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从睿 杨葆华

(聊城大学传媒技术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近年来，新主流电影因彰显时代精神和凝聚情感共识的特性，占据了院线相当可观的票房份额，并由此呈现出发展迅猛的姿态。从《我和我的祖国》《奇迹·笨小孩》《1921》和《狙击手》等电影作品中不难发现，将主流思想和青年亚文化合流是新主流电影最为关注的，究其根本，是为实现与青年观众情感的贴近，其已极大地唤醒了青年一代观影的热情。同时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认为：“新主流大片的风格也应该是多样化的,不能仅仅局限于政治主流,青年文化等都要被纳入,青年文化在正统传媒上也许不是主流,但在网络新媒体上无疑早就是主流了。”[1]根据资料显示，当下电影市场的主流观众平均年龄只有21.5岁，18～24岁的观众占了33.1%。也就是说，98后和00后是电影观众主体[2]。因此立足电影本体，从叙事形式、演员德艺、意象表现和主题表达方面分析新主流电影面向青年观众的新表达、新举措，对当下主流电影发展具有重要的探索和推动意义。

一、青春范式：集锦式单元和视听文本的叙事呈现

新主流电影在叙事形式上契合互联网时代观众“短平快”的需求，以“集锦式”叙事单元的结构策略，清晰明快地将不同故事中的个群关系聚成合力，并通过“小事件反映大主题”，配以电影音乐补足视觉空缺，推动观众情感代入，形成以青春精神和青春文化为内核的电影叙事新样式，进而满足了银幕前青年一代的认同需求，进而引发共情。

(一)集锦式叙事顺应当下青年的审美需求

集锦式(拼盘式)叙事作品最早可追溯到1916年格里菲斯的影片《党同伐异》，其制作模式与传统单元剧相似，将故事分为四个单元，但都紧扣主题，进而集合为一部完整的影片。由于当下青年一代身处媒介融合时代和“倍速生活”的环境之中，其审美观念趋向于感官的刺激和内容的猎奇，并呈现出由“短”变“微”的转向态势，因此更乐于观看时长短小且内容题材多样的生活影像，集锦式单元的叙事形式则很好地满足了青年观众的这一变化，同时，这种叙事形式也加速了其对电影内容的理解和转化，从而便于观众从不同故事中领略青春色彩、内化精神力量。

首先，集锦式叙事单元以富有温情且饱含青春力量的故事，契合了当下观众的接受习惯与审美方式，即通过集结不同导演与明星的组合策略，使多样个群关系与影片青春之“我”的情感表现达成共识，在满足观众视觉享受的同时，牢牢地坐稳了票房，进而形成“垒叠效应”。诚如詹姆斯·莫纳科认为：“故事,即被叙述出来的事件,是伴随着一定的观念和情感而产生的。故事表明着叙事讲‘什么’。”[3]以影片《我和我的父辈》为例，片中分为冀中骑兵团团长马仁兴舍子救民、药酒销售员赵平洋永不放弃、邢一浩对东东的坚持鼓励和火箭工程师施儒宏为国献身四个叙事单元，从中不难看出，影片基于现实题材，通过集锦式的叙事形式从不同故事元切入，集合饱含生活气息的小人物和投身伟业的科学家等人物，形成了由小事件建构家国记忆的叙事体制，并将时代先驱的感人故事进行艺术化重现，挖掘出在生活褶皱中的个体经验并使之汇成合力，由小及大地从个人情感最终指向国家主题，表现出前辈们青年时期所具备的理想品质与朝气，诠释了伟大的爱国情怀与中国精神，使当下青年一代在片中能够获得价值认同和心理愉悦。

观众对影片中精神力量的有效汲取，离不开集锦式叙事单元时长的优势。对于电影行业来说，短视频已经改变了观众的审美习惯和消费习惯。长期使用短视频的观众，对于多个短故事组成、戏剧密度大的“拼盘电影”自然更容易也更乐于接纳。[4]纵观“我和我的系列”三部曲不难发现，每个单元时长均在30～40分钟之间，这一时间长度不仅能够很好地调动青年观众的观影情绪，而且在满足观众对内容多样性审美的基础上，充实了感官体验，减少了审美疲劳，充分调动起青年观众的观影情绪，使其更易对其中各个故事的内在精神进行解读与感悟，进而实现精神接力。

