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生活质量是反映美好生活的一个核心指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不丹等国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生活质量指标评价体系。我国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对生活质量进行了大量研究，涌现出一批研究成果。基于这些研究成果，从收入消费水平、居住与生活条件、医疗健康、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社会保障、环境质量7个方面20个指标，用熵值法对中国1990—2019年30年的生活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发现，中国生活质量综合得分不断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互联网普及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汽车普及率等5个指标成为影响过去30年群众生活质量的最主要因素。鉴于此，未来应进一步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关注人们心理健康、增加休闲时间、加大社会保障力度等举措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关键词：生活质量;综合评价;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22）01-0037-11

生活质量是反映生活水平的一个重要综合指标。尽管大家对生活质量的追求存在个体差异，但也有共同的规律和目标，正如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指出的，追求更高的收入水平、更舒适的生活方式和更大的自我实现空间成为人们共同的生活目标。发达国家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制定社会经济政策以及城市规划时，就开始把提高生活质量作为重要的发展内容，80年代以来，改善生活质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首要目标。目前，生活质量在我国已不仅仅是个人关心的事，也成为党和政府的重要施政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生活质量的提升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

一、生活质量内涵辨析

（一）生活质量概念研究的形成与演进

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丰裕社会》中提出“生活质量”这一概念，认为“生活质量”是指人们对生活水平的全面评价，此后这一概念得到了广泛的使用。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国学者对生活质量开展了大量研究，也形成了众多的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美国学者鲍尔编辑出版的《社会指标》等。之后，也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生活质量研究的机构，如1993年成立的国际生活质量研究学会（ISOQOL）、1995年成立的国际生活质量研究协会（ISQOLS），主要开展生活质量、幸福和福祉等方面的研究，并且还设立了《生活质量应用研究》（ARQOL）等期刊，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生活质量内涵的界定

生活质量的内涵非常丰富，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侧重于从物质和精神层面定义生活质量，比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生活质量包括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的内容，自然方面指的是居民生活环境的舒适和舒心，社会方面包括教育、健康卫生、交通、生活服务、社会风尚乃至社会治安等条件的改善。也有学者从生活舒适度和生活满意度的主观感受定义生活质量，他们认为生活质量的高低与物质生活的相关性不是很明显，比如加尔布雷斯认为，生活质量是指人们在生活舒适、便利程度以及精神上所得到的享受或乐趣，坎贝尔也将生活质量定义为生活幸福的总体感觉。

我国学者对生活质量也进行了大量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厉以宁、朱庆芳、郑杭生、何建章等学者，他们对生活质量的内涵都提出过相关定义。总体来看，我国學者与国外学者主流观点基本一致，大体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侧重于从物质条件即生活水平角度理解生活质量;另一类则更注重从个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定义生活质量。何传启认为，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平既有区别又有很大的相关性。前者更加注重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后者主要反映物质财富和生活必需品的享有量。较高的生活质量一般是建立在较高生活水平基础之上的，但生活水平未必与生活质量呈正向关系，较高的生活水平不一定代表较高的生活质量。经济社会越发达，精神生活在生活质量中所占的比重就会越高。

二、国内外生活质量综合评价研究综述

（一）生活质量综合评价的国外研究述评

生活质量的评价研究是生活质量研究的重要方向和内容。国际组织和学者以及我国政府和学者都开展过相关综合评价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这一指数最大的特点是简明扼要，主要针对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进行监测评价，但这些指标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调整。1990年用以反映知识教育水平的“成人识字率”这一指标，随着成人识字率的飞速攀升失去了原有的价值，2010年改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受教育年限”两个指标代替。另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11年提出了与生活质量有密切关系的11个“幸福指数”监测工具来反映对生活条件的整体满意度，包括收入、就业、住房、教育、环境、卫生、健康、社区生活、机构管理、安全、工作与家庭关系等。

美国也制定了相应的美国人类发展指数，主要由出生时预期寿命、3—24岁人口入学率、25岁及以上人口受教育程度、16岁及以上全职和兼职工人的收入中位数等4个指标构成。2012年不丹提出的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它重点突出了人的非物质需求，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评估，包括心理健康、生活水平、时间利用、社区活力、教育、文化多样性、政府治理水平、生态多样性和韧性、医疗等9个领域的指标，这些领域的监测和评价对于提高不丹人民的生活质量起到了有效的政策指导作用。加拿大幸福指数（2016年）从生活水平、健康人口、时间利用、社区活力、民主参与、休闲与文化、生态环境等领域进行了评价。澳大利亚（2010年）提出了国家发展指数，主要涵盖了健康、民生福祉、儿童和年轻人的幸福、工作与生活平衡、经济繁荣、社区生活、创新活力、文化娱乐和休闲、治理与民主、可持续性、公平与人权、生活满意度等12个领域。从美国、不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评价可以看出，医疗健康、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经济活力、政府治理等领域都是各国重点关注的领域，其他方面的指标则会根据各国的特点进行相应调整。

