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瀚斌 王昕彤 上海市发改委

一、引言

金融作为推动现代经济活动的重要动力，日常易受国际政治、市场政策的影响，加之金融活动自身的高风险性，极易引发金融危机，甚至形成经济系统的“多米诺”效应。因此，金融体系的安全、高效、稳健运行对社会经济全局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金融风险也成为学界、业界关注的重要话题。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活动中的风险日趋复杂，特别是以绿色金融为代表的新兴金融活动的兴起，其产品服务与生态环保、气候变化等因素密切相关，致使诸多以往未曾出现的自然环境风险对金融活动产生了难以预测的影响。为此，201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 部委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银发〔2016〕228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在大力发展“绿色信贷”一章中明确指出，“将环境和社会风险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并在资产配置和内部定价中予以充分考虑”；在发展“绿色保险”一章中则提出，“参与环境风险治理体系建设”“研究建立面向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主体的环境风险监控和预警机制，实时开展风险监测，定期开展风险评估”。可见，对于绿色金融发展，国家层面已将“防范绿色金融风险”作为推动绿色金融健康发展的重要工作。但由于绿色金融活动既有金融活动自身规律，又存在环境问题的外部性等特征，其蕴涵的不确定性风险因素更加多元、风险传递机制更加特殊。绿色金融风险形成的原因有哪些？其背后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如何管理这些风险？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索与阐释。

二、金融风险理论研究概述

多年来，学界对金融风险已开展大量研究，形成了丰富完整的理论体系。随着金融市场持续发展，各类创新金融活动层出不穷，风险诱导因素更加复杂、蔓延传导路径各有不同。为了更好阐释绿色金融风险理论，有必要对金融风险理论的相关分类和特点进行分析。

（一）金融风险理论中的分类

根据金融风险的驱动因子、应用场景等因素，学者们总结归纳了金融风险的类型。张金清（2011）认为，金融风险是金融业务对应的金融指标变动引发的预期收益不确定性，并将其依据驱动因素分为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等类别。其中，市场风险是由金融市场变量（如利率、汇率、股价等）的波动引起的资产组合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信用风险是由于借款人或交易对手不能履行合约或履约能力变动而给另一方带来损失的可能性；操作风险是由内部流程、人员、技术和外部事件的不完善或故障引起的收益变化不确定性；流动性风险是流动性不足或过剩引起的未来收益变化的不确定性；各类风险间可能存在相互作用，并随金融业的综合经营加剧跨部门、跨市场传递，甚至形成系统性风险。Minsky（1982）基于“金融脆弱性”假说，对金融场景的信贷产品风险进行了分类，第一类为抵补性借款风险，即企业取得银行借款后，预期现金收入能够满足现金支付，风险等级较低；第二类为企业投机性借款风险，即企业的预期收入总量大于债务总额，但在借款后的一段时间内存在债务敞口，需“借新还旧”，但此时市场条件或与最初借款时不同（如利率、汇率等发生波动），其将承担不确定风险；第三类为“庞氏”借款风险，即将银行的借款用于长期投资项目，短期内入不敷出，长期偿债能力无法通过项目盈利持续，因而需滚动融资且不断增加借款，由此产生的衍生金融风险最大、危害也较大。

（二）金融风险形成的理论机制

1.微观机制：不对称信息与行为金融

金融市场的微观主体在进行相关活动时，资金供需双方存在天然的信息不对称问题。Akerlof（1970）认为，金融风险主要存在于信息不对称中，市场的某一方如具有多于另一方的信息，则可使自身受益而使另一方存在资产减值风险；Stiglitz&Weiss（1981）进一步以信贷市场为例，认为银行因不具备项目的完整信息，无法准确判断潜在风险，只能根据所在行业的平均风险选定利率，这使得低风险项目因成本过高而退出，市场仅剩愿意支付较高成本的高风险项目，产生了资金的“逆向选择”，从而引致系统性金融风险。

