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云彩［南京邮电大学，南京 210003］

卡里尔·邱吉尔（Caryl Churchill）是当代英国最具代表性的女性主义剧作家，阿斯顿认为邱吉尔是“当代戏剧舞台最重要、最具独创性的作家之一”①。邱吉尔获得了许多欧美戏剧大奖，如理查德·希拉里纪念奖、百老汇奥比奖和苏珊·史密斯·布莱克奖。

《醋汤姆》（Vinegar Tom）是她的一部女性主义戏剧，反映了女性性别身份问题。国内外学者纷纷运用女性主义批评分析该剧的主题思想，迄今为止，鲜有学者运用性别研究理论阐释该剧的性别表演。

本文从性别视角，运用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解读该剧有关“女巫”的性别表演，阐述邱吉尔通过塑造“邪恶的女巫”的刻板印象所体现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思想。

一、“女巫”刻板印象及其建构性

在《醋汤姆》中，邱吉尔再现了性别二元对立等级制导致的“虚弱的载体”与“邪恶的女巫”的刻板印象。男性主流话语霸权影响了女性性别身份的形成。这些被男性预设为“邪恶的女巫”的女性证明了女性主体是由历史建构的，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

在父权文化中，男性被认为是强壮、勇敢与理性的，因此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而女性被认为是柔弱、多愁善感和缺乏智力的，因而被贬低为“虚弱的载体”“邪恶的女巫”。这种刻板印象要求女性成为“屋中的天使”，在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男性以凝视的目光对女性施加训诫和惩罚的权力与暴力，若有女性逾矩，必定遭到严厉处罚。

在《醋汤姆》中，邱吉尔再现了“邪恶的女巫”的刻板印象，拒斥了父权制预设的性别二元对立等级制。这是一出关于女巫却没有女巫的戏剧。年迈的琼非常贫穷，她因为邻居杰克的妻子玛格丽不借给她酵母便说了几句诅咒的话语。恰巧杰克家不出黄油、牛犊生病，于是杰克夫妇控告她使用了巫术。琼的女儿爱丽丝未婚生子，做了单身母亲。她与情人约会，被情人占有后又遭抛弃。杰克已婚，却想用苹果诱惑爱丽丝，遭到爱丽丝的拒绝，于是他诬告爱丽丝是女巫。苏珊不愿再受生育之苦，请民间医生埃伦用草药为她堕胎。埃伦采用中药为人治病，违背了当时的职业规范。苏珊与埃伦也被控告为“女巫”。这四位被诬告的“女巫”被绑在广场遭受审判。最后，琼和埃伦被绞死，苏珊与爱丽丝被投入监狱，等待她们的将是绞刑。这些所谓的“女巫”在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承受着偏见、迫害和贫穷，是男权社会性别规范暴力下的牺牲品。

剧末，17 世纪的两位神学家克拉默与斯普阮格嘲讽地唱着“邪恶的女人”这首歌。他们认为女性容易成为女巫是由于她们在身体、智力和品德方面的低劣：“所有的邪恶与女人的邪恶相比都无足轻重”“女人在身体与思想方面更虚弱”“她是不完善的动物”“她不能保持忠诚”“在智力方面有缺陷”“她本质上会说谎”“她们充满恶意”“她们罪恶深重”②。这两位神学家对女性的评价体现了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表现了神权与父权联合起来压迫女性。这两位神学家是由扮演刚被绞死的“女巫”琼与埃伦的女演员扮演的，这种扮装隐喻了父权制在构建女性主体时的支配作用。神学家们在评价女巫审判事件时，使用了权威的历史书籍《圣经》。借此，邱吉尔挑战了神权的权威，批判了仍然流行的基督教中基于亚当与夏娃的故事的假设。邱吉尔认为女性是邪恶的观点来自《圣经》以及历史上具体可变的社会因素。她认为：“第一次发现了基督教教义反对妇女的程度，看清了中世纪对女巫的态度和对女性整体的持续态度的关系。”“‘女巫’是压力时期的替罪羊。”③被诬蔑的“女巫”实际上是宗教迷信、贫困愚昧、性压迫的替罪羊。

