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朵 武晓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191）

亚·罗·别利亚耶夫（А.Р.Беляев，1884—1942）是苏联时期科幻小说的奠基人之一，有“苏联科幻之父”和“俄罗斯的儒勒·凡尔纳”之称。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科幻小说，著名的科幻小说如《陶威尔教授的头颅》（Голова профессора Доуэля）、《沉船岛》（Остров погибших кораблей）、《水陆两栖人》（Человекамфибия）、《世界主宰》（Властелин мира）、《跃入苍穹》（Прыжок в ничто）、《太空飞船》（Воздушный корабль）、《康爱齐星》（Звезда КЭЦ）和《会飞的人》（Ариэль）等。他的作品在国内外多次再版，并受到了读者们的广泛欢迎。据保守统计，早在1956 年到1959 年，他的作品在苏联的总出版量已超过400 万册[1]。

别利亚耶夫的科幻小说中充满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如果说阿·尼·托尔斯泰（А.Н.Толстой）感兴趣的是科幻小说揭示社会问题的可能性，而弗·阿·奥勃鲁乔夫（В.А.Обручев）则首先将科幻小说视为科学宣传的手段，那么得益于亚·罗·别利亚耶夫，一种科幻问题和社会问题紧密结合、相互补充的新型苏联科幻小说，开始在我们的文学中传播”[2]。苏联著名学者谢·阿·伊万诺夫（С.А.Иванов）也曾指出，苏联科幻文学与西方科幻文学有着根本不同，即前者对国家国情和具体现实的关注要远多于后者。正是苏联科幻小说对社会主题的关注，才赋予了这一文学题材以真实性和强大的艺术力量[3]。别利亚耶夫尤其对科技伦理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主要体现在作家对“科学狂人”伦理失序的批判，对“他者”身份问题和伦理困境的预测，以及对人道主义精神在科学选择中导向作用的肯定三个方面。

一、“科学狂人”带来的个人悲剧与社会悲剧

1818 年，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创作了长篇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又译《科学怪人》），这本书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科幻小说，率先塑造了“科学狂人”的形象——弗兰肯斯坦。弗兰肯斯坦“表征着以生命的创造者自居而滥用生命科学技术的‘科学狂人’，这种滥用带来了严重的科学伦理和生命伦理问题，给人类生存发展带来了严重威胁”[4]。科幻小说自此始终把对科技伦理与生命伦理问题的探讨和担忧作为自己的重要主题。同样地，别利亚耶夫也从个人悲剧和社会悲剧两个方面对“科学狂人”进行了批判。

首先，别利亚耶夫笔下的“科学狂人”一味追求科学理性的巨大创造力量，忽略了创造物的基本生命伦理问题，从而引发了造物者与创造物个人层面的悲剧。

在《陶威尔教授的头颅》中，作家“更下功夫的仍然是展示强烈个人主义所产生的科研道德堕落，展示在经济利益决定一切的社会状态下导师和助手关系的紧张，展示不良社会中反人性罪行的血淋淋的事实”[5]。小说讲述了克尔恩教授为谋取私利名誉，私自复活陶威尔教授、工人托马和酒吧歌女勃丽克的头颅，进行人体复活实验的故事。一方面，克尔恩恩将仇报，盗取了自己的导师陶威尔教授的思想成果，走上了科研道德堕落的道路，最终被名利烧红了眼的克尔恩落得羞愧自尽的下场，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代价。另一方面，克尔恩漠视生命伦理，私自非法购买尸体进行实验，他的实验对象也因自身怪异的生命形态而陷入无尽的肉体折磨和精神痛苦中，在绝望中经历了二次死亡。同样的悲剧还发生在小说《世界主宰》中。德国科学家施蒂涅尔发明了一台可以操纵、奴役他人思想、感情和意志的“思想发射机”，借此盗取银行家的财富和随意操控他人的感情，并妄图称霸世界。故事同样以“科学狂人”施蒂涅尔的失败告终，他最终沦落为一个改名换姓、失去自我身份的“流浪者”，惨淡收场。而小说中被施蒂涅尔的思想射线控制的人们也失去了自我意识，成为被操控的工具，度过了不受自我意识主导的错位人生。

