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娟娟

(北京电影学院视听传媒学院，北京 100088)

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曾在《赛博格宣言》(ACyborgManifesto)中断言：“这是我们的时代，一个神话的时代，我们全都是喀迈拉，是理论上虚构的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物。总之，我们是赛博格。”[1]通过安装辅助的控制装置，赛博格能完成超越人体限制的新身体，甚至连大脑都能和电子设备直接连接，实现人机之间的信息交互。例如在《全面回忆》(1990)中在人类太阳穴贴上电极片进行记忆移植；《盗梦空间》(2010)塑造的造梦机器这一媒介装置能够潜入大脑，从人类潜意识中攫取信息，实现控制梦境的目的；《超验骇客》(2014)中人类的意识可被转入超级电脑中，并任意地在网络上进行信息交换和传载，电脑终端机控制整个网络世界……此外，还有《黑客帝国》(1999)、《源代码》(2011)、《记忆提取》(2012)、《蟋蟀芯片》(2013)等科幻电影中都出现过各式各样的大脑媒介，散发着强烈的赛博格(Cyborg)气质。

大脑媒介作为媒介想象中的一种基本类型，顾名思义，是一种可与人类脑部神经系统直接连接并完成信息生产和传递的媒介形式，不同于普通媒介依赖特定的物质性载体，它将人脑作为信息交换的媒介空间，具有信息接收和传播，记忆植入与清除等功能，这在科幻电影中尤为常见。荷兰电影媒介学者托马斯·埃尔塞瑟(Thomas Elsaesser)在文章《弗洛伊德与技术媒介：魔法石板的不朽魔力》中提到一种神秘的书写魔板工具，只要在上面留下笔迹，便会被永久地保留下来，如同人脑对信息的处理要经过感知接收、信息加工和记忆储存的流程，反过来，人类自身也似书写模板一样是一种媒介装置，在心灵领域发挥着媒介的功用，这也是埃尔塞瑟将弗洛伊德视为“媒介理论家”的原因。弗洛伊德认为心灵不仅可作为单纯的书写系统，同时也是一个视觉隐喻系统，心灵装置是由感知和存储两部分构成，感知对应意识中的视听，存储则相当于大脑的记录和编码，身体和心灵，感知和存储，不同系统组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心灵—身体”媒介装置，此时人类本身就生成出一种新的记录和铭写方式。[2]99

基于这种媒介观，大脑媒介在一定程度上践行着再媒介化逻辑的运行机制。何谓“再媒介化”(remediation)[3]？此概念出自美国媒介学者杰伊·戴维·波尔特(Jay David Bolter)和理查德·格鲁辛(Richard Grusin)的著作《再媒介化：理解新媒介》(Remediation：UnderstandingNewMedia)：“再媒介化是新数字媒体的决定性特征，意指一种媒介出现在另一种媒介中。”[2]45我们暂且不论其媒介再现的基本内涵，具体讨论再媒介化的两种看似互相矛盾却又共生共存的逻辑关系，即隐性的透明性和显性的超媒介性，考察其在科幻电影中如何构建起一个庞大而和谐的数字化媒介空间。

一、再媒介化的双重逻辑机制

从英国著名小说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创作出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作品《弗兰肯斯坦》开始，人们便踏上了科幻探索之路。步入21世纪以来，各种新媒介接踵而来，加之科技飞速发展，科幻电影关于未来世界的想象越发大胆和完整，出现了诸多“幻想媒介”。“幻想媒介”(Imaginary Media)的概念出自媒介考古学，主要围绕媒介的非现实特质进行探讨，致力于发掘媒介异质性的齐林斯基认为它是“变体学”(variantology)[4]的一种，而大脑媒介无疑是幻想媒介的一种变体类型。除了大脑媒介，这些变体还包括表现媒介、现实媒介以及其他概念性媒介等其他媒介形式，例如科幻电影中常见的时空穿梭机、休眠舱、飞船等技术性媒介装置，还包括虫洞、引力等物理概念上的自然传播媒介。[5]下面将围绕大脑媒介这一基本类型，结合再媒介化概念，揭示再媒介化的双重逻辑机制如何在科幻电影中进行合理运作。

