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峰

加拿大文学理论家诺斯罗普·弗莱视批评为一种思想和知识的结构，在其《批评的剖析》中指出，“批评的公理和基本原理不能不从它所论及的艺术中生长出来。文学批评家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阅读文学，对他自己的领域做一个归纳性的概览，并从他关于那个领域的知识中自行产生出他的那些批评原则来。”批评理论的活力与效能，也正在于文学研究者可以深入到其所研究的对象当中，并将其与变迁革新中的时代语境相结合，引发更为深刻的思考。我们看到批评家王士强在诗歌领域进行了广泛探究，近来又出版了诗学论著《诗歌的重量》。无疑这是一部蕴含着研究者近年诗学思想的批评理论文集，它展露出作者批评言说的激情与才华，透过那字里行间敏锐的洞察力，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独立的评说意识与诗学抱负。

诗学论著《诗歌的重量》分为三辑，由“诗艺考辨”“诗歌现象探析”与“诗人评论”构成，宏观与微观探析相结合。王士强的诗歌批评呈现出系统性的研究向度，使得学理性与专业性相并重，从而将其研究对象置于纵深的文学史线索之中，在历时性的时间链条上来看取文学对象，可以有效地避免片面孤立、断章取义地看待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研究视域极为广阔，他往往会用文化视野融合的历史与审美的双重角度，来深入诗歌现象与诗人诗作之中，建立起自己真切而颇具穿透力的诗歌批评。诗学论著《诗歌的重量》取自作者文集中的文章标题，如其所说“诗歌应该是有重量、实实在在、有担当、有责任感的，而不应是轻飘飘的、虚无缥缈的语词游戏”，“诗歌最终要体现写作者与世界的关系、对社会与生活的想象、对他人与自我的认定，于我们时代的诗人而言，这些问题是远比知识、技艺、语言更为迫切也更为紧要的”。王士强瞩目于那些发自一颗社会关怀与公义良知的心灵的诗歌写作，在他的诗歌批评之中，始终或现或隐地有着历史意识的当下观照，去蔽揭示诗歌现象中尚待厘清的所在，从而细腻而精进地梳理，来呈现诗歌历史性演进的复杂性与美学经验。

对诗歌价值观念与美学范式的关注，是王士强批评观极为重要的一方面，由此诗歌的及物性和反映历史生存境况的观照意识，便自然进入他的诗歌批评理论之中。在《文学是什么，或者文学不是什么——从鲍勃·迪伦说到“纯诗”“纯文学”》一文中，王士强由鲍勃·迪伦“歌诗”的诺奖文学现象进入，来反思文学的边界与诗歌向生活世界敞开的可能性。在他看来，鲍勃·迪伦歌诗连接了荷马、萨福的悠久的文学历史传统，“以通俗、传统的形式包容了新锐、前卫的思想观念，将诗歌的人文性推广、传布到大众层面，实现了价值观念和美学范式的更新”。怀着开放性的诗歌批评观，王士强对于文学的边界有着自己的审视与反思，他认为文学不应自我设限束缚，而应该无限敞开，来容纳消化一切，与历史生存相联系，“文学、诗歌就其本性而言，它不应该是拒绝、排斥现实的，而应该是关注、包容现实的，它不应该是傲慢、高高在上、与大众无关的，而应该是谦卑的，应该拥抱每一个生命个体、胸怀全人类、直面生命中的残缺与悲剧”。在王士强看来，文学的接“地气”与有“生气”，正是其生命力的体现，批评观也理应激清扬浊，以天地情怀来看待世间万物的血肉联系。

在诗歌历史性发展的演进之中，考镜源流探其秘奥，成为诗学论著《诗歌的重量》鲜明的特点，这与批评家王士强开阔的理论观照是相契合的，也与他倾心于追寻诗歌探求的先锋性是密切相关的。对当代诗歌先锋性的探求，其深处无疑是对诗歌活力与创造力的无限追问，批评的视界为之扩容，会将特定的诗歌现象置于当代诗歌史变革之中。在《先锋性的褪减、遁失或续存——新世纪诗歌民刊的困境与可能》《本土性·身体性·公共性——新世纪诗歌的几个侧面》《宿命的下降或艰难的飞翔——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转型》《如何传统？怎样先锋？——于百年新诗“再出发”的历史关头》等文中，这些宏观透视诗歌演变的批评研究，建基于批评家本人对于当代诗歌熟稔的深刻理解和认识，也体现出文学整体观与总体性的考察意识。王士强以此试图在当代诗歌发展的历史概貌之中，探询和辨析诗歌演变的自身逻辑，在《先锋性的褪减、遁失或续存——新世纪诗歌民刊的困境与可能》中，他对诗歌民刊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的先锋性和新世纪后诗歌民刊的地位作用的变化，做出了细致而探索性的考察，这与其对诗歌民刊的史料大量而广泛的熟知是分不开的，文章言说有据，翔实可信。“当今时代的诗歌民刊既面临着困境，也面临着新的可能，先锋性在这其中有减退、遁失、消泯于无形的危险，但同时也有着续存、光大、再度跃升的可能”。而在《宿命的下降或艰难的飞翔——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转型》中，王士强则从90年代现代化消费化的社会发展出发，客观理性地看待当代诗歌所发生的新变和由此产生的新质，在其所体现出的异端和叛逆性中，来重新理解对于诗歌的探索意识。作者从世俗化、私人化与粗鄙化的写作题材，后抒情、叙事、戏剧性的美学构成，口语化“后口语”的诗歌语言，娱乐性、游戏化、狂欢化的艺术风格四个方面，来观察和阐释当代诗歌转型的整体状况和意义。

