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秀

高连奎给记者印象最深的是2014年在网上看到一篇《专访高连奎：白领其实是“新城市赤贫阶层”》的报道。单看标题，就觉得他这观点新锐，但也“耸人听闻”。但正因为这个缘由，记者开始对他有了关注。发现年纪轻轻的他不仅著作等身，还是知名的经济学家。比如，他出版的作品有《中国大形势》《中国大趋势》《中国人的民生：当下中国社会各阶层财富分析》《新常态：中国发展如何进行下去》等。他的不少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他还是中国新财税经济学提出者。关注多了，记者萌生了想要专访他的念头，但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如愿。直到后来记者与他联系上，有了采访他的机会。在采访中，知悉了他关注民生的一系列经济学理论。

高房价与“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

“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是高连奎提出的第二个理论，是在2009年提出的，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关。中国房地产价格的起飞是从2004年开始，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在此计划刺激下，2009年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房价也大幅上涨，当时的财经新闻几乎每天都在议论房价，再加上当时的社保覆盖层面也很低，“三座大山”问题严重，正值城镇化高潮期的中国社会几乎陷入全民恐慌之中，那真是一个全民关注民生问题的时代。

高连奎说：“那时，我在思考，我们现代人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我们怎么才能实现幸福的生活。当时我提出一个社会模式来解除人们的痛苦，就像当年的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一样。有了当年提出平衡经济学的经验，对于构建新的理论我并不发憷，经过短暂的研究，一个词汇在脑海里跳了出来——生存成本！这一切都是生存成本的问题，应该好好将生存成本作为一个经济学命题来研究。后来，我将研究目标确定在了建立一个‘低生存成本’的社会，这就是当时我提出‘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的最初来源。”

高连奎表示，当时他也曾怀疑过，提出的这样一个社会模式可以成为一个经济学理论吗？不过又一想，既然马克思都可以通过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构建自己的理论，他为何不能呢？为此，他围绕自己提出的社会模式构建自己的理论，于是“低生存成本社会模式”理论诞生了。

在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中，高连奎紧紧抓住“生存成本”这一概念，并且构建了一个基于收入与生存成本的研究范式。在理论中，他总结了人类生存成本不断升高的原因。通过他的研究发现，人类生存成本升高，一方面是因为各种产品的不断发明，人类发明的产品越多，生存成本就会越高;另一方面生存模式的突然升级也是人类生存成本变高的原因。当时中国之所以出现那么多的民生问题，关键就是因为“生存模式”的突然升级，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

另外，高连奎还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将民生问题归结于通胀的说法进行了澄清。他认为，由生存模式升级引起的通胀感并不是通胀，当人们由公交车出行转向汽车出行的时候，即使汽车价格和油价不升高，生存成本也会升高。在降低生存成本方面，他主要锁定了对物价的研究，因为生存成本最终表现为高物价问题，所以总结了很多导致价格升高的原因，并且提出了一系列从降低物价、降低生存费用的角度解决民生问题的办法。

在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中，高连奎还提出了他的“幸福方程式”，并且与当时经济学中的萨缪尔森幸福方程式进行了比较研究。他的幸福方程式的定义是“生存成本与收入之比”，而萨缪尔森的幸福方程式则是“欲望与收入之比”，他的幸福公式要比萨缪尔森的客观得多，因为他对幸福的衡量主要基于生存成本这一客观指标与收入进行比较，而萨缪尔森则是基于欲望这样的主观指标与收入进行比较，因此后来他将他的幸福公式称为客观幸福论，将萨缪尔森的幸福公式称为主观幸福论。

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提出之后，高连奎的研究方向也就转向了社会福利和社会发展模式的研究，而且这个研究方向一直持续到2012年。这期间，他研究了世界各国的发展模式，也研究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与西方国家实行的“社会投资型国家”模式、“社会福利型国家”模式的比较中，他发现了低生存成本社会模式確实有很多先进之处，因为福利社会是从生老病死的角度解决社会问题，而低生存成本社会模式则是从衣食住行的角度解决社会问题，现代人的高生存成本其实更多体现为衣食住行。 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在2020年进行修改时，又进行了一次提升。

