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平，周 倩

(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沈阳 110169)

一、研究缘起

社会组织是指政府与企业之外，向社会某个领域提供服务，并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志愿公益性或互益性特点的组织机构(1)王名：《社会组织概论》，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第8页。。按照现有制度规定，主要包括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随着政府职能转变，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逐渐成为重要的实践探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适合由社会组织解决的事项，交由其承担”。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在2020年之前建立较为完善的政府购买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尽可能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2020年，财政部公布了《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规定了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购买内容及目录、实施过程、合同履行、监督管理及法律责任等内容。

我国各省市相继出台政府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及管理办法，鼓励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积累了许多创新性实践经验。例如，2019年上海市正式上线运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供需对接平台”，为购买主体及社会组织提供信息化的合作载体；成都市出台了《大力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了购买渠道、人才吸纳、社会组织培育等层面的创新配套政策。然而，随着参与规模和服务范围的扩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在制度保障、预算管理、流程规范及承接能力等方面的困境逐渐显露出来，预期效果远未达到。学界对国家政策和实践进行了及时跟进与回应，做了大量探索和研究。全面梳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学术成果，把握学界理论研究前沿，明晰政策运行实效，厘清其中的问题所在，对国家和地方制定和完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增强社会治理能力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为研究数据来源，检索式为“‘主题=社会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和‘主题=承接或政府购买’以及‘主题=服务’”，来源类别=核心期刊+CSSCI，时间截面=2008—2020年。需要说明的是，若仅以“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为主题进行检索，所得文献样本十分受限。因此，本文通过拆解词组的方法，以“社会组织”“非营利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题扩展检索结果。样本选择时，筛除了少部分以“事业单位”为主题的、不适宜用于本研究的学术文献，以及学术研讨会综述、会议纪要、书评专访、杂文漫谈等非学术文献，最终选出了820篇期刊文献。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科学知识图谱法和文献计量法进行研究。借助CiteSpace对检索到的文献样本进行可视化分析，利用知识图谱巧妙地将研究领域的演进历程描绘出来(2)李杰、陈超美：《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页。。本文主要运用关键词共现分析、作者及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分析等功能，对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研究的主要情况进行阐释。同时，运用Excel软件对年度发文数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将高频关键词、突现关键词、研究机构制表。综合以上两种方法，以期展现出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研究的图景全貌。

三、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研究文献年代分布

发文数量的变化趋势是某一领域研究进展的重要体现。从图1来看，2008—2020年我国有关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研究的发文数量呈波动上升态势，大致可以分为平稳增长期(2008—2013年)、剧烈波动期(2014—2018年)和平稳波动期(2019—2020年)，年平均刊文量为63.1篇。出现上述变化可能缘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国家政策引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由此确立起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主体地位。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在教育、就业、社保等公共服务领域更多利用社会力量，加大政府向具备承接能力的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力度。之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研究呈现井喷之势(3)侯江红、刘文婧：《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研究述评——基于CSSCI(2000—2017)的知识图谱分析》，《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5期。。2016年，随着《慈善法》《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等法律规章的出台，社会组织领域开始“严登记、严监管”，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研究的势头有所下降。二是社会组织的现实发展。社会组织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社会组织在捐款捐物、社区防控、物资输送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由此，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研究逐步成为政府改革、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中的重要一环。

图1 2008—2020年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研究文献分布图

(二)主题和领域的共现分析

1.高频关键词分析。词频分析方法是在文献信息中提取能够表达文献核心的关键词或主题词频次的高低分布，来判断该研究领域发展动向和研究热点的方法(4)李杰、陈超美：《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94、89、110页。。本文运用CiteSpace，提取了频次≥20、中介中心性≥0.01的关键词(见表1)。为使提取结果更为清晰、准确，本文对关键词进行了规范化处理，将相同或意思相近的关键词合并，如将“非营利组织”合并到“社会组织”，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合并到“政府购买服务”，将“体育公共服务”合并到“公共体育服务”，以更好地说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领域的研究热点。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多，节点越大，包括“社会组织”“政府购买服务”“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公共体育服务”等。关键词中介中心性是测度节点在网络中重要性的指标之一(5)李杰、陈超美：《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94、89、110页。,中介中心性越高，节点在网络结构中的影响力越大，中介中心性前5位的关键词为“公共服务”“政府购买服务”“体育社会组织”“优化路径”和“政社关系”。