探询当代诗歌史上耐人寻味的诗歌现象，并辨析其转变的潜在机制及诗歌体式形成的动因，同样也是诗学论著《诗歌的重量》所关注的重要方面。这关涉到特定诗歌现象的文本考量，涉及意识形态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看到作者始终以历史审视的眼光，来进入诗歌现象本身之中，予以事实指认，探究其内部复杂的成因。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王士强充分借鉴了法国哲学家福柯“知识考古学”的研究思维方式，通过话语体式的微妙变化，进入到潜在的社会历史因素内部，来考量诗歌现象的诸种复杂动因。如《两栖性、双声话语与个人化诗歌体式的生成——论北岛20世纪70年代的诗歌》，集中考察了诗人北岛70年代诗歌创作，通过“‘浪漫’与‘现代’：过渡、转化与共存”“‘个人’与‘革命’的双声话语”“‘北岛体’的形成及其特征”等方面，深入地探析了北岛个人化诗歌体式的生成过程。尤其是其中他关于北岛诗歌话语形态和语言方式的分析，充分注意到双声话语形成的复杂性，如同文中所指认的“‘双声话语’是北岛诗歌话语形态上的鲜明特征，它昭示了一种共生、缠绕的状况和过渡、转化的形态，在这里，‘个人’与‘革命’是互相渗透、互相‘颉颃’的，两者之间有联系、转化，也有矛盾、冲突，两者的共同存在和共同作用形成了北岛诗歌的独特世界”。《论“朦胧诗”时期梁小斌诗歌中的自我想象——兼及他此后的反思与“忏悔”》一文，他则通过诗人梁小斌诗歌创作的前后期诗风的变化，来进入其诗作中抒情主人公“我”的辨析之中，认为这个诗中之“我”，作为“自我”想象的存在，既有个人性也有公共性的方面，并就20世纪80年代诗人对此前“朦胧诗”写作方式的反思，从其深层历史意识背景，进行了见微知著的充分探析。

关于诗人论的论述显然构成《诗歌的重量》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也彰显出作者扎实而深厚的文本细读的素养，以及诗歌批评研究精敏的洞察和穿透力。第三辑收有六篇诗人论文章，《诗歌的重量——论朵渔》《行走大地，歌哭人生——论雷平阳》《肉身化的灵魂书写——何晓坤诗歌读札》《山穷水尽，路转峰回——读横行胭脂》《“不满”与“自满”——阅读马叙》《凝视，冥思，“无事”——关于林东林的诗》。在关于诗人朵渔的诗人论中，王士强将目光投入到与时代保持距离、对时代生活进行自我审视和反思批判的“异质性”诗人身上，对其价值立场和精神追求进行了充分肯定。论述从朵渔早期诗作的“身体观念”，及经由诗歌新精神的自由探索中的“身体能量”，来看待朵渔诗作中的“身体存在”，正如作者所指认的，“对朵渔而言，‘身体’是一个起点、出发点，它意味着及物性、可靠性、有效性，同时也是对诗歌写作中的知识化、理念化、游戏化的一种抵制和纠偏”。另一方面，论述关注着诗人朵渔对意识形态规训机制的大量书写，并认为这体现出朵渔诗歌的独特意义所在，具有强烈的人文性和批判性的启蒙特质。王士强通观诗人的创作之路，认为朵渔是70后诗人中，难得的体现出自己诗学立场和完整知识谱系的诗人，而“肉身的诗学”“对抗的诗学”“羞耻的诗学”，可以说表征了诗人朵渔的诗学追求与探索转变。而在《行走大地，歌哭人生——论雷平阳》中，他将论述的目光凝聚到雷平阳“以血为诗，以命为诗”，师法自然以“山水”为师的诗歌写作，由此深入到诗人雷平阳的诗歌之中，“雷平阳的写作有来由、有出处，是立足于现实、扎根于本土的，他行走于大地之上，歌哭现实人生，敬畏天地神灵，有超越视野，有人间情怀，接续了中国诗歌光辉灿烂的现实主义传统而有所发展创新，深具现代性和当代性”。可以说，王士强的诗歌批评紧贴着批评对象的文本细部，是一颗全然领受的心灵的倾听，这样的批评文字不是外在于诗歌文本形式之外，而是恳切地直抵了诗歌隐秘的内部，充满着文字血肉的真诚和丰盈之感。

青年批评家王士强的诗歌批评探索，有着极强的历史意识与宽广的精神视野，他在诗歌现象的复杂性向度上持续掘进，并始终怀着一颗挚爱的心灵，虔诚中持守心焰的光亮，为诗而劳作，而成为70后一代批评家中的脊梁式先行者。诗歌批评的难度，正在于其可讲述与不可讲述之间微妙的平衡，这同样也是诗歌引人入胜的殊异性所在，真正可贵的诗歌批评，也正在于其可以烛照幽微存在之域，激发诗歌潜在的生命火花。诗学论著《诗歌的重量》在“轻”而“快”的“娱乐至死”消费主义时代，追寻着那些持续而艰难地丈量时代灵魂之“重”的诗人诗作，它贯通着批评家王士强对于诗歌“启蒙”由衷的渴望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