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与培育路径研究<br/>——以红色旅游城市为例

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与培育路径研究
——以红色旅游城市为例

2022-02-09张新成王琳艳李锦敬

干旱区地理(汉文版) 2022年6期

张新成，高楠，王琳艳，李锦敬

（1.山西财经大学文化旅游与新闻艺术学院，山西太原 030031；2.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054）

截至2019 年底，我国红色旅游接待人次已超1.4×109，总收入超过1.4×109元，约占全年旅游总人次的23.33%和总收入的6.03%。《2021 红色旅游发展报告》指出，2020年红色旅游人均消费达1287元，红色旅游消费市场对地区经济贡献将达到万亿规模，成为推动革命老区社会经济振兴发展重要动能。红色旅游作为国家认同、政治文明和巩固发展的重要方式，对于国民认同感的提升有着重要作用。另外，对于扩大国内文化旅游消费，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近年来红色旅游发展存在红色文化传播不足、资源开发同质化、地域特色不鲜明、产品创新不足、区域经济带动作用不强等难题，与其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目标仍存在差距。据此，如何评估红色旅游高质量内容？其中，阻碍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因素有哪些？未来培育的方向和重点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将为新时期我国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国外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红色旅游、战时旅游和黑色旅游等［1-2］，有关红色旅游研究成果主要围绕中国实践展开［3］，包括遗产保护、传播、认同和政治教育等［4-5］。国内红色旅游研究则聚焦于资源分布、产品开发、服务质量、文化传播和开发模式［6］，针对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大致可以归纳为三大类：一是内涵探讨研究，如宋昌耀等［7］认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重点要处理好政治主题和市场发展之间的关系。林宝民等［8］、阎友兵等［9］提出五大发展理念是红色旅游高质量建设内容的集中体现。许春晓等［10］将红色旅游资源与其他旅游资源的协调共生视为其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雷莹等［11］提出红色旅游景区高质量内容包括基础设施、配套服务、资源保护。二是制约因素研究，如吴若山［12］、邓伟等［13］提出体制机制、资源管理、人才建设、科教水平和理论滞后等制约了我国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三是提升路径研究，如王雄青等［14］、阳国亮等［15］提出社区参与、业态融合、品牌推广、强化体验等是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可见，已有研究中能够体现出新发展理念内涵和特征的评价指标相对较少。研究对象上缺乏案例聚焦，多以理论层面的探讨为主。研究方法上文本分析、专家访谈等定性研究较多，构建量化模型并测评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鲜少。

基于此，在综合五大发展理念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以12个重点红色旅游城市为例，运用定性比较分析和网络文本分析探究了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培育路径。本研究全面揭示了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内部机理与培育路径，旨在厘清新时期我国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和方向。

1 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1 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分析框架

高质量发展指能够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求，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16］。本研究认为创新发展是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首要增长动力，包括人力资本、创新能力和环境，是增强红色旅游产品开发和新兴业态培育的体现；协调发展是解决红色旅游内部产业发展和外部系统协调问题，是增长结构；绿色发展是通过地区环境治理的持续投入，改善地区红色旅游发展的生态质量，是增长方式；开放发展是扩大地区红色旅游影响力，由“引进来”向兼顾“走出去”转变，是增长形态；共享发展是展现红色旅游发展的公益性和增强民生福祉的重要体现，是增长成果；文旅资源是开展红色旅游活动和传播红色基因的载体，是增长基础（图1）。

图1 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分析框架Fig.1 Analysis framework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1.2 评价指标体系

本研究尝试通过基于文本的扎根分析方法［17］，通过三级编码细分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各系统层所涵盖的指标层。具体在百度网页、知网、微信公众号上检索关键词为“红色旅游高质量”，通过去除重复样本、与研究主题不相关网络文本后共获取2018—2021 年共78 篇。进一步对所搜集的网络文本进行开放性编码，通过关键词提炼出次范畴，即二级指标。在此基础上，通过主轴编码和选择编码明确不同范畴之间的内在关联，最终提炼出主范畴，即为一级指标（表1）。

1.3 案例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2016 年长沙成立的全国红色旅游创新发展城市联盟（表2），为提高样本的代表性，剔除了省会城市、红色景区等级不高且排名靠后的城市，遴选出了12 个城市作为案例地。数据获取途径：一是地市统计资料并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作为补充；二是百度指数，通过关键词检索获取历年数据；三是网络爬取数据。其中，红色培训和举办红色旅游相关学术会议数均来自于百度网站检索获取。红色旅游法律法规获取自北大法宝网站，进行政策力度评分标准综合测算［18］。社交媒体传播指数则获取自微信检索“市名+红色旅游”，将文章阅读量和点赞数分别赋权0.8和0.2进行综合测算；数据结果处理上，对所有数据指标进行标准化换算，通过熵值法［19-21］对指标予以赋权，权重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Tab.1 Index system of red tourism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表2 案例地概况Tab.2 Overview of the case

