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确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长期以来，从艺术生产层面到城市建设层面，基本都是“锻造”思路，大量的艺术品、设计、建筑、物体、文化事件都像“插件”一样被一下一下地锤击进城市的肌体之中。这也是“点缀式”公共艺术和新类型公共艺术正在做的事情——它们代表了当下公共艺术的主流范式。诚然，“锻造”的背后也有理论支撑，如场所营造理念、社会创新理论等。而城市——人类最重要的生活容器正在遭受的挑战有目共睹。伴随着智慧城市、公园城市和海绵城市等技术维度的研究，人文艺术作为赋能城市发展的力量，也被引申出一种类型：文化城市。而公共艺术与文化城市又具有亲缘关系。往往在谈及如何塑造人文城市或文化城市时，公共艺术是如影随形的。如2020 年《三联生活周刊》发起的三联人文城市奖就不乏雕塑家和公共艺术家的身影。问题在于：已有的表达形态和建设理念是否还适应时代诉求或在假装适用？由于系统背景发生一系列变化，无论公共艺术还是文化城市，它们的组织立意、建设路径、价值愿景和整体范式都需要刷新。

1 背景的演化与系统的嬗变

科技作家Alex Danco 曾提出“创造新世界”的观点，旨在构建新世代的新使命。其立意是：世界正在发生一些变化，数字世界、现实世界、科技世界和文化世界正在复合变化和交叠生长。今天的事情之所以“看不懂”，是因为必须要跳到系统之外和持续用上帝视角俯瞰。这是一个动态的系统性问题，单边行动和线性思维无法克服，因为它太复杂了。就公共艺术来说，“锻造”思维下的公共艺术还在一遍一遍地“打铁”。这个打铁的动作逐渐异化为小圈子的利益和声名游戏。相比于“打铁”，人民更需要“熔炉”。延续“锻造”的逻辑，公共艺术能否衔接、回应新世界？我们无法乐观。

公共艺术越来越倾向表现为与世界建立的“推拉关系”。无论基于“公共空间-艺术”还是“城市-人”或者“外部系统-内在精神”的路径，公共艺术都承担了关键的中间介质的一环。也就是说，当世界需要3.0 的公共艺术时，2.0 的公共艺术看起来非常“呆傻”。大量的低水平重复生产，生态性与延展性普遍不够，精神议题、公共话题、文化引领与社会影响力不够……在今天，具备公共效应的艺术性表达极为珍贵和重要。但公共艺术忘记了它引领社会价值、颠覆固化思维的使命，正在挥霍时代赋予它们的机会。它在创造对话、价值、智识、影响方面完全逊于大众传媒文化并呈投降姿态。

而城市作为人类世界的生存堡垒，在最近发生的几次大危机中承受着深刻的压力。在未来的新世界，城市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还会有“城市”吗？是回到“物质建设的最高水准与社会人文发展的最坏状况”的罗马化城市，还是马克思所称赞的“以哲学、戏剧艺术、雕塑和体育竞技为代表、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本质，……在短短的几个世纪里对自然和人类潜在能力所做的发现超过了古埃及人或苏美尔人在长长几千年中的成就”[1]的希腊化城市呢？

总结了一下艺术系统内外的演变，会发现比较明晰的二元对立局面，例如在系统内部有“硬的构筑-软的体系”“物质/强物质-减物质/弱物质”“人/艺术/空间体验的交互-人/城市/价值体验的交互”等迭代；在系统外部，有“Web2.0 与互联网-Web3.0 与区块链”“碳基空间-硅基空间”“数字囚徒-数字游民”“控制/中心化-反控制/去中心化”“现代职业体系-FIRE 族/人工智能”“文化解域化与拷贝-数字本真性与主体”“特大城市-行星城市/平台城市”等演变（图1）。

图1 艺术系统内外的二元对立

2 何为“酿造”

基于背景的演化和系统的嬗变，公共艺术的“范式转移”成为“刚需”——无论对于公共艺术本体还是外部世界来说。

范式转型（paradigm shift）又称范式转移，是托马斯·库恩 (Thomas Kuhn) 在他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 年）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门科学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实验实践的根本变化。尽管库恩将这个术语的使用限制在自然科学中，范式转移的概念也被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以描述基本模型或事件感知的深刻变化。库恩认为“范式”有两种立意：“在第一个中，‘范式’指的是某个科学共同体成员的共同点，也就是说，共同体成员共享的整个技术、专利和价值观。在第二种意义上，范式是一个整体的单个元素，例如牛顿的原理，它作为一个共同的模型或例子代表了明确的规则，从而定义了一个连贯的调查传统。[2]”