《醋汤姆》反映了17 世纪英国的猎巫事件，17 世纪英国猎巫行动的真正原因是宗教迫害、性别不平等、经济的差距和社会动荡。《醋汤姆》是邱吉尔基于对《英国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的魔法》一书的阅读心得，典型地再现了父权制文化中的女性刻板印象，塑造了女性在男性凝视的裁判话语下所遭受的迫害，代表了被歧视的女性群体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英国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的魔法》中对发生在艾塞克斯郡关于审判女巫的细节记录令邱吉尔深感震惊：“女巫的罪过是多么微不足道和司空见惯，英国搜捕女巫的真实氛围与自己心中原来的想法太不一样了。我想创作一部关于女巫却没有女巫的戏剧，一部不是关于魔鬼制造罪恶、歇斯底里和迷惑，而是关于贫穷、屈辱和偏见的戏剧。”④

“女巫”是一个隐喻，充分反映了父权制和性别二元对立等级制的权力与暴力对女性刻板印象的历史建构性。正如波伏娃所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形成的。”邱吉尔把猎巫这样的政治行为描写成是两位不幸的佃农把威胁农场的灾难归咎于地方“女巫”的行为，从而证明把女性看作是“邪恶的女巫”的刻板印象来自社会历史因素。邱吉尔质疑了经典作品中所描述的女巫放火、歇斯底里与性放荡的场景。她曾评论道：“我写的女巫需要社会动荡、阶级变化、职业主义兴起和穷人遭受巨大苦难这样的背景。”⑤

邱吉尔的性别建构论与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相观照。巴特勒认为：“‘性别’是一种最终被强行物质化的理想建构。”⑥她认为性别不是自然天生的，而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是意识形态创建的行为，为特定的目的与机制服务，是可以被改变和解构的，具有虚构的稳定性。她声称“性别化的身体是操演性的”⑦。在她看来，社会性别是重复行为的操演性结果。

在《醋汤姆》中，邱吉尔就表现了女性主体在历史中的构成过程。女性性别刻板印象被父权制法则所支配，所呈现的是对她们所接受到的约束性性别规范的操演。女性形象被父权制文化不断地刻板化，导致了女性主体的分裂与迷失。父权制社会有关性别规范所预设的意识形态虚构了女性的刻板印象，建构并控制了“女性”主体，导致了女性分裂的自我。

二、“女巫”对性别规范的忧郁认同

在《醋汤姆》中，邱吉尔表现了男性主流话语霸权通过性别规范对女性的规训与惩罚，如男性对女性的凝视与监督，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暴力与对女性精神的管制，表现了父权制文化预设的性别规范，体现了性别规范的权力与暴力，以及女性对性别规范的忧郁认同。

在父权制文化中，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与福柯所阐述的“全景敞式建筑”里的凝视与被凝视的关系相似。男性话语霸权严格维持性别秩序，试图规训女性，并时刻监视女性的言行，并对逾矩者实施惩罚。在《醋汤姆》中，邱吉尔再现了男性对女性的凝视与监督。神学家克拉默与斯普阮格、“识巫能手”派克、地主杰克等人对女性实施凝视与监督，对于没能循规蹈矩的琼、爱丽丝、苏珊、埃伦等人，他们诬告她们为“女巫”，逮捕并审讯她们。

邱吉尔也反映了男性对女性肉体施加的暴力。例如，猎巫者为了验证女巫，使用了所谓的“精湛的女巫鉴别术”，用针扎戳被指控为“女巫”的皮肤，直到找到不流血的地方；他们把被诬告为“女巫”的琼与埃伦绞死、把爱丽丝与苏珊投入监狱，刑讯逼供。贝蒂的父亲负责监督她的行为，并为她安排婚事。贝蒂因抗婚而被认为生病了。其父亲联合男医生把她绑在椅子上放血，以消耗她抵抗的精力，使其屈从。正如福柯所言：“如果有人胆敢起来违抗霸权，不遵从其法律，就会对当事人施加暴力，这通常会导致死亡。”⑧