（二）生活质量综合评价的国内研究述评

北京社科院社会发展指标及评价方法课题组1987年在评价首都社会发展指标及评价方法时单独将生活质量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进行评价，主要包括消费总水平、食、衣、住、服务水平和条件、生态环境等6个方面。王云翠、王云松以经济发展和收入消费水平、文化教育、居住与生活条件、健康状况、社会保障、资源环境等6个子体系为基础构建了内蒙古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从个人生活、公共生活、生活环境和生活满意度四大方面构建了153个指标体系，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31个国家进行了评价研究。何传启、刘雷研究了生活质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经验，认为中国人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平均受教育年限、护士比例、PM2.5浓度等指标处于欠发达国家水平。

不仅学术界对生活质量开展研究，我国政府也十分关心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1983年，国家统计局提出了关于社会统计指标的提纲草案，并从1984年起陆续公布社会统计的系列数据。2003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教育部在武汉大学成立了生活质量研究与评价中心，陆续发布了一系列研究成果。2011年，广东省以人民政府名义发布了“幸福广东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就业和收入、教育和文化、医疗卫生和健康、社会保障、消费和住房、公用设施、社会安全、社会服务、权益保障、人居环境等10个领域，也设计了多个主观指标，这些指标后来成为指导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依据。由此可以看出，一旦政府将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作为重要的政策工具和监测依据，其将真正发挥指挥棒的作用。

三、基于熵值法的中国生活质量评价研究

（一）熵值法

熵是一热力学概念，物理学中的热力学熵是指系统无序状态的一种量度。一般认为，信息熵值越高，系统结构越均衡，差异越小，或者变化越慢;反之，信息熵值越低，系统结构越是不均衡，差异越大，或者变化越快。在社会系统的应用中，信息熵在数学含义上等同于热力学熵，主要是指系统状态不确定性程度的度量。在生活质量综合指标体系的测度中，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主要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主观赋权法是一类根据评价者主观上对各指标的重视程度来决定权重的方法，客观赋权法所依据的赋权原始信息来源于客观环境，它根据各指标所提供的信息量来决定指标的权重。本文可以根据熵值大小，也即各项指标值的变异程度，计算出权重，以消除确定权重的人为主观因素。其计算步骤如下：

数据标准化处理：由于各指标的量纲、数量级及指标的正负取向均有差异，需对初始数据做正规化处理。

（二）1990—2019年中国生活质量综合评价

结合国际组织以及国内外学者关于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数研究成果，从反映我国居民的收入消费、居住生活、医疗健康、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社会保障和环境质量等7个方面20个指标构建我国生活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熵值法计算的步骤，对1990—2019年20项指标的600个原始数据进行处理，计算出相应值，以分析中国生活质量综合水平的演变过程（见表1）。表1给出了20项指标的信息熵、冗余度和权重值，从指标的权重排序看，排名前五位的是汽车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这说明在1990—2019年间，这五个指标成为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最主要因子。另外，大学入学率、人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人均国内旅游消费支出、婴儿死亡率、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千人拥有医生数、卫生设施普及率、平均受教育年限等也是影响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指标。安全饮水普及率、森林覆盖率、PM2.5年均浓度等指标权重较小。

图1给出了1990年以来中国生活质量综合测度水平的过程曲线，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居民的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1990—2019年的30年间提高了大约13倍。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0年的1510元提高到2019年的42358元，提高了27倍多;平均受教育年限由4.8年上升到7.9年;互联网普及率实现了突破性发展，到2019年达到61.2%;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不断增加，到2019年達到39.8平方米;汽车普及率也有了飞跃性提升，到2019年达到35.3辆/百户。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率和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这两个事关居民社会保障的指标也有了大幅度提升，这两个指标也成为这30年影响中国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子。