在展开大脑媒介的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再媒介化的双重逻辑。博尔特和格鲁辛在书中以电影《末世纪暴潮》(StrangeDays，1995)为例阐释了大脑媒介参与的再媒介化过程：主人公莱尼·尼罗兜售的科技设备“the wire”是一种能直接在人的意识之间进行感官信息传递的神奇产品，只要将设备套在头上，其中的传感装置便连通到大脑感知中枢系统，经由大脑皮层直接记录和传递人的感知。[2]3在此过程中没有任何媒介物参与，the wire已然超越了媒介本身的限制，成为一种具身化的媒介技术。在未来世界中，人类的欲望表达可以跨越媒介，直接实现意识之间的连接，使用者关于设备本身的存在意识是没有的，the wire带来的是一种无中介的、主观视角上的视觉感知体验，这正凸显再媒介化蕴含的透明性(immediacy)[2]21和超媒介性(hypermediacy)[2]31的双重逻辑。

在各种媒介形态涌现并泛滥的年代，人们一方面为了更精准地进行信息传递，获得更舒适的感知体验，因而不断增加和优化媒介形式，另一方面又试图掩盖和抹去媒介的存留痕迹，例如常见的直播影像，观众在直播中可以观看到各种场面，仿佛身临其境，媒介感的消失使得感知体验更加真实和自然，如今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透明性逻辑的运用越发广泛，如用户界面和屏幕窗口设计逐渐向透明化和无边框样式演化。与此同时，在一则媒体信息的页面上各种相关视频、图片、文字等媒介通常以嵌入式形式出现，尽管种类繁杂、混乱无序，但经过多重窗口的排列、组合和重叠，以及各种超链接，信息内容的表达远比单一媒介形式清楚明了，这便是超媒介性逻辑的体现。

对于再媒介化的透明性，我们可追溯到几百年前西方视觉艺术中的再现手法。无论是17世纪画家通过线性透视法原则进行绘画创作、19世纪摄影师手持透视成像原理的照相机进行拍摄，还是如今计算机制图专家结合线性透视和数字技术进行模型绘制，可以看出他们都意图抹除媒介的存在，呈现出作品的直接魅力，进而获得一种更加真实的视觉体验。[2]11此外，超媒介性同样也能追溯到古早之前的历史。回望中世纪的泥金装饰手抄本里用于装饰、与文本相融合的大号字母图形形式，17世纪以大卫·贝利为代表的绘画作品，再到现在的互联网显示界面、视频游戏桌面、多媒体程序设置等，都试图营造一种异质性媒介空间，显示出超媒介性逻辑。[2]12

在大多数情况下，透明性和超媒介性这两种看起来相互矛盾和排斥的逻辑形式共同存在，相互协作，并试图在矛盾中达到一种平衡。这种平衡主要体现在透明性在抹除媒介存在痕迹的同时，超媒介性反而强调多重媒介形式相互叠加和并置，形成一种多元化、集合式、异质性的媒介空间，而科幻电影无疑提供了一个相对完美的再媒介化实践空间，幻想媒介更是双重逻辑最有力的实践形式，进一步深化对人的意识奴役和行为支配。

二、大脑媒介的概念与分类

在科幻电影的想象中，大脑媒介与人类的感知和意识紧密相关，如今将此类幻想媒介放置于再媒介化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会发现它们对于人类意识的控制与再媒介化双重逻辑运作机制的契合。

有学者根据科幻电影中大脑媒介的呈现方式和功能不同，将其划分为两大基本类型，一种偏向感知类，另一种偏向记忆类[5]：

(一)感知类大脑媒介

感知类大脑媒介易将现实和虚拟混淆在一起，使人们怀疑所处世界的真实性。无论是《异次元骇客》里通过特定仪器将记忆植入虚拟世界中代理人的大脑中，还是在《黑客帝国》中用于控制人类和现实世界的名为“母体”(the Matrix)的计算机人工智能系统，如同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在著作《理性、真理和历史》(Reason,Truth,andHistory)中提及的“缸中之脑”的假设，人类仿佛生活在设定好的虚拟程序里，身体被隔绝在盛满营养液的器皿中，并被插上各种插头用以接受来自电脑系统传递而来的感官刺激信号，诚然，身体、意识和思维空间都被机器媒介所奴役，这些媒介系统扰乱了人类对真实世界的感知。