(二)人物形象与电影音乐间的协同式叙事

人物作为电影视觉表意构成的主体，它存在于时间和空间相交织的视觉层内，并常常在表达情感和思想时呈现出“跳跃性表意”的特征，而电影音乐则能通过歌词、曲调和旋律等手法较为直观地给予观众清晰的内容指向，以削弱人物自身的模糊性，即建立“视觉层”与“听觉层”之间的联合，二者相合进而促进影片叙事。正如我国著名音乐理论家于润洋曾经在他的论文《电影音乐美学问题探讨》中指出：“如果说一般音乐美学的核心问题是探讨音乐艺术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特殊的本质的话,那么电影音乐美学的核心问题,则是电影音乐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音乐门类的特殊本质。”[5]因此新主流电影通过人物与电影音乐协同叙事，在丰富观众感官体验的同时，也增强了影片叙事、抒情和表意的完整性，进而为影片凝聚力和号召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主流电影常寄托于表现“青年先驱”人物之激情，将生命价值的主动性与家国情怀相契合，在书写青春热血的同时，也很好地印证出现代中国的“新青年意识”，再配以主题曲的烘托，促成了具有青春元素的影像叙事。以新主流电影《奇迹·笨小孩》为例，影片讲述年仅20岁的景浩起初创业是为患有心脏病的妹妹筹集医药费，而后在带领团队在工作中逐渐发现了自身价值，并最终凭借顽强的拼搏精神和攻坚克难的合作精神成就了商业奇迹，得以实现与赵老板的约定。影片看似充斥着现实的残酷，但其内在是通过讲述青年“景浩”身上的“拓荒牛精神”(源于深圳特区建设者们的奋取精神)，向观众表达出一种百折不挠的人生态度，同时配以影片主题曲《笨小孩》加强了叙事、抒情效果，歌词那句“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哟往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印证出以修手机为生的景浩在困境面前勇敢和执着的品质，这与银幕前那些在大城市努力打拼的年轻人相契合，进而在呼应影片主题“致敬新时代里每一个拼搏奋斗的你,我们都是奇迹的创造者”的基础上，告诉无数平凡的人们，只有充满热情地去生活，才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迹。

电影主题曲作为新主流电影表意的主要机制，不仅具有强烈的情感性和主题性，更是关联影像，对观众起到关键的导向作用。像影片《狙击手》主题曲《回家》中，歌词“年轻的生命在路上，人间岁月山水长，是热血让青春闪光……”音乐的情绪将观众带领到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下去感受、去知觉历史，唤醒青年群体应铭记英烈的铮铮铁骨，努力投身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使命中。电影《守岛人》主题曲《我用生命守护你》中，歌词“我用生命守护你，当国旗升起的时候，守岛就是守国，守国就在守家……”印证出中国“新青年”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真实现况，使画面表达更具抒情性与哲理性。诚如苏联电影理论家M.切列姆兴所说：当音乐和视觉彼此结合，观众和听众不是分别而是作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去感受它们的时候，就产生了电影音乐结构的基本单位——综合视镜。[6]

因此新主流电影在叙事路径上较以往主旋律电影更具特色与创新，这不仅体现在影片以集锦式叙事策略观照那些在历史和当下社会进程中具有代表性的青年人，更是体现在主题曲本身的说明性与感染力，其作用能够充分引发观众对影像画面的联想与共情，最终协同影片进行叙事，同时弥合了电影文本的意指性与青年观众之间的隔阂，使影片在音乐的抽象与画面的具象中实现主流价值的传递。

