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喜娇， 刘叶涛

(南开大学 哲学院，天津 300350)

西方哲学中有一个传统观点：一个语句是分析的,当且仅当它是先验的并且还是必然的.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中对分析性有一个论述,但十分简短：“在哲学中使用的另一个术语是‘分析的’…… 总之,让我们做如下的规定,即一个分析的陈述在某种意义上根据其意义就是真的,并且在所有可能的世界根据其意义也是真的.这样一来,某种在分析的意义上是真的东西就将既是必然的,又是先验的(这是一种规定).”[1]39不难看出,在这里克里普克径直接受了传统上分析陈述表征必然事态的看法,认为所有分析陈述都是表征必然事态的,而且是先验的.

在其经典论文«同一性与必然性»中,克里普克构建了他的必然同一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就是“同一关系必然性定律”：(x)(y)[(x=y)⊃□(x=y)],即对于任一个体x和个体y,如果x和y是同一个个体,那么x和y就必然是同一个个体.该定律的意思是说,真正的同一性陈述涉及的是形而上学领域“事物”之间的联系,当事物之间的联系为同一关系时,表征的就是个体自我同一这个必然事态.本文试图表明,克里普克必然同一理论中判断一个陈述表征何种事态的途径是合理的,并基于此重新界定分析陈述与综合陈述所表征的事态.这是判断克里普克“所有分析陈述都表征必然事态”这一观点正确与否的关键.

一、必然同一理论的构建

按照必然同一理论,同一性陈述所表征的是必然事态,克里普克坚决拒斥“偶然同一性”的存在.必然同一理论的构建涉及两部分内容：何谓“同一性”；“同一性陈述”是否表征“必然事态”？有关这两部分的进一步分析,对于把握“必然同一性”与“偶然同一性”的对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1.何谓“同一性”？

“同一性”(identity)是哲学和逻辑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莱布尼茨最早论证了“同一物的不可分辨原理”：“两个个体互相不可分辨,这种事是没有的.……设想两个不可分辨的事物就是在两个名称下设想同一个事物.”[2]31-32有关同一性的定义存在两种观点：“同一性”是个体与其自身的关系；“同一性”是同一事物的两个名称之间的关系.支持后者的认为,人们如果掌握两个名称,比如“鲁迅”和“周树人”,并谈论鲁迅就是周树人,则人们不可能真正地谈论到那个既是“鲁迅”又是“周树人”的个体事物,只能通过“鲁迅就是周树人”这一表达得到这两个名称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经验性的发现.

克里普克[1]107明确指出,“同一性”只能是个体与其自身之间的关系,“同一性陈述”只能是关于个体决不会与其自身不同的陈述.在现代逻辑中,同一性陈述的逻辑形式为“x=y”,这其中并没有任何名称出现,严格地说,“x”与“y”都不是名称,而是变项.因此即使不存在名称,同一性陈述依旧是可以被表达的,“同一”不是两个名称之间的关系.同时“x=y”也只不过是逻辑形式上的一种抽象表达,是没有真值的开公式,并不代表两个不同的个体之间的同一,若x和y是同一个个体,“x=y”就是关于个体与其自身同一的表述,因此“同一”是个体与其自身之间的关系.“同一性陈述”既然是关于个体与其自身同一的陈述,那么涉及的是本体论层面个体与其自身的联系,所以属于实体-实体关联(entity-entity connection),而与实体-实体关联(以下简称Ce-e)相对应的是实体-属性关联(entity-attribute connection).[3]35

2.“同一性陈述”是否表征“必然事态”？

“必然事态”作为逻辑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与“同一性”密切相关.关于同一性陈述是否表征必然事态,克里普克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我们已经断定,当名称之间的同一性陈述确实是真的时,它就是必然地真,即使人们可能不是先验地知道它.”[1]108