2021年，高连奎的“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也产生了一次飞跃。以前他只认识到了幸福指数取决于“生存成本与收入之比”，但是生存成本是由什么决定的，收入是由什么决定的，并没有深挖，没有以理论的形式表述出来。

高连奎说：“2021年，我明确提出，生存成本是由新产品的发明决定的，收入是由产品的生产效率决定的。经济发展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新产品的发明;另一方面是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如果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新产品的发明，那人类的生存成本就会升高;如果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产品生产效率的提高，那么人类的收入就会提高，也就是当新产品的发明速度超过产品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时，人类的生存成本的提高速度就会超过收入的提高速度，人类的幸福程度就会下降。当产品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超过新产品发明的速度的时候，人类收入增长速度就会超过生存成本提高的速度，这样人类的幸福程度就会升高。”

在幸福公式的基础上，高连奎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幸福剩余”。他解释称，“幸福剩余”是指收入减去生存成本之后的剩余。幸福剩余占收入的比例越大，人类的幸福程度越高;幸福剩余占收入的比例越低，幸福程度越低;如果幸福剩余为零，人类完全没有幸福感。

从2021年开始，高连奎又开始提出“生存经济学”的概念，写成了《生存经济学》的论文，并单独发表了出来。其实，之前他一直有提出“生存经济学”的想法，也考察过世界上在他之前只有一个人提出过“生产经济学”，但是从生存环境的角度，而不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生存问题。从收入与生存成本的角度研究生存问题，高连奎是第一个。

新财税经济学的诞生

2015年，高连奎的研究方向又发生了改变，突然从货币方向转移到了财税方向，这已经是他第三次研究方向大转变了。第一次是从平衡经济学转向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第二次是从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转向货币与宏观调控理论，这次是从货币研究转向财税研究。后来他发现，财税研究才是对世界、对人类最有意义的研究，也是人类目前最缺乏的研究。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中关于财税的理论很少，即使有一些比如最优税制理论，也只涉及微观的对个别税种的研究，高连奎几乎是从零开始构建。

在新财税经济学中，高连奎开宗明义就讲，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是小布什发动战争的同时，减税导致政府必须削减政府保障房项目，同时美国为了提高私人住房拥有率而采取了政府协助金融机构为穷人发放住房贷款的政策。美国的“两房”就是政府帮助金融机构为穷人发放住房贷款的机构，美国金融危机是政府负债向民间转移的结果，因此，美国危机的根源不是福利过度，而是福利削减。

高连奎说：“新财税经济学的财税改革策略是‘七增七减’的财税改革措施，其中最原创的是‘区别化的消费税’。新财税经济学也借用了我当年在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时对物价变动的研究成果。”

高连奎主张，应该对一些因为机器化和科技化变得日益廉价的商品增加税收，而对那些因为劳动力价格上升而导致的日益昂贵的商品则应该降低税收。廉价商品征税可以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而对民众消费影响不大，因为廉价商品不属于价格敏感商品，而昂贵商品减税则可以促进民众的消费，因此可以从总体上提升民众福祉，也促进社会消费总量的提升。

同时，高连奎也提出对暴利行业增加税收，对亏损行业减免税收;对奢侈品增税，对生存必需品减税;对社会公共服务合理收费，全面降低企业税收等建议。

高连奎与北大某教授交流新财税经济学的财税改革措施时，他提出廉价商品征税会不会影响穷人的生活，后来高连奎才想清楚，现代社会的穷人的贫困并不是因为买不起廉价商品，而是因为买不起高价商品，廉价商品征税对他们影响不大，相反高价商品降税对他们意义很大，但没有廉价商品的增税，高价商品的降税也无法实施。

2016年，高连奎联合北京大学的一个研究中心一起举办了新财税经济学论坛，很多经济学家，包括国家税务总局的领导也参加了论坛，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其中，人民日报旗下的中国城市报全文刊登了新财税经济学宣言。新媒体财经头条将新结构经济学、新供给经济学和新财税经济学并列为中国的三大经济学创新。凤凰卫视《石评大财经》进行了专题报道，称“财税主义的出现及相关的政策建议，就像空谷足音，让人相信财税专家与财税政策还是有它一定的角色与空间的”，并且认为“新财税主义与货币主义、产权主义共同构成中国经济走出困局的三条思路”。