二、德艺双馨：演员与电影主流精神的互文

新时代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离不开文艺工作的协同发展，尤其是对于被寄予无限希望的青年演员来说，更是具有实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意义。此外，老戏骨与新生代青年演员同台搭戏的场面在新主流电影中屡见不鲜，形成了“数星星”的影像奇观，究其意义，一方面能使青年演员在前辈的带领下不断提高业务能力，进而磨炼演技、助其成长，实现互相成就；另一方面，老戏骨能够引导青年演员践行德艺准则，戏里戏外持续给予观众感动和力量，与观众达成情感同构，进而与影片精神产生互文。习总书记指出：“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养德和修艺是分不开的。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7]这就要求演员以身为范，将“社会形象”与“银幕形象”互联，努力实现其身份与角色的共生，进而在增强新主流电影对观众吸引力的基础上，达成电影本身思想教化和陶冶情操的目的。

(一)新主流电影中德与艺的关系阐释

德是艺的基础。德行广义泛指对忠、孝、仁、义、温良、恭敬、谦让等优良品质的概括，良好的德行是做人的根本，也是行艺的基础。“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曾对后辈青年演员强调：“作为一名艺术家，德艺双馨，德永远在第一位。”[8]大德之人才能产出大德之作。影视作品是由人之精神所创，演员在表现时会将自身道德评价渗透于其中，使艺术作品呈现出相应的主观色彩。反观失去德行的演员，无论技艺多么精湛，都将犹如外表光鲜的泡沫，一“戳”就破，无法立足，且难逃惩罚、沦为耻者。因此无德不成艺，电影演员作为颇具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应紧紧与时代和民族绑在一起，自觉肩负起做表率、兴文化和展形象等使命，同时在德艺关系上，应始终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通过崇德尚艺和知行合一的行为范式，引导大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电影精神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以更好地服务于新主流电影青春理想的表达。

艺是德的外化与表现。艺指技艺，多用于艺术层面，广义上泛指艺术从业者高超的技巧，即演员对其所饰演角色的内心和行为达到某种互通的境地，精湛的技艺是德行的外化，也是行艺的要求。新主流电影的成功绝不仅在于视、听的刺激,还体现在演员道德修养与实力演技的高度契合方面。艺术创作源于人之性情，演员对影片故事的二度创作与呈现，实则是演员主观之情向事件之理的转化，自然也就涵盖了对其“内在德行”的体现，这离不开演员在日常生活中对道德操守、文化素养等经验的积累，因此要求演员的艺能表达要建立在正确的思想观念、文化修养和道德情操等标准之上，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更多既利于电影主流精神的传达，又满足了受众的精神需求的优秀作品。

(二)演员德艺双馨对电影青春化表达的价值意义

首先，德行同构影片精神传达，弥合观众认知失位。伴随中国电影观众年轻化的趋势，新主流电影拓展意识形态的询唤理路，通过树立社会公德范式、践行德艺双馨标准，使演员与青年时代先驱精神铆合，实现其与电影精神互联，戏里戏外与观众达成情感的同构，轻松愉快地向观众传达主流价值观，这亦是新主流电影弘扬青年文化、传递主流精神的关键路径。基于上述，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一步理解。

一是新主流电影作为继主旋律电影而后起的电影生产类型，其不仅具有强烈的公共性和广泛的包容性，而且在联结国家意识形态及大众审美需求中体现为明显的“艺术公赏质”的特征，因此新主流电影演员在生活中对真善美的诠释和表率，对影片中思想性、观赏性、艺术性的有机统一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也是电影对青春化表达的关键所在，即在现实中对青年群体树立集体主义和爱国情怀等主流精神的范式，对观众起到导向性的认同作用。反之，无德支撑的技艺实则只是表面光鲜的“空皮囊”，不仅有碍于影片的精神阐释，而且终将遭受人设的崩塌，面临社会的淘汰。

二是新主流电影演员严正德行规范，是借大众“爱屋及乌”的审美心理顺应电影道德教化的具体表现，是大众对影片角色、题材和主题加深理解的必由之路，进而满足了当下青年群体对主旋律正能量的需求。吴京的作品饱含着浓厚的爱国情怀，体现为震撼的观影体验和强大的感召力。同时吴京在生活中积极投身于公益事业，多次参与抗震救灾、救济孤儿等工作，形成了银幕形象与生活实在互融的精神指向，身体力行地彰显奉献精神，与青年群体达成正向反馈。因此演员严正德行规范，不仅成为新主流电影与时代接轨、为时代发声的重要路径，更是突破了电影精神在影院与社会之间的界限，体现为影片外延性的作用意义。