在西方哲学的传统观点中,“先验的”就意味着“必然的”,相应地,“经验的”就意味着“偶然的”.同一性陈述如果是人们经验到的,就可能会由于经验的不可靠,从而推出同一性陈述之并非必然.但克里普克指出,形而上学与认识论是严格划分的两个领域,人们经常会混淆这两个领域的概念,当设想经验到的事物的反事实情形时,会认为这种认识论上的反事实情形在其本体论上也会发生.尤其体现在“可能”一词的日常使用上,人们会用“可能”去讲怎样认识到一个对象的情况,比如我们之后可能证实哥德巴赫猜想为真,也可能证实哥德巴赫猜想为假,这就是后验的,即认识论上的“可能”；但哥德巴赫猜想无论被证明有什么样的真值,都会有本体论意义上为真或为假的必然存在状态,这不会因为我们通过后验验证了它,而变成偶然真或偶然假.事物本身可能是真的或者可能是假的问题,这始终是关于事物形而上学领域存在状态的问题,形而上学上的状态不可能不是什么样,这就是必然的；而有可能不是这样,就是偶然的.认识对象的情况和认识的途径必须划分清楚,“经验”到的事态作为其本身的事态为真,就是必然真的,不受认识论上可设想性的影响.因此,不能因为认识论上“经验”的介入而断定同一性陈述表征“偶然事态”.“先验”也不与“必然”所等同.一个陈述如何被认识不能成为判断其表征何种事态的依据.

同一性陈述是否表征“必然事态”,应是围绕同一性本身的定义展开的,即“个体自我同一”是否为必然真理？克里普克指出：“让我们在这里对必然性稍作解释.我们可以将语句视为必然的,如果其中提到的个体存在,那么该语句就是真的.如果我们想对此更加谨慎一些,我们就必须研究存在作为谓词的问题,并询问这个陈述是否可以用以下形式重新表述：对于每个x,如果x存在,那么x是自我同一的,且是必然的.”[4]3可以看出,破除与“先验性”传统链接的“必然性”,从根本上只能是“从物”的必然模态.

对于“个体自我同一”是否为必然事态,也只存在两种回答：个体必然是自我同一的；个体不是必然自我同一的.后者反对前者的理由之一在于,当设想个体不存在的可能世界时,个体的自我同一无法谈论,既不是真也不是假,于是个体必然自我同一就是错误的.对于这一争论,我们认为,后者是没有理解克里普克对于两个领域的划分和可能世界的定义所造成的错误认知.克里普克的可能世界并不是依据描述条件给出的,而是以个体为出发点设想出来的.因此对于个体不存在这一论述,正确的可能世界观并不是预先设想该个体不存在的一个可能世界,进而无法识别并谈论该个体；而是以已经存在的个体为出发点,设想关于该个体身上可以发生但现实未发生的事或者不发生但现实已经发生的事,个体本身是可以被谈论的,个体本身的自我同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事态”,并不以可设想性的认识而改变.以个体为出发点谈论可能世界,“必然”就只能是关于个体的,个体的自我同一作为其本身的事态,是真的就是必然真的,“同一性陈述”表征“必然事态”.

在近代哲学中,还存在大量关于一个对象本质究竟是什么的陈述,尤其是自然种类词究竟是什么的陈述.克里普克认为,作为科学发现的这类陈述并不是偶然真理,也表征必然事态,但其所表征是不是个体自我同一的必然事态,是否为“同一性陈述”？还需进一步探究.这类陈述涉及“本质属性”,对于“本质属性”有如下观点：“(1)某些对象具有而另一些对象不具有；(2)具有它们的对象就必然具有它们.”[5]100克里普克探讨了个体的本质和自然类的本质：个体的本质是它的起源,比如伊丽莎白女王的本质是其父母的受精卵,一个木桌T的起源是制作它的一块木料；自然类的本质是其内在结构,比如水的内在结构是H2O,热的内在结构是分子运动,光的内在结构是光量子流.可以发现,自然种类的“本质属性”不是先验认识到的,而是要诉诸科学研究的经验发现.

