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理念厚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高度契合现代政治的文明与理念，在引经据典中展现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品格。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理念包含了以“民为邦本”与“正己修身”为旨归的价值品格、以“德法合治”与“选吏用人”为合力的实践品格、以“改易更化”与“居安思危”为辩证的精神品格、以“亲仁善邻”与“天下大同”为大道的民族品格。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理念中的四重文化思想品格蕴含着文化自觉的精神基因，彰显了融汇古今的政治哲学智慧，其内生性与超越性为中国与世界文明贡献了崭新成果。

关键词：治国理政;文化自觉;精神基因;思想品格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22）01-0004-09

作者简介：李雪（1994-），女，河南安阳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国史。出于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家们就治乱兴衰、治国理政进行了大量理论探索，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在千百年发展中除旧布新，深刻影响着当代治国理政观念，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文化品格。这些传统文化品格代表了思想文化的基本素质和内在底蕴，决定了思想观念回应人生处境的模式。习近平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1]习近平在阐述治国理政思想理念时常常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这些观点、命题、格言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品格的精髓，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和新时代超越。

一、以“民为邦本”与“正己修身”为旨归的价值品格

（一）“民为邦本”——“以人民为中心”的终极旨归

自家国天下观出现以来，“民”就成了为政之本，“德为善政，政在养民”[2]始终是中国古代恒久不变的主题。“民惟邦本，本固邦宁”[3]最早见于传世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中，是中国民本观的雏形。先秦诸子在处理政与民时阐释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4]，是谓立政之先虑民。儒家作为中国政治哲学的核心，反对“苛政猛于虎”，呼吁“仁政为民”。孟子劝谏梁惠王时指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5]，是谓行王道方得民心安天下。唐太宗著名的“君舟民水”比喻表明了与民关系如何决定了国家是否稳定。汉唐时期对民本观的系统总结和治国实践造就了这一时期的盛世之象。明代政治家张居正指出“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6]329，后來习近平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将其转化为“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决心。从传统民本观升华而来的清末“新民本”观在中西交融下试图超越王朝兴衰的君臣之义，为寻找制度新口，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思想先锋突破传统为君、治民、人治的民本界限，将传统民本观带入了新境界。可见，中国民本观在历朝历代演进中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观念，其中“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品格表明与民关系和为民思想成为衡量治国理政成效的标准。

为何为民？习近平引用“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7]的以民为镜论，认为人民群众是对照治理成效的一面镜子。自建党之日起，共产党就一直在阐释为什么人的问题，从“为人民服务”到“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到“以人为本”，再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民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所托。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理念中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体现在人民立场上：关于党的基本立场，他在一系列重要论述中讲“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8];关于党的执政要义他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9]阐发民心关乎国之胜败的重要意义;关于党的责任使命，他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10][11]189的豪迈之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为民情怀和执政胸怀。

如何为民？习近平用“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12]的“枝叶为民”强调事关百姓冷暖安危的琐事都应关注;用“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13]的“毫末之利”阐释事关人民利益的一枝一叶都是大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一表述以人民的向往为行动指南，救人民所困，满人民所需，造人民之福，利人民之便，以人为尺度，以现实的人为目的，以为人民谋福利为事业，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责任担当、为民爱民的深情表达。

为民如何？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理念的归宿不是抽象和虚幻的，知行合一既是传统文化精髓也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哲学品格。美好生活的深刻意涵是：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一方面，“更好”是为民如何的尺度，他用“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14]指出任何伟大事业的实现都应如累土般慎终如始，这里充满着对少多、小大、始终、成败的辩证思考。另一方面，“更满足”是为民如何的标准，在2016年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把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这成为“民感如何”的新定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七亿多人口彻底摆脱贫困，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推进中随时随地聆听人民呼声、响应人民期待，在经济平稳发展、人民平等参与、文化繁荣多样、社会公平正义、生态环境美丽上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使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学有所教、住有所居、劳有所获的改革开放红利真正普惠人民。

为何为民、如何为民、为民如何，三者有机统一，体现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理念中执政观、价值观与民本观的统一，“民为邦本”的传统思想品格成为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理念的终极旨归。

