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经济量上的合理增长是我国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由于近年来各城市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双创”浪潮推动下积极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得到转换，创新发展水平得到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沿海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然而，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仍旧存在，且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交互探测器的计算结果可知，任意两个因子的交互作用均呈现出了非线性增强或双线性增强的特征，表明任意两个因子交互后的作用力均大于各单一因子的作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沿海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各个领域有机统一、协调并进。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基于高质量发展中量与质的关系，着重选取结果指标构建了中国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利用PCA-EM 模型，对沿海四大城市群即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所覆盖的36个代表性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展开测度评价。进一步，采用变异系数法和CVM 法测算了沿海四大城市群内部城市间高质量发展的差异程度，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对各因子的驱动作用展开探测。结论如下：

第一，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引领了我国沿海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但京津冀城市群内部高质量发展的差异问题突出。在所考察的四大城市群中，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平均水平最高，其综合评价值达到75.42；其次是京津冀城市群，其综合评价值为75.07，明显高于珠三角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分值。然而，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城市间高质量发展的差异程度最大，表明所考察的京津冀10个城市间高质量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较为突出。山东半岛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内部城市间高质量发展的差异程度不大。

第二，我国沿海城市群在生态领域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领域，而创新发展水平亟待提高。从六个维度的表现看，沿海四大城市群在绿色发展维度的平均得分最高，为85.13，而创新发展维度的平均得分最低，为69.13。表明沿海城市群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方面的生态成果显著，对推动各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水平仍有待提高。

第三，经济发展因素是驱动我国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空间分异的最主要因素。因子探测器的计算结果显示，经济发展因子的作用力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达到0.560，而协调发展因子的作用力最小，为0.164，且不显著。表明经济发展因素是我国沿海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而协调发展水平的作用力较小。同时，由交互探测器的计算结果可知，任意两个因子的交互作用均呈现出了非线性增强或双线性增强的特征，表明任意两个因子交互后的作用力均大于各单一因子的作用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沿海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个领域协调并进。

（二）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论将为区域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首先，本文通过测算研究，明确了沿海四大城市群各自高质量发展的优劣势，同时高质量发展水平高的城市群将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他城市群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宝贵借鉴。沿海各城市群应从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特征出发，锻造“长板”，补足“短板”，稳步提升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例如，长三角城市群在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宝贵成绩，其他城市群可以结合自身优势，借鉴长三角城市群在畅通“双循环”层面的成功做法，不断推动开放水平迈上新的台阶。

其次，从各维度的得分可知，沿海各城市群创新发展维度的平均水平低于其他维度，因此，沿海各城市应当继续以创新发展战略为引领，借助“双创”浪潮和新经济发展的新势态，提高创新成果的产出和质量。

再次，由于历史和地理等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各城市群内部高质量发展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较大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协调程度，进而影响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所以，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城市间高质量发展差异较大的问题亟待得到有效解决。因此，应进一步加快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结合短期和长远发展目标制定阶段性的规划方案，实现区域内部各城市间资源的优化配置。

最后，沿海各个城市应区分和把握好高质量发展量与质的关系，要在保持经济发展量的合理稳定增长基础上，强化创新思维，抓住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机遇，实现经济发展质的稳步提升。

注释：

①中经网统计数据库：https：//db.cei.cn/。

②EPS数据库：https：//www.epsnet.com.cn/。

③《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20》：https：//www.yearbookchina.com/。

④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本文选取的代表性城市共计36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