其次，技艺联结观众实现情感共振。新主流电影演员不断磨炼演技，通过“有血有肉”的剧情表演，将角色的“英雄本色”与“烟火气息”气质相融合，使影片质感和风格呈现出年轻化与亲民化，进而令银幕前的青年观众与先辈们的经历与精神产生共鸣，这亦是新主流电影转型成功的重要举措。在影片《长津湖》一段时长为五秒的爆炸镜头中，易烊千玺为最大限度地还原人物真实的状态，反复穿梭于地面埋藏50多个爆炸点的小路，其中最近的爆炸点距离自身仅为1米，拍摄8次才达到理想效果，使观众观影时身临其境，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革命军人的英勇与战争的惨烈。又如影片《中国机长》中，现场拍摄由欧豪扮演的徐奕辰冲出机舱挡风的画面时，剧组为追求真实效果，同时开启七八个强力风机对准欧豪，强烈的风力使欧豪呼吸困难，面部十分狰狞，进而使观众与身处9000余米高空的机组成员共情，共同感受这段生命的奇迹，有时欧豪为了保证化装效果，只能带妆休息，由于长时间护理不当，欧豪面部过敏非常严重，但他依然选择坚持。由此可以看出，当下青年电影演员继承了老戏骨优良的敬业精神，并开始肩负着精神表率和社会责任的担当，在起到青年模范教育作用的同时，充分表达出对革命先烈和英雄前辈的敬重之情，这与银幕前的观众达成情感共识，形成情感共振。

综上所述，求艺先求德，无德不成艺。新主流电影演员这种具有新时代、新类型化的戏路要求，使角色立得住，精神能传承，做到了人戏合一，与大众的日常生活深度融合，使观众在影片的青春色彩中既满足了自身审美欲望，又与电影深度共情，实现了电影创作本质的回归。

三、青春意象：主流精神的象征性表达

新主流电影善于聚焦青年先驱和时代楷模，并将家国情怀和集体意识嵌入其中，通过“传承”和“奔跑”的意象表现手法，突出了青年人物的意志和思想，使之成为饱含青春文化的意象载体，由此拉近了影片与观众的距离，引发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一)“传承”的意象设置

电影意象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常常依托历史行为和社会现象来表达某种精神世界与情感,是一种超脱声画具象，对影片意念蕴含进行抽象性表述的媒介机制。“传承”意象对新主流电影至关重要，是新主流电影彰显主流号召力、表现“历史塑就现代青年之精神”的重要意象表征。以《狙击手》和《我和我的父辈》为例，“传承”意象表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它们虽有相似之处，但却承载着不同的“象外之意”。

首先“传承”体现在“小家之情”，即“父母对年青一代奋进精神的传承”。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血缘亲情和后代传承的国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父亲”不仅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的称谓，而且包含着非常复杂的社会文化内涵。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提出：“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9]以《我和我的父辈》之《少年行》为例，影片讲述了“父子辈的协同创新、攻坚克难”，最终实现科学梦想的故事。由沈腾饰演的机器人邢一浩在影片中是父辈形象的表征，呼应小小爸爸因科学实验去世的背景，体现为一种积极意义的“时空符号”，因而具有强烈的情感张力。影片结尾以跨时空组接的手法使邢一浩与已成为青年科学家的小小再次相遇，表现出邢一浩其实就是小小成为科学家后所发明出来的机器人，这样一来影片实现了叙事逻辑闭环，也增强了叙事弹性，而后邢一浩对小小说道：“你创造了我，其实你也是我的父亲!”进而将电影的思想情感推向高潮，突破表层代际与爱的叙事逻辑，象征着子辈对父辈奋进精神的传承，体现出“小家”的温情。同样在影片《诗》中，讲述了一对默默为航天事业努力奋斗的夫妇，他们为祖国之崛起而无私奉献，将自己的奋进精神传承给下一代的故事。影片通过孩子对“父母辈使命”的传承，形成对“小家之情”的细致刻画，向为祖国建设事业献身的英雄们致敬，由此也逐渐引出片中对“大家之情”的意象表征。

