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俊

（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 学术研究部，福建 福州 350001）

孝道是传统文化的根基，是做人的根本。自先秦时期起,对孝道思想的论述和推崇持续不断。至清代出现了“百善孝为先”的提法，将孝道作为“德”的根本。由此可知孝道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是非常高的。孝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社会伦理道德的核心，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汉代以来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孝道推崇备至。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是中华民族孝道文化的完善时期。明清时期，孝道的道德教化功能逐渐淡化，政治功能加强。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的千叟宴便是历代封建王朝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敬老活动。康熙帝和乾隆帝曾先后各两次邀请全国各地的数千位老寿星来京师共赴御宴。乾隆朝共举行过两次千叟宴，第一次年过60 者3000 余人共聚一堂，第二次列名参席者3056 人。

因此清代千叟宴成为国内学术界对于清代孝老敬老传统和宫廷宴会研究重点关注和探讨的领域。清廷举办的千叟宴堪称豪华，人数多、规模大、场面盛、身份杂、耗费巨。另外，根据学界以往的研究，其政治性也很明显。清廷以举办千叟宴为契机弘扬孝道，推崇孝老爱亲、邻里和睦。在此过程中，千叟宴的各个环节、宴会礼仪、与会人员的挑选安排、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作用、如何充分运用其蕴涵的理念助力现代社会治理都是需要探讨的内容。探讨这些问题，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清代千叟宴的细节内涵，更能加深对其现代启示的理解。《清实录》作为官方史料，对千叟宴的记载比较可信，因此有必要以《清实录》作为主要史料开展相关研究。本文也有志于此。

以往学界对清代千叟宴的研究成果局限于宴会进程、具体环节、举办目的、膳食礼品等,少有专文以千叟宴为切入点，研究传统敬老文化及现代启示。如：以丙辰年千叟宴“御赐养老”银牌为研究对象，兼论康乾盛世的成就影响；将千叟宴作为对象之一，研究清宫膳食典章制度；通过千叟宴研究清代紫禁城灯笼；从千叟宴入手研究清代皇宫酒宴用酒等；研究千叟宴中制作满汉全席的神厨事迹；研究千叟宴与现代良法善治、民主法治的关系等。千叟宴蕴含的孝亲敬老思想和其现实意义的相关研究成果不足。因此，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清代千叟宴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相关史料，解读、探究清代千叟宴的过程细节、蕴涵的思想理念，揭示其对当代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使优秀传统孝老爱亲文化在新时期焕发活力，反映时代特征。

一、千叟宴的进程和朝廷对人员的管控

（一）依据可靠标准制定与宴人员名单

对于与宴人员，最主要的是以年龄为依据。朝廷往往依据年龄和现实情况，规定具体人员。首要是依据年龄制定名单。千叟宴顾名思义，主要为长寿老者举行，能参加千叟宴的老者需要达到一定的年龄标准。但是这个标准不是固定的，乾隆年间的两次千叟宴对与宴老者年龄的限定有所不同。乾隆五十年的千叟宴要求60 岁以上老者可入千叟宴，“原定四品以下官员，年六十五岁以上者，始准入宴。现在人数已增至三千，而官员与兵丁不同。如必六十五岁以上方准入宴，则年过六十之职官不得邀荣者甚多。著加恩，凡在京四品以下，现任、原任各员，年过六十者，俱准其入宴”[1]。乾隆六十年的千叟宴要求70 岁以上老者方可入宴，“惟是前次乙巳，朕寿七旬有五，是以六十岁以上者，俱令与宴。明年朕寿八旬开六，若仍照前次六十以上即准入宴，年齿皆如儿辈，长幼悬殊，转为未协。此次应自七十岁以上准其入宴”[1]。乾隆帝一方面因为自己已是八旬寿星，与六旬老人相差20 多岁，只有以70 岁作为赴宴标准，才符合尊敬老者之意；另一方面，国家长治久安，社会较为稳定，生活水平提高，七旬以上长者群体人数与以往相较增多。老者熊国沛106岁，邱成龙100 岁，邓永纪、王大荣均在90 岁以上。