在克里普克之前,“自然种类词”的属性常被看作其“意义”(或“含义”),并且与“自然种类词”同义,当找到满足其所有或大部分“意义”的物质时,对应的“自然种类词”的指称存在.而克里普克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意义”都是必然的,“本质属性”是自然种类必然具有的,所以自然不同于“意义”.在形而上学与认识论领域划分的前提下,才可以正确把握对于“本质属性”的上述看法,将其与“意义”相区分.人们可以设想自然种类不具有其本质属性的事态,如黄金并不是原子序数79的物质,这不违反不矛盾律,因而是逻辑可能的.但这只是认识论上的“逻辑可能”,只能是我们发现了一种和黄金很像,比如黄铁矿,但不具有原子序数79的物质,而这种认识论设想并不能说明黄金不是原子序数79的物质或者黄金不存在.因此,本质属性在两个领域严格划分的前提下被贴上了必然性的标签,同时得以与“意义”相区分：不满足“意义”的对象不一定不是相应自然种类词的指称,如三条腿的狮子存在；满足“意义”的对象也不一定就是自然种类词的指称,如黄色的黄铁矿不是黄金,但对象必然具有其本质属性,具有其本质属性的物质必然是对应的对象.依据经验事实与本质属性的看法,关于一个对象具有其本质属性的陈述,如“热是分子运动”,“是分子运动”确是“热”的本质属性,则该陈述表征的是对象与其属性的关系,属于实体-属性关联(以下简称Ce-a),只是表征物理-现实必然性或形而上学必然性,而并不是真正的“同一性陈述”所表征的个体自我同一的逻辑必然事态.

但是,若这类陈述中本质属性词项的使用并不在于谓述属性,而是指称实体,则该类陈述表征的是个体自我同一的Ce-e,被称为“理论同一性”陈述,其所表征的,最终要归结为个体自我同一的必然事态.正如克里普克所指出：“不过,我要对一般情况作如下说明.首先,像“热是分子运动”这样典型的理论同一性不是偶然真理,而是必然真理……当然不是仅仅指物理上的必然性,而是指最高程度的必然性——无论这意味着什么(物理必然性可能被证明为最高程度的必然性.但这是一个我不希望过早下判断的问题……).”[1]99

显然,我们可以从词项的使用上判定自然种类词是什么的陈述表征的是Ce-e还是Ce-a.若其词项在指称实体意义上使用,则该类陈述表征Cee,且是“(理论)同一性陈述”,表征个体自我同一的必然事态；但若其词项是在谓述意义上使用,其所表征的就是Ce-a,就不是“同一性陈述”,也不表征个体自我同一的必然事态.

总而言之,依据克里普克对形而上学与认识论领域的划分,以及其对于个体必然自我同一的逻辑论证,从“同一性”的定义出发,无论是由个体词构成的“同一性陈述”还是“(理论)同一性陈述”,只能是关于个体与其自身同一的Ce-e陈述.个体与其自身同一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事态”,与认识论无关.“同一性陈述”为真就是个体与其自身同一,个体必然自我同一,因此“同一性陈述”表征个体自我同一的“必然事态”,必然同一性理论由此构建出来.

二、必然同一性陈述何以可能?

如何从语言层面判定怎样的陈述才是“同一性陈述”？以威金斯为代表的哲学家认为存在着由摹状词构成的“偶然同一性陈述”,而以克里普克为代表的哲学家认为真正的“同一性陈述”只能由“严格指示词”构成；所谓的“偶然同一性陈述”是被错误理解的“同一性陈述”,或是“虚假的同一性陈述”：“当然,虚假的同一性陈述是不必然的.”[2]3

真正的“同一性陈述”是表征个体自我同一的Ce-e陈述.关于如何表征Ce-e：“要害问题在于理解指示性与谓述性的根本差异,即前者表征实体,后者表征属性.”[3]49“在不同语境中,几乎任何词项都可以有指示性使用和谓述性使用,尤其是专名、摹状词和自然种类词.”[6]26要在明确词项使用意义的基础上,判定一个陈述表征的是Ce-e还是Ce-a.指示性用法直接指示实体,由其构成的陈述才能表征Ce-e意义上的事态,该陈述若包含采取谓述性用法的词项,词项就只能谓述实体的属性,表征的则是Ce-a意义上的事态.

