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欣 杨烨榕

(1.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2.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311)

脱贫攻坚题材电影是新时期主旋律电影拓展的全新方向。它将视点聚焦在当下国家政府及社会民众普遍关心的扶贫工作层面，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乡村贫困地区及人民在脱贫攻坚国家战略的支撑与基层党员干部的引领下脱贫致富的伟大历程，多角度、深层次地向世界展现出新时代乡村中国的美好图景。从影片《十八洞村》《秀美人生》再到《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以及《千顷澄碧的时代》，在影像化的传神阐释中党中央关于“精准扶贫”工作的政策指令被精准解读，使得银幕前的观众可以更加深刻感知与领悟到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这项伟大壮举的不易及其取得的重大成就。在此类脱贫攻坚题材的电影作品中，优秀的电影创作者们在时代环境的映照下不断寻求着尝试与突破。他们以崇高的立意、深厚的使命感追逐着时代前进的浪潮与美好未来的愿景，通过田园诗意化的全景叙事以及立体多元化的人物形象塑造彰显着时代精神与主流价值观念。这些影片不仅是记录新时代中国贫困乡村群众的扶贫脱贫故事，更是一部部重现与每个中国人都息息相关的重大社会变革的时代影像。

一、时代主流化的主题之美

黑格尔说：“艺术永远采取直观的方式。”[1]电影作为“第七艺术”，它以最直观的视觉和听觉表达诉诸银幕前观众的感官体验，给予观众最直接的情感观念输出，从而在心灵深处引发双方之间独特的审美共鸣。同时电影作为一种广泛传播化的大众媒介，其在传递国家文化及塑造社会思想、主流价值观念方面有着先天性的优势，且易被大众接受和认同，因此它更应主动担负起文化强国的重任。在社会主义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则深受主导意识形态影响，后者是指“由执政党主导、反映其理论主张和价值诉求及尺度的意识形态”[2]，它们会随着国家社会在不同阶段的发展而进行相应的调整与重点的凸显。主旋律题材电影是所有中国电影中最能反映国家主导意识形态诉求的电影类型，它作为肩负着主流价值观念传递作用的电影形式，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价值观念。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主旋律影片开始向更深层次的方向衍生与拓展，新时代脱贫攻坚题材电影便是在当下的国家主流价值传播语境下发展而来。

以电影《千顷澄碧的时代》为例，影片作为新时代全国脱贫攻坚战的重点献礼片，其在创作题材的选取上有着特殊的分量与别样的用意。河南省兰考县作为全国第一批率先脱贫的贫困县，在中国脱贫攻坚战役中起着重要的表率作用，它是这场战役中千千万万贫困乡村的缩影，更是乡村建设奋斗者的真实写照。影片中反复出现的作为“兰考元素”视觉符号表征的“黄河大拐弯”即对于整部影片而言有着十分深刻的寓意。当芦靖生被村民误解而感到迷茫时，他站在河边俯瞰着整个黄河想要找寻答案，与此同时在黄河对岸的另一边画面中出现的是优秀老党员干部焦裕禄的塑像。两个基层共产党员干部的形象在“黄河大拐弯”处相遇，芦靖生与焦裕禄在时代的长河中交相呼应。在焦裕禄精神的激励下芦靖生带着坚定的决心重新投入复杂的脱贫工作中，以奋进青年敢为人先、开拓进取的精神向老一辈优秀的共产党员致敬。影片中“黄河大拐弯”不仅是地域视觉符号的体现，它还寓意着兰考县的成功脱贫、寓意着乡村百姓生活的改变、寓意着中国脱贫攻坚战役的成果，更寓意着中国在新时期国家发展的一个大拐弯！影片通过对兰考县贫困地区人民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的细腻描写，在真实事例中塑造鲜活生动的群像英雄，凸显优秀共产党员的职责与担当，深入展现家国情怀和崇高使命。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与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一脉相承的主流价值观念，彰显出当代中国焕然一新的时代精神风貌，记录着伟大深刻的社会变革影像。