其次，从社会层面上来讲，脱离伦理道德束缚的“科学狂人”从事科学研究，滥用科技成果，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世界主宰》中“科学狂人”施蒂涅尔的科学阴谋不但造成了多人的情感和生活悲剧，而且给社会带来了大范围的动荡不安。此外，《永生粮》中引起巨大精神恐慌的粮食洪流也对人类的科学理性和伦理道德提出了考验。科学家布罗依尔教授发明了一种可以无限生长的食物，用以解决全人类的粮食危机。但由于小镇居民人性贪婪、疯狂追求金钱利益，造成了“永生粮”的泛滥，最终严重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原本平静的海边小镇也开始变得混乱，赌博、杀人事件频频发生，强烈的末世氛围由此在原本平静的海边小镇蔓延开来。永生粮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了人性与精神的考验，滥用科技发明最终给社会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总之，科技伦理是“科技创新活动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思想与行为准则，它规定了科技工作者及其共同体应恪守的价值观念、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5]。从科技工作者的角度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初衷应该是服务和造福人类，但如果科学技术受到名利等外在因素的影响甚至主导，便极易偏离正确的发展轨道、违背自然法规和客观规律，会给个人、社会和全人类带来不利后果和灾难。此外，为减少和避免实验对象的悲剧，必须完善相应的伦理道德规范。当下兴起的克隆技术、基因工程、生命工程等科学活动，以及以人体为实验对象的各类医学临床试验等，都涉及生命伦理问题和人体伦理道德规范问题。可以说，别利亚耶夫早已通过科幻小说多次引导我们对相关的科技伦理问题进行预见和思考。

二、人类与他者的主仆地位与伦理困境

自科幻小说诞生之日起，“他者”形象便深入人心，随后“人造人”“合成人”“异形”等形象反复出现在诸如《莫罗博士的岛》等各类科幻作品中。现今的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克隆人、机器人这些潜在的可能成为异于人类生命形式的异类生命体在科幻小说中早已是典型的幻想题材了[6]。别利亚耶夫同样以丰富的想象力和超前的预见力，塑造了诸如“飞人”“人鱼”“换脸的人”“会说话的头颅”“复活的尸体”等一系列他者形象，预见并思考了他者可能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1.他者的工具性和目的性导致其自身陷入伦理困境；2.他者极大地冲击着人类传统道德规范和伦理体系，从而引发人类对自我地位以及他者生命形式的再认识。

一方面，作为人类科学实验产物的他者自诞生以来就具有极强的目的性和工具性，在人类中心主义难以逾越的大环境下，他者始终难逃被工具化的结局。

别利亚耶夫笔下的“海怪”作为科学实验的产物，从诞生之日起就被人类不自觉地工具化。以朱利达为首的采珠人，为了将“海怪”伊赫江德尔收为己用，多次设陷阱捕捉他。在他们看来，人类与人鱼始终处于一种利用与被利用的主奴关系。而当人类试图利用海怪的能力获取利益、将“他者”工具化而不得时，便开始借助宗教和世俗法庭的力量对海怪进行囚禁和审判。在世俗法庭的审判和宗教势力的审判下，“人鱼”由于自身的工具性和目的性，没能在人类社会找到自身的身份定位，最后只能消失在大海深处，成为人类传统伦理道德的驱逐物。

同时，作家借陶威尔教授之口对人类和他者的身份及关系提出了更为深沉的发问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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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威尔教授的头颅在被复活之后也对自己的存在表示不满和气愤，他毫不掩饰地表达：