金融市场的微观主体还存在投资行为的风险，或者说是非理性决策。Kahneman&Tversky（1979）的前景理论指出，投资者在面临损失时倾向于冒险，而在获得收益时倾向于规避风险。行为金融学领域的研究表明，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受宏观政策、市场波动、财富水平、从众心理，甚至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Shiller，1990；Markowitz，1991；Stern，2007），并具备不同的风险偏好，这导致对不同风格的投资者进行现实资产评估风险判断趋向复杂，进而放大了金融市场中的不确定性。

2.宏观机制：资产价格波动

一旦个体层面的非理性汇集到宏观经济层面，国家金融市场、经济体系将引致更大的波动风险。Fama（1970）提出的有效市场理论指出，绝大多数市场中的投资者会因信息不对称盲目投机，从而破坏市场均衡。有一种解释认为，市场集体行为非理性导致的过度投机足以引起股市过度波动，对资产价格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形成金融风险（Kingleberger & Aliber，2005）。而Wilson &Jones（2002）进一步发现历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当时股票价格暴跌具有高度的趋同性，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存在紧密的时间顺序关系，银行危机发生后往往跟随着货币危机，货币危机又会进一步加剧银行危机（Kaminsky&Reinhart，1999），而资产价格的暴跌多半是银行危机发生的重要前兆。此外，汇率的波动性和利率的市场化机制打破了原有稳定的各种宏观经济变量的均衡关系，加剧了央行宏观调控的复杂性，进而不能对金融波动进行有效的预先防范，从而扩大了风险敞口（Dornbusch，1976）。

梳理学界关于金融风险的理论可知，讨论对象覆盖了微观和宏观层面，从金融活动的不同角度，阐释了风险活动的类别与产生根源，从市场风险到流动性风险，从不对称信息、行为金融到宏观和国际金融环境。丰富且完整的各类金融风险理论，都为绿色金融风险理论的构成奠定了基础。

三、关于绿色金融风险理论的讨论

（一）绿色金融风险的两种类型

绿色金融作为金融体系的新兴分支，其投融资活动主要涉及污染治理、生态修复、节能降碳等公共事业属性。其与以往金融活动最显著的区别在于，传统金融业务通过定价模型形成金融资产的交易，并确定市场认定的资产价格，而绿色金融致力于通过资金和产品的融通，优化自然要素和生态资源的配置，促使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得到有效化解，因此，该类金融活动具有强外部性特征，而这部分外部性尚未有科学的定价模式，造成该类资产的价格难以认定。同时，绿色金融活动主要针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资源利用展开，这意味着该类资金活动与物理自然的关系更为密切，自然环境的各种微小变化均会对绿色金融业务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例如常说的“蝴蝶效应”引起的飓风灾害，而类似气候变化事件一旦放大，便会产生周期性、累积性影响，对全球产业链产生连锁反应。因此，对绿色金融风险的理解既要参考传统意义上的金融风险规律，更须清晰认识到它的自身特点，要知道绿色金融的需求方往往来源于公共部门而非私人部门，绿色金融的收益具有长期性、绿色金融收益与风险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厚尾分布等。因此，绿色金融领域中谈论的风险，既包括自然物理风险作为诱发因素产生的风险，也包括作为金融活动规律可能产生的风险，基于此，可以把绿色金融风险总结为以下两类。

1.第一类风险是金融活动的外部因素风险，即自然环境等要素形成的物理风险传递至金融活动中引发的风险扩散

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危化品爆炸、水污染、生物多样性破坏等自然环境要素的变化，导致金融活动的资产搁浅、沉没甚至完全亏损，从投资项目可能会蔓延至整个经济体系，这是环境问题的外部性所造成的风险问题。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外部性问题是绿色金融活动中必须面对的问题，该类金融活动目的是改善环境质量、治理气候变化、降低自然灾害影响，需要在投资活动中把这些因素进行有效定价，进而将污染治理或节能降碳的成本因素纳入产品、服务和融资的成本中。但这种内部化过程由于产权不清晰或自然因素物理演变的不确定性，造成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或绿色保险等金融活动中，资金所投行业或项目无法保证每个标的物都有稳定的现金回报，这便是绿色金融风险发生的外部性风险。因此，金融机构的环境风险管理主要是分析其物理风险如何转化为金融资产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分析“物理形态”的风险如何转化为金融风险，分析环境风险如何将当前显性的风险转化为长远隐性的风险。为此，可分别设计不同侧重的管理方案，挖掘识别可能转化为金融资产风险的环境风险指标，形成风险传递链条。环境问题引发的金融风险聚焦于拟贷款的企业财务上，如果企业存货中含有大量有毒化学物品或放射性物质，则其变现能力受限，低于其账面价值；如果拟贷款企业或项目存在环境问题而被环保主管部门强令关停并转，则该企业自身的应收账款和票据将会受到严重影响。类似企业专有的特殊设备也会因环保法律法规标准趋严导致需要改造或更新，造成固定资产价值的变动等。这要求金融机构在对企业提供估值、放贷和融资服务时进行环境审计，提炼一系列与金融学相关的配套环境风险指标，如针对绿色信贷，建立风险监测和评估机制，关注影响“不良贷款率”的环境要素；针对绿色债券，关注其所支持项目“杠杆率”“偿付能力”的环境问题；针对绿色基金，则关注资金空转、“洗绿”等指标。