大脑媒介对人脑的入侵，使人不依靠物质媒介，仅凭感官和意识的刺激便可完成信息的生产和传递，站在再媒介化角度我们可做如下阐释：透明性逻辑营造的消失的媒介感使人们可以直接与意识交流，从表面上看似乎造成了信息传输中的断裂，扰乱了正常的传输流程——信号源经由发送器，消息被处理成信号，人们进而接收到有效的信息内容，整个通信系统模型可概括为代码、编码、再解码的翻译过程，显然媒介在整个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载体，然而再媒介化却意图抹除媒介痕迹。值得一提的是，再媒介化并非直接抹掉媒介的存在，而是消除一种媒介感，因此它并未打破信息传播秩序，因媒介感的消失而造成信息传播链条的断裂只是表面的断裂，并不影响媒介本身在传递中的功能性作用，反而在信息接收方面使人们享有一种真实的感知体验。

当人脑的神经末梢与计算机产生连接，依据程序设定将信息输入脑中，此时虚构出的各种人生经历、社会环境、日常生活等内容以代码的形式植入其中，这些信息使人们生发一种世界“真实”的幻觉感，而它们正是遵循超媒介性逻辑进行信息的组织和编排。超媒介性具有的多窗口设置和超链接特征与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CapitalismeetSchizophrenieⅡ：MillePlateaux)中的“根茎”概念存在相似性，在再媒介化构建起的媒介空间中，人们被放置于一个无限蔓延的、交织和丛生的、巨大的根茎式网络中，再加上透明性逻辑提供的真实性体验，更加深了人们置身其中的沉浸感。在享受透明性带来良好观感的同时，互联网环境下各媒介平台因媒介融合而呈现出一种杂糅场面，文本、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等各种媒介形态占据着网络页面，创造了一个异质性空间，用户的整个显示屏幕类似巴洛克橱柜、现代主义拼贴画以及蒙太奇影像等视觉艺术形式，屏幕中各个子集框架的嵌套和堆叠，构建出一个多元化的窗口界面。

毋庸置疑，在多媒体时代和网络高速发展的状况下，媒介以技术性方式扰乱了生命正常的绵延性、周期性以及流变性，传统的时间模式被打破，在错乱的网络时空秩序中，时间在技术的操控下，被任意地变形、拼贴和组织，原本正常的生命节奏变得无序和混乱，时间真正地沦为了技术的俘虏，并逐渐被机械化的技术时间所取代。从表面看，再媒介化将媒介抹去，通过透明性和超媒介性逻辑下的真实感体验和超链接等操作，以一种看似无中介的形式造成信息传输过程中的混乱，改变了正常的时空秩序和节奏，但实际上，透明性带来的真实感以及超媒介性的“根茎”模式，使人们能更直接地和客体对象进行交流，在断裂中又可见其秩序的连续性，信息因此保持着绵延和连续，将错乱和扭曲的时间和空间由断裂的碎片连接成连续的整体。

(二)记忆类大脑媒介

记忆类大脑媒介不似感知类媒介执着信息的传递和接收过程，它们更集中于对记忆的清除和植入。因为记忆与人类潜意识等精神方面有着密切关联，因此在科幻电影中，这种大脑媒介最直接的作用便在于对人类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由此引发关于人的自由意志、主体性、身份认定、价值观念、人类与技术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例如在电影《全面回忆》《超能查派》《幻体：续命游戏》《超脑48小时》《谍影重重》中都有主人公的记忆被消除、移植或重置的人物设定，无论是《全面回忆》中出现的拥有各自记忆的两个不同主体豪瑟与奎德，还是《谍影重重》里被清除记忆、改造成冷血杀手的伯恩与原身体宿主韦伯之间的身份困惑，抑或是《超能查派》中人工智能查派将人类迪恩的记忆传输至机器人身上而成为一个可独立思考的全新个体，这些由记忆所牵扯出的关于身份认同和自由意志等议题始终贯穿于影片当中。