表1 2008—2020年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研究的高频关键词

2.关键词突现分析。在CiteSpace中，某个聚类所包含的突发节点越多，那么该领域就越活跃(Active Area)或是研究的新兴趋势(Emerging trend)(6)李杰、陈超美：《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94、89、110页。。本文在默认阈值的基础上，调整突发性监测参数γ值为0.7，得到突现词数量为7(见表2)。

表2 2008—2020年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研究的突现词

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研究的突现词呈现此样态同样与国家政策导向密不可分。2008年，政府进行了许多将公共服务外包给非营利组织的尝试(7)白友涛、葛俊：《政府公共服务外包的实践与思考——以南京市鼓楼区为例》，《理论与现代化》2011年第2期。，北京、上海、南京等经济发达城市的创新实践尤为火热，“非营利组织”成为阶段热点。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此后社会组织逐渐进入政府视野。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将服务纳入政府采购范围，这是推进政府行政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制度创新，因此，“政府采购”的理论基础、概念及范围等研究开始成为关键内容。2016年，我国出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提出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制定发布购买公共服务目录，引入竞争机制，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推动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为此，“项目制”“合作治理”成为主要的突现主题，且研究持续度较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建设体育强国的战略目标，随后的《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四次提及体育工作，为此，“体育社会组织”成为重要突现主题。

3.关键词共现分析。共词分析的基本原理是两两统计若干关键词在同一组文献中出现的频次，通过共现次数来说明其亲疏关系(8)李杰、陈超美：《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95页。。本文得到的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2)中，节点数量(Nodes)为428，连接线数量(Links)为511，网络密度为0.0056。可以看出，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研究涉及了较广的主题范围：既有从政府职能、社会治理切入的理论探讨，也有对社会组织提供体育、文化、养老等服务的实践优化；既有从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关系出发的研究，也有从服务供给角度深入的分析；既有对政府购买制度设计的评价，也有对购买流程执行的分析。

图2 2008—2020年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三)研究热点主题

在对高频关键词、突现词以及关键词共现图谱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学界针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研究成果，确定目前国内研究主题主要为购买服务的边界和领域、政社关系与购买模式、困境与优化路径三个方面。

1.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边界和领域。关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边界，学界从不同的视角展开探讨。基于公共物品视角，魏娜、刘昌乾认为，对于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基本公共服务应由政府直接提供，而具有非排他性、竞争性的基本公共服务以及非基本公共服务可交由市场、社会提供，社会组织即为其中一员(9)魏娜、刘昌乾：《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边界及实现机制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1期。。李军鹏认为，纯公共物品之外的混合公共服务可以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提供(10)李军鹏：《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学理因由、典型模式与推进策略》，《改革》2013年第12期。。从渐进视角看，苏明等认为，购买服务范围可随经验累积和社会认可逐步拓宽购买领域，在公共服务各领域引入购买机制(11)苏明、贾西津、孙洁、韩俊魁：《中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财政研究》2010年第1期。。基于经验主义视角，李海平建议将我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的服务范围分为禁止性购买范围、确定性购买范围和裁量性购买范围(12)李海平：《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法律规制的问题与对策——以深圳市政府购买社工服务为例》，《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部分学者则运用整体思维，从政府职责、成本效益、公共服务质量、竞争程度和扶持社会组织五个维度，界定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和底线(13)王丛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底线及分析框架的构建》，《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性服务方面，包括养老、体育、文化、就业与针对青少年、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公共服务，以及社区建设、社会工作、社区矫正等社会管理性服务。其中，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工作服务的研究较为丰富。近年来，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逐步向政府履职所需辅助性服务、行业管理与协调性服务和技术性服务扩展。