（二）为与宴人员制定环环相扣的与宴规范

清代朝廷举办的各种宫廷宴筵数以千计，“唯有千叟宴次数最少……但与各种宫廷宴筵相比，千叟宴却是场面最盛、规模最大、准备最久、耗费最巨的宫廷大宴”[2]。乾隆五十年的千叟宴，与宴者更是达到近3000 人。如此大规模、多次举办的千叟宴，必然形成一定惯例，进而升格为宴会规范。

第一步是与宴人员向皇帝行叩礼。叩礼是清廷宴会的重要礼仪。千叟宴的叩礼有严格的规定，每一叩都很有讲究，体现出盛大和庄重。首先奏乐，其次叩拜皇帝、就位进茶，宴会方才开始。宴会结束后，宾客们也还要行三跪九叩礼，以谢皇恩，“届时，上升座中和韶乐作，与宴之王公大臣以下，按班序立，行三跪九叩礼，与乐止，各入坐次……王公大臣以下咸跪领，退至乾清门外，行三跪九叩礼”[1]。

第二步是赐酒（茶）。赐酒（茶）是千叟宴礼节的一部分，由皇帝赐予宾客。能接受皇帝赐酒的宾客需要一定身份地位，基本为高官、与宴人员代表，“上进茶，王公大臣以下行一叩礼，赐王公大臣等茶，咸跪受……一品大臣以上及年届九十以上者，召至御座前。亲赐庖酒，各跪受”[1]。

第三步是作诗。参与者既有帝王，也有王公大臣。一般安排在宴会进餐完毕后，“大臣以下咸受馔毕，行一跪三叩礼，中和韶乐作，礼成，上启座命以千叟宴联句”[1]。皇帝也会同内廷或翰林大臣做千叟宴诗，通常安排在单独的茶宴中，“上御重华宫，召大学士及内廷翰林等茶宴，以千叟宴联句”[1]。所作诗歌专为描述、歌颂千叟宴，乾隆帝也有千叟宴诗流传至今。

第四步是赏赐。千叟宴必不可少的环节是赏赐宾客礼品。宴会尾声，朝廷要耗费大量的资财赏赐赴宴者，这也是它有别于其它筵宴的主要特点之一。为了表示皇恩浩荡，所有与宴者都能得到赏赐，“所有年逾七十以上各兵丁，在入宴人数之外者，著加恩按年岁赏给银牌一面”[1]。受到重视的宾客赏赐更加丰厚，且不一定安排在宴会尾声，包括长寿者代表，“一品大臣以上及年届九十以上者，召至御座前，亲赐庖酒，各跪受”[1]。

二、乾隆年间千叟宴之传统敬老文化表现

（一）中国传统尊老敬老文化的起源发展

中国的尊老敬老文化源远流长，大致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来看，当生产生活方式由采集渔猎转变为种植、养殖后，劳动形式由消耗体力型转变为依靠经验型，经验在生产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年长与经验丰富挂钩，从尊崇经验转变为尊崇有经验的老者，并逐渐形成了尊老敬老的观念。从思想文化发展过程来看，较早宣扬敬老思想的是儒家。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3]他鲜明地提出，孝道必须体现在兼顾抚养和尊敬父母。继而，他又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4]孟子以孔子的思想为根基，将孝和敬老思想提升到社会治理层面，“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4]。此后，经历代传承，孝和敬老思想被不断承接和延续。两汉以孝治天下，把孝道和敬老思想作为治国理论，有利于新秩序的建立和社会稳定。唐代，《论语》《孝经》成为官学学生的必读书目。唐玄宗曾作《孝经注》。宋代至明代，宋明理学将孝和敬老思想发扬光大，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朱熹提出：“孝悌者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5]王守仁提出：“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6]孝道和敬老思想与忠相结合，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至康熙、乾隆年间，基本沿袭由宋明时期的伦理思想以及敬老的孝道观念。

（二）康乾年间千叟宴体现的敬老思想文化

康乾年间清朝已拥有较为稳固的统治基础。帝王励精图治，武功煊赫，崇儒重道，国泰民安。乾隆年间，统治者倍加推崇敬老思想，将封建孝道推向封建社会的顶峰。究其原因，在于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统治基础，因此备受重视。