不仅在众多科幻电影里，在当下时代中，数字记忆都逐渐成为一种主流化的记忆模式，当我们下载数据时会经历一个转换和存储过程，而下载的这段短暂时间不可避免地带给人们一种延迟感。再媒介化在信息存储和传输过程的逻辑运作恰与数字记忆过程类似。现下，我们置身于现象学的维度分析双重逻辑的记忆机制，以便更清晰地了解整个记忆构建过程。德国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在《逻辑研究》中指出意识时间性问题，他以音乐为例，将旋律当作时间客体。所谓时间客体指的是演奏现场中的音乐旋律本身，而非记录在乐谱中的音符和被听众听到的音乐。换言之，只有当音乐处于演奏当中，在一种流逝状态下完成一个自我构建和持续留存的过程，才能被称为时间客体。斯蒂格勒认为：“音乐旋律只有在它的绵延中才能构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段音乐旋律就是一个时间客体，它的现象是一段时间的流逝。”[6]因此，音乐旋律在时间流逝中表现出一边生成一边消逝的流动性，而对象流与意识流也始终处于一种同步发生的状态。此时，音乐旋律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以绵延形式延续，听众在现场即时即地接收到的旋律音符接续着上一旋律的结束，下一旋律音符处于一个时刻等待被接收的状态，如此循环往复，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相互连接的链条式构建过程。

将时间客体和意识流的交织与构建的整个过程放置到再媒介化语境中，“消失的媒介”改变了人类对客体对象原有的经验感知，信息通过类似“the wire”这类新兴媒介装置直接接触到人类大脑中枢神经，避免任何介质载体的参与，并在大脑表层快速传递和转化为文字、图片以及声音等内容，在此过程中，再媒介化使人们获得更直接的真实体验，通过对媒介介质的隐藏和消除，以一种几近透明的存在完成人们内在情感和意识的转化，如此一来，隐性的透明性和显性的超媒介性与人们的主观意识、感知经验之间建立起连接，并因此简化了时间客体自我构建和存留的过程。科幻电影中呈现的大脑媒介多表现为双重逻辑机制的运作模式，再媒介化旨在将物质性媒介载体隐匿起来，直接在主客体之间建立连接，改变了传统的信息记录和储存机制，整个过程大致可以描述为：在双重逻辑驱使下，透明性使得信息流畅自然地直接传输给大脑，同时超媒介性以超链接形式将信息内容进行完整呈现并记录下来，人类记忆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真实性和实时性的巨大意识市场中被构建起来。

三、媒介想象背后的意识奴役

在数字化时代，以电影、电视、网络视频等为代表的媒体形态，无时无刻不在支配着人们的无意识内在，同时，在对看不见的意识进行深层奴役和支配的过程中，与之相关的欲望、消费、文化乃至政治等诸多方面也随之发生改变，它们无一不隐藏于一种无意识沉迷和接受中，新媒介的出现无疑加速了这种沉迷，致使潜在性意识奴役行为合理发生，科幻电影中的幻想媒介更是如此，它们一方面蕴含着人类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想象，肯定技术发展对社会进步带来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对未知的恐惧，幻想媒介俨然成为人们内心欲望投射的对象。

人们喜欢对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一种传奇式的历史叙述，斯蒂格勒称之为“故事欲”的表达，[7]如今我们对数字化的依恋日益加深，诸如集合着图像、声音、通信、信息技术以及数字化虚拟技术等各种多媒体视听手段的出现，已经成为当下故事叙述和逻辑展开的新方式。基于数字技术发展的科幻电影依据其自身具有的高效性和拟真性等特质，营造出真实性的视觉效果以及沉浸式感官体验，从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数字化隐性欲望支配方式的内在信仰度，而再媒介化作为贯穿其中的策略手段和逻辑机制，显然起到关键作用。

