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洁，张新乐，陈海波

（江苏大学 财经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一、引 言

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重要驱动因素，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口红利消失，粗放式发展呈现的负外部性也愈加明显，经济增速放缓，劳动、资本等要素边际报酬呈降低趋势。因此，在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应注重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均衡发展，缓解粗放式发展所形成的路径依赖问题，促进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配置效率改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1］。随着生产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产业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集聚，由此产生的溢出效应和规模经济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由于经济发达地区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与良好的创业环境，整体收入水平也较高，因此，人口向大中型城市集聚的趋势不可避免。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合理的人口集聚能够显著改善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提升产业生产效率。然而，人口的过度集聚也会使得拥挤效应抵消集聚效应所产生的收益，致使城市经济衰退［2］。自2016年起，针对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区域的战略规划相继推出，区域内部降低要素流动壁垒、提高生产力、带动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3］。其中，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极具带动性与示范性的经济区域，对华东地区和长江经济带的辐射作用极强，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试点区域。那么，对于已拥有高人口经济集聚能力的长三角，应当如何发挥人口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效应，增强地区的经济实力，加快一体化进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背景下，深入探究人口集聚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促进劳动力要素高效集聚，推动城市经济协同发展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对集聚的经济效益有诸多论述，但主要集中于产业集聚，探究人口集聚与经济发展的文献则较少。产业与经济发展离不开个体的创造力，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的发展更依赖于高密度的人口集聚。因此，仅研究产业集聚是不够的，还应从人口集聚的视角探讨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国内外有关人口集聚的经济效益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三种：

一是人口集聚对经济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Braun（1993）指出，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会降低流出地的人口增长速率，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在长期提高地区资本积累的同时，实现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增长，缩小了地区收入差距［4］；杜小敏和陈建宝（2010）指出，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均从整体上提升了中国经济效率［5］；杨东亮和任浩锋（2018）指出，我国人口集聚度在东中西部地区呈依次递减态势，人口集聚显著促进了经济发展［6］；陈乐等（2018）以2005—2013年35个大城市为研究样本，从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中提取了城市建设用地数据，更精准地测算城市人口集聚度，研究表明人口集聚促进了大城市的经济增长，正向影响程度按东中西部城市依次递减［7］。

二是人口集聚对经济发展有负向抑制作用。杨东亮和李朋骜（2019）提出，大城市人口过度集聚会对城市的交通、资源、环境、住房保障和社会秩序产生不利影响，导致城市发展产生诸多问题与矛盾，增加城市压力，中心城市人口过度集聚产生了负向拥挤效应，不利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8］；周玉龙和孙久文（2015）指出，城市人口集聚程度过高会产生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反而会抑制产业结构升级和劳动生产率提高［9］。

三是人口集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呈“倒U”型。Williamson（1965）认为，空间集聚在初期会促进经济效率提升，但集聚达到某一门槛值后，空间集聚会抑制经济增长，即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倒U”型［10］；Brülhart和Sbergami（2009）同样证实了空间聚集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与威廉姆森假说一致［11］；陈心颖（2018）考察了我国各省份人口集聚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人口聚集提升了劳动生产率，这种促进作用在我国地域上呈东中西部递减，但人口聚集过度地区拥挤效应显现，劳动生产率随之降低［12］；李晓阳等（2020）将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水平代理变量，基于长三角地级市面板数据，指出人口集聚对城市经济发展影响呈“倒U”型，在长三角地区只有上海越过了拐点，人口集聚度过高抑制了地区人均GDP的提升［13］。

三、机理机制与研究假设

高质量发展的内核为五大发展理念，研究人口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要从多角度分析人口集聚产生的经济效益。因此，本文通过总结人口集聚对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的影响，提出人口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与作用机制。

（1）创新方面。不同技能劳动者在同一地理空间聚集，通过交流与合作促进区域内知识与技能的传播，营造了良好的创新环境，提升了集聚区域的创新水平［14-15］。对企业而言，人口集聚产生的沟通外部性促进了人际知识溢出，是人口集聚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渠道［16］。人口向大中型城市迁移形成的人口集聚延长了地区人口红利的存续时间，形成人力资本积累，有效提升城市的劳动生产率与经济效率［17］，人力资本红利的形成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但人口集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取决于城市集聚效应与拥挤效应的综合作用［18-19］。因此，人口集聚与地区创新发展之间可能存在“倒U”型关系。

（2）协调方面。人口流失会加剧人口老龄化，抑制人口迁出地的经济增长［20］，但对人口迁入地而言，人口迁移改善了当地年龄结构，为城市化和工业化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提升了当地产业集聚水平，降低了迁入地经济建设成本［21］。人口集聚所引起的人口年龄结构改善与就业结构优化更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而且核心城市人口集聚程度的提升可以有效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8，22］。因此，人口集聚在地区协调发展之间可能存在正向促进作用。