失去了身体，我就失去了整个世界，这些物质的东西可以拿起来，可以触摸，同时还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身体，自己本身的存在。啊，光为了能在手里掂一掂一块普通的小鹅卵石的分量，我心甘意乐付出我这畸形的生命！[7]11

于陶威尔教授而言，头颅的复活并不是真的复活，通过医学手段再次复活后的“死人”并未获得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权利和社会身份。头颅移植也没能让托马和勃丽克获得常人一样的生活权利。托马的头颅在对正常人生活的强烈渴望和对农村生活的怀念中渐渐枯竭、死去。获得新身体的勃丽克在出逃后开始用谎言来掩饰自己的新身份，寻求社会身份认同，以求回归正常生活，但最终也以失败告终——先是其谎言被拆穿，接着身体开始腐烂，最后在煎熬中死去。作为科学实验的产物，无论是处于头颅形态的陶威尔教授和托马，还是之后成功复活的勃丽克，都只是克尔恩的实验品，他们的出现从一开始就具有极强的目的性和工具性。与此同时，别利亚耶夫用他们的死亡结束了对器官移植实验中伦理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从中不难看出作家对这一实验的期待性预测和警示性忧虑，科学伦理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才是杜绝这一实验悲剧的关键所在。

另一方面，他者的出现极大地冲击了人类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人类作为新的造物主开始真正成为科学技术的主人。正是人类亲手创造的他者消解了人类自身的主体地位，对人类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伦理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已有的伦理环境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往的家庭伦理关系、社会伦理关系等对于新出现的他者而言已经不再适用。在旧的伦理环境下，他者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行为往往以失败告终。

别利亚耶夫在《水陆两栖人》中塑造了“人鱼”形象。萨列瓦托医生通过医学实验创造了“人鱼”伊赫江德尔，但后者在寻求爱情伦理、家庭身份、社会认同的过程中不断碰壁，最终只能独自远去。伊赫江德尔作为小说中的他者，虽然获得了在海洋中生存的能力，但却失去了在世俗社会生存的权利。“人鱼”成了采珠人口中的“海怪”，被朱利达等人追捕。面对自己喜欢的女孩古蒂艾莱时，伊赫江德尔也由于自己异于常人的外表而不敢与她相认。随后主人公伊赫江德尔便遭受法庭的拘捕，成为世人眼中的怪胎。至此，伊赫江德尔成了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的牺牲品和不被接纳的他者，他在人类社会中的身份寻找以失败而终。

《会飞的人》同样讲述了一个医学技术赋予人类以动物能力的故事。主人公阿里埃尔在一场实验中获得了鸟类的飞行能力。他的外表与常人无异，但他的超能力却引起了宗教界的恐慌和人类世界的追捕，甚至亲人的排斥。在受到科学实验的干预后，阿里埃尔原本的社会身份开始解体，成了异于常人的“他者”：他是尼兹马特老爹眼中毗湿奴的化身，是洛丽塔和沙拉特眼中无所不能的神，是皮尔斯和布朗劳等人眼中的展览品和营利工具，是仆人莫希塔用来讨好主人的稀奇怪物，是“无人保护的飞人”“命运的玩具”和“恶人猎取的对象”。主人公通过医学手段获得了飞行能力，打破了人与鸟的能力界限，但同时这一能力也将主人公与人类区分开来，在他与常人之间立起了一道不可跨越的高墙，成为一个游离于正常人群之外的“他者”。最终，在世俗社会的驱逐下，阿里埃尔乘坐轮船消失在人类世界之外。由此可见，在传统世俗伦理道德的压制下，他者很难走出伦理困境。尤其是随着克隆人、器官移植、AI 技术等的出现，也迫使人类开始审视已有的伦理道德体系。

综上，人体改造对人类传统的伦理规范提出了挑战，这种“他者”的生理属性暗示着传统意义上的“人”的解体。随着一系列“他者”形象的出现，人类的主体地位面临着来自科学技术的挑战，他者的工具性和目的性也导致了自身严重的身份危机和社会认同。因此，在新的科学阶段，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已有的伦理体系和道德规范。

