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到2021年，我也要算一个资深的电影工作者了。这一年，我的新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在宁夏银川拍摄并在全国上映，这是我的第八部电影。作为一个从文学刊物的编辑跨界转行的影视编剧，有八部电影上映，其中还不乏在全国有所反响，如《黑炮事件》《美丽的大脚》《泥鳅也是鱼》等。此外还有十几部电视剧在央视及各大卫视频道播出，我自以为这个跨界转型成绩还是及格的，证明文学编辑完全也能从事其他艺术门类工作。正在此时，我看到了《北京文学》关于编辑部往事的征文，遥想起我的过往，不禁心潮澎湃。

20世纪的1978年，几月我记不得了，应该是冬末初春的一天，我在宁夏银川市的省级文学刊物《朔方》做小说编辑。这一日，彤云密布，黑暗，是那种令人心情不爽的天色，我一个人在小说组偌大的办公室里看稿，其他编辑都因天色早早回家去了，而我不能，我必须坚守工作。我在编辑部里属于小字辈，我由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边疆来这家杂志社就职，还是菜鸟新人，我只有多干活儿。何况我还没结婚，我也无家可回。也正因了我这一份的独自留守，我和我要记述的这个人有了缘分上的交集。

应该是下午了，天色更暗，开始有零星小雪飘落，很冷。我之所以要特别描述一下天气，是想说明这个人当时的处境。有人敲小说组的门，接着一个人披着一身雪花闪了进来。他冻得瑟瑟发抖，穿一件很破的棉袄，拦腰系一根草绳，宁夏人把这叫作草崾子。你完全可以根据这一件棉袄和这一根草崾子把他归到乞丐那一类中。他说他是从银川市远郊南梁农场来的，今天赶大车走了一上午和一中午来市里拉化肥的（或者是拉种子的？我记不清了），顺便来送一篇他刚写的小说。他一直在哆嗦，除了冷，还有业余作者见到编辑的惶恐。

他的小说是写在信签纸上的，信签纸是从农场的小卖部买来的，他当时没有任何门路能搞到那种带格的稿纸。我把他的小说留下，同时记下了他的通信地址，告诉他，我看完后，会跟他联系。然后我请他快回去吧，天越来越黑，他赶车回去还要走几十公里路哩。

他不走，神情期期艾艾的，欲言又止。

最后他鼓起勇气说：“李老师（他特别问了我的名字），您要大米吗？”

他说他的大车上有一袋大米，是今天早上出发时特地放到车上的，他在农场种田只有这个，他想把这袋大米送给我。

我已经不记得我当时是怎么回答他的了。我肯定是回答了他的，我回答的核心意思肯定是我不要，我不是有多高的觉悟，因为我没有结婚没有老婆，我要了他的大米谁来给我做熟呢？我也不会做饭。我的这个回答，后来被文学界的各路人马演绎成了各种版本，其中最为辉煌的是，我豪壮地说：“我不要大米我要人才！”我今天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文学界：我绝没有说过这种话！我不要他的大米纯属是我当时没有一个女人可以给我做熟它。

我没有要他的大米，他很失望，我看出他很失望，他离开我告辞的时候，在暗暗地叹气。大概他以为我不要他的大米，他的小说也完蛋了。

我看着他在冬日飘着雪花的黄昏里蹒跚而去。

他叫张贤亮，几年后蜚声全国文坛的人。他赶着大车来的南梁农场是宁夏的劳改农场，他当时还是劳改犯，还没有被彻底平反。他拿来的这篇小说叫《霜重色愈浓》，这是他自19岁因诗歌《大风歌》被逮捕判刑坐牢23年之后重新拿起笔来写的第一篇作品。我没有要他的大米，但这篇小说我给他发了，发在《朔方》上，哪一期我记不得了，当时的《朔方》还叫《宁夏文艺》。

从这篇小说发端，张贤亮以令我眼晕的速度一发而不可收，他在《朔方》连续发表了四篇小說后，又拿出来一篇，这篇又是我做他的责编，但不是我一个人，是三人，有《朔方》的老编辑路展老师，他现已故去;有我复旦的同班同学杨仁山，他后来调到浙江做了一家出版社的社长，现已退休。张贤亮的这篇小说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这篇后来获全国小说奖，又被电影导演谢晋改编为电影上映全国爆红，这篇小说是《灵与肉》，改编的电影叫《牧马人》。这是我最后一次做张贤亮的小说责编，从《灵与肉》开始，张贤亮和《朔方》的蜜月结束了，从此大火的他开始走向全国，《朔方》再也拿不到他的作品，他开始属于更高级大牌的刊物，如《收获》《当代》《十月》等。有一句话好像说，女人永远也得不到她一手捧起来的男人。张贤亮和我、和《朔方》的文学关系就是这样的。我和《朔方》的同仁们都欢迎张贤亮向着更高远的天地飞翔。

但张贤亮和我、和《朔方》编辑部的其他关系依旧继续，张贤亮和我也成了忘年交，我们无话不说，并且经常相互调侃，亲密无间。张贤亮后来平反也调入了《朔方》，和我成了同事，44岁的他生平第一次结婚，他娶的是《朔方》的女编辑，这位女编辑还是我复旦中文系的同学冯剑华。小冯比我大几岁，是我的大姐。他们结婚的时候，因为发展速度太快，张贤亮刚调来几天就把小冯拿下，文坛都知道老张小说写得好，同时也是撩妹的高手，编辑部同仁便凑了一副对联献给他们，上联是：昨天还是游击队，下联是：今日已成正规军，横批：速战速决。这副对联以及横批就是我一手贴到张贤亮新婚洞房门楣上的。多少年之后，我和张贤亮伉俪还说起此事，我们三人一同大笑。

再后来，张贤亮愈发地火，做了宁夏文联主席，成了我的领导。他见了我自然再不哆嗦，大米之类的话也再不说，同时也因为熟悉和亲密到不分彼此，他开始时不时不客气地拍拍我的脑袋，吩咐我：“李唯，去给我买份羊杂碎来，再买一个饼子！”他喜欢吃羊杂碎就饼子。我便去买。我有时候还调侃他：“贤亮你当初答应要给我的大米呢？拿来！”他不客气地回复我：“滚！”

再再后来，张贤亮殁了。贤亮兄如今已故去七年，兄与我，与《朔方》编辑部的关系，这一页已经彻底掀过去了，但贤亮兄的一颦一笑，我们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常浮现在我的心中。我的身份也从《朔方》的编辑做了编剧，后来还做了《北京文学》的小说作者。这些年，我在《北京文学》发表了四部中篇，两次获得了《北京文学》奖，《北京文学》的编辑们开始哺育我、修正我、拔擢我、奖掖我，他们比我在《朔方》做编辑时做得好，他们是：杨晓升、师力斌、白连春。我感谢他们。

责任编辑 张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