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頔

2015年夏天，我第一次以工作人员的身份走进联合国总部大楼，成为联合国开发署的一名实习生。

2016年4月，离我毕业只剩一个月的时候，新浪派了一名摄影记者跟拍我在联合国总部实习的日常。从早上迈出家门，到晚上赶地铁回家，甚至不上班的时候去学校写作业的模样，通通被摄入相机。在办公室里，摄影师围着我的格子间三百六十度地拍，拍我制图，拍我打电话，拍我趴在桌上午睡。他跟着我去仓库搬东西，去其他办公室开会，就连我去茶水间泡杯咖啡，也要在一旁不停地按快门。同事们大叫，活在镜头下太可怕了。后来我就习惯了，我大口喝汤，逛菜市场，把相机当作不存在般，也放弃了管理自己的表情。

4月的纽约春寒料峭，我带着摄影师穿过第一大道走向秘书楼，他在我面前一边倒退着拍摄一边问：“为什么要来联合国？”

我反问他：“你觉得呢？”

他放下相机说：“多数人选择联合国只为一个原因——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的确，这里代表着名气和权威，光是坐在一旁听那些平时只在《新闻联播》里才能看到的人物高谈阔论，就已经感觉自己在改变世界。

可对于我来说，世界远在政治以外的地方，谁也不能妄谈改变。

年轻时做新闻节目，我有许多机会接触和认识名人，刚开始难免激动，很快便心平气和，从不曾索要合影和电话号码。与陌生人合影多么突兀荒唐，况且在自己变得足够有用之前，擦肩而过以后便不会再有重逢的机会，要来那一串号码又有何用？

况且名人也是人。记得我正式领到工作证，入驻联合国办公那一天，恰逢七十届联大开幕，元首高官们接二连三地被保镖们护送进来，在里三层外三层的摄影机面前，面带微笑地和拥挤的人群站在一起，慢慢观看墙上的展览。战地记者出身的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鲍尔女士最认真，提了许多关于叙利亚难民的问题。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更是善解人意，主动招呼工作人员一起自拍。全都是二十出头的大学生，大家雀跃不已地围上前去，迫不及待发至社交媒体。马克·扎克伯格只身到访，破例穿了一件西装外套，见多识广的外交官们竟然全都失了分寸，纷纷涌上前合影。他一边微笑应对，一边慢慢退到门边，我听见他对旁边人喃喃地说：“人太多了，我得出去透口气。”我推开门，冷风猛地灌了进来。

在受到经济危机波及之前，联合国的工作稳定，收入体面，有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工作福利。负担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75%的学费，包括那些最贵的私立大学;工资无需缴纳美国个人所得税;持专属联合国护照，外国雇员可获得G4外交签证合法留美。虽然常被中国籍员工诟病雇员的国籍比例未能平等反映会费占比，但与美国本土的机构相比，联合国仍然具有对少数族群极友好的工作环境，既是种族和宗教多样化程度最高的单位，女性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员工比重也比一般的大企业高出许多。

不过这些诱人的条件，与并未计划久留的我没什么关系。

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弱势群体并不是官员们唯一且最重要的关心。各国为社会公义而在此联合，国与国对利益的竞争却是无处不在。获得过普利策奖的鲍尔女士诚然对战区的儿童忧心忡忡，还曾借助我们的视频连线对孩子们嘘寒问暖，但叙利亚今时今日的悲惨境况，她所代表的国家既是始作俑者，亦是雪上加霜的推手。总在国际援助项目上展現高风亮节的北欧诸国，秘书楼里照样流传着一些不为人知的黑色历史。

我第一次跟着同事参加联大会议，便是在那可怜的叙利亚小男孩陈尸海滩引起举世哗然之后，大会紧急召集各国讨论叙利亚的难民危机。会议在历史悠久的托管理事会会议厅召开，镶着白蜡木的墙壁上有一组引人注目的雕像，一名妇女两臂高举，放头顶的小鸟飞去。

我问同事这是什么寓意？

她说，托管理事会曾经用来管理前殖民地国家，这雕塑乃是希望他们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实现独立，从而“无限制地飞向更高处”。

会议进行得有条不紊，荧幕上难民们从夹杂着哭声和尖叫声的偷渡船上争先恐后地跳下来，与暖气充足的会议厅里平静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代表们穿着一丝褶皱也无的深色羊毛西装侃侃而谈，这些受过绝佳教育的外交官，每次发言都有些我听不懂的单词，但意思很简单：难民很可怜，我们要做以下ABCDE……

可能是屋子里太热，我不停地打呵欠，同时觉得墙上那只张着大嘴的鸟十分滑稽。

我和同事当天带去了一部用虚拟现实（VR）技术拍摄的纪录片，讲述一名十二岁叙利亚女童在难民营里不乏童真的日常生活。这片子由几位好莱坞和纽约的制作人操刀，在全球巡展的过程中，让人身临其境的新技术唤起了公众对难民的关切。然而在这个会场，大家连九分钟的片子都没时间看完，却在用三个小时侃侃而谈。

当硅谷的无人机飞入菲律宾雨林向村民们发送无线网络信号时，这里也是在侃侃而谈。

当马拉拉带着脖子上的伤疤站上联大会堂的主席台时，某位妇女署的高官却因为相关推特没有@他而在半夜大发雷霆。

点开联合国官方网站，跳出来的第一句话是：欢迎来到联合国，您的世界。

这里到底是谁的世界呢？

手握亿万脆弱生命的权柄，却仍然对面前支离破碎的现实束手无策，精英政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结束拍摄那天，我发着三十九度高烧，站在东河河畔与这名年轻记者告别。他问：“片子你要不要先挑？”

我摆摆手，新闻摄影，轮不到我说话。

他笑了：“真的？说不定我可以帮你磨磨皮，拉拉腿。”

我说：“万万不可，以后老了回头，仍然希望能看到一段货真价实的回忆。”

每周我要写两篇工作日志，汇报工作进度和学习收获，上司看过后对我说，你让我们对社工这个专业产生了重大好奇。春天正式开始的时候，她与我一同来到阿姆斯特丹大道1255号，与一百多名社工学生和教授讨论，本专业如何代表最边缘群体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中发声。教授N对我说，你把一颗新的种子带进了联合国。

这才是这次实习的重大意义。

（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像世界一样宽广地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