2.第二类风险即金融活动自身规律产生的金融性风险

这类风险是基于一般金融风险规律产生的风险，如常见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中小型银行、地方城市银行、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对象往往是规模较小的企业和项目，项目普遍存在分散、技术含量低、规模小等问题。而节能环保工程周期长，初期几乎没有立竿见影的收益回报，资产估值在于未来收益。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初期投入需要巨额资金，如果未来可以获得地方垃圾补贴费、电费补贴、政府补贴等，则具有稳定的未来收益，这才可以辅助降低其风险程度，使银行能够根据未来收益的稳定性，给予更大规模的资金投资。这对企业实现规模化生产、改变技术被动局面意义重大，同时对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的工作开展具有借鉴意义。金融风险的来源可被更准确地阐释为风险暴露以及影响资产组合未来收益的金融变量的不确定性。传统金融风险主要有内、外部两重风险暴露，内部主要由金融机构的人员、管理、决策、设备等因素造成，形成操作风险、信用风险等；外部主要由金融市场变量如利率、汇率、股价等波动引发，形成市场风险，归根结底是由于金融市场的自身运作产生。同样，《指导意见》明确：绿色金融风险由于从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中产生，自然更多来源于外部因素的触发，包括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或环境污染等物理类因素和节能降碳、循环利用等转型政策的社会类因素。因此，与传统的金融风险相比，绿色金融风险的风险敞口是在进入金融市场前就客观出现，有些甚至是隐藏的或逐渐显现的风险。其中不仅包含了可能受影响的资产组合的资金头寸，还包含了灾害的频率与强度、企业本身的性质及原有落后产业所占的比重、资产的灾害暴露程度等多种因素。当然，金融机构也会由于借贷方或项目的环境风险导致连带法律责任。如美国的《超级基金法》、加拿大的《污染物废弃物管理法》、日本的《土地污染对策法》等都对造成污染的公司的贷款方提出了“连带责任”的要求。这使得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在环境风险的评估和预警方面会格外小心。

（二）绿色金融风险理论阐释

基于前述分析，绿色金融风险的发生具有概率性，在传递过程中具有信息不对称性，在应对过程中会出现不同风险应对的行为特征。由于绿色金融投向聚焦于绿色领域，特别是近几年面对“双碳”目标投向的气候变化领域，其风险的发生传递更具有一定的适应和缓解的特性。我们可以据此构建绿色金融风险的理论。

