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晶 李 媛

（江西农业大学园林与艺术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

0 引言

线性文化遗产是以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古驿道、运河、铁路等具有线形或带状空间属性的交通形式为载体的物质文化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发展在时间与空间上呈现动态演绎。线性文化遗产能够反映沿线聚落的多元且共性文化风情，这是相互交流的产物，其内涵相互关联，串联起完整的线性文化。

梅关古道作为线性文化遗产的代表之一，不仅具有横向时空的特点，而且具有纵向的研究价值［1］。一是古驿道所依托的自然生态环境，如水路、山地、丘陵等风貌景观；二是古驿道道路本体，其承载了人类活动留下的历史痕迹；三是人类活动留下的物质性建筑遗址等工程，如梅关、大祖庙等；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文化交流与碰撞形成的与众不同的民风民俗。但近年来，随着建设用地的不断增多，梅关古道的山水格局受到了较大的影响。笔者以梅关古道的生态肌底为切入点，探究其景观格局变化与物质性历史文化遗产的关联性，通过准确把握区域内的景观格局演变过程，分析在线性文化遗产梅关古道的景观格局演变中发挥作用的自然和人文影响因子，从而对梅关古道及与其相类似的线性文化遗产进行更加科学的保护与活化。

1 研究对象

1.1 梅关古道概况

1.1.1 地理位置。梅关古道位于江西省与广东省交界处的大庾岭。大庾岭横跨赣粤两省，总体呈东北至西南走向。大庾岭南部山脉沿赣粤两省边界延伸至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梅关古道横跨大庾岭的南支山脉直至广东省南雄市。梅关古道北面衔接赣江章水，南毗邻珠江浈水。赣江在江西省永修县吴城镇汇入鄱阳湖，而后流入长江。梅关古道填满了珠江与长江之间的空隙，使得两大水系贯通。可以说，梅关古道是京杭大运河向南延伸的枢纽，打通了南北方的交通大动脉。

1.1.2 历史价值。梅关古道位于赣粤两省交界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给当地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梅关古道既是赣粮粤盐运输的主要途径，又是海上文化与内陆文化交流的媒介，更是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

1.2 研究区域

笔者选取梅关古道起点所在地赣州市大余县作为研究区域，该区域位于江西省、广东省与湖南省3省交界处。大余县总面积约1 368 km2，中东部地势平坦，其余三面为高山丘陵地带，总体呈三面环山的态势。该县林地面积较大，植被覆盖率较高。大余县位于章江上游地带，县域内以赣江支流章江为主要水系。大余县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县域内有传统村落2 个，历史建筑12 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20 处。

2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梅关古道景观格局分析的数据源主要包括DEM数字高程影像数据，2000年、2010年和2020年的Landsat 遥感影像（源自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大余县行政区划图（源自规划云网站），公开网站数据及《大余县志》。

数据预处理主要包括3 个步骤。①通过遥感影像处理软件ERDAS 解译生成景观类型图，利用GIS技术进行景观格局分类。此研究分为6 种景观类型，即城市建设用地、草地、林地、耕地、水体及裸地（未开发利用地区）。②将前期获取的历史文化资源整合至Map Location 进行批量地理坐标转换，在ArcGIS中添加x、y地理坐标数据，得到历史文化资源矢量图层。③在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上获取DEM 数字高程影像数据，提取高程与坡度的可视化图层。

2.2 研究方法

2.2.1 景观格局指标分析。①利用GIS 技术进行景观格局分类；②利用FRASTATS 4.3 软件计算景观指数；③建立景观类型的传递矩阵，并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分析影响不同时期景观格局演变的主要因子。

2.2.2 遗产适宜性分析。①利用软件的核密度工具计算历史文化资源在大余县内分布的核密度分析图层；②在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上获取DEM 数字高程影像数据，提取高程与坡度的可视化图层；③根据参考文献将高程与坡度进行重分类，划分为不同等级，并赋予高程、坡度、土地利用类型不同的权重，将高程、坡度及2020年大余县土地利用类型加权叠加。

3 景观格局演变分析

3.1 景观类型演变过程及趋势

3.1.1 景观格局变化。对遥感影像进行几何校正、波段合成与解译，得到3 张10 a 时间间隔的大余县景观格局图（见图3）。

由图1可知，大余县以林地为主，水域及裸地（未利用）占比较小，建设用地集中在地势较为平坦的南安镇附近，其余随农田零散分布。对比3 个时期土地利用类型图，可明显发现建设用地面积在研究选取的20 a 间不断增大，且增加的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大余县南部区域，即梅关古道遗址附近。