采取指示性用法,直接指示个体的词项是“严格指示词”；采取谓述性用法,谓述实体属性的词项是“非严格指示词”,克里普克对词项的区分不是基于语言形式,语言形式为“专名”的词项,若在词项使用的意义上采取谓述性用法,就仍不是严格指示词.由严格指示词构成的同一性陈述若为真,其所包含的严格指示词直接指称的实体就是自我同一的,表征的是实体之间的同一关系,该同一性陈述所表达的命题就是必然真的.“如果一个为真的同一性语句要被运用于一个论证之中,并表示同一符号两边的表达式之间的必然的相互替换性,那么必须是这样一个同一性语句,在其中出现的两个表达式都必须是严格指示词.”[7]94

在语言层面上,从词项的使用意义上判断,采取指示性用法的词项是“严格指示词”,只有由“严格指示词”所构成的陈述才是真正的“同一性陈述”.在现代逻辑中,形式化为x=x或x=y的公式被用来表示同一性语句.克里普克关于必然同一性的形式证明采用了包含等词(=)的逻辑形式：“可以提出如下论点,反对偶然同一性陈述之可能：

(1)同一替换律,对于任何对象x和y,如果x与y同一,那么如果x具有特定的性质F,y也是下面这样：

(x)(y)[(x=y)⊃(Fx⊃Fy)]

(2)任一个体必然自我同一：

(x)□(x = x)

但

(3)(x)(y)[(x=y)⊃(□(x=x)⊃□(x=y))

(3)是(1)的一个替换实例.从(2)和(3)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每一个x和y,如果x等于y,那么,x等于y是必然的：

(4)(x)(y)[(x=y)⊃□(x=y)]

这是因为条件句的前件□(x = x)因为已知为真而被消去了.”[4]1-2

一个语句能否形式化为x=x或x=y的形式,即能否使用等词,并非没有限制,可以这样形式化的陈述只能是真正的同一性陈述.逻辑形式上能否使用等词,取决于命题谈论的是否为个体之间在形而上学层面的纯外延性关系.同一性陈述表达的是本体论层面实体之间的同一关系,因而才可以合法地使用等词.

通过对“偶然同一性”陈述的分析,可以更好地掌握对于“同一性陈述”的判定.典型的“偶然同一性”陈述,是威金斯的举例“美国首位邮政局长是双光眼镜的发明者”,该陈述中的词项“美国首位邮政局长”和“双光眼镜的发明者”表示人们对于事物属性的知识,即采取的谓述性用法,不是严格指示词.由此,从词项的使用意义上判断,“美国首位邮政局长是双光眼镜的发明者”不是“同一性陈述”,或者说是“虚假的同一性陈述”.该陈述由于无法表征实体之间的关系,就无法形式化为x=y的逻辑形式,从而代入必然同一性的形式证明中.因此威金斯以“偶然同一性”质疑“必然同一性”是无效的,解决偶然同一性争论的关键就在于逻辑形式的刻画是否合理,能否合法地使用等词,即“主要问题是逻辑形式问题”[8]4.

“长庚星是启明星”也被认为是“偶然同一性”陈述：“我们可以用‘长庚星’这个专名来称呼在某个明朗的夜晚出现的叫做金星的那颗行星.我们还可以用‘启明星’这个专名称呼在太阳升起之前的同一颗行星.当我们发现我们两次称呼的是同一颗行星时,我们的发现是经验的.而不是因为这些专名是摹状词.”[9]101很显然,其被认为是“偶然同一性”陈述,是由于对“长庚星”和“启明星”认识的“后验性”,正如有研究指出的,以往关于“偶然同一性”案例的直觉都源于以下混淆：一是本体论(形而上学)直觉与认识论直觉的混淆,如把“长庚星是启明星”“鲁迅是周树人”等同一性命题认识论上的“后验性”混淆为本体论上的“偶然性”.[3]38

我们可能正好在傍晚或清晨看见两个不同的行星,但一旦发现本体论上“长庚星”和“启明星”是同一行星,并且“长庚星”和“启明星”都是采用指示性用法的词项,那么“长庚星是启明星”就是“真正的同一性陈述”,表征的是事物自我同一的事态,只是诉诸认识论时对同一实体命名了两个不同的名称,不能以人们获取知识的经验性来质疑实体的自我同一的必然性.同样,对于自然种类词究竟是什么的陈述,若其词项是在指称对象的意义上出现,即指涉实体,该陈述表征的就是Cee,是“同一性陈述”,逻辑形式可以使用等词,或者说是真正的“(理论)同一性陈述”；而如果其包含采取谓述性用法的词项,即谓述自然种类的具体属性,其所表达的就是 Ce-a,逻辑形式就不能使用等词,从而就不是“(理论)同一性”陈述.