1.4 研究方法

1.4.1 健康距离模型健康距离模型表示系统运行过程中受到外力干扰后与其原始真空运行下的偏离趋势。计算公式如下［16］：

式中：HD(M1,M2)为红色旅游实际运行状态（M1）和高质量最佳运行状态（M2）之间的距离；xbi、xai分别为城市i红色旅游发展的实际值b与其标准值a；Ki为权重。将失配度等级划分为匹配类型∈［0.0, 0.4］、过渡类型∈（0.4,0.8］、高度失配∈（0.8,1.0］［16］。

1.4.2 定性比较分析定性比较分析能够识别多种前因变量并发作用，还避免了多个前因变量引致的共线性问题，具体测算包括一致性（Consistency）和覆盖率（Coverage），计算公式如下［22］：式中：X与Y分别为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集合；xi、yi分别为变量i分别隶属于组合X、Y。一般认为当单个变量的一致性高于0.85且覆盖率高于0.9，即认为结果变量的充要条件成立。此外，采用四值模糊集校准法作为变量的量化标准。

2 结果与分析

2.1 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分析

2.1.1 系统演化趋势由图2 可知，2006—2019 年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介于0.186～0.301，整体可划分为3 个阶段，即2006—2010 年波动发展阶段，2011—2015 年快速上升阶段，2016—2019 年平缓上升阶段，与国家五年规划周期相吻合。阶段1是红色旅游由自发向自觉阶段过渡时期，随着红色旅游景区调价和陆续免费开放、消费群体由公费向自费转变、产品向“红色+”的复合型转变，红色旅游市场需求逐渐觉醒；阶段2 为红色旅游深化过渡时期，《2011—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指明从业态融合、景区服务、从业人员等持续深化和巩固红色旅游发展成果，红色旅游规模上升显著；阶段3 为红色旅游发展质量提升时期，《2016—2020 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提出红色旅游的内涵式和标准化发展，实现由数量规模化向提质升级方向转换，引致该时期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图2 红色旅游高质量及子系统发展水平Fig.2 High-quality of red tourism and development level of subsystems

子系统演化趋势来看，增长动力呈现平稳上升趋势，且愈发重视红色旅游与关联业态融合创新。如延安市围绕红色资源开展了文创孵化、主题演艺、娱乐消费等多元延展型创新融合尝试，临沂市则创新性的树立了“研学城市”品牌形象。增长结构发展水平最高，但2011 年后呈现波动下降态势，揭示出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产业内部结构矛盾及其与外部系统的不协调性问题，直到2016年全面发展时期增速才逐渐回暖。赣州市作为红色旅游共生协同发展的典型，以赣南苏区为核心，构建起了以瑞金为龙头，兴国、于都为重点的“1+2+N”协同格局，形成了整体大红色旅游市场。增长方式始终保持平缓上升态势，表明绿色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效应逐渐释放。如吉安市通过井冈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建设，成功入选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增长成果水平上升显著，表明地区红色旅游的公共性和公益性不断释放。如嘉兴市重点激发南湖旅游区红色基地带动作用，打造了“没有围墙的江南水乡城市博物馆”，极大的提升了红色旅游发展的正外部性效应。增长形态水平始终处于低位，表明地区红色旅游发展的开放协作格局尚未成型。部分红色旅游城市谋求联盟发展，如常熟市围绕沙家浜景区，通过走出去开展了“共走红色路、同游江浙沪”，再通过引进来，举办全国红色旅游讲解大赛，推动地区之间互动发展。但整体来看，当前仍未形成明星化的红色旅游形象。增长基础水平攀升显著，随着红色旅游市场增量空间上升，红色旅游产品逐渐丰富。如湘潭市重点梳理了红色旅游关联的培训、文艺、影视、文创和文物等产业，形成了多业态共生的现代红色文化体系。但多数地区在红色资源开发中，存在产品、服务和业态趋同，缺少差异化和亮点，引致潜在市场需求向现实需求转化水平仍旧偏低。