再者“传承”体现在“大家之情”，即“青年要具有集体主义的家国情怀与担当”。影片《狙击手》以班长刘文武与美军同归于尽为转折点，刘文武作为老一辈志愿军战士，为救携有情报的亮亮决定以身相换，其舍生忘死的革命气节，诠释了“舍小家为大家”“舍小我顾大局”的责任与担当，是集体主义精神的具象表征，同时为大永从稚嫩走向成熟、从感性走向理智的成长变化起到连接和推动作用，在这里，大永作为青涩懵懂的战士，在敌我相互伏击之时，因自己的一意孤行导致战友牺牲，体现出了年轻人的鲁莽与轻率，而后大永想起班长生前的教导，凭借一己之力击败敌军，最终成为像班长一样勇敢的战士；因此刘文武隐喻着大永的未来，反观大永却是刘文武年轻时的自己，二者相互映射，形成承载集体主义的“镜像”关系，一同书写了历史上那段以青春报效家国的峥嵘岁月，就像海报宣传语写的“在我们二十出头还像孩子一样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自己的青春留在了那片土地上”，激发了青年观众对寻求人生价值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影片以颇具青春化、浪漫化的表现手法赋予影片世代“传承”的意味。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表现“小家之情”还是“大家之情”，新主流电影都在塑造传承意象的过程中，力求寻找到与青年观众达成情感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一方面印证出新主流电影有别于传统主旋律电影的新美学趋向，另一方面也为主旋律电影时尚化和主流化的影像表达做出了新实践，使青年观众借“传承意象”对当下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情感认同。

(二)“奔跑”的身体意象设置

电影中“奔跑”的身体意象象征着一种乐观前行的精神，通常被导演以“身体”来表现人性冲动和原始生命意识。诚如鲍德里亚的断言：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负载了更为沉重的后现代内涵，这便是身体。[10]在新主流电影《1921》《奇迹·笨小孩》《我和我的祖国》中，主人公的“奔跑”不仅在电影形式上起到动态审美的作用，而且对于影片人物本身而言，更是象征着青年一代特有的反叛精神和对理想与自由的向往之情。

在电影《1921》中，导演通过表现毛泽东的“奔跑”，印证出其向旧世界挑战的决心，并隐喻着中国青年身上的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影片采用跟镜头的拍摄手法，表现出毛泽东因被法国人拒之门外后十分愤慨，便转身离去，以昂扬的姿态奔跑在上海繁华的街市的画面，从中细看不难发现，路边停放着贵族的洋车和车夫的黄包车(也叫东洋车)，而毛泽东的奔跑恰与环境中此类“固有的秩序(或阶级差异)”形成了反差，象征出青年毛泽东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富裕的坚定信念。同时片中穿插平行蒙太奇的叙事手法，穿插青年毛泽东为反“帝国主义”而抵制日货和为反抗父亲“封建大家长”而不断奔跑等情节，呈现出革命时代无数青年的主流思想色彩，不仅满足观众对革命伟人的想象，同时告诫了观众应秉持家国情怀，要以热血书写青春的时代精神。又如《奇迹·笨小孩》在关于景浩为与赵总搭乘同一次列车而全力奔跑的片段中，选用旋律激昂的歌曲《向前跑》作为背景音乐，并且画面以快速剪辑和高速切换的手法，为观众带来震撼的视觉体验，展现出景浩奔跑着穿过大街小巷，即使摔得遍体鳞伤，也要全力奔跑的拼搏精神，同样以“奔跑”的方式书写着新时代青年奋斗的篇章。

由此可见，“传承”意象和“奔跑”意象都已在新主流电影中成为一种原型性的意象(即批评家弗莱所说，原型即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青年人正是应不断地奔跑，来向命运发起无畏的挑战，进而彰显出生命存在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又十分贴近现代生活，以至于时刻激发着观众产生精神共鸣，更好地发挥了新主流电影传递主流价值的作用。

