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文 雯

(兰州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兰州 730020)

1. 引言

自2016年G20峰会将“数字经济”列为G20创新增长蓝图中的一项重要议题以来，我国数字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显示，截至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45.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2%，占GDP比重高达39.8%。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人类社会逐步迈入了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作为撬动全球经济的新杠杆改变了企业传统的商业模式，为企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和动能[1]。尤其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企业需要利用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新资源、新模式来应对疫情产生的冲击，实现经济增长[2]。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数字经济投资所带来的红利是普通行业的3至5倍[1]。作为数字经济的主要载体，企业亟需紧跟时代发展，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逐步推进，出现了范围更广、信息量更多以及披露更及时的信息系统，数字技术的发展使会计主体可以提供更多信息，在取得会计信息之前，在取得会计信息之前，利益相关者还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其他有助于决策的信息，会计信息在信息总量中所占比重下降。此外，目前企业编制财务报表时依据的仍然是2006年财政部发布并于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中执行的会计准则，而企业商业模式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了转变，这使得企业商业模式与会计信息披露情况之间的冲突日益凸显，上市企业财务报告中公布的会计信息已无法准确反映数字化转型驱动下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3]。那么企业报告的会计信息与投资者做出合理投资决策间的相关性是否受到了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大背景的影响？如果受到影响，那么这种影响是不是由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水平改变而造成的？这种影响是否会随着数字经济这一新的时代背景下投资者情绪的波动而产生不同？鉴于此，本文将基于数字经济研究背景，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相关性的相关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会计信息相关性之间的链条传导机制，以及不同投资者情绪状态下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相关性关系的变化情况进行实证研究。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关系

数字经济给企业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企业组织不断面临着改变其商业模式、产品、服务和流程的一系列压力[4]。数字化转型以及由此产生的商业模式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了消费者的期望和行为[5]，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会计信息与投资者决策之间的相关性。

首先，在企业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以转变商业模式、保持核心竞争力的今天，现行的会计准则却仍从有形资产为主的传统企业模式出发，决策有用观理论认为会计信息与使用者决策之间要有较强的相关性，而会计准则的严重滞后却导致会计信息相关性“江河日下”[3]。从会计确认角度看，人力资本、数字资产、平台资产、流量等新时代企业创造价值的主要资源因无法用货币准确计量而被驱逐于会计报表之外，但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这些非会计事项在企业中地位逐渐上升，进而削弱了会计信息相关性。从会计计量角度看，净盈余理论认为公允价值计量会减小信息使用者的估计偏差，增强信息使用者的决策质量[6]。但现行会计准则仍以历史成本为主要计量属性，经营环境转变下历史成本计量的短板逐渐暴露，相比之下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更有助于提高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会计信息相关性[7]。从会计目标角度来看，既有对投资者决策有用的目标又有反映管理层受托责任的目标，会计信息相关性也既包括决策有用观目标主导下的经营决策相关性，也包括受托责任观主导下的管理控制有用性[8]，但当前的会计系统无法反映出平台和流量价值、行业竞争地位、品牌效益等用于评价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会计信息的管理控制有用性下降[9]。其次，数字技术改变了信息系统的规模和结构，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作为会计主体可以向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多样化的信息。会计信息不仅需要经过一系列专业人士报告和审查后才能公布给利益相关者，而且从利益相关者获取会计信息到指导其决策还需要自身专业知识积累和时间的加持。相比之下，搜索关键词、浏览量、点击量、浏览时长等数字信息比会计信息更易获得，也更直观。所以利益相关者更愿意通过简单易得的数字信息判断企业经营和发展状况，并以此做出决策，会计信息相关性由此降低。最后，数字经济的发展使企业经营环境更加易变，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成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经营环境的主要特征。企业面临风险的大小以及企业是否具有良好的风险管控能力受到投资者的极大关注，如何做好企业风险控制也是高管的迫切需求，但财务报告提供的会计信息并不能较好地反映出与企业风险相关的信息，利益相关者只能获得少量风险相关信息，从而会计信息与信息使用者决策间的相关性下降。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显著降低会计信息相关性。