（二）“正己修身”——“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内在旨归

“正己修身”是中华文化中独树一帜的价值追求，是成就人生、延续民族血脉、促进民族振兴的精神特质和品格。“修身”以为“正己”，最早见于《墨子·非儒》：“远施周偏，近以修身。”[15]儒家认为，“修身”与“为民”同道，共同构成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以达到“安民”之旨归，即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6]。到了西汉，修身不仅成为知识分子而且成为执政者的必行之道，在对前人思想丰富发展基础上拓展为更系统全面的“修身观”，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7]704。可见，中国传统修身观包含或是近身、中承、远施的三境界，或是个人、社会、国家的三层次，体现为个人自身的道德准则、对社会的责任目标和对国家的民族担当。个人德行修养关乎家国命运，正己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起点，这也符合传统义利观、取舍观、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在习近平治国理政的论述中，他始终把严以律己作为提升国民素养和塑造党员党性的基本价值，为“打铁还需自身硬”寻求内在旨归。

为何修？习近平引用“从善如登，从恶如崩”[18]，在相对性上强调内心自律的重要性，节制之难和颓废之易是人生常态，无论个人还是干部，必须坚持“三省吾身”，以“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19][20]417的意识，上对照明察不弃正己微末、不舍修身寸心;下守住底线管住欲望，敬权、慎独、谨行、择友。“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以严修身严用权严律己警示党员干部做人乃做官之前提，修身乃为政之基础，人的修为尺度决定了官的作为程度。习近平用“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21]警示党员干部切莫以不知足的贪欲之心一失足成千古恨，告诫手持公权的党员干部应反躬自省，提高自控自觉能力，防止坠入贪欲的深渊。

如何修？在认识论上，习近平以明镜之比引用“观于明镜，则瑕疵不滞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22]，指出自我批评和他人批评是修身的双重武器，这种武器可以在对照先进中时时拂拭言行、日日扫除杂草达修身之效。他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23]，为政者修德如不存有更高的道德追求，就难以保有正己修身的内在动力，正所谓“高比所以广德也，下比所以狭行也”[24]。在方法论上，他阐明了修身的方法，“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25]，从内心深处“存敬畏”，在行动中“握戒尺”，自设政治红线，自筑经济高墙，常修善修，坚守心中的一方净土，以“打铁还需自身硬”的个人修养，做到个人廉洁与工作廉政，以达激浊扬清、内圣外王的修身之效。

修如何？“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家国情怀是个人修身最高境界。习近平曾言“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是他最执着的坚守。他指出，人的品格应如竹子的品格般“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26]，鼓励青年要修得为事业“历百折”，为理想“犹未悔”的坚韧风骨。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27]这一重要论述充分表明了共产党人必须养成为政以德和自我革命的内在价值品格，强调了以上率下的辐射效应在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28]反映了他对学无止境而修也无止境的重视，他指出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高雅品质是个人修身独特精神境界，更赋予人生失意和挫折之时的豁达之气。

为何修、如何修、修如何三者有机统一，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理念中对“正己修身”的关注，为党员干部修身立德给予了生动标注。“正己修身”也为新时代的自我革命指明了方向，是“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內在旨归。

二、以“德法合治”与“治党治吏”为合力的实践品格

（一）“德法合治”——国无德不兴、国无法不成的治国实践

德治与法治历来相伴相生，自周而始的“明德慎罚”[29]既提倡敬德又主张刑罚适中;儒家主张的“仁政以德”治国之举和法家崇尚的“唯法而治”治国之术皆是对治国天下的思维凝结;汉初以致延续深远的“德法相济”“德法并重”思想，都体现出德治与法治的“合和观”是治国理政的实践智慧。

国无德不兴，那么为何立德？“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30]，国之四维承载着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精神价值。习近平在2011年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指出，德是评价是非、真假、公私、实虚关系的尺度。历史已反复证明，治国独以威势而不长久，长治久安的内在驱动力建立在价值认同支撑下的道德原则之上，道德价值体系能够关照人的情感流露和人格需要，安顿人际关系和民心，支撑国家政治制度的规范。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寄托着上下求索的信念，承载着每个人的愿景[20]169，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中国人的血液，道德观的传承和树立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和国家情感归属的精神纽带。