（三）中国生活质量的国际比较

为了将中国生活质量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在这里选取了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婴儿死亡率、千人拥有医生数、大学入学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互联网普及率等指标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和高收入国家进行比较（见表2）。为了具有可比性，这些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和人类发展报告数据库。反映中国经济水平的两个指标人均国民总收入和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均远低于发达国家，2019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不到高收入国家的1/4，约为美国的15.8%，约为德国的21.4%;中国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约为高收入国家的12.7%，说明中国的消费能力还不足。反映中国医疗水平的两个指标，中国的婴儿死亡率高于发达国家，千人拥有医生数低于发达国家，说明中国的医疗条件有待进一步提高。反映受教育程度的大学入学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两个指标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互联网普及率低于高收入国家大约25个百分点，说明中国的信息化程度仍有待提升。

根据现代化理论判断，1990年以来中国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升，已经从生活质量欠发达国家升级为生活质量初等发达国家，但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发展潜力巨大。

四、提高中国生活质量的对策建议

（一）继续加快经济发展，筑牢生活质量的物质基础

经济收入是影响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近3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升，根据世界银行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已经达到10390美元，是1990年的31倍多，这也是我国生活质量综合评价分数不断提高的重要基础（见表2）。然而，这一指标不仅低于世界11553美元的平均水平，更远低于许多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以美、英、德、日为例，2019年美国、英国、日本、德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为65910美元、42130美元、41580美元和48550美元，由此可见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仍很低。从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来看，2019年我国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为3339美元（2010年不变价），而美国2019年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则达到了38594美元（以下均为2010年不变价），是中国的10倍多，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的人均居民消费支出则分别为28020美元、25816美元、23709美元、27024美元，都远高于中国，这说明我国居民在消费支出和消费能力上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因此，未来我国应继续加快经济发展，筑牢生活质量的物质基础。第一，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增速正逐步趋缓，若要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就必须培育新动能。创新将是形成经济新动能的关键，未来要加快推进技术创新，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同时在创新过程中还要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形成一系列创新产品，使这些创新成果成为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和动力源。第二，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其中的关键环节包括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改变原先的粗放式发展道路，努力向专业化精细化高端化发展，同时还要加速要素改革，进一步优化配置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技术要素和资本要素，充分发挥好数据要素改进传统生产技术的作用，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第三，要进一步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释放经济发展的潜力，加快要素改革、产权制度改革，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改革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的活力。未来，只有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真正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迈入更高水平的国家行列，才会进一步扩大经济规模，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物质基础才会进一步巩固。

（二）持续实施健康中国2030战略，建立国家生活质量体系

健康是生活质量最重要的内在基础，没有健康的体魄，生活质量无从谈起。2019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7.3岁，但是我国健康寿命预期却只有68.7岁，这意味着其中有近10年的时间可能是带病度过余年的，因此增加居民的健康预期寿命成为当务之急。2016年，为进一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其中与个人息息相关的就是要合理膳食、控烟限酒、开展健身运动等。同时，为建设健康中国，还提出了“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加快转变健康领域发展方式，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大幅提高健康水平，显著改善健康公平”的战略目标。持续实施健康中国2030战略必将进一步提高全体公民的身体素质，同时，未来也可以借鉴国际标准化组织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制定“国家生活质量议程”，建立国家生活质量体系，主要包括国家生活质量治理和监测体系、个人生活质量体系、公共生活质量体系和生活环境质量体系等，从发展模式上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向生活质量进军”的发展主题。

（三）高度重视心理健康，提高人民生活质量

联合国卫生组织认为，健康不但指没有身体疾患，而且指有完整的生理、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更多地关注身体健康，而对心理健康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与心理疾病的隐蔽性和民众普遍不重视有直接关系。随着我国经济生活的富裕，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开始引起大家的普遍共识，特别是随着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压力的增大，精神疾病更容易出现，比如焦虑、抑郁、神经衰弱、偏头痛等等。因此，高度重视群众的心理健康已经刻不容缓。为此可以从四个方面发力：第一，要加大心理健康的宣传力度，使民众更多地了解精神健康的重要性，并做好一些科普知识的宣传，比如心理不健康会出现哪些症状，如何预防、如何治疗等等，做到无病预防，有病早医。同时，可以将心理健康纳入社会体检项目中，向社会宣传推广心理健康检查，提高人民群众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及时发现问题，并以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第二，大力培养治疗心理疾病的人才，扩大相关高等院校专业招生规模，加强对现有心理健康服务工作者的培训和继续教育，提高心理健康行业人才福利待遇，壮大人才队伍，提高行业人员整体素质。第三，加强对青少年、大学生、公务员、科研人员、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心理问题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力度，加强對抑郁症、焦虑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治疗。第四，健全心理疾病的医护体系，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应规范开展心理健康服务，精神卫生专业机构要提升心理健康服务能力，鼓励引导综合医院开设精神科。