2.1.2 地区发展差异本研究运用基尼系数反馈地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对差异，该值愈小表明地区发展差距愈平衡，反之则地区差距愈大。结果如图3 可知，最大值为0.692，最小值为0.639，下降幅度较小，表明城市之间相对差异较大。借鉴陈景华等［22］研究，将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划分为4种类型。延安市、常熟市、嘉兴市在观察期内始终处于领先类型；遵义市和赣州市发展较快，等级类型分别升迁为进步型和领先型，缘于其在推动新兴城镇化建设中不断提高与红色旅游发展的融合深度；吉安市、广安市、百色市、安阳市、龙岩市始终低于平均水平，未来存在较大追赶空间。

图3 地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Fig.3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regional red tourism

2.1.3 系统失配度分析健康距离测算可知，领先地区除增长成果和增长形态处于失配类型外，其余子系统均处于过渡类型。进步地区仅在增长结构、增长基础处于过渡类型，而追赶型和落后型所有子系统均处于失配类型。可见，整体缺乏匹配类型，这也是红色旅游发展由“量”向“质”转化的关键；二级指标障碍度计算发现（表3），文化创意、市场需求、交通服务、文化事业、区域合作、产品开发是共性障碍因子，且多源自于外部发展环境系统。除去共同的障碍因子外，发现领先型在宣传营销上有待改善，进步型在体制机制和研学教育上亟待强化，追赶型在经济协调、产业集聚、城镇化协调方面存在不足，而落后型在保护体系上存在上升空间。说明当处于较低水平时，红色旅游高质量更多的是受到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内部因素制约，而发展水平愈高，则受到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等外部环境影响，主导障碍因素呈现出由内部资源优势向外部环境协调转化的过程。

表3 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因素Tab.3 Obstacles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2.2 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培育路径分析

前述分析基础上，有必要通过多案例地的定性比较分析，找寻推动地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共性提升模式，并探索出各子系统在组合模式中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针对典型案例地进行内容分析法，通过对个案中的关键因素进行辨析和逐级提炼，将组合模式的理论经验总结与典型案例的发展实践相结合，最终提炼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培育路径（图4）。

图4 培育路径分析框架Fig.4 Cultivation path analysis framework

2.2.1 多案例视角的提升模式分析通过以12 个城市红色旅游高质量水平为因变量，六大子系统作为自变量，建构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组合模式。结果如图5所示，所有组合均符合一致性阈值要求，满足统计可靠性。

（1）组合模式分析

领先型组合模式Y1而言，增长结构、增长成果、增长形态和增长基础的同时提升必然引致高质量发展结果；进步型组合模式Y2中，相对弱化了增长结构变量，成为领先型与其他类型区分的标识。增长结构发展水平不高，必然会制约红色旅游与其他系统的协调发展，难以产生长期稳定的共生利益群体；追赶型组合模式Y3中，增长动力方面存在明显弱化，从而不利于红色文化旅游产品多元化开发能力，引致红色旅游产业链条的纵向延伸能力受到约束，压缩了市场需求弹性空间；落后型组合模式Y4中，增长形态出现明显弱化，该类地区“引进来”“走出去”方面存在短板，表明尚未形成地区明星化的红色文化旅游形象，导致旅游流规模较小。且自身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往往不高，在吸引外部资本流入、区域合作营销等后劲不足，陷入恶性循环的发展模式。

（2）作用机制分析

增长动力作为核心因子，在发展初期重要性并未凸显，是进步型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仅2019 年领先型增长动力作为基础变量得以显现，表明增长动力作用发挥需要特定条件支撑，是红色旅游发展趋于完善和成熟阶段的体现；增长结构在驱动进步型、追赶型和落后型发展过程中作用相对弱化，表明该类地区红色旅游共生群体尚未形成，是共生因子；增长方式通过隐性的交叉补偿路径能够产生积极的正外部性效应，但该效应发挥具有一定的时滞效应，是非敏感因子，表现在追赶型和落后型的第2个周期才逐渐凸显；增长形态在领先型中始终处于基础变量，而在进步型和追赶型的第3个周期显现，在落后型中则为不显著变量，表明增长形态在红色旅游起步初期具有导向作用，即通过“引进来”“走出去”战略实施，对红色旅游目的地形成推拉效应，较高的开放增长形态必然引致良性拉力效应，反之会引致恶性外推效应，是敏感因子；增长成果在上述4 种组合模式中均被视为共性核心条件，表明红色旅游发展过程中，激发了其正外部性效应发挥，有效扩大了红色旅游的公益效应，做到了市场发展与公益性的有效平衡，是外部性因子；增长基础在追赶型前2 个周期和落后型初期较为显著，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影响力逐渐弱化，该类型地区借助后发优势在相对成熟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模式引导下，通过完善红色文物保护体系、旅游开发模式、线路设计、市场需求等迅速实现规模化增长，成为支撑因子。