邱吉尔表现了男性对女性的精神管制。例如，玛格丽对邻居琼使用巫术的莫须有罪名的揭发、“女巫”的女鉴定官古德伊对“女巫”的体罚都体现了男性对女性的精神管制和女性对女性的凝视。苏珊对爱丽丝和埃伦的告发与其在私自堕胎后的内疚与忏悔反映了女性由于对男性霸权话语的内化而产生的自我凝视，体现了她的自我监督。这些女性被男性规范与支配，她们的经历表现了性别规范的权力与那些不遵循性别规范的女性所面临的威胁与暴力。

男权把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强加给女性。有些女性由于害怕或内疚也内化了女性的刻板印象，忧郁地认同预设的性别规范。在《醋汤姆》中，邱吉尔把男性凝视与女性内疚交织在一起。琼仅仅因为单身、年迈、贫穷，对邻居杰克家说了几句气愤诅咒的话而被杰克夫妇诬告为女巫。她惨遭猎巫者的酷刑，屈打成招，承认自己使用了巫术：“这十年我一直是女巫。”⑨贝蒂不愿意听从父命嫁给自己不喜欢的男人而抗婚。埃伦建议她只有听从父命，结婚生子，才能逃避厄运：“你结婚吧，贝蒂，这是最安全的办法。”⑩贝蒂只好返回家中，却仍然遭到医生放血的惩罚。苏珊不愿再次遭受生育之苦，让埃伦采用中药帮其堕胎，结果她被控告为女巫而遭到监禁。她告发了爱丽丝与情人的约会与埃伦使用中药帮人治病的事情，并坦白与忏悔了自己的堕胎行为：“我是女巫，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是如此邪恶……我是一个罪人。”⑪邱吉尔在《醋汤姆》中再现了女性忧郁的性别认同，旨在证明父权制性别规范的权力与暴力，揭示了女性主体性的建构是男性主流话语霸权对女性个体进行规训与惩罚的结果。

在邱吉尔看来，被自然化的性别规范产生了先发制人、暴力的效果。男性观看者凝视的目光代表了权力与控制、威严与支配。而女性被凝视者在男性凝视的目光下只能循规蹈矩。父权制文化的性别规范压迫女性，预设的女性刻板印象限制了女性，迫使女性认同性别规范。邱吉尔的这种性别观与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相一致。巴特勒把性别规范定义为某种“规约性虚构”。在她看来，性别规范主要是描述某些形式的性别理想在日常生活中所行使的暴力；性别规范是由权力∕话语机制建构和支配，为特定的意识形态服务，具有构筑性与强制性。性别认同是自我采纳一种性别特征，是对身体规范的领受与采纳。领受一个性别角色就是对这一性别规范的重复。巴特勒指出：“性别认同是一种形式的抑郁心理。”⑫性别认同是一种幻想与虚设。根据性别规范，那些“正常”的性别认同和行为得到肯定与自然化，反之，那些所谓的“不正常”性别认同和行为得到惩处和污名化。巴特勒认为不存在某种性别本质，性别认同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政治、历史与文化的建构。

《醋汤姆》中“邪恶的女巫”的形象表现了产生女性性别认同的过程。致使女性屈从男性，剥夺女性真正身份与主体性的是神权、父权、夫权，是性别二元对立等级制，是父权制意识形态下的男性主流话语霸权。“女巫”在性别规范与经济等级秩序中的“越轨”行为使这一弱势群体遭到迫害甚至被处死。她们在父权制文化的凝视下都有着悲惨境遇，表现了性别规范的暴力以及她们对性别规范的忧郁认同。

三、“贱斥者”“女巫”对主体的重建

在《醋汤姆》中，邱吉尔在再现女性刻板印象的同时，塑造了众多敢于质疑与抗拒男性凝视的女性形象。这些“女巫”在性别认同的过程中表现出的抗争有助于挑战男性话语霸权，解构性别二元对立等级制，打破父权制象征秩序，重建主体性。