首先，从绿色金融风险的类别看，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均能有所体现。比如绿色金融的市场风险，超出合理区间的异常资产价格波动是其主要标志，如环境事件冲击造成的利率风险和估值风险、价格可预测性低以及其他因素引发的碳价波动风险，绿色信贷致使的重污染企业债务成本显著上升等。信用风险在绿色金融业务中最为常见，一般由接受绿色资金的企业不能按时向投资者支付本息、损害投资者所致；其中，主观形成的风险尤为突出，包括有能力履行合约的一方利用信息的了解程度采取对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自私行为所带来的风险。例如，在绿色信贷业务中，与借款人相比，商业银行对贷款资金的实际使用场景、项目的绿色潜力、投资项目的操作风险和收益等信息并不是完全了解，而商业银行本身又受到运营成本和事后监管成本等因素的制约，在此类借贷活动中，信息不对称是显著存在的，借款企业便极有可能出现“道德风险”，借贷人隐瞒自身还款能力或拒绝履约（金佳宇、韩立岩，2016）。更进一步，借贷人或在借出资金后改变资金用途，将绿色资金用于非绿色经济活动中，抑或是借款人对借入资金的使用效益不负责任等，这便是绿色金融风险中操作风险的体现。此外，绿色金融产品中也存在流动性风险，如国际碳交易市场起步时间短，缺乏统一的市场体系，且由于碳排放行业、排放主体的性质不同，导致碳金融产品市场流动性风险较传统金融市场流动性风险大；而绿色债券也存在定义、标准、发行规模没有统一的强制性标准的问题。对于发行者来说，在寻找资源和验证绿色债券影响的时候会产生额外成本，市场流动性和投资者需求变化存在风险。

如前所述，绿色金融风险亦具有交叉传导的特性，且较一般的金融业务产品体现得更为突出。绿色金融体系更为脆弱，系统性风险也更易集聚形成。比如，绿色债券的利率异常升高会导致企业履约能力下降，企业违约又容易造成投资者的资产受损和估值下降等。更为重要的是，绿色金融同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环境事件紧密相关，气候变化和自然生态的脆弱性程度是绿色金融体系脆弱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事件等强有力的外生冲击延长并复杂化了金融风险的传导渠道，形成了极为复杂的风险传导网络，跨机构、跨行业、跨市场传导的特性进一步凸显，对股票市场、保险市场、信贷市场，乃至整个经济金融的发展都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马骏、孙天印，2020；许闲等，2021）。

另外，由于绿色金融的背景是事关公共利益的环境问题，需要从宏观层面和最终目标角度分析，对绿色金融风险理论的探讨还应遵循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社会福利理论，这点有异于传统的金融风险理论。正如IPCC的评估报告所指出的：“当气候政策纳入国家发展政策（包括经济的、社会的其他环境因素）时，这些国家的适应和减缓能力将会得到加强。”在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下，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措施。气候变化对供水、粮食安全、人类健康、自然资源保护等一系列重要的发展问题构成了严重威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唯有通过可持续发展才能不断增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同时，绿色金融涉及人类社会生存福利，是未来人类发展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与挑战，对社会公众福利的影响渗透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气候变化带来的湿地减少、碳汇功能的生态服务价值减少等。气候投融资政策也通过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来减少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福利的损失。

（三）绿色金融风险理论中的两个概念

基于上述论述，绿色金融风险可视作是与绿色发展相关的经济金融业务对应的金融指标变动引发的预期收益不确定性，其中，有下列两个概念需要廓清：

1.预期收益

一方面，通常理解的“收益”是买卖金融资产交易价格的差值，针对股票、证券等金融产品。而在此处，基于环境问题的强外部性，绿色金融风险对应的“收益”，不仅限于金融产品本身，还需延拓至社会福利的层面，这意味着风险链的延长和背后可能伴随更为严重的危害。另一方面，预期收益可能是负收益，也可能是正收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超出期望的正收益，很可能是由资源过度投入造成，而这种“过度投入”并非全然对社会有益。例如，大量绿色资金积极投入汽车行业，支持其向电动汽车的生产转型，这一举措有益于减缓尾气排放和污染问题，绿色资金本身能够得到客观的投资收益；但带来“正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对电力的大量需求，电力行业同样是传统意义上的“高碳”重点行业，现阶段的发电方式以火电为主，故对于产业链上游的电力提供者，过度的“电动汽车化”很可能引致大量的废气排放和资源消耗的问题。由此说明，带来预期“正收益”的绿色投资同样可能间接带来负面效应，这也凸显了绿色金融风险的复杂性。

2.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意味着事前不明确各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或不清楚具体以何种结果出现。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极端性环境事件何时发生、以何种类型发生无法预测，其对经济金融的冲击程度、对其的恰当应对措施更是难以预知；产业链中各个层级绿色转型效果很难充分判断，在转型过程中，政策变动与行为主体偏好改变程度亦难以确定，从而导致绿色投融资收益难以预测。这种“不确定性”除了包含传统的资产价格、投资收益的不确定，还包含资源和要素配置的不确定、产业转型的不确定，因而更显严重和复杂。