2.政社关系与购买模式。良好政社关系是服务顺畅供给的必要基础，社会组织在不同的政社关系中扮演着代理人、管家、伙伴或盟友等角色(14)句华：《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服务中的角色：政社关系视角》，《行政论坛》2017年第2期。。目前学界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中政社关系的探究，可以划分为依附关系、合作关系和博弈关系三类。首先，许多社会组织在人力、资金、办公场所等方面都要依附于政府或业务主管单位，在这种依附关系作用下，社会组织的独立性较差，社会动员能力、志愿者管理能力普遍较弱，甚至会沦为资助方的“伙计”(15)杨丽、赵小平、游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理论、问题与政策选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社会组织服务理念和目标也有置换可能。其次，政府和社会组织也可以相互依附、相互赋权，形成互利共赢的战略联盟关系。这种依附主要为政社之间资源相依，其实质是合作治理(16)汪文奇、金涛：《新时代我国体育治理中政社关系新特征：依附式合作治理》，《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即政府是购买服务的规划者，社会组织是政府购买服务的申请者、承担者和具体实施者，二者是平等的契约关系，这种短期合作随之会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长期互动关系(17)崔正、王勇、魏中龙：《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8期。。也有学者基于委托代理剖析政社合作关系，发现政社间的合作会演化出委托代理关系、动态吸纳关系以及合谋关系(18)陈天祥、郑佳斯：《双重委托代理下的政社关系：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新解释框架》，《公共管理学报》2016年第3期。。王浦劬则认为，政府购买机制分化了原有同体同一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从而建构起一种基于市场规则理性的契约关系和责任关系，使得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更具国家、政府、社会共同改造与政府、市场和公民责任共担的意蕴(19)王浦劬：《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改革意蕴论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4期。。另有学者发现，政府在购买实践中与社会组织形成了支持和控制关系，社会组织在非对称性依赖关系下，会做出配合政府的生存策略行为，政府也选择用一种非制度化的授权支持作为策略选择，二者在此间呈现出博弈关系(20)吕纳、张佩国：《公共服务购买中政社关系的策略性建构》，《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6期。。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模式往往是政社关系的映射。依据“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是否独立”和“购买程序是否竞争”两个维度，总结出依赖关系非竞争性购买、独立关系非竞争性购买和独立关系竞争性购买三种模式(21)王名、乐园：《中国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服务购买的模式分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4期。。竞争性购买一般是指通过招投标购买的项目制模式，非竞争性购买则是通过指定、委托、协商等方式完成购买，在实践中政府也可能出资建立社会组织，再向其购买服务，即体制内吸模式；当政府对某种服务的需求较为迫切时，可能会采取体制外按需购买模式，国内较早的实践是出现在艾滋病防治领域(22)韩俊魁：《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比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6期。。从功能视角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有协同增效、服务替代、拾遗补缺三种模式，以及对应互补、替代、补充的功能特点(23)汪锦军：《公共服务中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三种模式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10期。。“契约化”的政社合作模式可以增强社会组织自主性，摆脱对政府的高度依附，是优化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的关键(24)彭少峰、张昱：《迈向“契约化”的政社合作——中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之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第1期。。实践中，地方政府基于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开拓了政府购买服务的岗位模式和项目模式。岗位模式即基于服务受益方的岗位需要向社会组织购买社工服务，社工承担岗位雇员的角色；项目模式是购买方基于需求征询向社会组织购买定向服务，并对服务进行评估(25)黄春蕾、刘君：《绩效视角下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优化：济南市的经验》，《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8期。。