立何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31]，这是立德的最高境界。习近平指出，人有人之道德，“重莫如国，栋莫如德”[32];官有官德，“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33]1055[34]，最基本的官德就是廉洁、慎权、勤政;国有政德，“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35]。2018年3月，习近平在全国人大代表一次会议会见重庆代表团时指出，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党的干部在公权与私利间应一心为公，处处为公;在公益与私利间，应公私分明、先公后私，政德之要就在去私心、行公义。

如何立德？在方法上，习近平在《做人与做官》中引用“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36][37]223来阐释经典官德，即不慕名利，将崇德立德放在职位和政绩之上;在认识上，“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37]207[38]才能摆脱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在行动上，告诫“诚于中者，形于外”[17]874，言语处处粉饰得再好也终将暴露其劣行劣德。因此，为官者必须慎独修德、言行一致。

法者，治之端也，作为最为重要的现代治理模式，法治精神已经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法治虽然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成果，但以严刑峻法起家的法家为现代法治观的确立提供了沃土。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标志，开启了依法治国的新征程。习近平强调，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

为何立法？习近平指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39]，奉法立法是国家贫弱强盛的铜表，法的精神不是矗立在石板上的刻度，是标记在全民心中的信仰，立法司法执法的公正严明、已定必行才能使法成为“穹隆顶上不可动摇的拱心石”[40]。习近平进一步指出：“道私者乱，道法者治。”[41]这一治一乱鲜明对比意在表明，国无法不成，党无法不明，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并行才能达到善治之效。

立何法？法治权威之一原则，即善法之治。习近平特别引用“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42]来强调法的类型之差，恶法非法，唯善法可行。善法必须是凝结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意志的、符合具体国情的、体现正义价值的法，要守好善法的生命线。正如习近平所引用的，“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43]立善法，全体社会成员才会成为法的拥护者、捍卫者、执行者。

如何立法？法治权威的之二原则，即法律至上;之三原则，即平等公正。将其凝结即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另外，习近平对此也指出：“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6]535可见，立法的持久生命力在于实行，他引用王符的“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44]，指出法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面对知易行难的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现状，习近平强调知行合一的重要意义，唯有以“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45]的决心和勇气才能使法治成为全民信仰。

习近平强调：“法安天下，德润人心。”[46]德治为法治提供了伦理滋养，法治为德治支撑了秩序保障。社会实践无不昭示着这样的规律，德法合治，社会稳定、政治太平，德法离散，秩序动荡、乱象丛生。可以说，习近平“德法合治”的理论将其治国理政理念推上了新高度，成为治国理政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消弭了传统德治中人治的内在矛盾，达到了现代政治理论与实践的理想状态。

（二）“选官用人”——群贤毕至、清正廉明的治国实践

天下之治在人才，治国之先在治吏，选官用人与治国治吏是内在统一的。无论是在传统治国还是现代治国治党实践中，如何选官且选好官，是国家事业成败的关键。《吕氏春秋》就曾强调任贤使能的重要性并把它上升到关系国家存亡、天下安危的高度来认识：“身安国定天下治，必贤人。”[47]

选什么官？用什么人？习近平曾引用“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48]，指出德才兼备的人才是选贤任能的标准。他在兰考县考察时讲到“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49]684，优秀人才必定是经过筚路蓝缕的实践磨砺出来的，基层是培养好干部的磨炼场，一线是锻炼干部才能的最佳战场，因此必须不断完善基层人才选拔机制。习近平在中科院院士大会上指出，领军人才、尖子人才需要伯乐的特别挖掘，“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两个“非常”表明，人才的发现和开发需要全社会营造创新氛围，既要创新拔尖人才的选拔渠道，又要完善青年人才的容错机制，不拘一格选人才，各尽其能用人才。

为何先治吏？“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而“治国之要，莫先于治吏”。习近平曾以水火之比喻来警示干部思想上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对干部的治理失效意味着事业的毁灭，“贪如火，不遏则自焚;欲如水，不遏则自溺”[49]690，小节不慎则大节难保。他还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提到“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50]，对干部的一次纵容就是对民众的万次伤害，“大问题要抓、小问题也要管”是他一贯的治理要求。在干部的公权力使用方面，习近平特别强调“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33]985。只有让干部牢记“公权姓公，公权为民”的治吏官箴，权威和公信力才能够保国之根基、党之纯洁。