乾隆年间千叟宴继承了康熙年间千叟宴的敬老和与民同乐宗旨。据《清实录》记载，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帝举行千叟宴，适逢60 大寿。各地官员和民众陆续赴京祝寿，“朕闻各省为祝万寿来京者甚众，其中老人更多，皆非本地人。时届春间，寒热不均，或有水土不服，亦未可知。尔等即传……倘有一二有恙者，即令太医院看治以示朕爱养耆老之至意”[7]。可以看出，康熙帝对祝寿老者的关怀。在4 月19 日举行宴会时，康熙帝明确表示举行宴会旨在敬老和优待与宴老者。他传谕众老者，“今日之宴，朕遣子孙宗室，执爵授饮，分颁食品。尔等与宴时勿得起立，以示朕优待老人至意……帝王之治天下，发政施仁，未尝不以养老尊贤为首务”[7]。他仍不忘借此宣扬敬老思想，“尔等皆是老者，回乡井之间，各晓谕邻里，须先孝悌，倘天下皆知孝悌为重，此诚移风易俗之本、礼乐道德之根”[7]。

乾隆帝举行的两次千叟宴在制定名单时，一如既往地依据年龄制定名单，“原定四品以下官员，年六十五岁以上者，始准入宴……现任、原任各员，年过六十者，俱准其入宴”[1]。在此基础上，他优待外国使臣、蒙古诸部的老者，允许他们一同赴宴，扩大了敬老爱老的范围。《清实录》记载，“准朝鲜国王咨称，遵旨将陪臣年六十以上者，专差进贺”[1]，“著理藩院，查明哲哩木等六盟之蒙古王、贝勒、贝子、公、扎萨克台吉内……明年之年届六十者，造册咨部，入千叟宴”[1]。乾隆六十年的千叟宴调整老人的年龄，要求70 岁以上老者方可入宴。

除此之外，朝廷制定名单时也兼顾现实状况。部分宾客在千叟宴筹备阶段或前往京城参加宴会时，因情况有变，无法参加千叟宴。因此朝廷未将此类宾客列入名单，以示关照。这也是对老者的敬爱。如部分与宴年长官员因公务无法参加，皇帝令其处理紧急公务。清实录中记载了此类案例，“孙士毅于本年封篆以前，应来京豫备入千叟宴……今粤省现在此案，正关紧要；舒常病躯孱弱，恐精神照料不周，或致办理未协；别生事端更属不成事体。著传谕孙士毅不拘行至何处接奉此旨，即驰驿兼程回粤”[1]。又“谕军机大臣曰：萨载、闵鹗元于本年封篆以前，应来京豫备入千叟宴……但思李奉翰现有交办签盘漕船事务，若兼署督篆，即不能分身赴淮，稽查漕务。而江省亦不可无督抚大员，在彼管理地方事件。闵鹗元不必来京，即著兼署两江督篆……不拘何处接奉此旨，即遵照速回本任”[1]。部分宾客因身体有恙，不便来京，皇帝特许其不赴京入宴，另给予其赏赐，以示恩宠。如对李永吉的优待，“副将李永吉感受寒邪，回南后病势日增……年逾七旬，力疾办公，以致精神渐次委顿，殊属可怜可嘉。朕前因未闻其患病，是以降旨特令来京，俾与千叟宴盛典。今该员既属病势沉重，自不必使其勉强跋涉。著加恩，于河道库内赏银五百两以资调养……即令其在任安心医治，俾就速痊。将此传谕李奉翰知之”[1]。

对于与宴的特殊老者，朝廷也会依据身份提供特殊待遇。对重臣和更为年长者，给予更高档次的待遇。重臣和长寿者另行两次叩礼，皇帝给予额外赏赐，“一品大臣以上及年届九十以上者，召至御座前。亲赐卮酒，各跪受，行一叩礼，乐止，赐食，各就坐次跪受，行一叩礼”[1]；高官和长寿者代表能够得到特殊赏赐，包括官爵和酒食，如“所有老民熊国沛，年一百六岁；邱成龙，年一百岁。尤属升平人瑞，俱著加恩赏给六品顶戴。其九十以上老民邓永玘、梁廷裕、闲散觉罗乌库里、步甲文保、舒昌阿、马甲王廷柱、内务府闲散人田起龙、王大荣、俱著赏给七品顶戴，以示引年养老”[1]。皇帝担心高寿老者的身体状况，给予便利，“所有与宴之官员兵民，年在九十以上者，俱准其子孙一人扶掖入宴。其文武大臣年逾七十者，令其自行揣量。如步履稍艰，亦准其子孙一人扶掖入宴，以示朕优待耆年，有加无己之至意”[1]。