2.2.2 个案视角的关键路径分析

（1）样本选取与网络文本处理

首先，选取涵盖领先类型和等级升迁类型作为案例地，以“地市名+红色旅游”在百度、学术网站、知网、地方政府网站上进行交叉检索，筛选后共获取512篇网络文本；其次，通过2名研究者分别对网络文本进行逐句阅读并提取关键词；最后，2名研究者对其所提取的关键词进行交叉复核，以保证关键词提取的客观性（图6）。

图6 关键路径及其网络结构图Fig.6 Critical path and network structure diagram

（2）关键路径分析

第一，全方位扩大红色旅游的正外部性效应。一方面，以“旅游扶贫”为核心的“公共服务”“公益性与营利性”“文物保护”等关联密切，表明红色旅游发展中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平衡发展，通过其正外部性效益发挥促使地区红色旅游发展形成集聚效应，实现增长形态由“非均衡”向“包容共享”转变；另一方面，围绕“发展模式”为核心的“规划编制”“旅游项目”“康养旅游”等关联密切。表明红色旅游正外部性效应发挥，应将红色旅游融入地区大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之中，全方位解锁“红色旅游+”发展模式，推出更多差异化产品。

第二，优化数字经济格局下的红色旅游共生环境。“数字化服务”关联的有“旅游企业培育”“部门协作”“机构改革”等。表明数字化布局已广泛涉猎红色旅游的基础设施、支撑平台、创新创意、治理能力、新兴业态，反映出通过数字化2次激活红色旅游消费市场，并催生出新的共生发展空间，以补足红色旅游市场“漏损”。具体而言，一是注重数字化优势，延伸红色旅游产生链条，与在线新经济模式相结合，推动红色旅游业态融合；二是培育一批具备创新意愿和能力的旅游企业，形成品牌化的标杆效应，作为推动红色旅游数字化发展的主体力量；三是转变发展理念，熟练运用数字化思维，强化文化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组织领导和数字化治理能力，为红色旅游发展提供支撑。

第三，激发红色研学的大众旅游市场需求。以“红色研学”为核心的“交流培训”“旅游形象”“红色教育”等关联密切。研学、培训是红色旅游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模式，是地区红色旅游“引进来”的主要客源市场，表明如何将研学市场拓展至大众旅游市场已成为红色旅游“走出去”的关键。具体而言，一是成立专业化的研学机构，将研学教育与地方特色文化有效融合，既传承了红色文化，又扩大了地区特色文化旅游产业的影响力；二是开展红色文化旅游体验项目，包括红色街区、红色小镇、演艺等，构筑地区红色旅游的品牌化传播力；三是加强区域红色研学培训交流合作，形成明星化的地区红色文化旅游形象。

此外，政府扶持是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引导力量。“政府扶持”在上述3 种关键词网络结构中均存在显著的关联。可以通过平衡政府、企业和社区之间的利益分配，构建起政府、市场和社区多元参与的合作机制，理顺管理体制，发挥多主体协同作用，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

3 讨论

以往研究多集中在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要素、结构、体系、内涵和外延等理论性认知，但缺少构建与之相适用的量化评估体系，引致难以提炼出红色旅游高质量独特的发展机制和培育路径。本研究基于五大发展理念，归纳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六大系统，具体是由表征红色旅游发展动力的创新发展系统、检验红色旅游与社会经济系统间的协调发展系统、解决红色旅游外部性与生态共生的绿色发展系统、反映区域内红色旅游内外联动性的开放系统、考察红色旅游公共性和公益性的共享发展系统、体现红色旅游特色和发展基础的文旅资源系统所共同构成的复杂巨系统。

结合六大系统功能定位，在发展过程中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创新发展驱动，完善好红色旅游的体验化和科技化，优化红色旅游的网络空间体验，形成红色文化与数字技术融合的新型消费业态。二是建立现代化红色旅游产业体系，形成与数字、生态、科教等融合共生发展。三是树立低碳发展理念，打造“红带绿”“绿促红”的低碳示范区，形成绿色低碳的红色旅游发展氛围。四是重塑红色旅游宣传推广体系，结合地区重大战略布局，强化区域合作和形象推广，让红色旅游真正“红”起来。五是强化红色旅游的教育功能，面向新时期涌现出的新思想和新需求，构建起具有民族性、时代性、科学性的红色研学教育新体系。六是延伸红色旅游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挖掘出新的发展模式，摆脱原有资源开发的路径依赖，盘活红色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