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方新文化史为基调的书籍史研究，是近年来出版史研究领域较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它以书籍为中心，研究书籍创作、生产、流通、接受和流传等书籍生命周期中的各个环节及其参与者，探讨书籍生产和传播形式的演变历史和规律，及其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西方书籍史的相关著述被引入中国后，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或借助书籍史的理论方法对传统文献学的研究范式进行反思，或将之运用到具体研究中，充分关注到书籍的社会文化史意义，拓宽了中国出版史研究的视域。在吸收借鉴并取得相当成绩的同时，也有一些学人进行了自省——书籍史视角基于图书作为商品的全流通环节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中国本土文化环境下图书的别样意义。本期专稿栏目编发的文章，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思考：一方面聚焦我国出版史上的“书籍政治史”，透过书籍的政治属性，揭示出古代统治者通过官方书籍出版与颁赐活动建构统治路径、反映治学旨趣等目的;另一方面结合出版机构的沿革变迁、出版规划的编制实施等具体史实，考察国家管理对出版活动的现实意义。希望本期的专稿文章能够引起相关思考，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特质与个性，挖掘书籍背后的复杂意义，推进书籍史研究的“中国化”进程。

本期书评栏目继续沿着去年的“学术型书评+原书作者回应”的模式，围绕西方书籍史新著《盗版商与出版人》组织了两篇书评，通过对版权问题的讨论，反映中西方出版史研究界对出版文化史领域的前沿成果，不仅有新意更有诚意，当能对当下书评常见的“场面话”“客套话”等现象有所校正。此外，为迎接今年中华书局110周年局庆，本期刊发了古籍小组成立的史料钩沉文章，通过亲历者的记述，还原古籍小组成立大会召开的历史细节。

出版与地缘的关联与互动，也是以往出版史研究较少关注的领域。本期专题研究栏目有兩篇文章，分别以民国时期的亚东图书馆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出版界为例展开讨论，将从不同角度加深我们对这一话题的认识与理解。在近代，地缘因素既是出版企业经营发展的重要资源，也是出版者与作者相互支持的纽带，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出版企业的发展;而在当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以广东省出版界为代表的地方出版社摆脱地缘因素的束缚，以期刊出版热潮引领全国出版界的改革开放，实现了地方出版的崛起。通过勾勒不同历史阶段下出版与地缘的关系，亦可为业界提供经验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