为表示对附属国的恩宠，不仅允许其派遣人员参加千叟宴，还大加赞赏并额外给予赏赐，朝鲜国就是典型案例。“兹据礼部奏，准朝鲜国王咨称，遵旨将陪臣年六十以上者，专差进贺，正副使即日登程进京入宴等语。该国王恪守藩封，最称恭顺。接奉前旨，即行遴选耆年，派充贡使，观光与宴。”[1]

而内廷翰林和大学士可以参与皇帝加设的茶宴，陪同皇帝作千叟宴诗，“上御重华宫，召大学士及内廷翰林等茶宴，以千叟宴联句”[1]，“太上皇帝同皇帝御重华宫。召大学士、及内廷翰林等茶宴。以举千叟宴于皇极殿礼成。用柏梁体联句”[1]。虽然，乾隆皇帝热衷办“千叟宴” 有宣扬盛世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的意图，但作为一朝天子要引领天下之人敬老尊老的深意也显露在其中。

三、千叟宴之传统敬老文化对当今社会的启示

（一）千叟宴蕴涵的孝道文化

孝道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类步入文明社会后出于对生命的思考和崇敬产生的思想理念。“生命代代传承是每个物种延续必须的事情，在事物弱小时接受强者的庇佑是每个事物能够发展的必要条件。子女幼小时受家庭父母的庇佑，长大后孝敬赡养父母是最基本的义务，是基于人之为人而产生的基本伦理观念。”[8]清廷举办千叟宴，最直接的作用是满足老人的物质需求。例如与宴饮食，无饥饿之虞；赐给如意、诗刻、朝珠，寿杖、顶戴、养老牌等。更深层次的是满足其精神需求，使其精神得到满足。在封建社会，接受皇帝赐给的礼品、优待、酒食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体现朝廷对老人的关怀与尊敬。千叟宴的诗会则满足了皇帝与老者共庆寿辰的愿望。老者们必然体会到朝廷的温情和尊敬。从常人视角思考，这是对“今之孝者，是谓能养。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9]的实践典范。所以，对待父母不仅要满足其物质需求，更要态度谦和恭敬。“夫孝，德之本也。”[10]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提倡孝老爱亲，倡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孝敬老人，除了物质上的奉养，更要有精神上的关爱，多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心理状态，这才是真心尽孝。多把老人的需要和感受放在心上，并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照顾，他们的生活就会充满温暖。只要每个家庭都能用心敬老，孝老爱亲的好传统就能发扬光大，代代相传。尊老敬老和养老都属于老年伦理学的范畴，都源于宗法制下的家族文化，都有利于家庭和谐。在很多情况下，二者可以互相替代，具有统一性。[11]

（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传统敬老文化的现实应用

随着老年型年龄结构初步形成，中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是当前人口发展面临的重要风险和挑战。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到2100 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01 年到2020 年，我国将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第二阶段从2021 年到2050 年，我国将进入加速老龄化阶段;第三阶段从2051 年到2100 年，我国将处于稳定重度老龄化阶段。2051 年，中国的老年人口的规模将要达到峰值4.37 亿，其规模将稳定在(3～4)亿。[12]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长期处于老龄化社会。[13]在老龄化社会的现实下，老年人养老是家庭和社会关注的重要话题。

因此，让每一位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也是全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首先，需从家庭关怀做起。千叟宴虽是官方举行的宴会，但其中如允许家人扶持赴宴、皇帝给予丰厚赏赐，无一不在努力使老人感到开心快乐。对于普通人，尽管无法参与法律和制度设计，但做到日常孝顺，从实际出发，关爱老人、年迈父母，从身边小事做起，使老人感到舒心快乐是责无旁贷的。其次，明确个体责任。通过重视家庭建设，在家庭中传递尊老敬老观念，培育践行敬老家风，从而带动全社会的敬老风尚，使老人保持自立自强、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享受愉快有意义的老年生活。在此过程中，应当使亲情实现现代化转变。传统孝文化认为孝是自然生发的亲情。其包含了责任和义务关系，不是契约关系和等价交换。而传统社会的家庭等级制和威权不可取，应摒弃过时内容，着眼于真情实感。