三、人道主义引导正确的科学选择

早在科技发展的初期，别利亚耶夫便已意识到科学选择的重要意义。他的许多名篇都反映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必须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才是幸福，否则就是灾难[9]。在别利亚耶夫看来，科学家身上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保证科研方向正确性的重要因素，正确的科学选择需要以人类的整体利益为导向。在他的作品中，科学家们应当坚持人道主义的精神，以全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做出正确的科学选择。

例如，陶威尔教授有着崇高的科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于他而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永远排在第一位。身残但“坦率、要求严格、富于自信”的陶威尔教授仍用自己的头颅继续思考，为科技进步做出贡献。在明知被克尔恩利用的情况下，陶威尔教授坚持以科技工作先行，他坚定地表明：归根结底，作者的名字有什么意义呢？重要的是让我的思想传布到全世界，在那儿开花结果[7]10-11。他代表了无私奉献、全身心投入科学的科研人员，他们时刻恪守着自己的职业道德，以造福人类和维护正义为己任，以全人类的健康和幸福为出发点，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活动中要有做人的良心，要对自己的科技研究活动有支配能力，确保自己的科技研究成果不会给人类带来灾难”[10]。科学家作为科研活动的主体，必须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和承担社会责任，对自己的科研活动负责，拥有科学良心，承担公民义务。别利亚耶夫塑造了许多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科学家形象，他们对崇高科学理想的追求和对全人类事业的贡献为科学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此外，作家还不吝笔墨地塑造了其他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崇尚人道主义精神的科学家形象。例如，《永生粮》中兢兢业业为人类做贡献的布罗依尔教授，他一辈子都在研究和发明永生粮，以使全人类免于饥饿。当他发明的“面团”被资本家利用，最终泛滥成灾时，他并未作壁上观，而是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为帮助人类克服当前的灾难做出自己的贡献。他从全人类的立场出发，发明面团和消灭面团都是出于造福全人类的崇高科学理想。布罗依尔教授在这一充满人道精神的科学活动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成了“末世”情绪下人类的救世主。作家在这一人物形象身上倾注了自己对科学家高尚品德和崇高理想的希望和寄托。再如，《神奇的眼睛》中基里洛夫秉持踏实严谨的科研精神推进了人类对海底世界的探索脚步。《水陆两栖人》中印第安人把科学家萨列瓦托称为天神、救星，他拯救弱小病残，帮助病人恢复健康、重获新生等。总之，这些具有崇高人道主义精神的科学家们承载了别利亚耶夫对人类科学发展的美好期望和预想，他们在人道主义的指引下做出了正确的科学选择。

由此可见，科学选择作为解决人和科学间问题的关键步骤，需要以人道主义为指引和规范，其中科学家们作为科研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在科学选择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需要对科研人员进行严格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考量。“科技人员在科研活动中涉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时，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并把能否为人类造福作为评价自己科技事件善恶、正邪的最高道德标准”[11]。一个合格的科研工作者不但要有远大的科学理想，还要助力于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以人为本，尊重与关心人类自身，只有以全人类利益为根本开展科学事业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和有益于时代进步的。

四、结语

别利亚耶夫将科技伦理问题摆到读者眼前，讲述了“科学狂人”伦理道德失序造成的个人悲剧和社会灾难，从而引发人们对科技伦理问题的思考和重视。与此同时，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机器人、克隆人等超越传统生理意义上的“人”的出现导致人类主体地位受到来自“他者”的挑战。因而必须在伦理层面重新审视和匡正技术发展的大方向，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人类和他者进行界定，以谋求长远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在不得不进行科学选择的时代里，人道主义精神的指引成为科学选择的重要导向。总之，当下人类正处于科学选择的关键路口，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科技伦理在人类未来发展中的地位。就这一问题的探讨而言，别利亚耶夫的科幻小说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警示意义和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