2.2 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与会计信息相关性

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由于投资方无法了解被投资企业的全部信息，企业在外部融资时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约束。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数字化转型打破了企业与信息使用者之间的屏障，企业融资环境得以改善。一方面，在大力建设我国数字经济的宏观政策导向下，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更易于获得投资者的青睐和政府的政策倾斜[10]，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提高了企业经营和资源配置效率，营造了良好的财务环境，企业融资约束水平得以降低[11]。具体来讲，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加强内部控制和提高企业绩效两种路径影响融资约束。从加强内部控制质量角度来看，数字化转型促使企业组织结构转向网络化和扁平化发展[12]，组织结构的转变提升了各部门交互监督力度和内部控制质量。根据信号传递理论，投资方和债权人等信息弱势群体认为内部控制质量是企业发出的信号，良好的内部控制传递了企业面临较低风险的信息，有缺陷的内部控制则代表企业正处于高风险环境中，高风险又使得企业融资难度和成本加大，而融资成本的高低正是企业评价融资约束水平的重要信息窗口[13]。从提高企业绩效角度来看，拥有数字转型的企业比其他企业成本更低、运营效率更高、效能更好[14]，数字化转型使企业有了更广阔的价值创造空间和更为多元的价值实现路径[15，16]。已有不少学者研究了数字技术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谭志东等(2022)[17]提出的数字化“资源论”认为数字化的应用可以形成一种使信息高效流转的同时充分激发创新能力的新架构，“数字”这种资源可以提高企业绩效。Aversa等(2017)[18]研究发现大智移云物等新技术的应用可以帮助企业精准分析和应对消费者的多元需求、实现与上下游企业更为紧密的联系。Sadeghi等(2018)[19]也得出数字技术可以为企业带来新的资源，缓解企业资源约束问题的结论。同时，已有学者研究发现企业绩效的提升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约束：银行在给企业提供信贷时会首先关注企业的绩效情况，良好的绩效会加大企业信贷成功的几率[20]、企业的财务绩效越好投资者的投资意愿越强。提高企业自身绩效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问题，而且提高总资产报酬率比提高净资产报酬率的缓解作用更明显[21]。

虽然低融资约束水平可以有效抑制企业税收规避行为[10]，助力企业开拓创新。但从会计信息相关性角度来看，融资约束水平越低，会计信息相关性反而越差。当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水平较高时，企业可以通过信息披露的方式降低与投资者和债权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通过影响股票流动性[22,23]、股票波动性[24]、预期风险[25]来影响融资成本。融资需求越高的企业越有动机主动披露一些需要企业自愿披露的会计信息，缓解企业与信息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此降低管理者为了自身利益进行利润操纵的可能性，增强投资者对企业会计信息的信任度，进而提高会计信息相关性。而当企业面临较低的融资约束水平，融资需求可以被很好地满足时，企业主动披露非强制披露信息的动机不强，这会加大企业与信息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特别是，信息披露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负向关系，信息披露质量的降低会增加企业盈余管理行为[26]，盈余操纵后的会计信息不能反映企业的真实状况，从而会计信息相关性会降低。

因此，提出假设2：

H2：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相关性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2.3 投资者情绪的调节作用

会计信息相关性是指会计信息对投资者投资决策的有用程度[27]，所以在会计信息相关性研究中考虑投资者情绪状况极为重要。已有文献表明投资者的心理、情绪等因素会影响其投资决策[28]。投资者情绪是指投资者的心理活动对投资决策产生影响的一种行为。高涨的投资者情绪意味着投资者对未来收益保持良好的预期，从而减少对会计信息的依赖，会计信息相关性会降低；而悲观的投资者情绪下会使得投资者谨慎使用会计信息，从而提高会计信息相关性[29]。根据有限理性理论，人认知能力的缺陷以及个人成长环境的不同造就了有限理性的投资者，尤其个人投资者不具有机构投资者的敏锐和理智。当市场表现出利好的特征时个人投资者会受非理性特征的影响呈现出高涨的情绪，这种情绪进而会导致“羊群效应”，即不通过可获得信息自己进行思考而盲目跟从他人的一类非理性投资。所以在高涨的投资者情绪下，人们对市场的未来情况看好，此时投资者会放松警惕，用不谨慎的态度对待会计信息，从而会计信息相关性会下降。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