基于现实需求，应力推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传统社会的养老问题是在家庭内部解决的，正所谓“养儿防老，积谷防饥”。随着老龄人口不断增加，养老已成为社会性问题，应通过社会化方式解决。在确保家庭养老基本盘的同时，弘扬社会性的尊老、爱老、养老的传统孝文化，创新养老模式。新建养老服务站，提供专业化服务；医疗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融合共建，有效整合人力、设备、技术资源，做到健康、诊疗、保健、养老、照料等功能一体化，提供一条龙服务。有条件的医疗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进行医养融合，引进民营医院或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共同管理社区医养结合体。每一个人应把传统敬老文化与公众联系起来，培养关心他人和社会的意识。我们可以合理借鉴和弘扬传统社会中推己及人的精神，关爱他人、服务社会。

政府和社会还需营造现代社会敬老孝养良好风气和氛围，明确新时代孝亲敬老文化中各个主体的责任定位。如同乾隆年间千叟宴制定相关制度以保证宴会顺利进行以及对与宴老人到位贴心的优待，当前政府在建设养老敬老事业时，要加强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营造良好环境和保障，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推动养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拓展升级发展。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也需要积极践行敬老孝顺文化，开展敬老爱老社会化服务，积极宣传新时代敬老文化理念。借鉴历代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的做法，将敬老文化置于文化建设的整体框架，通过文化建设来影响制度建设。另外，可以吸收传统敬老文化，将现代敬老文化纳入新型村规民约，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三)问道于老，创新老龄化社会治理模式

随着老龄化社会程度不断加深，人口老龄化将成为我国社会的常态，应将社会治理目标的时间跨度划定在未来10 年内，为中长期发展战略做好铺垫。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十四五期间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及时、科学、综合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并把握其中的发展机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面对人口老龄化压力，必须化压力为动力，倒逼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转型升级。全面加强对老龄化的科学认知，宣传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使其深入人心；将新认知、新理念贯穿于应对老龄化的日常工作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缩小城乡、地区间养老服务水平差距，使全体人民有更多、更直接、更现实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首先，政府借助宏观调控手段，提升社会保障能力。从国家战略高度入手，把握战略格局，拓宽行动视野，制定针对性规划、政策，统筹部门间行动，统一规划和部署远景目标。坚持养老战略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发展战略协调推进，突出重点，抓住关键。

其次，社会组织强化服务功能，承担公益养老责任。当好政府助手，为市场化养老产业保驾护航，助力养老服务规范化、标准化，创新服务方式，探索服务规范和标准。同时，利用互联网+养老服务模式及其平台，与企业战略合作，共同实施项目；提供公益性上门服务，改善失能老人生活境遇和品质。

最后，市场配置养老服务资源，发挥有效调节功能。满足老年群体个性化需求，推动银发经济发展。围绕健康、生活服务、旅游等领域，提升产品质量及服务标准，推出契合需求、适合不同层次、价格合理、使用方便的高品质服务和产品。

四、结语

千叟宴是清代国宴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宴人员为60 岁、70 岁以上老者，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成分复杂，参加千叟宴的原因也各不相同，因此有必要探究朝廷对千叟宴与宴人员的管理。本文从清实录入手，认为朝廷对与宴人员的管理虽然复杂，但有规范，与宴人员凭借不同身份享受不同待遇；为与宴人员制定了繁杂的宴会规范，按照现实情况制定与宴人员名单。凭借严格、规范、合理的管理制度，乾隆年间千叟宴得以顺利举行，并成为清代宫廷中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盛宴。其旨在彰显盛世国力昌盛，标榜帝王自我长寿，彰显正统性和儒家孝道，使朝廷提倡的“养老尊贤”“八孝出悌”和优老政策得以落到实处。康熙年间的《圣谕广训》提出“敦孝弟以重人伦”，尊老礼便是“重人伦”的重要部分。康熙、乾隆时代邀请蒙古、回部、朝鲜等地的老者参与，旨在拉拢安抚；赐90 岁以上老者顶戴、鸠杖，目的也是一样。我们应坚持传统孝道和敬老文化相结合，在全社会培养良好的道德意识，提高全民道德素养。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从当前社会现状出发，弘扬传统孝道和敬老文化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建和谐家庭和和谐社会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并借此促进我国各治理主体共同进步，推动社会治理能力和模式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