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需要追踪现实的流动，把握时代精神的总体状况，并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和真实的笔触去书写人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活动[3]。脱贫攻坚题材电影在创作方面对其进行较好的实践与运用，因为在此类题材作品中现实主义是必须遵循的创作原则，只有当导演与演员亲身去体悟贫困地区人民的真实生活，他们才能真正感同身受，才能将脱贫攻坚的思想内核及现实意义更好地传递。在承继中国主流传统叙事手法的基础上，在延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像风格中，创作者带着人文主义关怀思想深入贫困乡村这个特殊背景的地域。在与观众达到情感共鸣和同频共振中，影片悄然构建起了符合广大观众认知的“共同体美学”，彰显出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与时俱进、勇于实践的时代精神，实现了当代主流价值观念的悄然传递。

二、田园诗意化的叙事之美

相比于城市空间在电影作品中呈现出的多元面貌，乡村空间在中国电影中甫一出现便是有着自然美学和意识形态双重意味的空间范畴[4]。在脱贫攻坚题材电影作品中，乡村空间被赋予了独特的内在含义，它既是贫困地区人民赖以生存的原生之地，又是全面脱贫攻坚战役的主战场。它作为电影的主体叙事空间在创作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承载着民众真切的思想感情与心理依托。乡村是一个有力而丰满的话语表述与意识形态景观[5]，脱贫攻坚题材电影在记录贫困地区人民脱贫致富的艰苦过程中以乡土秀丽的自然风光勾连起人们对于家乡美好愿景的情感表达，将淳朴真挚的乡情融入新时代乡村空间的改革变迁。创作者们在全景叙事的宏大视域下以细腻手法勾勒出田园诗意化的乡村振兴图，在满足观众视觉审美需求的同时还给予影片抒情性的时代美学特征，在乡村空间的变革映照下脱贫攻坚战役其深刻的政治及现实意义更加凸显。

电影《十八洞村》可以说是同类型题材影片艺术化创新的典范。影片一开始画面便聚焦在秀美的湘西自然风光，连绵不绝的山脉上飘浮着朵朵白云，层层叠叠的梯田高低错落，一棵棵秧苗整齐地排列其中，幽静的古寨村落随处充满着诗意，瞬间将观众从喧嚣吵闹的都市中抽离而带到这片美丽的湘西山野处。慢慢跟随镜头走进村落，映入观众眼帘的是更加具有鲜活质感的当代乡村风貌，屋中燃烧着的灶火、井水边围绕的洗衣池、石头堆砌而成的猪舍以及那只不断出现的雄鸡，这一切都富有浓郁的乡村气息。十八洞村的年轻人都已外出务工，只剩下老弱伤残的村民还依旧在这靠政府接济或做一些简单的劳动换取微薄收入，在这片秀美的湘西村落中贫困这个字眼已然在村民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老兵杨英俊怀着对家乡故土的热爱在退伍后选择回到十八洞村，他从最初的抗拒再到最后不畏艰难并主动带领村民们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都是缘于他对眼前这片土地所寄予的深情与心底饱含的热爱。在拍摄另一部同题材影片《秀美人生》时，导演苗月延续了田园诗意化的镜头语言和叙事手法并使其更为凸显。全片采用了平实含蓄的纪实手法，在非线性叙事脉络中穿插人物细节，将扶贫主题下的真实故事与秀美乡土自然景观巧妙地融合。如诗如歌的隽美画面中散发着独特的乡土气息，百色的美景与黄文秀的扶贫精神同生共存。在田园诗意般美景的烘托下，叙事空间有了更深层次的延展，同时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更加立体饱满。置身于其中仿佛所有景象都被赋予诗意和美感，新时代脱贫攻坚战役下乡村发展建设进程也被充分展现出来，使得影片在整体艺术美学创作中有较大的提升。