范式转型根植于技术的演变，“就像使用大脑求生的人类超越了身强力壮的猛兽，就像苹果推出的iphone 取代了黑莓和诺基亚，就像新能源智能出行工具和无人驾驶正在取代燃油车，没有发生之前大众往往没有察觉或者认为只是噱头，而一旦发生就产生不可逆的变化，淘汰掉“旧钱旧知识人”[3]。范式转移也包括人心（文化）的转移，社会财富和创作母题会从中不断勃发。科技作者范阳认为下一代跟特斯拉和苹果一样伟大的科技公司可能会从以下3 个主要的技术范式转移中产生：真实世界的人工智能（Real World AI Computing)；合成生物技术崛起，人类社会进入后石油时代（Rise of synbio)；人机交互的变革（Next humanmachine interface)。这3 点分别代表了智能进步的需求、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和人性自洽的需求[3]。

实际上它们都跟艺术和设计产生密切关联。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教授内里·奥克斯曼（Neri Oxman）将技术与生物学相联结，通过材料和方法论的创新，开创了材料生态学领域，呼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设计和建筑方式。建筑、产品和物体都可以像器官一样，可以通过计算“生长”、增材制造和生物增强，创建异构和多功能结构。猪工作室(Swine Studio)发明了气泡；莫里森工作室（Morison Studio）发明了碳纤维风筝；形式幻想工作室（Formafantasma）从产品、空间设计到规划、咨询，用知识研究打通了全链条障碍。无论材料的发明还是方法的发明，都属于知识的发明，也都连接了可持续生态议题[4]。在可见的未来，艺术的表达媒介、诉求、审美、价值观、责任、技术支持和规则发生异化并不奇怪。在《头号玩家》和《银翼杀手2049》等电影中，那些垃圾场、披着一层尘埃的雕塑和灰黄的末世气象似乎是一种深沉的隐喻。

基于外部世界的深刻变化和一些极端紧迫的问题，艺术的公共性表达必须转变范式和表征，在价值引领方面担负起责任。公共艺术要从物质建设、实体生产、凸显型事件为主导的“锻造”思维转变为无界的公共性表达、无形的文化艺术干涉、充分的跨领域混合协同、生长的时间复利赋能为主导的“酿造”思维。

目前来看，主要暂含4 个指向，即以全民美育和赋权大众为特点的教育、以公共艺术立法为代表的制度建设、鼓励跨界先锋和精英极客的实验性表达和知识生产、技术伦理支配下的以元宇宙为代表的虚拟空间和数字艺术。这就实现了从“硬公共艺术”到“软公共艺术”的过渡，与“硬城市”到“软城市”的城市发展转型互成镜像。“软公共艺术”与“软城市”同频共振（“软城市”也可以理解为城市软实力的表征）[5]。

同时，对艺术的公共化生产提出3 点前提要求：减碳、可持续和环保为第一要义，以普惠和对“人心”的改造为核心目标，不应给这个世界带来任何麻烦。

大卫·哈维在《城市危机的起源》中引申了库恩的范式转型理论[6]，认为学术界应该承担起一项任务与使命：建立新世界的构想。这对艺术家尤甚！哈维在《希望的空间》中更是提出了让艺术家承担“社会建筑师”的角色[7]。朗西埃高度认可了当代艺术的颠覆价值和构建能力[8]，在城市哲学研究中我们也看到了诸多研究者对感性力量和想象的力量的重视[9]。这一切都指向了以城市雕塑为代表的传统公共艺术的羸弱与滞后；以参与式社会创新为代表的新型公共艺术也不必沾沾自喜，也已趋向于噱头和“装饰”，没有超越“场所营造”的囹圄。

意大利城市规划专家乔瓦尼·马乔科(Giovanni Maciocco)说：“文化景观的演变是当代公共空间的根基。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发明当代公共空间的景观去延续历史”[10]。如果公共艺术是多维的“中介”，这个中介在今天已经生锈和骨节咔咔作响了。“发明新的公共景观”，无论是为了调和城市还是艺术自洽，都是时代需求。

3 如何“分层”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建设”，代表着从经济型城市化向文化型城市化的重大战略转型。但如果不把文化城市的定义、模式研析清楚，其实践成就难有可持续性，甚至会更加纷繁芜杂。本文提出文化城市的分层构建是基于多种理解逻辑的“分层”：一是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传统分层；二是以布尔迪厄的4 种资本与阶级理论为支撑的身份分层；三是建设逻辑的不同维度等（模式、形态、要素的立意定位）。

文化城市的构建，一方面不依赖传统的城市规划发展模式和协同方式，强调分层培育；另一方面，不依赖单一理念的社会分层理论，而是将不同逻辑、维度的层面打通和连结。

参照第一种逻辑，由于传统的城市转型和城市形态打造都是多部门协同，凝练出一个主题并推进，如创意城市、智慧城市等，不同层面的主导方依然是传统结构，所谓的城市目标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工作主题。“分层构建”的创新之处在于不同层面上人员结构和工作哲学的刷新。文化艺术作为优先目标、优先思维和优先绩效，植入各个分层，使文化艺术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方位地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

第二种逻辑是基于身份阶层的培育和构建，即文化艺术对决策阶层、精英阶层和社会大众的重新教育和充分占领；同时也主张自下而上、自上而下、自中而上和自中而下的深度互动。按照社会分层理论，文化精英属于技术精英范畴，社会影响方面弱于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因此，笔者认为，文化精英和 KOL（关键意见领袖，Key Opinion Leader）属于中间阶层，向上产生辐射，向下产生影响，尤其向下兼容的意义更大，因为 一方面保证精英循环，另一方面通过实打实的落地去改变社会。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说，精英群体要从底层吸收精英才能保持活力[11]。