（3）绿色方面。城市人口规模增加时，其消费需求与产业规模不断扩张，闲置资源利用更加充分，集聚效应产生，城市生态效率也随之提升；随着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经济活动所需的资源和能源过度消耗，污染物的排放超过城市的环境承载力，生态效率有逐渐降低的趋势［23］。由于城市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土地财政推动城市人口密度不断上升，城市大气污染物远高于大气环境容量，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也明显下降［24］。因此，人口集聚与地区绿色发展之间可能存在“倒U”型关系。

（4）开放方面。人口规模扩大引起城市劳动参与率提高，有利于企业通过加工贸易实现出口扩张［25］。而且，人口流入有利于当地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但不利于一般贸易出口种类的增加，即人口流入阻碍了当地企业由加工贸易出口向一般贸易出口转型升级［26］。因此，人口集聚与地区开放发展之间可能存在“倒U”型关系。

（5）共享方面。公共服务的差异化供给是影响城市人口集聚的重要因素，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经济发达地区在公共服务设施、交易成本、就业机会以及工作收入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城市人口规模提升与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财政收入相应增加，也有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入民生项目，提升了城市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水平［28］。人口集聚主要表现为人口城市化，城市人口增多，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也随之增大，但民生类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瓦格纳效应，即城市的公共服务无法在短时间内满足其迅速增长的需求［29］。因此，人口集聚与地区共享发展之间可能存在“倒U”型关系。

综上，人口集聚在一定程度范围内发挥规模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进而促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人口过度集聚会产生拥挤效应，增加城市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鉴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人口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倒U”型非线性特征。

人口大规模集聚是新型城镇化的基础，在人口向大中城市不断集聚的进程中，城镇人口比重不断提高、城市土地面积加速扩张、经济活动向外延伸。而本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政府会放宽户籍限制，注重人才引进，加快劳动人口和产业结构向二三产业转移。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地区人口要素的空间集聚加快了城镇化进程，因而城镇化成为人口集聚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6，30］。人口集聚推动了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通过城市内部规模经济，形成人际信息交流，产生知识溢出效应，促进人口与经济活动向城市集聚［31］。人口集聚对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极为重要，城镇化又影响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人口集聚通过提升城镇化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地方政府主导着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财政自主权的提高影响当地政府激励约束机制。一方面，地方政府对所管辖区内信息获取度高，财政分权可以发挥地方自主性，提升公共服务，推进民营经济发展，发挥市场作用，优化资源配置［32］。但财政分权度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劳动力自由流动，会抑制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只有在适度的财政分权水平下，政府间的政绩竞争相对减少，政府才会更注重民生和公共服务，重视人才引进，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与创新水平，提升经济增长质量［33］。另一方面，在政绩考核下，地方政府更倾向于以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且各地政府的财政支出存在模仿效应与竞争效应［34］。在短期内，地方政府兴建基础设施能有效拉动地方财政支出，发挥财政政策乘数效应，实现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向于基建领域，而环保、医疗、教育、科技等领域的财政支出则相对缩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区技术创新，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35］。地方政府获得更多财政自主性后，市县政府间的经济竞争行为会进一步加剧，为防止资源外流，县级政府间市场分割与税收竞争更为严重，阻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不利于地区人才与产业的协同发展［36］。由此，本文提出假设3a、3b。

H3a：财政分权会提升人口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H3b：财政分权会抑制人口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人口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可能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特征，为验证以上研究假设，本文构建人口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影响机制，基本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Hqdi，t为城市i在t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Pai，t为城市i在t期的人口集聚度；Zi，t为城市i在t期代表的一系列控制变量；μi和δi分别表示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考虑人口集聚对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可能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

其中：ρ表示空间自回归系数；W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采用了邻接矩阵进行空间计量模型回归；α0为不随个体特征变化的截距项；αi为各解释变量估计系数；θi为被解释变量空间交互项系数。式（2）包含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空间交互项，为空间杜宾模型（SDM）。

除直接效应外，为考察人口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能存在的作用机制，本文对城镇化是否为两者的中介变量进行实证检验。具体步骤如下：先检验模型（1）中人口集聚Pa对于高质量发展Hqd的系数α1，若α1通过显著性检验，则分别构建Pa对于中介变量城镇化City的线性回归方程，以及Pa与中介变量City对Hqd的回归方程，通过β1、γ1和γ3等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判断中介效应是否存在。此外，考察邻接空间权重矩阵下中介效应是否成立。中介效应回归模型的具体形式设定如下：