在《醋汤姆》中，邱吉尔再现了反抗与僭越性别规范的女性形象，反映了她们在操演性别规范中表现出的差异与他性。贝蒂因不满父亲安排的婚事而抗婚；苏珊不愿再次遭受生育之苦而堕胎；埃伦采用中医给人治病，进入了传统上男性占据主体的行业；爱丽丝未婚生子，她在被处以绞刑之前表达了她对男性话语霸权的控诉与愤慨：“我不是女巫，但我要是女巫该多好啊！在他们所做的一切之后，若我还活着，我想做一名女巫……如果我真有魔法，我会让他们（男性）感受到我的魔法。”⑬这些女性形象再现了古往今来女性所遭受的性别压迫及其对男性凝视的抗议，表达了对男性主流话语霸权的强烈控诉。

波伏娃评论道：“女性是他者（the Other）。”⑭《醋汤姆》中的“女巫”就是“他者”，亦即巴特勒性别操演理论中的“贱斥者”（the abject）。在《性别麻烦》中，巴特勒提出了“贱斥者”的概念：“‘贱斥者’指的是被打成‘他者’之物。”⑮“贱斥者”表示了一种身份在社会中被贬损或剥夺的状态。巴特勒认为，强制主体和贱斥者区分的是社会文化秩序与性别规范。然而，性别操演总有缺陷和失败，主体只能接近于合乎性别规范。这样就肯定存在着不符合“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第三类人——反常者∕另类∕他者。性别规范有可能被拒绝，性别操演中可能存有断裂，在性别的集体认同中存在着他性与差异。那些不符合性别规范的女性便成为贱斥者，这种第三性别超越了性别范畴，能够向象征霸权提出挑战，有助于主体的重建，因为他者是主体获得自我意识的媒介。巴特勒指出：“那些被排斥、被放逐的她者——女性、同性恋、有色人种，劳工阶级——她们提醒我们意义重组和主体重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⑯

《醋汤姆》中因僭越性别规范而受到男性话语霸权严惩的“女巫”就是这样的贱斥者。她们的抵抗不一定带来胜利，却能产生变化。她们在操演性别规范过程中出现了断裂，她们所表现出的他性解构了单一的、一致的性别身份，威胁到主体的身份。正是因为不可能进行完全一致的重复，性别身份才具有语境性、不确定性、变动性，保持开放并得以进行新的操演建构。女性持续的、集体的去认同有助于民主抗争，也有利于性别身份的概念重构与女性主体的重建。“女巫”启示人们，要重建女性主体，女性主义应拒斥父权制文化虚构的性别规范，消解男性中心话语霸权，夺回女性被剥夺的话语权。通过塑造“女巫”这一女性刻板化形象，邱吉尔想为女性呼吁，让女性成为存在主义的主体。

四、结语

在《醋汤姆》中，邱吉尔运用了性别表演对女性刻板印象进行表征，从历史与文化关系中追溯了性别本源。通过表演女性刻板印象，邱吉尔为女性主义主体“女性”追求政治上的再现，纠正过去对妇女的错误再现，重新思考本体论的身份建构，对父权制所生产的自然化的性别进行批判，复兴女性主义性别政治。她通过独特的解构方法对女性的历史档案重新进行考古研究，用还原策略挖掘女性被歪曲的历史，揭示出女性在历史上所背负着的不公正。通过“女巫”的性别表演，邱吉尔揭示了女性性别身份是社会历史与文化建构的，预设的性别规范的意识形态导致了女性分裂的自我，而贱斥者“女巫”能够向男性霸权机制提出挑战，有助于重建女性主体。这种性别表演能够揭示性别操演性，颠覆女性刻板印象。

① Elaine Aston：Caryl Churchill，Northcote House Publishers Ltd.，2001：p3.

②③④⑤⑨⑩⑪⑬ Caryl Churchill：Caryl Churchill Plays：One，Methuen London Ltd.，1985：p177，p129，p130，p130，p173，p169，p174，p175.

⑥ 朱迪丝·巴特勒：《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李钧鹏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页。

⑦⑫⑮⑯ 朱迪丝·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78页，第5页，第174页，第5页。

⑧ Foucault，Michael：The History of Sexuality.An Introduction.Trans.Robert Hurley.Random House Inc.，1990：p135.

⑭ Beavoir，Simone De：The Second Sex，Lowe and Brydone，1953：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