H3：投资者情绪越高涨越会加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相关性的负向影响。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考虑到新会计准则的实施对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影响，本文选择以新会计准则实施年份2007年为研究起始年。此外，本文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保险行业样本；(2)剔除ST、*ST、PT类样本；(3)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经过以上处理，得到3110家上市公司共20299个研究样本。为避免极端值使检验结果产生偏误，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99%分位的缩尾处理。原始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数据处理采用Excel 2007和Statal 16.0软件。

3.2 变量定义

(1)

其中，Pi,q,t表示公司i在t年末前12个季度中第q季度季报公布的当月股票收盘价；EPSi,q,t为公司i在t年末之前12个季度中第q季度的每股收益；BVEi,q,t为公司i在t年末之前12个季度中第q季末的每股净资产。

(2)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度量

目前学术界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祁怀锦等(2020)[34]和张永珅等(2021)[35]通过上市公司年报中企业数字化相关无形资产的占无形资产的比重来度量数字化转型程度，吴非等(2021)[36]、袁淳等(2021)[37]和赵宸宇等(2021)[38]使用文本分析法，以不同维度下，数字化转型相关词汇在上市公司年报中出现的频次计算数字化转型程度。由于词频次数更能全面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情况，学者们多借鉴此类方法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度量，所以本文也借鉴吴非等(2021)[36]、袁淳等(2021)[37]和赵宸宇等(2021)[38]的研究，以年报中提取并统计的关于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指标五个维度的数字化相关的关键词词频来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本文从国泰安数据库获取提取的关键词词频数据，以年报中涉及数字化转型关键词的词数之和加1取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3)模型构建

Yi,t=β0+β1Xi,t+β2Sizei,t+β3Levi,t+β4ROAit+β5Boardi,t+β6Indepi,t+β7Top10i,t+β8Balanceli,t

+β10TobinQi,t+β11FirmAgei,t+β12Msharei,t+β13Duali,t+β14Yeari,t+β15indi,t+εi,t

(2)

模型(2)中Y表示会计信息相关性，包括Y1和Y2，表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参照聂兴凯等(2022)[39]、王芳等(2022)[33]的研究，本文对如下可能影响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变量进行控制：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净利润率、董事人数、独董比例、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账面市值比、托宾Q值、公司成立年限、管理层持股比例、是否两职合一。另外还控制了年份和行业。变量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表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到，提取拟合优度衡量的会计信息相关性(Y1)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568和0.610，最小值为0.017，最大值为0.960，提取调整的拟合优度衡量的会计信息相关性(Y2)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0.472和0.523，最小值为-0.201，最大值为0.951，说明不同企业的会计信息相关性指数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满足拟合优度位于(0，1)之间的基本特征，而由于样本量小，自变量多，以调整后的拟合优度衡量的呈现出少量值小于0的结果。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指标的均值为1.126，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4.927，标准差为1.312，企业数字化转型也存在有一定的差异。从控制变量来看，所有数据均无异常。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3 相关性分析

表3为本文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分析结果。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相关性之间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初步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会计信息相关性越差，假设1得到验证。此外，从表3中可以看出融资约束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而与会计信息相关性在1%的水平上正相关，初步验证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相关性的负相关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均小于0.5，表明回归模型中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研究具有可靠性。基于篇幅考虑，其他控制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不再赘述。

表3 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

3.4 单变量分析

根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得知在3110家A股上市的样本企业中有部分样本数字化转型指标的值为0，说明有些样本企业在样本区间内并没有进行数字化转型或者并没有从一开始就进行数字化转型。由于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和未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将全部样本按照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划分为两组进行组间差异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均值和中位数均分别为0.551和0.59，均低于未进行数字化转型企业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均值0.589和中位数0.639，以调整的拟合优度衡量的会计信息相关性也是如此，并且都在水平上显著为正。以上结果表明，进行数字化转型企业的会计信息相关性明显低于未进行数字化转型企业的会计信息相关性。从控制变量看，未进行数字化转型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董事人数的均值和中位数明显高于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但是未进行数字化转型企业的公司规模、总资产净利润率、独董比例、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账面市值比、托宾Q值、公司成立年限、管理层持股比例、两权合一程度的均值和中位数却明显低于进行了数字化转型的企业。这说明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和未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具有企业特征的差异性，进行了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呈现出更大规模、更多盈利、主要利益相关者持股比例更高的企业特征。