如何治吏？习近平认为，反腐倡廉与选贤任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贤能在廉政清明的政治氛围中才能发挥。“邦之兴，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得其人，失其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51]，拥有人才而常育人才方能达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之境界，任人唯亲要跑官，凭关系提拔重用要失官，因而治吏首先应治用人不正之气。“有腐必抓、有贪必惩”是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的原则。习近平强调，思想上要有“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52]的决心——“不想腐”;在行动上要有“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53]的震慑——“不能腐”;在制度上要以“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54]的勇气——“不敢腐”。三道高压线治标治本，常抓长抓，在治吏上重点治乱扎紧“牢笼”，猛药去疴触及灵魂，构筑反腐治吏堤坝。

从挖掘到治理、从选官用人到反腐治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习近平治吏用贤方略中的思路，不仅包含着用人导向、用人机制的思考，还包含着反腐倡廉、刮骨疗毒的方法，力图在治党治国实践中构建群贤毕至的干部肖像和清正廉明的政治本色。

三、以“改易更化”与“居安思危”为辩证的精神品格

（一）“改易更化”①——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时代精神

仅从字面理解，“改易更化”这四个字，都有“变”的意思，变革、创新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经验和智慧之一，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和治理思想中有着特定内涵。《易经》取“易”之字意为变化之道;韩非子主张的“世易则时移，时移则备变”[55]意指任何准备都应随着世事的变化而变化;董仲舒则言“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由此可见，“改易更化”[56]集中阐释了因时制宜、与时俱进、发展创新的精神品格。于当代中国而言，就是改革开放、创新发展时代精神的凝结。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理念处处彰显出改革开放、创新发展时代精神的张力。

为何改？如何改？邓小平指出，“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程中，全党全国人民一直在探索中推动改革开放走深走实，不断破除陈旧观念、消除僵化体制、打破利益藩篱。习近平指出：“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57]改革开放最大的原则就是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亦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这个层面上，改易更化必须以“两个不能”为底线，即不可生事，不能朝令夕改;在根本的层面上，“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繁茂”[58]，坚持本根才是改革枝叶繁茂的基础，才是不走邪路的坚持，强调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一切制度和治理体系，始终做到“任尔东西南北风”。同时，既要有定力又要有主张，万事唯有变是不变的，即不能畏惧变化、胆小退缩，须以主动作为、勇立潮头的时代精神在改革开放的艰深区“啃硬骨头”。

为何创新？如何创新？习近平引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59]表明中华传统文化蕴藏着鲜明的创新精神，在谈到改革开放的初衷时说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60]563。可见，创新是中华民族的独特名片。在中国发展的每个关键历史节点，创新精神都会迸发喷涌，成为推进历史进步的不竭动力。他又从反面讲“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61]。创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时代洪流不会因你的驻步不行而停止，因此必须秉承与时俱进的持久信念赢得应对时代风險的主动权，抱持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进取信念占据时代大潮的中心位置。

改易更化蕴藏的改革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为深邃的精神品格，它在“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中互动前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理念在自觉思维的维度不断开拓着创新求变、开放包容的张力活力，不断助推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

（二）“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常备不懈的忧患意识

“天下之理，有张必有翕，有强必有弱，有兴必有废，有与必有取”[62]，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是现实的基本面。在取得伟大成就之间，小富即满、小安即成、小进即止的安逸思想也必然无孔不入，消磨斗志，阻碍步伐。因此，居安思危、常怀忧患、慎始慎终是治国理政的底线思维。《左传·襄公十一年》中提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63]，未雨绸缪，常怀忧盛危明之心。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理念中多次强调忧患意识的重要性。他在《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中提到“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64][11]213，一方面是发展深化向好，一方面是改革的阵痛，喜忧同行，“危”“机”缠绕，愈是发展的“坎坷险要处”，思想往往“兢慎”，反之愈是看似“平流无石处”，若不警钟长鸣将致“沉沦”。忧患则生、安乐则亡的居安思危意识能够预判风险，而透析风险方向则是解决风险的关键。习近平在新疆考察工作时指出：“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65]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最大的危险都隐藏在丧失进取的奢靡享乐和吊以轻心的骄傲松懈中，真正的“智者见于未萌”。