四、个体觉醒：“成长与责任”的主题表达

主旋律电影在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倡导了核心价值观，体现为思想内涵和意识形态的高度结合，给人以鼓舞。“主旋律电影往往不商业、不艺术”也仿佛成为观众对其亘古不变的印象，这导致电影市场青年观众群体观影兴趣低迷的现象日渐严重。《觉醒年代》导演张永新曾说：“年轻观众从来不会排斥主旋律，他们排斥的是悬浮的、不接地气的、粗糙的、不严谨的作品。”[11]新主流电影的诞生在汲取以往主旋律电影优势的同时，坚持以人为本，努力在公共话语之间寻求共识，尤其是聚焦和围绕“成长与责任”的主题表达，表现青年一代在困境下实现个体觉醒，使观众看到了“立体的人”，感受到了鲜活的革命故事，这不仅很好地兼容了主流价值和主流观众，而且真正实现主旋律电影的社会意义与存在价值。“成长与责任”的主题将通过以下两个层面进行论述。

首先是“青年一代”的成长与担当。以电影《流浪地球》为例，影片打破传统“超级英雄”式的神话寓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家国一体的两个维度下，以普通人的视角表现出身为青年人的刘启和韩朵朵，在面对地球危亡之际挺身而出，以青年之力予以国家的光辉，上演了年青一代由稚嫩走向成熟的成长之路，进而彰显了青年人自身的闯劲、锐气和担当。又如电影《八佰》，影片围绕淞沪会战末期革命战士浴血固守四行仓库的历史情节，呈现出中国军人不畏牺牲，最终绝地反击敌人的光辉故事。片中以陈树生为首的青年战士，在面对敌人层层威胁和逼近，最终选择身绑手榴弹从六楼纵身跳下，以血肉之躯守护阵地，阻止了日军的侵略，此刻他们是战士，也是儿子，而留给世间那份用血水写下“舍生取义，儿所愿也”的遗书，更是印证出青年革命战士肩负中华民族使命与担当的爱国情怀，和向死而生、为国献身的英勇革命精神。

再者是“家国一体”的责任与传承。在影片《长津湖之水门桥》中，年仅19岁的伍万里在激烈的战争中看到了太多的战友死去，逐渐懂得了战争的残酷，而后在无数的磨炼和洗礼中，伍万里从懵懂的少年，最终成长为优秀的青年革命战士，在取得胜利回国后，他只身一人坚毅地站在七连的位置，大声地喊道：“第七穿插连应到157人，实到1人。”导演徐克借伍千里对伍万里的亲情烘托家国情怀，以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手法，书写了革命战士的成长历程，寄托了对新时代青年的美好愿景，同时片中通过伍万里身上的物件能够印证出其肩负着重建七连的责任，例如雷公的护目镜、梅生的手表和伍千里的鱼鹰哨等，这一系列影像符号将影片“成长与责任”的主题内化为青年观众自身的价值体系和精神标尺。还有像《1921》《革命者》和《攀登者》等影片，同样选择以“成长与责任”为主题，展现出在国家危难之时，年青一代蜕变为怀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爱国青年。

因此，新主流电影在主题表达上有别于传统主旋律电影，既通过对新时代下个人奋进的成长历程诠释中国精神，又通过构建人物缩影的方式以“青年个体”映射“社会群体”，转喻了当下青年应主动挑起责任和担当的主流价值观，进而对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实验创新。

结 语

新主流电影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中国梦”的思想号召，以易于青年一代理解的叙事体系，为观众营造了一场集合中国核心价值观和人类共同体美学的视听盛宴，同时新主流电影无论是在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都做出了富有“青春气息”的大胆创新，以平凡且意义深刻的故事在中国电影市场屡创佳绩，跨越了原本横亘于主流价值和商业价值之间的鸿沟。

最后，新主流电影应继续秉持电影青春化表达的创作理念，凝聚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不断激发观众对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事业的参与度，并在新题材路径和表现手法上积极寻求开拓与突破，努力推动我国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讲好中国故事，更好地服务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和思想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