图1 2000年、2010年及2020年大余县景观格局变化

3.1.2 景观格局矩阵。大余县2000年及2020年土地利用变化转移矩阵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20 a 间面积变化最大的是建设用地，耕地、林地、草地及未经开发的裸地面积都呈现减少趋势；其中耕地与林地面积减少幅度最大，耕地减少了0.69%，林地面积减少了1.34%；水体与建设用地面积呈现上升趋势，水域面积增长了0.76%，建设用地因人为开发与建设增长了1.55%。

表1 大余县2000年及2020年土地利用变化转移矩阵 %

3.1.3 小结。在大余县近20 a 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中，变化最大的为建设用地（增长了1.55%），主要集中分布在南安镇及其周围，也是梅关古道所处位置。大余县林地面积变化幅度位居第二，减少了1.34%。从景观斑块面积变化来看，大余县人为开发建设用地面积呈不断上升趋势，而且人为的干扰致使林地等生态斑块面积减少。

3.2 景观指数的选取及分析

景观指数是研究景观格局变化常用的定量指标，其对景观格局信息进行高度整合，并通过指数运算结果定量分析景观格局在不同时间维度下的异质性、关联度、配置构成及动态变化趋势等，从而总结出影响景观格局改变的因子及变化机制。

景观指数可分为斑块水平、斑块类型水平、景观水平3 类。笔者选择斑块类型水平与景观水平中的不同指数进行计算。前者主要用于分析不同类型斑块之间的关系，后者则用于分析景观格局整体情况［2］。

3.2.1 斑块类型水平。笔者对大余县不同类型景观斑块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首先将2000年、2010年及2020年景观格局的数据从ArcGIS 10.8 中导出，并将其导入FRAGSTAT 4.3 软件进行分析。斑块类型水平选取了5 个指标进行计算，包括面积指标——斑块类型面积（CA）、斑块所占景观面积比例（PLAND）、斑块指数（LPI），密度大小及差异指标——斑块数量（NP），聚散性指标——散布与并列指数（IJI）［3］。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2000—2020年赣州市大余县景观斑块类型水平发生了较大改变。林地面积下降幅度最大，20 a 间减少了1.34%，斑块数量（NP）减少，斑块破碎化程度有所缓解；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长幅度最大，增加了1.55%，建设用地最大斑块指数（LPI）、斑块数量（NP）及分布并行指数（IJI）均呈现上升趋势，表明建设用地在不断向周围扩张，斑块间聚合度有所增加。

表2 2000年、2010年及2020年大余县景观斑块类型水平

3.2.2 景观水平。景观水平选取了6 个指数进行计算，包括密度大小指标——斑块密度（PD）［4］，边缘指标——边缘密度（ED）［5］，聚散性指标——扩散度（CONTAG），多样性指标——香农多样性指数（SHDI）、香农均匀度指数（SHEI）［6］、分离指数（SPLIT）［7］。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2000年、2010年及2020年大余县景观水平

3.2.2.1 景观斑块大小和密度动态变化分析。由表3可知，2000—2020年大余县景观斑块密度（PD）呈下降趋势；边缘密度（ED）先增加后减小，但总体呈上升趋势，这表明大余县景观斑块总数在减少，但不同类型的斑块与斑块之间趋向于融合的状态，且边缘密度的增加表明其蔓延性降低，斑块形状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林地与耕地在整个景观格局变化中起主要作用。

3.2.2.2 景观斑块聚集度动态变化分析。景观隔离指数（SPLIT）呈上升趋势，这表明大余县景观破碎化程度加深，景观类型分布趋于复杂和离散，个别斑块呈零星和分散分布。

3.2.2.3 景观多样性动态变化分析。香农景观多样性指数（SHDI）与香农均匀度指数（SHEI）均呈不断上升趋势，这表明大余县景观斑块与空间配置趋于多元化，即受人类活动和自然因素的影响，景观类型逐渐增多。林地景观对整个景观格局的控制力在研究区域呈下降趋势，各景观类型对整个景观格局的影响趋于均衡［8］。

3.2.3 小结。在景观水平上，整体斑块分布趋于连续，斑块间趋于融合。景观类型分布趋于离散和复杂。原有优势景观对整个景观格局的控制在下降，各景观类型对整个景观格局的影响趋于均衡。人为因素是影响景观格局变化的主要因子［9］。