表4 单变量分析(以是否数字化转型分组)

3.5 多元回归分析

(1)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相关性

本文利用模型(2)对前述假设1进行固定效应多元回归分析，为了使回归结果稳健，本文在回归时对年份和行业进行了控制，具体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列(1)和(3)表示在模型中不加入相关控制变量的情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相关性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列(2)和(4)表示在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相关性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增强对企业会计信息相关性有抑制作用，该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1。

表5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回归结果

(2)企业数字化转型、融资约束与会计信息相关性

前文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会降低会计信息相关性，为了进一步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通过融资约束这一路径对会计信息相关性产生影响，本文构建方程(3)(4)来进行进一步检验。其中，模型(3)与模型(4)中的Controls为表1(变量定义表)中除Year和Ind外其余12个控制变量。模型(3)中δ1和δ2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X)、融资约束(SA)对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影响大小。模型(4)中γ1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融资约束(SA)的影响大小。本文借鉴李波和朱太辉(2020)[40]的研究，使用国泰安数据库中上市公司融资约束指数来衡量融资约束(SA)，SA值越高表明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越强。

Yi,t=δ0+δ1Xi,t+δ2SAi,t+δ3Controlsi,t+δ4Yeari,t+δ5Indi,t+εi,t

(3)

SAi,t=γ0+γ1Xi,t+γ2Controlsi,t+γ3Yeari,t+γ4Indi,t+εi,t

(4)

表6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相关性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结果。列(1)和列(2)是直接影响结果，数字化转型(X)与会计信息相关性(Y1)与(Y2)的回归系数为-0.006和-0.008，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列(3)(4)(5)是融资约束间接影响的结果，列(3)中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融资约束(SA)的回归系数为-0.002，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削弱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列(4)和列(5)是融资约束(SA)对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影响，与Y1和Y2回归后的系数分别为0.034和0.041，表明随着融资约束的减弱，会计信息相关性也随之减弱，且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会通过削弱融资约束来降低会计信息相关性，假设2成立。

表6 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

(3)投资者情绪的调节作用

为了检验投资者情绪是否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相关性之间的关系，本文在模型(2)中引入交乘项X×ISI。结果如表7第(3)、(4)列所示，投资者情绪(ISI)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交乘项X×ISI的系数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越高涨的投资者情绪越能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相关性的负向影响，假设3得到验证。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将数字化转型指标(X)与投资者情绪指标(ISI)做中心化处理，并在模型(2)中引入去中心化后的交乘项c_X×c_ISI，新的交乘项的系数仍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再次证明了投资者情绪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会计信息相关性之间的负向效应具有强化作用。

表7 投资者情绪的调节作用

4. 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研究

4.1 内生性检验

(1)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自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和因变量会计信息相关性之间的相关关系可能会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上市公司可能由于新商业模式与所采用的会计披露方式产生冲击而导致会计信息相关性变差；另一方面，会计信息相关性较差的企业也可能会产生通过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用数字技术精准管控企业各项业务从而改善会计信息相关性差这一问题的动机。为了解决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钟宇翔等(2017)[41]的做法，采取滞后一期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相关性(Y1、Y2)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8的列(1)和列(2)所示的回归系数为-0.004和-0.005，且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结果仍支持原假设。这表明在考虑到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相关性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主回归结果依旧是稳健的。

(2)倾向匹配得分(PSM)

企业的某些特征可能会同时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会计信息相关性，进而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为了避免样本偏差对文章结论造成影响，本文按照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进行分组，选取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董事规模、总资产净利润率、公司上市年龄、独董比例、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作为协变量，按照1:1有放回的倾向得分匹配法筛选研究样本。运用匹配后的样本再次进行回归检验，回归结果如表8的列(3)和列(4)所示。结果表明：在控制公司层面的基本特征差异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回归系数仍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本文主回归结论较为稳健，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会计信息相关性越弱。