除此之外，为考察人口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否可能受到财政分权的影响，在式（1）中加入人口集聚和财政分权的交互项（Pa×Fd），并利用普通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具体形式设定如下：

（二）变量测度及说明

（1）被解释变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Hqd）。通过对国内外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文献进行广泛梳理和归纳，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影响因素，综合考虑城市数据的可获得性，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构建长三角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见表1所列。其中包容性TFP借鉴赵涛等（2020）等［37］的方法，在传统TFP的基础上加入城乡收入差距的非期望产出，使用Hicks-Moorsteen指数测算包容性TFP，资本投入选取2000年为基期，以各城市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省的比重与张军（2004）［38］测算的各省份资本存量相乘来确定城市初期资本存量，并按照10.96%的折旧率进行永续盘存法测算；劳动力投入使用全社会从业人数衡量；期望产出使用平减后的实际GDP表示；非期望产出使用城乡收入比来衡量，并取倒数转化为期望产出。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也选取各市所在省份相对应的平减指数进行平减处理。

表1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

（2）核心解释变量：人口集聚度（Pa）。为了充分反映人口的空间分布，分析人口在各城市的分布集中程度，采用区位熵对人口的空间分布进行测度。本文参考王国霞和秦志琴（2013）［39］对人口集中度的测度方法，用人口地理集中度衡量人口集聚程度，其集聚度随数值的增大而提高。计算公式为：

其中：Pait表示t年i地区人口地理集中度；Popit和Acrit分别表示地区i第t年年末常住总人口和土地面积；Popt和Acrt分别表示第t年年末长三角41个城市常住总人口和土地面积。

（3）中介变量：城镇化水平（City）。使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来表示，即城镇常住人口与地区总人口数之比。

（4）调节变量：财政分权度（Fd）。使用财政预算内收入与财政预算内支出的比值来表示，即财政自有收支比。

（5）控制变量。政府干预程度（Gov），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来表示；金融发展水平（Fin），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来表示；信息化水平（Tel），用每千万人电话用户数来表示；对外开放程度（Open），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来表示。

（三）数据来源和统计性描述

本文以2007—2019年长三角地区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的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为样本，共533个面板观测值，对缺失值使用插值法进行数据补漏。上述数据来源于2007—200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所列。

表2 变量统计性描述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3汇报了式（1）的估计结果，（1）—（3）列为使用最小二乘法（OLS）的回归结果，（4）—（6）列为使用双向固定效应（FE）的回归结果，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估计系数呈现一致的符号方向与显著性，FE估计方法较OLS估计方法的拟合优度有很大提升。具体来看：模型1和模型4的核心解释变量Pa的估计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模型2和模型5加入了Pa的二次项，一次项系数仍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模型3和模型6加入了控制变量，一次项系数仍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加入二次项和控制变量后，模型的拟合优度也逐步提高。上述结果表明，人口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H1得到初步验证。因此，可依据人口集聚一次项和二次项的估计系数，计算临界值。根据模型6，可得临界值为3.278，此时人口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若人口集聚度低于该值时，则其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表现为“倒U”型曲线的左侧上升阶段，即人口集聚度增加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若人口集聚度越过该临界值后，则其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表现为“倒U”型曲线的右侧下降阶段，即人口集聚度增加会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长三角城市人口集聚数据，人口集聚度均值为1.153，大部分城市人口集聚度处于较低水平，各城市人口集聚度随时间变化趋势不尽相同，部分城市呈上升态势，如上海、南京、苏州；部分城市保持稳定，如镇江、黄山、湖州；部分城市呈下降态势，如宿迁、衢州、安庆。在41个城市中，只有上海越过了拐点，这是由于上海经济更发达，在交通基础、公共服务设施、交易成本、就业创业机会以及工作收入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对外来人口具有强大拉力，使得人口不断向上海集中，提高了上海市的人口集聚度，但人口过度集聚又导致城市产生拥挤效应，造成房价过高、交通堵塞、生活成本提升、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诸多社会经济问题，进而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模型6中，各城市政府干预程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表明政府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并不能有效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发展水平、信息化水平都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呈正相关关系，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建立有效完善的金融市场、提升资金分配效率、降低市场风险、加强人际信息交流，均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程度系数值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过度依赖国际贸易并不能有效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而忽略了国内强大的内需，易形成技术依赖，不利于地区创新。

表3 人口集聚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基准回归结果

（二）空间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在进行空间计量模型验证前，本文先对被解释变量即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见表4所列。在邻接空间权重矩阵下，2007—2019年长三角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全局莫兰指数均为正，且至少在10%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性，表明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是孤立存在的，即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

表4 2007—2019年全局Moran‘s I指数

图1为邻接矩阵下2007年和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局部莫兰散点图，从图中可看出，Moran‘sI指数为正且大部分城市集中于一三象限，即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区域，表明长三角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正向的空间关联性。