同题材献礼影片《千顷澄碧的时代》中导演宁敬武在叙事过程中对于乡村景观的形象描绘也更多地倾注了田园诗意化的韵味。影片中颇具时代特征的视觉符号元素不断出现，前半部分中的焦红薯、焦桐与后半部分的兰考山药、兰考古琴等遥相呼应。当“县、乡、村”三级政府用推土机推倒大门和院墙的那一瞬间，银幕上出现兰考县的新面貌，这不仅是对正在崛起的乡村图景及广大农民韧劲的期许和礼赞，更是对新时代干群关系从油水到鱼水的田园语言式转变。在影片结尾处，滚滚奔流的黄河水与两岸碧绿的农田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寓示着在脱贫攻坚战役中遇到的一切困顿与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在这片充满诗意的田园乡村我们对未来抱有无限希望。

新时代脱贫攻坚题材电影作为记录脱贫攻坚工程和社会变革的创新性主旋律影片，其大多采用的是正面全景式的叙事手法，以乡村为地域基点，以扶贫脱贫为故事主线，以家国情怀为主题依托。在选取现实主义社会题材的宏大背景下，此类影片在叙事中始终保持原生态化的自然题材讲述和真情实感表达，将基层扶贫党员干部与乡村群众间关系转变的过程具体形象地展现出来。影片在乡土情怀的述说和叙事结构上达到了统一，在描绘乡村建设奋斗者的真实生活写照中与观众心理感知引发共鸣，运用田园诗意化的电影镜头语言谱写出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光影诗篇。

三、立体多元化的人物之美

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是一部优秀电影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因素，它不仅推动着情节发展和表现主题思想，更是在电影艺术表达的范畴中与观众审美期待相契合。正如钟惦棐先生所言：“电影须臾不能脱离观众。”[6]这就要求电影在创作过程中所塑造出的具象人物必须立足于社会现实，且其身上要带有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真实”特质，只有这样才能引发观众情感的共鸣与思想的共振。与以往传统主旋律影片或其他农村题材电影作品中凸显的英雄主人公相比，新时代脱贫攻坚题材电影摒弃了“高大全”的完美英模人物形象，主动将焦点置换成为一个个鲜活立体的平凡英雄。在多元化的体系下对人物形象的建构进行了新的探索与美学呈现，使得影片无论是在个体人物还是群像英雄的塑造过程中都立足于现实并努力寻求超越。电影理论学家让·米特里曾指出：“电影现实主义远非仅仅是一种无人称的纪实，它力求抽离出事物的深层意义，但是只有以真实的现实为基础，即以如实呈现在历史背景确定的社会环境中的事实为基础，它才可能既是艺术又是现实。”[7]

在此类题材电影作品中立体饱满的人物形象刻画首先表现在对主人公身份及类型的多元化探索方面。早期的主旋律影片较多以对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年长型英雄模范作为撰写歌颂的唯一核心人物，由英模的道义追求、身心磨难而引发观者的悲剧体验和灵魂升华，就此成为这种故事能够迸发出强大情感力量的关键因素[8]。但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与社会的变革，观众对此类影片定型化且脱离日常生活化的人物形象就会不自觉地产生疏离与排斥，进而对于影片的审美期待拉开距离。脱贫攻坚题材电影作为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分支，在时代背景下对原有人物形象刻画进行了全新的改写，其中以当代青年为主要代表的扶贫人物形象成为此类作品的重要标志。电影《秀美人生》以故去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原驻村第一书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讲述了她奉献青春坚守在脱贫一线的感人事迹。影片对于主人公黄文秀的形象塑造既没有陷入传统刻板的人物模式，也没有刻意渲染严肃悲情的伤感氛围，而是用柔性的笔触来对角色心理和精神层面展开深入探索与个性化表达，进而使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感知黄文秀高尚的思想境界与身为优秀青年共产党人的担当。片中黄文秀是个日常生活中普通的邻家女孩，她有着常人所有的一切情感指向，年轻的她在选择扶贫事业后毅然地只身前往百坭村，用微弱的身躯肩负起帮助家乡村民摆脱贫困的使命。在扶贫过程中她挨家挨户地走访并主动去探寻造成村民贫困境遇背后的事实原因。影片中人物的动作细节都含蓄地传递出最真实的情感，她真挚而热切的目光深入地洞察着村民内心的忧伤与痛苦，并在精神世界尽己所能给予他们更多的宽慰与理解。除此之外，在令人瞩目的同题材影片《一点就到家》及《我和我的家乡》中，立体多元化的人物在主旋律扶贫轻喜剧的轻松氛围渲染下将我国扶贫事业进程及乡村新风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无论是返身农村、回乡创业的青年彭秀兵，还是放弃留学机会、回到家乡扶贫的青年干部马亮，他们都是现实生活中扶贫路上平凡英雄的一个个真实的缩影。创作者们通过喜剧的形式将个体理想与社会责任、乡土情感与脱贫攻坚融汇为一个整体，在欢声笑语中获得了主流年轻观众的喜爱与共鸣，用小人物来抒发浓厚的家国情怀。