(3)多期DID检验

某些遗漏于模型之外的变量可能会同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会计信息相关性产生影响，为了进一步证实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相关性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参照吴非等(2021)、聂兴凯等(2022)的研究，构建多期DID模型(5)来消除企业个体间差异和时间趋势导致的偏误，从而进一步克服模型中内生性问题。模型(5)中Treat用于区分处理组和控制组，若企业在样本期内从未进行过数字化转型，则控制组Treat=0,否则处理组Treat=1；Post用于区分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时间，企业开始数字化转型的年份及之后的年份Post=1，企业开始数字化转型之前的年份Post=0。模型(5)中Controls为表1(变量定义表)中除Year和Ind外其余12个控制变量。对模型进行控制行业、年份的固定效应回归后结果如表8的列(5)和列(6)所示，Treat×Post与会计信息相关性(Y1、Y2)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会降低会计信息相关性。

γi,t=μ0+μ1Treati×Posti,t+μ2Controlsi,t+μ3Yeari,t+ μ4Indi,t+εi,t

(5)

表8 内生性检验结果

4.2 稳健性检验

(1)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回归

会计信息相关性可能存在时序差异，为了避免这种差异带来的影响并且增加结果可信度，借鉴聂兴凯等(2022)的做法，本文在原本固定控制变量、行业、年份的基础上再固定企业个体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9的列(1)和列(2)所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相关性(Y1、Y2)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5和-0.007，并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会降低会计信息相关性，基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2)更换回归样本

企业数字化转型会使得会计信息相关性降低的结论可能会受到样本选择偏差的影响，为此，本文将样本进行进一步筛选，借鉴聂兴凯等(2022)的做法，剔除整个样本期内一直进行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一直未进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样本，以剩下的10032个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9中列(3)和列(4)所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本文结果依旧稳健。

(3)缩减样本区间

2016年中国在G20峰会上首次将数字经济列为重要的创新增长点，我国数字经济进入发展蓬勃期。因此，本文将样本区间缩减为2016-2021年，重新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影响，其回归结果如表9中列(5)和列(6)所示，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回归系数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确实会降低企业会计信息相关性，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表9 稳健性检验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战略背景，以我国2007—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会计信息相关性视角，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会计信息相关性和融资约束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会计信息相关性的中介作用、投资者情绪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会计信息相关性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会计信息相关性越低；(2)企业数字化转型会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来降低会计信息相关性；(3)投资者情绪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关系中具有负向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给我们的启示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时越需要加强对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关注。首先，在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不能一味降低对企业的融资约束，外部约束是规范和发展企业的关键要素。适度融资约束既可以激励企业提高自身实力，也可以约束管理层的过度投资行为，更重要的是，投资者也可以借此来衡量自己的投资决策，从而提高会计信息相关性、保护投资者自身利益。其次，在数字化转型发展过程中要注意投资者情绪的变化，引导投资者对市场保持理性态度，不能盲目乐观。目前我国机构投资者力量较为薄弱，个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会对资本市场产生较大影响，投资者在高涨情绪下容易出现忽视会计信息以及盲从他人的行为，进而出现的非理性投资，形成大量泡沫，影响市场良好有序发展。最后，在通过数字化转型改变企业的商业模式和组织形式的同时要进一步完善会计准则。会计是企业向外界表达自己的语言，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会计需要做出适应数字化时代的转变，把握企业发展的方向，从完善会计准则的角度出发，一方面采取措施将数字时代产生的新要素如平台、流量、数据、风险状况等纳入会计报告中，另一方面需要规避新业务模式下历史成本计量的弊端，让公允价值计量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本文的研究不足之处在于：只探讨了融资约束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会计信息相关性关系中的作用机制，没有进一步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会通过其他影响路径降低会计信息相关性。会计信息相关性与会计信息可靠性之间的平衡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话题，那么企业数字化转型将会对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分析，未来研究中应关注这一问题。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会计信息相关性的负向关系还可能受到许多其他环境因素以及除投资者外其他利益相关者个人特征的影响，这些也有待今后继续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