3.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困境及优化路径。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还处在发展阶段，学者们更为注重从制度、政府及社会组织建设三个层面提出优化思路。在制度设计层面，学界认为，政府购买服务与政府采购在标的物、供应方、流程等方面存在很大差距，需要改变无法可依的现状，完善《政府采购法》，出台指导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地方性法规(26)徐家良、赵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现实困境与路径创新：上海的实践》，《中国行政管理》2013年第8期。，明确政府购买的指导性目录，可以将“一意见三目录”提升至“一条例五目录”(27)徐家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制度化建设若干问题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社会组织活力不足的根本原因也在于制度建设，我国社会组织量少质弱，登记机关和业务管理部门的双重管理体制阻碍着它的发展，应在《宪法》中确立社会组织地位，构建起相互支持、相互监督的平等政社关系(28)关信平：《当前我国增强社会组织活力的制度建构与社会政策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要确立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的指导思想，完善立法，构建起“三元主体”的制度框架(29)项显生：《论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主体制度》，《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在政府层面，由于制度缺陷，政府购买服务的领域容易滋生腐败，需要提升政府内部的合同管理能力和谈判能力，加强对购买项目的审计监督(30)郑卫东：《城市社区建设中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以上海市为例》，《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可以在购买中引入独立审计和第三方评估，注重购买全程监管，购买的支付标准以及价格形态应基于不同购买阶段来确立(31)邓金霞：《如何确定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价格？——以上海为例》，《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11期。。要在有效刺激竞争的同时控制交易成本，搭建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购买服务平台，利用政府公信力消除信息孤岛，拓展充分竞争性的购买方式(32)张海、范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方式的影响因素与优化路径》，《探索》2013年第5期。。更重要的是，界定好社会组织的身份，秉持“共治共建共享”的精神，与社会组织构建起良好的合作关系，落实好社会组织扶持政策，正向引导社会组织发展(33)方琦、王伯承：《制度壁垒与角色偏差：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困境研究》，《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在社会组织建设层面，因社会组织自主性、独立性不足，形成了控制导向型的社会治理体制，应建立合作型社会治理模式，由压力型体制向合作民主制转变(34)马全中：《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内卷化”及其矫正——基于B市G区购买服务的经验分析》，《求实》2017年第4期。。也要加快培育和发展公益类、慈善类、服务类社会组织，提升社会组织承接购买服务的能力(35)李一宁、金世斌、吴国玖：《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路径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2期。。社会组织要突破人才困境，重视培育组织文化，建立员工培训考核机制，加强社工专业水平；盘活社会资本，扩大社会组织筹资的能力；注重服务理念的回归，提升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36)高海虹、王彩云：《政府购买视角下的社会组织发展路径思考》，《理论月刊》2012年第10期。。另外，社会组织基于组织发展需要，倾向于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可尝试将“负面清单”制度引入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使之在法未禁止的领域内施展拳脚，减少社会组织创新服务的准入风险，从而更好地发挥其主观能动性(37)游玎怡、李芝兰、王海燕：《政府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提升了社会组织的服务质量吗？——以中国科技社团为例》，《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7期。。

(四)研究方法的现状描述

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研究的方法主要有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类，但其使用分布较为不均，定性研究方法占比远远高于定量研究方法。其中，文献法和案例分析法是定性研究使用的主要方法，分别占总发文量的50.5%和21.3%。多地政府的特色实践为学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样本，我国学者从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理论探讨与现实实践中寻找差距，依据典型案例提炼可推广的经验或模式。然而，由于各地政府的尝试不一，跨区域、可计量的数据较难获取，可比性、可推论性也有待商榷。

(五)作者合作网络共现分析

1.作者发文比例分析。2008—2020年，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研究发表的820篇论文涉及321位研究者。其中，发文量为1篇的研究者数量为237，占比73.8%。根据洛特卡定律，写1篇论文作者的数量约占作者总数的60%，写N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约为写1篇论文作者数量的1/n2(38)张平、吴子靖、赵萌：《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研究的发展态势与评价——基于(1998—2017年)2049篇CSSCI的文献计量分析》，《治理研究》2019年第1期。。由此，发文量为2篇、3篇的研究者数量应分别为59.3和26.3，但实际对应数量为57和14。可见，发文量为1篇、3篇的研究者数量与理论值差距较大，说明该研究领域的“科学生产率”有待进一步加强。