四、绿色金融风险作用机理分析

（一）绿色金融风险的传导机制

从理论发展看，为将自然环境价值评估引入统一的金融学分析框架，有必要将自然因素赋予价值或价格信号，这便将自然要素的价值转化为了“自然资本”概念。在此语境下的“自然资本”，主要包括区域内环境要素、资源要素、生态要素的总和，这些自然界天然产生的要素，能通过一定的价值转化方式发挥出各种生态和经济功能，以维持自然系统的健康循环和经济的生态化增长，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此时的自然资本显示出了强大的交易价值。程实（2016）认为自然资本具有与金融资本类似的波动性，其非预期波动产生的新风险表现为环境风险，这种环境风险通过自然界传递至社会经济系统，易蔓延扩散造成系统性风险。这一传导过程具体可分解为三个环节：

1.自然风险传递至微观主体运营

自然要素尤其是资源类要素，如矿产、水、石油等要素一旦出现风险，将会直接导致微观主体运营成本的上升，进而传递至供应链下游，抑制部分消费需求。在微观经济层面，如果在社会生产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自然原料要素供给困难，会导致诸多行业运营困难。比如，当水资源短缺时，水力发电、农业灌溉等行业将会受到较严重的影响。另外，由环境风险导致的资源要素稀缺，将进一步推动生产成本上升，导致产品价格高企，造成一定程度的消费需求减少。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如果自然生态功能出现退化，造成文旅、景观、食材等行业受损，将会对地区的经济产业造成较大影响，对地区的就业、税收产生间接影响。另外，当前国际贸易中较为常见的“碳关税”，也是由于自然气候变化使得进口国以保护自然和人类健康为由而制定的低碳进口措施。但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绿色贸易壁垒”是借机实行贸易保护，将会削弱相应行业的国际贸易竞争力，造成行业企业的损失和投资资金的沉没。

2.微观主体出险至金融机构受损

当微观主体（如中小企业）运营困难后，相关资金链可能会遭受重大冲击，随之而来的便可能是大规模信贷违约，进而使银行系统遭受损失。若银行的这些信贷产品又衍生了一系列金融创新业务，其关联的金融资产价格也会随之波动，进而将风险传导至各类金融机构，形成市场性风险。例如，企业对应的股票资产，由于环境风险对固定资产、运营资产或产品服务的突发性冲击，矿山、农林、水电等资源依赖性较强的企业会由于该类风险的冲击，造成企业股价的强烈波动，进而影响估值。大宗资源型商品也会由于环境风险的冲击造成通胀，引发相关债券估值低于预期。在绿色金融活动中，尤其要注意受自然灾害等自然环境风险暴露影响较大的资产，其价格波动后，会直接冲击商业银行业、投资与资产管理业、保险业三类金融机构，将导致大规模赔付风险。前述这些都是由于企业的经营受困引发风险蔓延进而传导至金融系统。

3.金融机构风险放大至宏观经济危机

当上述风险逐级放大和蔓延时，宏观经济体系就易形成较大的危机，尤其当环境风险及其引发的金融机构风险叠加时，极易触发系统性风险。而事关水电燃气、农林粮渔、矿山海洋等资源依赖型行业，一旦出现自然环境风险，并使得这些自然资源稀缺甚至枯竭，将直接导致资源价格高企，并影响经济体系中下游的商品、服务和资产的供需关系，进而对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定性产生影响。例如，2022年夏季干旱灾害造成我国西南江河水量大幅减少，进而对水电产量造成影响，使得“西电东输”的相关省份出现较大用电缺口，造成“电荒”，影响生产生活正常运行。早在2010年，因气候灾害，俄罗斯、乌克兰、澳大利亚和中国等主要小麦产地全面减产，全球小麦价格在2010—2011年间上涨了一倍。作为全球最大的小麦进口国，埃及不堪重负，产生社会动荡。这种由于自然灾害导致的经济社会危机，会损害国家的人均收入和产业稳定。虽然短期自然灾害会对经济产生直接冲击，但是长期的危害在于人均资源消耗的增加，造成一些非再生资源的枯竭，这会对经济体带来更加沉重的打击。