图1 长三角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局部Moran‘s I散点图

对于空间模型选择的问题，本文使用LM检验进行模型选取，由表5可知，LM-Lag和LM-Error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明变量间存在空间效应，即OLS是有偏的，且Robust LM-Lag和Robust LM-Error两个统计量也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明空间杜宾模型（SDM）优于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因此，本文使用空间杜宾模型。

表5 空间计量模型模型检验

表6为双向固定效应静态空间计量模型，为确定模型估计的稳健性，列出SDM、SAR、SEM模型估计结果，空间自回归系数和空间误差系数均显著为正，即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表明人口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空间趋同性与依赖性，邻地人口集聚度较高时，本地人口集聚度也会提升，邻地经济高质量发展呈较高水平时，本地经济发展质量也较高。人口集聚对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显著的“倒U”型特征，SDM模型计算出的拐点值为3.139，较普通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拐点值略低，但结论依然成立，且控制变量的显著性与影响方向也与普通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增强了各变量参数估计的稳健性，H1得到了验证。

表6 人口集聚影响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模型回归结果

（三）中介效应分析

前文使用普通面板和空间面板模型已经证实了人口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倒U”型影响，并从城镇化视角，分析了人口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为验证该机制，下文使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见表7所列。当不考虑空间效应时，模型1中人口集聚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证实了人口集聚对城镇化存在“倒U”型影响，模型2的估计系数γ1为0.10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低于基准回归模型中的估计系数α1，且γ3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了城镇化是人口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考虑空间效应后，上述回归系数与显著性也基本保持一致，表明本文研究结论稳健，H2得到验证。

表7 人口集聚影响高质量发展的中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四）调节效应分析

考虑人口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会受到财政分权的影响，为检验人口集聚与财政分权的交互影响，使用普通固定效应与空间面板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见表8所列。在不考虑空间效应下，人口集聚与财政分权交互项系数符号为负，但不显著，而在考虑空间效应后，呈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财政分权的提高，反而抑制了人口集聚对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故H3a不成立，H3b得到验证。

表8 人口集聚影响高质量发展的调节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续表8

（五）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确保上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替换了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法，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使用平减后的人均GDP并取对数来表示，并使用静态面板与邻接矩阵下的空间计量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9所列。不论是基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还是调节效应模型，核心变量估计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均未发生较大变化，进一步印证了上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表9 稳健性检验结果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立足长三角地区集聚效应和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基于2007—2019年长三角地区苏浙沪皖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使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多维度检验了人口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得出如下结论：①人口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特征，即伴随着人口集聚度的提升，其对经济发展质量呈现先升后降的影响，不论是否考虑空间效应，这种非线性关系都存在，而且在长三角不同城市存在异质性，除上海外，其余40个地级市均未达到“倒U”型曲线的拐点值，即长三角地区只有上海人口集聚过度产生了拥挤效应，不利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②人口集聚可以发挥城镇化效应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③财政分权的存在显著抑制了人口集聚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④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具有空间趋同性与空间依赖性的现实依据下，邻地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也会提升本地高质量发展水平。

根据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重视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推进落实区域一体化建设，加强地区间人才共享、信息共享、技术交流，提升交通网络便捷度和市场化水平，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集聚质量的提升，根据城市要素禀赋与发展模式实行差异化的产业发展战略与人才布局，形成各城市分工互补格局，实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共进。其次，制定适宜的人口调控政策，因城施策，充分发挥人口集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对于人口集聚过高而产生拥挤效应的上海市，要实行适当的人口政策，减缓人口集聚速度，可将人口向吸纳能力较强的非支柱型产业的周边城市疏解，一方面，可以减少本地人口过度集聚所引致的效率损失；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周边城市承接大城市的产业转移，加快经济转型，充分发挥人口集聚效应，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再次，加快中小城市建设，一方面，要加大人才补贴力度，吸引人才流入，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和养老、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增加就业机会，提升城市活力，推进城市治理水平，构架大小城市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另一方面，中小城市公共服务的改善将激励农业转移人口的就地城镇化，避免中小城市人口过度流失而空心化，同时要推进新农村建设，提升基层制度创新动力，实现乡村振兴，建立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充分发挥人口集聚的城镇化效应，有助于建立新型智慧城市，形成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城市化格局，由过去片面的城市规模扩张转变为以提升城市文化、品质与服务为重点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最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各省级政府要充分发挥总体宏观调控功能，防止地方政府盲目举债建设形象和政绩工程，缓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提升地方政府自有财政收支比重，促使地方政府财政开支更加合理化，进而缓解财政分权对于人口集聚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建立完善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更好发挥政府弥补市场配置资源的纠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