（四）增加休闲活动时间，丰富群众的生活内容

只有具备充足的休闲时间，才能保障居民对个人生活时间的支配能力，也才能使居民彻底解放自己投入到更多的休闲娱乐生活中，生活质量也会由此得以提高。据统计，2017年中国人每天平均休闲时间为2.27小时，深圳、广州、上海、北京等特大城市的居民每天休闲时间更少，分别是1.94、2.04、2.14和2.25小时。相比而言，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国民每天平均休闲时间约为5小时，为中国人的两倍，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居民的休闲时间相对较少。2020年，党中央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中最关键的就要是激发内需潜力，没有充足的休闲活动时间做保证，就很难打通消费环节，因此，未来还应出台政策提高居民休闲活动时间。第一，大力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优化休假安排，激发旅游消费需求，让民众有更多的休闲时间投入到生活中去。第二，进一步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目前由于一些私营企业从成本角度出发，带薪休假制度往往难以落实，未来地方政府可以采取减税降费的方式对实施带薪休假的企业进行补贴，以激励他们更好落实带薪休假制度。第三，进一步丰富人民的生活内容，比如可以进一步加大文化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力度，丰富各类文化休闲娱乐活动，同时要不断完善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等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这些公共服务设施仍需要大力加强，以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质量。

（五）加大社会保障力度，解决群众生活的后顾之忧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解决人们的后顾之忧，可以大大提高群众的生活质量，也能够提高群众对生活的满意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健全，广大农村地区也已逐渐建立起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这意味着我国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基本建立。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所以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在保障水平以及保障范围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未来还应继续加大社会保障力度。第一，从法律层面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虽然我国目前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尚未形成体系，社会保障也缺乏权威性和强制性，所以，应尽快出台《社会保障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完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为社会保障的稳步发展提供有力法律支撑。第二，加大社会保障力度，拓宽社会保障种类，比如在医疗保险中可以增加报销的种类和报销比例，尽量把群众看病贵、医疗费用高的状态控制住，让市民得到实惠。第三，要进一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地区一般是我国收入水平较低的地区，这些地区更需要得到可靠的社会保障，未来应继续完善和提高农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等，彻底解决农村人口的后顾之忧，大力提高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赵彦云，李静萍. 中国生活质量评价、分析和预测[J].管理世界，2000（3）.

[2]加耳布雷斯.丰裕社会[M].徐世平，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3]何传启. 中国现代化报告2019——生活质量现代化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4]URA K， et al.A Short Guide to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Index[R].Thimpu：The Center for Bhutan Studies，2012.

[5]社会发展指标及评价方法课题组. 首都社会发展指标及评价方法[J].社会学研究，1987（4）.

[6]王云翠，王云松. 浅议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内蒙古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分析[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0（18）.

[7]何传启.中国现代化报告2019——生活质量现代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8]何传启，刘雷. 生活质量现代化：世界历史经验及其中国启示[J].理论与现代化，2020（6）.

[9]印发幸福广东指标体系的通知[EB/OL].（2011-10-12）[2021-09-17].http：//www.gd.gov.cn/gkmlpt/content/0/140/post_140125.html#7.

[10]張岩峰，王哲明，杜晓莉.熵权法及其在工业企业经济效益评价中的应用[A]. Well-off Society Strategies and Systems Engineering—Proceedings of the 13th Annual Conference of System Engineering Society of China[C].2004.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Quality of Life in China

ZHAO Xijun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s forward that "people's longing for a better life should always be the goal of struggle". Quality of life is the core indicator of a better life. OECD，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ustralia， Bhutan and other countries， have put forward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quality of life indicators from different angles. As early as the 1980s， Chinese scholars began a lot of research on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a number of rich research results have emerged. Based on these researches，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China's quality of life from 1990 to 2019 with entropy method， which includes 20 indicators from 7 aspects： income and consumption level， housing and living conditions， medical health， culture and education，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social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It is foun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of China's quality of life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in terms of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internet accessibility rate， basic old-age insurance coverage rate，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coverage rate and automobile penetration rate. In view of this， we should further improve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by increasing people's income level， implementing the Healthy China Strategy， paying attention to mental health， increasing leisure time and strengthening social security.

Key words： quality of lif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责任编辑：刘   晖

作者简介：赵西君（1979—），男，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