显然,从词项使用意义上才可以判定怎样的陈述才是“必然同一性陈述”.只有由“严格指示词”,即采取指示性用法的词项构成的陈述,表征的才是Ce-e,若表征的确为同一实体,表征的就是个体自我同一的事态,是同一性陈述.而在逻辑形式上,由于其谈论的是事物之间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纯外延关系,可以使用等词.由此可进一步引申,以克里普克构建的必然同一性理论为基础,可以明确分析陈述与综合陈述表征怎样的事态.

三、分析与综合的重新界定

自康德以后,对于分析陈述与综合陈述的区分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分歧,直到逻辑实证主义者对先天综合判断提出质疑.艾耶尔在«语言、真理和逻辑»中写道：“虽然我们具有关于必然命题的先天知识这是真的,但是康德所假定的,任何必然命题都是综合陈述则不是真的.事实上,任何必然命题无例外的都是分析陈述,或者换句话说,都是重言式命题.”[10]92逻辑实证主义者坚持“可证实原则”,认为命题的意义在于其证实方法,根据这一原则他们拒斥形而上学,但这也导致了逻辑和数学命题这类原则上无法证实的命题依据变成没有意义的“伪命题”.为了使逻辑和数学真理与经验论立场相协调,逻辑实证主义者重新界定了分析陈述与综合陈述,拒斥先验综合陈述的存在,将其归入不可经验证实的必然为真的命题行列,也就是分析陈述的行列,以保证在坚持“可证实原则”的立场下,保证逻辑和数学命题的普遍必然性,从而彻底在分析陈述与综合陈述之间划出了界限,先验/后验、必然/偶然、分析/综合三组范畴彻底等同起来.

克里普克必然同一理论中已彻底打破了先验/后验与必然/偶然的传统等同.而蒯因[11]17-38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这篇经典文章中,也论证了分析/综合陈述之间并不存在逻辑经验主义基于先验/后验所划分出的明确的边界,但这两类陈述仍然是完全不同的,从而打破了分析/综合与先验/后验的传统链接.显然,三个领域的划分是明确的,且已经打破三对范畴中的两对链接,但对于分析/综合与必然/偶然这对链接的论说,克里普克充其量只有前文所引一段文字,对于分析/综合与必然/偶然这对链接的考察显然是不充分的.基于三个领域的划界,依据必然同一理论和“同一性陈述”的判定路径,我们可以重新考察分析陈述与综合陈述表征怎样的事态,传统上分析/综合与必然/偶然的链接是否合理.

仅从语言形式上看,“鲁迅是鲁迅”是典型的分析陈述.传统意义上,此类分析陈述是先验认识到的,在“先验等同于必然”的论断下,其表征必然事态,但按照必然同一理论,形而上学与认识论两个领域要严格划分,一个论断先验地被认识涉及的是该论断的认识论性质；反之,一个论断表征必然事态,谈到的是其形而上学性质,由此,传统意义上依据一个论断认识论的性质来判断其形而上学的性质的途径不可行.而从“同一性陈述”的判定路径,即词项的使用意义入手,如果“鲁迅是鲁迅”中的词项都是采取指示性用法,是严格指示词,则该陈述就属于由严格指示词构成的真正的同一性陈述,其所表征的是Ce-e,表达的是“鲁迅”所指称的实体之间的同一关系,也就是表征个体自我同一的必然事态.

从语言上看,分析陈述还包括“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这类陈述.这一陈述中词项“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的使用如果采取的是谓述性用法,谓述实体的属性,它就是真正的非严格指示词.由此,该陈述就不是表征Ce-e的陈述,其中的“是”无法使用等词加以刻画,不能合法地改写为a=a的逻辑形式,因而,这一陈述因无法表征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实体的事态,也就不能表征个体自我同一的必然事态.当然,如果“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直接指示个体,采取指示性用法,就可以严格指示亚里士多德这一个体,“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就能表征Cee,合法地使用等词,可以改写为a=a的逻辑形式,因此就既是分析陈述,又能表征个体自我同一的必然事态.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中指出：“但是,如果我们把尼克松标志为‘在1968年的竞选中获胜的那个人’,那么,赢得1968年竞选的那个人赢得了1968年的竞选这句话当然是一个必然真理.”[1]44“在1968年的竞选中获胜的那个人”谓述实体的属性,是非严格指示词,但其若为个体“尼克松”的“标志”,直接指示尼克松这个个体,在词项使用的意义上,“在1968年的竞选中获胜的那个人”就是采取指示性用法的严格指示词.那么,“赢得1968年竞选的那个人赢得了1968年的竞选”表征的就是个体自我同一的事态,是必然同一性陈述.

