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加

所谓神童，就是指那些智力超常的儿童，是可遇不可求的人才。然而在宋代却涌现出了一大批神童，比较知名的有：王禹偁6岁、孔文仲7岁、蒋堂6岁、黄庭坚7岁会作诗。王曾从小“善为文辞”;苏轼10岁“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叶梦得“嗜学早成”;张孝祥自幼“读书过目不忘，下笔顷刻数千言”;陈傅良儿时为文章，自成一家;等等。特别是江西金溪农家子弟方仲永5岁“未尝识书具”，但能“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更有甚者，神童杨亿“数岁不能言”，却突然吟咏出《登楼》诗：“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为此，宋代在贡举中专门设立了神童举，又叫童子举，经考试得官或赐出身，称为神童。其中宋真宗时的宋纷、晏殊、姜盖、李淑、蔡伯希等，先后中童子科，被赐予同进士或学究出身，而福建蔡伯希年龄最小，仅有3岁，宋真宗还为其赋诗一首：“七闽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

宋代实行童子举后，先后有三百多个神童被推荐参加了童子试，但是中试的很少，不完全统计才30多人。宋孝宗时，礼部在奏疏中说：“本朝童子以文称者，杨亿、宋纷、晏殊、李淑，后皆为贤宰相、名侍从。”然而毕竟像杨亿、晏殊、李淑那样最终成为国家栋梁之才的还是极少数啊。

正是宋代这种童子举制度，催生了人们造神童的热潮。据《文献通考》记载，宋神宗元丰时，置在京小学有“就傅”“初盆”两斋。宋徽宗时办学之风尤甚，政和四年（1114），小学生近千人，尚有继至者分十斋处之。收八岁至十二岁儿童，率以诵经书字多少，差次补内舍、上舍。州县小学参考在京城小学规约办学，其学生皆备餐钱就食在校学习。

因为京城开封的办学条件好，有的家长为了使子弟能够进入好学校学习，不惜拉关系寻门径，甚至采取冒散县户等手段进入在京小学。也有些富裕人家，不惜以重金聘请家庭教师“次教之五经”，以达到取得神童功名的目的。

但如此人工造神，神童质量必定严重下降。对此，宋高宗很清醒：“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盖由昨尝推恩一二童子，故求试者云集，此虽善事，然可以知人主好恶，不可不审也……朕即位以来，童子以诵书推恩多矣，未闻有登科显名者。”所以，对于这些神童，宋高宗一方面限制参加童子试的人数，另一方面对于推荐上来参加考试的神童，采取奖赏后均予以放归原籍。对于童子试的改革，宋高宗从改革考试制度、考试内容著手。要求应试童子除记诵经文，须赋诗、会诵读、理解御制诗文，以考查考生的理解力和遣词造句的作文能力。

神童被筛选出来了，但是离国家有用之才还差得远。久而久之，这些神童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地销声匿迹了。宋朱兴仲在《续归田录》中记载了神童蔡伯希就是一例：“伯希字景蕃，与晏元献（晏殊）俱五六岁，以神童侍仁宗于东宫。元献自幼梗介，蔡最柔媚，每太子过阑高者，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践祚，元献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蔡伯希与晏殊一起中神童，方始三岁，也曾一度被真宗称作“七闽才俊”“三岁奇童”，竟不被大用，甚至沦为太子跟班和垫脚石，相反晏殊却官至宰相。

王安石也曾记述一个神童方仲永的遭遇。方仲永五岁时就会写诗作文，邻居乡亲看了他的诗文“甚为奇之”，并纷纷送钱资助，于是方仲永成了当时的“网红”神童。可是他的父亲不是好好培养孩子，而是拿儿子的天才来谋利，整天带着孩子访亲问友，以获取钱财，不再让他学习。于是渐渐“不称前时之闻”，而终成“泯然众人”，最终沦落乡野，无人问津。

对此，王安石感慨道：“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神童再聪明，如果得不到应有的继续培养和教育，也难成大材。

摘自《北京青年报》2021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