4 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适宜性分析

4.1 历史文化遗产“源”的空间分布分析

文化遗产“源”是文化遗产的物质实体，廊道因历史文化资源的遗存而串联成完整的文化线路。通过查阅资料可知，大余县遗产“源”为法定历史遗产保护空间。其中，法定历史遗产保护空间有历史建筑12 处、文物保护单位20 处及传统村落2 处。

将收集到的大余县历史文化资源登录ArcGIS 10.8 平台后，以1 km 为半径对其进行核密度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大余县历史文化资源主要聚集在县域中部的南安镇及其周围地带，核密度由南至东北方向逐渐减弱：县域中部为现存梅关古道所在位置，为遗产“源”最密集部分；东北方向是章水的流向且为赣州市方向，古时人们经过梅关古道由此北上。由此可知，大余县历史文化资源以梅关古道为主体，在梅关古道的时空动态演进下，大余县衍生出与之相关的历史文化。大余县传统村落杨梅村与云山村就是客家迁徙的典型村落，是因躲避战乱而建起的“堡垒”村落；将南安镇—梅关古道段为历史文化资源重点保护区域与县域内散落的历史文化遗产串联起来，构建完整的遗产廊道。

图2 大余县历史文化资源核密度分析图

结合大余县景观格局演变特征的分析可得出，遗产源凝聚值高的位置，也是建设用地斑块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部分。由此可推测，梅关古道的交通运输功能使传统聚落聚集在此，并随着时间发展，聚落类型与功能也发生改变；大余县因梅关古道而得名，当地以此为依据积极开发历史文化旅游，梅关古道附近建设用地面积在旅游开发下不断扩大。

4.2 历史文化遗产发展的适宜性分析

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活化利用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不同条件下的环境因素给遗产资源保护与活化带来不同程度的阻力。由图3可知，大余县西北方向高程较大，呈现三面环山之势，中间地形平坦。由图4可知，大余县陡坡主要分布在县域周围的多山区域，坡度大表明高程在这些区域变化较大，重力作用影响自然资源的分布和人类活动的空间选择。根据文献查阅，笔者将最典型的高程、坡度、景观格局进行重分类，对不同等级赋予不同的阻力值，并以高程0.533、坡度0.214 及景观格局0.253 的权重进行加权叠加，得出大余县综合阻力面（见图5）。由图5可知，大余县高阻力面主要散布于坡度较大的区域，坡度较大使遗产保护相关措施难以在这些区域展开；阻力面还分布在建设用地，因中心城区开发强度较高，同样不适宜开展遗产保护；较低阻力面主要存在于林地与草地区域，其开发强度不高、生态环境良好，故适宜开展对梅关古道及相关文化遗产的保护，构建遗产保护廊道。

图3 大余县高程分析图

图4 大余县坡度分析图

图5 大余县综合阻力面

5 大余县梅关古道保护与活化建议

根据对大余县景观格局演变的研究和线性文化遗产的特点，笔者在综合阻力面的基础上提出空间层面的保护建议。

5.1 划定核心保护区

大余县应根据阻力面及适宜性范围划定线性文化遗产的核心保护区，可以南安镇—梅关古道为重点保护对象，对其进行核心保护。①以“点”带线对梅关古道进行保护，织补遗产相对破碎化的区域；②保护并修复沿线现有传统村落，重点对村落中有历史价值的建筑进行修复，并挖掘其与梅关古道之间的联系，深化其文化属性及精神价值；③加大力度排查潜在历史遗产要素，积极参与法定文物保护的申报，从而获得多方面的支持。需要注意的是，核心保护区设置应尽量避开综合阻力面较大的区域，否则易受到人为因素及生态因子的干扰，加大遗产保护工作难度。

5.2 明确控制规划地带

控制规划地带是指核心保护区2 km 范围内的廊道，其比核心保护区的文化遗产密度较小，但仍有文化遗产零散分布。所以，相关部门应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加强与核心保护区的连通性，并适当结合核心保护区进行商业化的旅游开发。需要注意的是，控制规划地带应与建设用地距离较近或是有较好的连通性，从而降低游客的交通成本。

5.3 加强对生态肌底的保护

生态肌底是所有的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梅关古道保护的基础。以上研究表明，大余县景观格局的演变主要表现在建设用地增多，生态景观斑块面积减少以及斑块数量增多、密度降低，生态环境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关部门应坚持修复与保护并行。①严格完善落实“三区三线”的划定，加强对建设用地的控制，收缩城市建设规模；②应积极构建城乡文化遗产“一张图”，从而实现从山水格局到遗产空间、遗产保护与管理到活化利用的紧密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