2.作者的合作网络共现分析。本文运用CiteSpace进行作者发文数量及合作网络共现分析，高产作者为徐家良、崔光胜、齐海丽、句华等学者，其中最大峰值为徐家良，共发文10篇。如图3所示，作者合作网络在2013年之后开始出现，相较之下，以徐家良、俞祖成分别为核心的合作网络比较突出。综合来看，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领域的研究合作网络并不密集，绝大多数学者尚未建立合作关系。

(六)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共现分析

从研究机构看，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研究的主要科研力量集聚在高校。如表3所示，2008—2020年该领域发文机构167所，有99所发文量超过2篇(包括2篇)。机构发文总量为453篇，占样本总量的55.2%。其中发文量超10篇的研究机构有6所，发文总量为115篇，占样本总量的14.0%。

表3 2008—2020年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研究的机构发文情况

从所在学院看，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分布在高校的公共管理学院或政府管理学院，发文数量大于10篇的学院有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21)、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19)、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17)、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11)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10)。由图4可知，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已具雏形，但连线强度较弱，网络密度偏低，机构间还未形成规模化、体系化的科研合作网络。从地域来看，发文机构分布不均衡，呈现出“东密西疏”的特征，北京、上海、广东等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实践较多的地区，研究态势较为活跃。另外，该领域的研究机构多与地域相近的其他科研机构合作：一是同院设机构合作发文，二是选择同一城市的其他高校合作发文。

四、研究特点与趋势

(一)公共管理学、社会学与财政学是主流研究视角

本文通过CNKI所具备的学科分类统计功能发现，样本中以公共管理学为研究视角的有493篇，占比60.1%；社会学研究视角的有156篇，占比19.0%；财政学视角的有103篇，占比12.6%。理论研究主要以委托代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等为基础，基于公共物品、渐进主义、经验主义等进行边界界定和理论阐释。实证研究多从政社关系、购买模式、体制机制、政府和社会组织角度出发，从建立合作关系、注重第三方评估、加快政府职能转移、社会组织能力构建等方面提出解决策略。另外，以公共管理学视角开展研究占有很大比重，应当提升学者跨学科研究的兴趣和能力，加强跨学科交流与沟通，确保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领域的创新成果高质高产。

(二)研究主题重叠，研究热点连续性欠缺

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领域各研究主题间交叉重叠区域较多，缺少重要连线，主题界限不够明显。研究热点与国家政策的导向性密切相关，热点词的突现往往伴随着新政策的提出。自2012年开始，我国顶层设计更加注重社会组织的力量，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领域的研究成果出现了突变。2017年起，政策导向朝着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变，研究主题开始转向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项目制等，对于前期研究热点的关注度明显下降，研究热点的连续性不足。为此，一要在法治社会建设背景下，加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制度研究，包括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招投标制度、合同管理制度、评估机制等，夯实制度根基；二是加强对购买服务效果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的探究。

(三)研究方法应注重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相结合

目前，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领域的研究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文献法和案例研究法较常使用。对于政府购买实践的比较研究，多采用个案分析或若干案例的比较分析，较少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但根据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定量分析将会逐步加强。随着政府职能转移，部分服务事项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购买，区域间不同案例的可比性将会提升，有助于逐步增加定量分析方法的比重。

(四)研究合作网络较为单一，区域化色彩较重

研究作者合作网络比较单一，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呈现出区域化特征。不同机构的研究团队合作偏少且较为固定，以同一机构的作者合作较为常见，出现此种表现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与科研机构的考评机制有关。研究机构以高校为主，地方党政科研机构为辅，发文的研究机构往往分布在我国东部地区。因此，未来研究应注重不同科研院所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依据不同机构的研究特色构建起全国性的专业研究团体，推动购买实践在全国范围内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