当然，上述环节的描述毕竟基于对现实的抽象和简化，现实中的绿色金融风险还有较大复杂性，不同类型的金融风险往往适用不同的理论，而某种特定的金融风险也并非单一理论所能完全解释，需要在各种相适应的理论结合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联合起来去理解并加以防范和控制，上述三个环节的风险传导过程见图1。

（二）绿色金融风险管理的经济效应

1.“成本—收益”效应

本文在讨论绿色金融风险时，主要是指对项目主体造成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其中，直接损失如绿色债券违约、绿色基金净值下降而导致亏损等，其经济后果对经济主体而言具有直接性；间接损失如银行因其贷款企业违约率高，存在严重信用风险，使潜在存款人对银行信任程度降低，从而导致银行资金来源减少、业务萎缩等。这类损失往往基于一定的预期效应，并非某项经济活动的直接作用结果，而是自然风险长期累积下对经济主体产生的较大负面影响。同时，绿色金融风险也影响着预期收益。由于投资者一般为风险厌恶型，金融风险越大，相应的风险补偿即风险溢价就越大，因而投资者预期收益也越大。对于绿色企业或金融机构而言，若风险未被合理地评估和管控，这意味着投融资将有过高的成本。

但绿色金融风险的管理，其目标不是依靠风险管理“否决”项目，而是应通过环境风险识别和管理降低其风险，使其从不可投资项目转化为可投资项目。通过环境压力测试，将物理尺度的环境风险转化为微观管理的措施。从近五年中国绿色信贷余额以及绿色信贷违约率统计数据分析，我国绿色信贷不良率大大低于银行业的总体不良率，而资产质量和投资回报也不低。正是由于我国银行摸索出了一套基于“成本—收益”原则的“环境风险管理体系”，通过对绿色金融风险的有效识别及合理管理，其重点主要在于降低不良后果的发生概率，增加经济活动收益的稳定性，一方面，能减少直接发生的损失；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吸引更多资金投入并建立合适的预期。相应地，绿色金融风险管理的成本在于额外的信息搜寻、风险评估、持续跟踪管理等所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等。风险管理的精细化程度越高，所需投入的边际成本也越高，而其规避潜在风险带来的边际收益则递减。风险管理的水平需权衡二者后确定。

而就绿色金融风险的特殊性而言，其强外部性特征使得风险管理具有极强的社会意义。环境资源是公共品，全社会都能从良好的环境质量中受益，但带有环境特性的金融产品具有无法被直接衡量的外部效益。一方面，通过绿色金融风险的管理本身能够控制所投资项目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具有较好风险管理的绿色金融项目能够吸引更多资金投入低碳环保产业发展，增加绿色产品的供给，带动社会各行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向绿色发展模式转型，形成改善环境质量的持续性，提升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实现社会福利的增进。

2.“公平—效率”效应

从效率角度而言，绿色金融风险管理通过提高收益的可预期性，发挥金融的资源配置作用，有效引导金融资源更多地从传统产业流向新兴、绿色产业，化解过剩产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减少当前及未来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传统产业如钢铁、煤炭、电力、水泥、石化等，事实上其高速增长期已过；由于对技术要素等的依赖以及成长的放缓，部分行业对经济的贡献度逐渐下降，同时由于缺少环境安全的考虑，这些行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有些行业则成为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然而，传统产业相对成熟，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私人与社会收益相对一致，且短期收益与风险相匹配，若对绿色金融风险没有较好的评估和管理，就易使已经过剩的传统产业继续获得金融资源的支持，从而严重影响经济运行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将资金投入绿色领域，也会因预期风险与实际风险的不一致而造成未预见的损失，同样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增进。

近几年国家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引发国家和市场层面的大量投资，在节能降碳、碳捕捉和利用等领域估计每年需要3—4万亿元的投资，而政府性财政资金只能覆盖其中的15%左右，剩余缺口亟待社会资金来补充。当风险管理不到位、项目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时，社会资本往往会给未来的项目收益设定较高的折现率，银行和其他投资者也往往会对投资收益要求很高的风险溢价，因此导致绿色产业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只有实现了有效的风险管理、确定了水平合适的风险溢价，方能在为金融机构降低自身经营风险的同时拓宽绿色产业的融资渠道，在寻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下，对绿色环保产业予以大力支持或对传统产业进行绿色改造，从而真正实现能源消耗的减少和资源的有效利用，提升经济效率。

