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

很高兴出席上海公共外交研究院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主办、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协办的“公共外交译丛新书发布会”。

近几年来，大家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随着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宣扬“中国威胁论”来遏制中国发展，从而转移其国内矛盾，稳定政治局势，导致中国在国际舆论中被误解、被孤立。在这一形势下，中国的媒体、智库、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乃至个人都应当参与到公共外交中来，从而加强“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力量。达成这一点的前提是让更多的中国人具有公共外交意识，了解其基本概念以及参与的重要性和自身的使命感。

美国是运用公共外交的老手，他们不断观察别国的公共外交发展，同时积极提升本国的公共外交实力。

举例来说：2011 年2 月15 日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卢格发布了《美国对中国的另一项逆差——互联网时代的公共外交》的报告。这个报告仔细研究了中美公共外交的差异。报告认为，中国人透过历史看待的中国与世界人眼中发展的中国并不相同。报告妄言，中国用尽所能阻碍和限制美国的努力，并用其软实力赢回地位，凌驾于世界各国之上。中国的方法确实比其他国家的方法奏效，现在中国推行公共外交政策资源充足，信心满满，其任务已经转为重塑中国在世界的形象。

报告还称，中国认为世界强国是他们应有的地位。为了重振雄威，21 世纪的中国避免形成富有侵略性的国家形象，唯恐受到世界各国的联合反对。为此，中国依靠4000 年的文化历史作为公共外交的核心思想，表现出沉稳的、内向的、不具威胁的国家形象。中国的公共外交尽管看起来很集中，但其实中国将公共外交分散给三个独立的政府机构：国务院新闻办（负责“软实力”）、外交部（负责正式的公共外交）、教育部（负责“汉办”）。

10 年后的又一个案例：2021 年12 月，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ACPD）发布了题为《将政策和受众放在首位：公共外交范式①范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库恩指出：“按既定的用法，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我采用这个术语是想说明，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在库恩看来，范式是一种对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承诺，是科学家集团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这些东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学家的共同信念。转变》的报告，披露了美国自1999 年开始的“公共外交人员配备计划”。这个计划的内容是针对全球通信基础设施更新迭代，公共外交目标范围扩大的现实，对美国大使馆的公共外交部门、文化新闻职能部门进行重组，重新进行人员配置，实现公共外交的数字化。更重要的是，它不是根据部门布置外交任务，而是对受众群体进行细分，有针对性地设立工作群组，并且从2013 年开始对公共外交运作情况开展实地审核，这相当于对公共外交实践进行一场“大修”。这些新披露的公共外交策略都值得我们关注并保持警惕。

我国公共外交的理论和实践与西方存在一定的差异。美国的公共外交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推行文化霸权的工具，粗暴干涉别国的内政，甚至挑拨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充满竞争意味。而中国的公共外交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其重点在于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争取世界各国对中国梦的理解和支持，力促“融通中外、增信释疑”。

面对西方长久地制造和传播“中国威胁论”，恶化我国的国际形象，我国加强公共外交是一项关系到国家主权、和平、安全、稳定的战略传播的大事。随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区块链（Block Chain）、云计算（Cloud Computing）和大数据（Big Data）等的加速发展，各国公共外交出现新特点，即把技术扩散与价值观传播绑在一起，这引发了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之间前所未有的交流与交锋。

我国的公共外交实践，一方面应当用心跨越文化藩篱，注重表达方式的国际化和艺术性，做到“中国立场，国际表达”，也就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用国际上能够理解的方式，真实地对外表达自己；另一方面，在一些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敏感问题上，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针对目标受众澄清事实，塑造共识。

本人曾将公共外交定义为：政府和公众（包括社会组织、企业、媒体和个人等）从各自角度，向外国公众（也包括公职人员）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回答关于本国的问题，同时了解对方观点的国际交流活动。我注意到，西方国家把我国的公众作为公共外交的对象。但是在中国，公众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承担者，中国文化的家国观赋予了中国公众这种使命。可以说，“公共外交，匹夫有责”。“故事驱动中国”，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中国故事的自觉传播者，自己传播自己的故事效果最好。公共外交活动不只是说，还要善于听，“说听并重”，才能说得更有针对性。西方国家的公共外交与我国公共外交的重要区别，是我们研究西方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的着眼点。

我国公共外交实践和理论创新的前提是知己知彼。我们需要洞悉欧美世界的公共外交实践及其背后的理论支撑，同时充分关注各国政治传统的差异和人民价值观的不同，保持理论的开放性，在此基础上构筑我们的理论大厦。遗憾的是，我国在海外公共外交著述的翻译和研究方面存在较大的不足，除了日本北野充主编的《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和英国詹姆斯·帕门特（James Pamment）的《21 世纪公共外交：政策和事件的比较研究》等之外，我们鲜少能够读到用中文译介的域外公共外交著作。

在此形势之下，上海公共外交研究院携手上海人民出版社，系统性地遴选、翻译国外公共外交领域的知名著作，出版国内第一套“公共外交译丛”，正当其时。经过研究院和出版社的共同努力，我们迎来了“公共外交译丛”的开篇之作《公共外交——数字化时代全球公共参与的基础》和《城市外交——当前趋势与未来展望》的正式发布。在此，我谨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向陆泉枝和王勇两位研究院的译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相信，这套“公共外交译丛”将多维度、多层面地展示国外公共外交的最新研究成果，拓展中国公共外交参与者的全球视野，为我国公共外交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最后，祝贺上海公共外交研究院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主办、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协办的“公共外交译丛”新书发布会取得圆满成功，使该套丛书登上了中国公共外交大舞台，期待大家不断做出新贡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