“市场残缺”的供需悖论

2020年高连奎在研究“市场缺陷理论”时，提出了“市场残缺”的概念，认为并不是每个领域都存在市场，对于那些需求规模很小的领域根本不存在市场，这让他想起一个应用场景，那就是“穷人消费市场”就是残缺的，因为穷人消费能力有限，有时候无法支撑一个市场，这让他想起了自己曾经提出的“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

高连奎在研究“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时，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就是“贫富分化可以加大穷人的生存难度”，但这个观点一直没有论证出来，而“穷人市场残缺”的视角可以解释这个问题。穷人市场为何变得残缺了呢？他想到的是，富人占用了更多的消费市场，因为富人的消费能力更强，市场更愿意为富人提供服务。这也是他提出“供需悖论”思想的最初来源。

供需悖论的核心思想是市场上产品的供给，并非是按富人和穷人的人口比例供给的，而是按照他们的消费能力供给的，这就导致市场上为富人服务的机构或商品远远超过富人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例，而向穷人提供服务的机构或产品远远低于穷人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例，因为穷人消费能力低，市场机构为穷人服务很可能不赚钱。市场机构是有选择客户的权利，他们会选择为更有钱的富人或中产阶层提供服务，这样就造成了底层消费市场的缺失。穷人买不到自己的产品，从而被迫去购买本来属于富人或中产阶层消费水平的商品，但他们又不具备这样的消费能力，这就是底层贫困的根源。销售者选择客户的权利就是“销售者主权”，销售者经常会选择不为穷人服务。因此，这三个理论是高连奎同时提出的，是从不同角度来论述的，“供需悖论”是现象，“销售者主权”是原因，“底层贫困”是结果，三者环环相扣，对外又可以单独成为理论，这是高连奎在2020年的一个重大理論创新。

据高连奎的分析，销售者主权、生产者主权和消费者主权三种现象是同时并存的，只不过分布于不同的行业。在消费品领域，销售者主权表现得明显;在高科技产品和奢侈品领域，生产者主权表现明显;在服务行业，消费者主权则表现得更明显。

高连奎说：“在市场经济中，资本作恶是常态，但目前的经济学很难解释这个现象，其实当有了生产者主权和销售者主权的概念后，这是很容易解释的。资本作恶其实就是利用他们的市场主权地位作恶，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解释，那就是市场势力的不对等，无论是在生产者主权面前还是在销售者主权面前，消费者都是处于弱势地位。经济学研究市场势力，以前主要是指垄断，但垄断主要针对的是大资本，而中小资本同样可以作恶，他们也可以造成市场势力的不对等。”

高连奎在对销售者主权理论进行修改时，还提出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概念——“商业道德规制”，他感觉提出这个概念比“销售者主权”的提出还有意义。因为市场经济中存在很多不道德的情形，经济学中竟然一直没有“商业道德规制”的概念与相关研究，不得不说是现代经济学的一大缺失。

最后，高连奎强调，现代规制经济学主要是针对垄断进行规制，但在现实中，垄断的危害并没有想象得那么严重与普遍。首先，如果是国企垄断的话，会受到政府制约。国企更强调社会效益，而不仅仅是经济效益。如果是私人垄断的话，垄断也比较脆弱，垄断在现代经济中造成的伤害其实并不突出，反而是因为商业道德问题造成的危害比比皆是，尽管很多商业道德问题并没有上升到违法的地步，但其对消费者的伤害却极其严重。比如，医生小病大治等，再比如各种不道德的销售行为以及各种资金盘金融投资，但这些行为即使不违法，政府也可以通过一些规则的制定进行规制。对这些商业道德问题，中国有的已经引起重视，比如中国在影视、广告、金融行业的各种禁令，其实就是商业道德规制。商业道德规制更体现在市场管理的微观方面，政府应该具备这样的理念。市场经济不仅要讲效率，更要讲道德，经济学研究也应该在市场道德建设方面有所建树，商业道德规制在将来有必要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研究分支和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