从公平角度而言，将绿色金融风险纳入项目的评估考量可视为对环境公共品进行定价，在一定程度上将隐性的外部性收益显性化，对创造正外部性的行为予以价格补偿。由于环境效益一般难以直接体现在经济利益中，具有绿色发展理念的企业可能处于竞争劣势。经济主体注重采取环保措施，如在原材料选择上对供应商提出绿色资质要求、在生产加工过程中进行污染排放处理及通过研发投入发展环境友好型技术和工艺等，必然意味着承担更高成本，但对利润没有直接的增加效果。对此，有效的绿色金融风险管理将能够识别其较低的风险水平，并相应地降低融资中的风险溢价，使绿色企业对环境的贡献通过享受更低融资成本反映出来。同理，对环境效益不作考量的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将面临高昂的融资成本，限制其发展和扩张。这种区分增加了经济收益分配的公平性。

五、绿色金融风险的管理建议

（一）明确风险管理的目标

基于绿色金融活动的公共性，对其风险管理的关键便是明确风控的目标，以目标倒推设计管理手段。比如，通过完善国内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和标准体系，实现标准层面的国际接轨，建立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产品的科学化、精细化服务体系，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起初就能依据统一的标准进行风险识别。同时，将风险管理的目标拓展至服务的全过程，不论是贷款服务还是股债融资，都能跟踪进行风险监测，及时对高风险环节进行管控，降低乃至规避在绿色转型中的不可控风险，特别关注对传统高碳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支持力度，避免转型中出现的一系列产业链、资金链断裂等重大风险，从而使高碳行业既能够保障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又能够促进自身企业运营平稳转型升级。

（二）构建基于自然物理风险的关键指标

绿色金融风险管理，关键在于风险因子的识别，因此，要建立关键风险指标和相关统计数据库，归纳常见自然风险因子类型，对其传递蔓延规律进行总结归纳，形成的关键风险指标将有助于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识别、评估与管理气候相关投融资风险，并提升数据的可比性。形成有推广性的指标体系，可以科学合理地提高绿色金融风险容忍度，引导金融机构分类管理，根据服务客户面临的风险程度强弱，实行分类管理制，提高绿色金融服务精准性。例如，在绿色信贷风险管理中，尝试设计一些自然物理风险演变观察的指标，如气候变化演变、流域水环境演变、飓风演变、土壤沙漠化演变等，为绿色金融风险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再结合项目自身的运营风险进行综合评估，形成风险管理的高效管理。

（三）通过信息披露促进外部性效应透明化

信息披露在绿色金融风险管理中显得尤为重要。企业向社会、公众与金融机构披露环境信息是履行社会责任，满足利益相关方及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的需要。长期来看，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表现越好的企业，其绿色转型中的风险管控越有效，企业发展的可持续性越好；绿色金融信息披露主要是为了便于利益相关方更好地了解项目的风险信息，这也是对投资者负责的表现。在信息披露过程中，投资者、金融机构、项目方能够有效互动，全面、详细地了解资金使用中的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方面的表现，从而对下一步投资决策提供支撑。同时，利益相关方对披露环境信息的要求，反过来也可促进金融机构提升风险认识和管理能力。

（四）将ESG理念融入日常公司治理

ESG 关注企业环境、社会、治理绩效，并从实际操作角度提供了完整统一的框架体系。将ESG理念融入公司治理，构建ESG管理体系，进一步延伸到企业整体经营管理层面，升级公司治理理念，纳入经营管理各个环节、全流程，与业务发展、组织架构、队伍建设、企业文化等深度融合，增强行动自觉。ESG表现好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资本市场青睐，可以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公司日常治理应该将ESG 纳入授信、投资决策全流程，构建全面的ESG风险管理体系，有助于引导企业更加注重短期盈利和长期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平衡，从而有助于从源头治理绿色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