全面从严治党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指出，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66]，要抓思想巩固理想信念、抓管党增强四个意识、抓执纪严明铁的纪律、抓治吏破除“四唯”难题、抓作风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抓反腐零容忍惩治，自我革命的警钟要长鸣。正如习近平所讲的：“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60]595

四、以“亲仁善邻”与“天下大同”为大道的民族品格

（一）“亲仁善邻”——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民族世界观

中国古典《尚书》言：“百姓昭明，协和万邦”[67]，意指中国长久以来与邦国的和睦亲仁，与邻国的友善和谐。习近平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演讲时指出，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为家的和合理念是谋求共同发展的古老理念。“首出庶物，万国咸宁。”[68]万国安宁、四海太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69]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民族世界观。

中国自古广交朋友，以亲仁善邻闻名周边，信奉和合包容理念，“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70]，这是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逻辑起点。他在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强调“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以邻为伴，睦邻友好”[71]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通过中国自身的发展造福周边始终是共同的期盼。中国的民族世界观体现的是“出入相友，守望相助”[72]105协作共赢的国家关系，国有界而邻友善，四海存而与君邻，“亲仁善邻”的民族世界观超越了狭隘民族世界观，在和平时代的治国理政实践中恰适了时代脉搏，切合了协同发展的时代需要，符合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不仅冲破了民族、种族、宗教、国家的封闭理念，也塑造了国际秩序新的共同价值，是构建以“天下大同”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民族天下观的价值基础。

（二）“天下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民族天下观

古往今来，对理想世界形态的探索和追求形成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大外交理念天下观，“天下大同”的大同社会及共产主义都展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意蕴。传统文化“大同”的价值品格与指导思想“共产”的实践品格凝结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理念中“共同体”的民族品格，展现了深厚的理论渊源和时代价值，既是对“天下大同”的历史超越，又以中国场域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目标指向。

“天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包容性的词汇，“天下观”所展现的包容性在于不仅考虑到本族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发展，更包括了对全人类文化融合、和平发展的美好憧憬，是中国梦和世界梦交织的最初形式。习近平多次外出访问所表达的民族天下观是“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73]的多样包容，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74]的坦荡豪迈，是“计利当计天下利”[75]的担当情怀，是“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76]的开放精神，是“物之不齐，物之情也”[72]119的尊重胸襟。

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广泛传播了处理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如“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17]662的外交义利观、“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77]的国际新秩序政治平等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78][71]的文化和羹之美、“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79]的国际社会和谐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休息生养”②的全球生态观，等等。面对中国“威胁”论、“修昔底德陷阱”观点的持有者，习近平予以回应：中国梦是追求和平的梦，是追求幸福的梦，是奉献世界的梦;觉醒的狮子，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规划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方案，以中国梦为桥梁实现人类世界梦，在理论和实践中将传统文化品格凝结并自我革新，开拓了民族天下观在新时代思潮上的深度和跨度，引领并升华了民族品格的逻辑理路。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理念中“亲仁善邻”“天下大同”的民族品格是对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美好世界的深刻认识，更是人类政治理念的新境界。这些治国理政思想理念在数千年的大历史观上体悟沿革，以刚健豁达的姿态走向未来，在继承传统文化品格的基础上不断予以新的诠释，以与历史和解和与时代契合的双重逻辑塑造着有历史厚重感的人类文明智慧，其内生性与超越性为中国与世界文明贡献了崭新成果。

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品格跨越古今，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精髓，在5000年的漫长岁月中汇融了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它们不是躺在“历史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随着习近平治国理政话语的生动诠释成为最先进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也是民族精神、人类智慧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品格是民族的“源”与“流”、“根”与“魂”，积淀了人类智慧的精神标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他在引经据典中身体力行、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政治实践中不断挖掘其价值，抽丝破茧，给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以痛击，并对其进行创新性转化和发展。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理念发端于传统优秀文化、凝结于优秀文化品格、阐释于引经据典中、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推动了治国理政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

注释：

① “改”“易”出自周易[M].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2。“更化”出自“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参见董仲舒.对贤良策[M]//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张永雷，刘丛，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263。

② “天人合一”出自淮南子·精神训[M].刘安，陈广忠，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686。“道法自然”出自老子.道德经·第五十一章[M].张景，张松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21：231。“休养生息”出自韩愈.韩愈集·平淮西碑[M].山西：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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