具体而言，在科幻电影中再媒介化是如何对人类意识进行支配的呢？根据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中提及的第三持存激活深层意识支配的说法[7]，他认为在大脑感知刺激信息的过程中，存在一种隐性机制可以在意识流的支配下促使整个视觉经验完成。例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观看电影电视时容易陷入一种慵懒的状态，这种无聊的观看行为使人们在时间流逝中暂时遗忘自己，在无意识中得到放松，进入无思状态。此时，电影电视等媒介便实现了对人的意识流的支配和控制，也正因为这些传播媒介本身所具有的拟真性使得已然流逝的“曾经”和“历史”得以复现，观众对处在过去与现实的重叠和交合中的影像更加确信，于是人的意识流便跟随并认同影像的时间流。正如科幻电影中大脑媒介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控制，再媒介化使人们直接抹掉媒介在脑中的存在痕迹，脱离媒介物质的束缚，人的意识更直接地被控制，信息也不再在具体的、实体化的媒介形态上完成传输和储存的过程，甚至在未来随着像“the wire”等高科技设备的出现，主体和对象之间的信息传递更加趋向完全意识化，实现意识流和对象流的直接融合，从而在一种“无媒介”状态下强化对人类的意识支配。

幻想媒介作为科幻电影中常见的主题，人们一方面惊奇和享受未来世界的高科技，另一方面也对未来技术时代产生畏惧和恐慌，因此科幻电影中对人类自由意志的强调和媒介技术的驯化往往成为电影表达的主旨。例如在电影《阿尔法城》(1968)中构想的监控和管理人类的超级计算机，《匿名者》(2018)里人类自出生起便被政府强制在瞳孔中植入晶片进行监管，《全知》(2020)中为降低犯罪率而开发出一种“全知系统”对人们进行24小时的监控跟拍等。在未来我们不难想象随着各种信息技术和科技手段发展，科幻电影中的幻想媒介所形成的全方面监控体系将成为现实，那么人类社会无任何隐私可言，完全暴露于公众视野中，这样势必会引起一定的社会危机和精神恐慌。除此之外，还有《盗梦空间》《记忆裂痕》《全面回忆》《银翼杀手2049》等电影中涉及对人类记忆的清除或重制，诸如此类，幻想媒介确实会带来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因其基于感官接触的人机交互模式，可实现对人类意识形态的控制和重塑，大脑媒介使得人类处于一种任由摆布的状态，获得一种虚假的主体性，而这正是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机器造成的现实和虚拟的混淆，表面上是人们享受大脑媒介带来的新奇的感官体验，实际上却早已沦为其俘虏，丧失主体地位。

结 语

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科学、医疗、生物学等学科的发展，技术对人类身体潜能的开发突破了极限，出现了各种能安装在人体上的假牙假肢等机械器官，例如科幻电影《阿丽塔：战斗天使》(2019)中便塑造了一个原本身体残缺，经过改造后获得重生的机械少女形象。在现实社会中，爱尔兰裔英国艺术家内尔·哈布森(Neil Harbisson)成为被当地政府承认的赛博格人类，因患有色盲症，他将安装有数码相机的天线植入头骨，天线经由电脑声波在头骨发出可听见的振动，再将所识别的颜色等信息传达给哈布森。毫无疑问，此设备实现了媒介与大脑直接性的信息交互，并使之成为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见，科幻电影中的幻想媒介在不久的将来有极大的实现可能。

在科幻电影中，幻想媒介使人们由原本依赖日常的对话交流、自然物质媒介等进行信息传播的方式转变为通过各种高科技手段实现信息的传递和接收，甚至出现各种大脑媒介类型。依循着再媒介化的双重逻辑机制，大脑媒介在人与客体对象之间、精神意识与身体感知之间形成某种断裂，同时再媒介化以媒介自身的抽离加剧了这种断裂感，但由于透明性和超媒介性双重逻辑的存在，媒介感的消失并未使人与对象物之间的关系疏离，反而使人们获得一种更为直接的感知体验，并在大脑媒介构建起的根茎式信息网络空间中可以瞬间获取所需的信息内容。

此外，不容忽视的是，我们在对幻想媒介充满迷恋和憧憬的同时，也应意识到其所携带的技术恐惧以及对未来社会带来的可能性威胁，包括造成秩序的混乱和文化冲突等问题，因此，我们理应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去看待科幻电影中的各种媒介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