有趣的是，公共艺术的范式转型正好可以对照、映射、孕育、助益、赋能城市的传统分层。也证明了，公共艺术与城市的天然联姻关系。例如，以公共艺术立法为代表的制度建设推进刷新文化主导的决策层与公共管理层；以美育为特点的社会教育推进艺术普惠、文化惠民、和谐社会和增加文化艺术型市民数量；鼓励跨界先锋个体的实验表达与知识生产能够引领社会创新氛围，能够激发出更多的公共空间和公共性对话；技术哲学支配下的以元宇宙为代表的新型空间能够引领创新业态的挖掘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从精神意涵上，公共艺术与开放城市、平台城市、临时城市、行动城市、软城市相匹配，建立“想象力城市”！

总体上实现“以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为主要生产资料、以服务经济和文化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以人的知识、智慧、想象力、创造力等为主体条件、以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和推动个体全面发展为社会发展目标”[12]。

参照第三种逻辑，文化城市不是文化艺术要素的多寡和属性的强弱，不是与绿色城市、智慧城市并列的一种城市概念，而是更倾向于一种与政治型城市化和经济型城市化相分野的城市化模式和时代趋势。

诚然，最终衡量指标可以落到经济数字。2016 年伦敦的创意产业从业人员为62.3 万人，占所有就业岗位的11.9%，文化创意产业的就业人数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6.9%，到2017 年，每6 个伦敦人就有一个从事文创工作。2017 年，文化创意产业为伦敦经济贡献达470 亿英镑，占全年伦敦经济产值的20%。这个20%可以成为衡量文化城市的一个标准。

无论哪一种逻辑，公共艺术的范式转型都对标和推进文化城市的分层构建，文化城市的塑造又反刍公共艺术的演化。

4 愿景、使命与价值

白酒的酿造过程包含：酒精发酵、淀粉糖化、制曲、原料处理、蒸馏取酒、老熟陈酿、勾兑调味等。这个过程充满了挑选、混合、精微、时间、随机甚至思想和品味。而锻造工艺对此无可奈何。从锻造到酿造就是物理到化学的过程。最终酿出的人文与技术相结合的产品是恒香的甚至是虚空的，它可能只是一种体验、一种方式，而这恰恰是其最大价值。在未来，“去物质化”才是最大的价值趋向和凝聚力，它进一步帮助人类超越肉身，这是机械性锻造所不擅长的。公共艺术全方位倒向文化、制度、教育、数字，实现更深邃、更高维度、更大系统的艺术影响；无回归、不胜利，然后再反哺和疗愈人类的生物性。因此，“酿造”式公共艺术将人的觉醒、个体发展、对具体人的改变放在首位；其次，超越人物和作品，主张“匿名性”；再次，不依赖传统的城市规划发展模式和协同方式，强调分层培育，同时，不过分依赖身份阶层维度的社会分层理论，而是将不同逻辑、维度的层面打通和连结。

如果我们将之理解为一个新体系：以公共艺术本体、公共艺术的范式、文化城市的构建为主要研究抓手；以它们的要素交互、连结互动、范式转移、内卷症结、系统超越等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公共艺术发展困境、艺术化生活方式含真量不够、数字与消费主义对人的异化、城市人文水平凌乱为亟需克服的弊病和研究背景；以艺术生产机制刷新、人类文明繁衍有续为研究价值趋向；以持续的俯瞰视角和问题意识为基本研究姿态；通过批评、反思和大胆构想，创建一个方案或价值目标，输出新鲜活力，推进范式转型，实现系统性超越。

“知识迁移、辩证发展、求真向善、平等多元和宏观审视是对品质和价值倾向的描述。但它们组合在一起就化为一种能力，既是一种基础能力，也是一种稀缺能力”[13]。“范式”意味着舒适区和安全感。范式不会自己裂变，范式转型需要每一个人具备求变的意识和审视周遭的能力。

那么，在理论层面，它能为顶层设计提供理论营养与策略借鉴；拓展公共艺术本体理论，丰富城市发展规划理论；刷新公共艺术批评、城市批评的风气；不同层面的并置、碰撞孕生新知识、新理论，丰富学术话语。在现实层面，它能直接指导公共艺术实践和城市规划实践；为解决艺术过剩和劣质艺术品泛滥问题提供思路；实现最大层面的艺术普惠、文化惠民和公民教育；助益网络文化、都市文化、文化科技和社会生态的风清气正；诊治城市病和“千城一面”，以“文化型城市群”为发展目标，推动城市转型；配合“十四五”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助益文化艺术生产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辅佐推进国家战略。

所有的转型与构建都有风险性和面临“不成熟”的指责，但我们更需要新鲜营养和突破性建议。毕竟，“温水煮青蛙”是水、青蛙和时间的“三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