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的分析陈述都表征必然事态,包含采取谓述性用法的词项的分析陈述不是表征个体自我同一的陈述,因而不能表征个体自我同一的必然事态.分析陈述如果表征必然事态,对它的形式就有进一步的要求——Ce-e命题.Ce-e命题的条件是其所包含的词项采取指示性用法,是严格指示词,因此表征个体自我同一的必然事态的分析陈述所包含的词项只能是采取指示性用法的词项,才可以形式化为带等词的逻辑形式.因而克里普克径直接受“所有分析陈述都表征必然事态”这一传统观点是有问题的.但是,其必然同一性理论中对于同一性以及必然性的论述是合理的,只要将其三重领域划分贯彻到底,则完全可以基于必然同一性理论进一步谈论综合陈述表征怎样的事态.

基于克里普克的必然同一性理论可以得出,综合陈述并不一定表征偶然事态,也可能表征必然事态.像“苏轼是苏东坡”和“苏轼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作者”这类普通所讲的后验陈述常被认为表征偶然事态,但如果清楚地划分Ce-e与Ce-a,就可发现“苏轼是苏东坡”和“苏轼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作者”这两个综合陈述存在一定差异：前者更容易被辨别为表征Ce-e的陈述,而后者更容易被认为属于Ce-a陈述.但究竟表征哪种关联,不在于其词项的语言形式,关键在于其词项采用哪种用法.前者中的词项若都是指示性用法,其所表征的就是 Ce-e,等词前后的词项“苏轼”和“苏东坡”指谓同一个体,该陈述就是“同一性陈述”,可以合法使用等词,表征的是个体自我同一的必然事态；而后者中的词项若也都是指示性用法,这两个陈述在表征哪种关联上并无差异,都是Ce-e陈述,表征的都是个体自我同一的必然事态,但若词项“«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作者”采取的是谓述性用法,谓述实体的属性,而非直接指示个体,其所表达的就是Ce-a,不是“同一性陈述”,也不表征个体自我同一的必然事态.因此综合陈述如果表征必然事态,同样也须是Ce-e命题,其所包含的词项只能是采取指示性用法的词项,是严格指示词,才可以形式化为带等词的逻辑形式.可见,我们不能仅从语言形式上判定一个陈述是否分析陈述,而是要透过语言把握其背后的逻辑形式.[12]

四、结语

分析/综合、必然/偶然与先验/后验三组范畴分属不同的领域,分析/综合是语言哲学领域的,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所以一般谈到陈述时应先进行分类,是分析陈述还是综合陈述；必然/偶然是形而上学领域的概念,我们在谈论必然和偶然时,只能是说这个对象必然如何或可能如何,也就是要谈论“事态”；先验/后验是认识论领域的概念,是指认识事物的方式是先验的还是后验的.克里普克明确谈到这三个领域的划分,并基于形而上学领域与认识论领域的划分构建了必然同一理论,实际上已经指明了同一性陈述表征必然事态的途径：只有由严格指示词构成的表征同一实体的Ce-e陈述是真正的同一性陈述,表征个体自我同一的必然事态.

我们认为,克里普克应在坚持三个领域划分的基础上,基于必然同一理论进一步谈论语言哲学领域分析和综合能不能分别和先验/后验、必然/偶然去结合.但«命名与必然性»中关于“分析性”的过于“简约”的谈论,反映出他对三个领域的划分并没有贯彻到底,而将分析性与必然性的传统链接置入其必然同一性理论中,自然会导出不自洽.本文的工作就是将分析性与综合性置入必然同一理论视角之下,得出分析陈述不一定表征必然事态、综合陈述不一定表征偶然事态的论断,也给出了分析陈述与综合陈述表征个体自我同一这一必然事态需满足的条件,即,构成的词项必须是采用指示性用法的词项,即严格指示词,只有对于表征个体自我同一的Ce-e,才能够合法地使用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