其次，新时代的脱贫攻坚题材电影在立体多元化的人物形象建构中还注重于对时代群像英雄人物的塑造。他们既可以是脱贫攻坚进程中的引领者与执行者，也可以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的追随者与被帮扶者，每个人都在脱贫致富的前进道路中倾入对于家乡故土及祖国的热爱之情，最终汇聚成强大力量。电影《千顷澄碧的时代》中兰考县四方乡在最初开展扶贫工作时村民都带有排斥和抵抗心理，青年扶贫干部芦靖生与乡党委书记韩素云等人在屡屡碰壁的情况下都曾想过要放弃，但身为共产党员和基层干部的他们都深知自己肩上所承担的职责。他们尝试通过金融手段来助村民脱贫，不遗余力地去向每个村民推广普惠金融，耐心帮助大家解决难题，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劲头扎根一线，用深情感化着那些对生活丧失斗志与信心的个体村民。在这些优秀基层党员干部的引领下，村民们对金融脱贫和自主创业的看法不断发生改变，他们开始主动接纳建议并积极付诸实践，最终也成为脱贫攻坚战役平凡英雄中的一员。最初蛮横不讲理且曾当众指责芦靖生的村民潘玉霞，在看到一线基层党员干部们的坚定决心后开始改变做起鸡蛋期货生意，并将羊群养殖的想法扩展到全村范围。还有因学致贫而拒绝接受扶贫基金的韩文魁，也在强大感召力之下成为村里第一个贷款做生意的人。影片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摒弃了同类型电影中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以及个人英雄形象的凸显，通过一个个鲜活立体、真实感性的个体人物串联起奋战在新时代中国脱贫攻坚一线的群像英雄人物。在他们之中既有以芦靖生为代表的优秀基层党员干部，又有以潘玉霞为缩影的贫困乡村个体农民，基层党员干部始终牢记使命与担当奋战在脱贫第一线，并通过自身的行动及坚定的信念在精神上感染和带动着每一个村民，最终大家齐心协力共助美好家园脱贫致富。

结 语

脱贫攻坚题材电影是近年来主旋律电影拓展与探索的全新方向，在主旋律电影的框架背景下，电影创作者们运用独到的电影艺术手法将镜头聚焦在新时期中国社会乡村地域的脱贫发展历程中。一方面，它们生动再现了我国脱贫攻坚发展的真实事例，让更多观众在满足视觉及审美需求的同时对脱贫攻坚战略及其政策有了清晰的认知与了解；另一方面，它们服务于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代愿景，在努力构建起电影美学共同体的同时自觉为脱贫攻坚国家战略提供文艺上的支撑与现实的观照，使其充分发挥出此类题材电影应有的美学价值与社会效能。新时代脱贫攻坚题材电影记录了最具家国情怀的中国人改变自身乃至国家命运的历史进程，以光影之笔谱写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答卷。影片细致入微地记录着脱贫攻坚的完整进程，并对其中个体人物的心理变化展开深入的挖掘，生动再现村民们在脱贫前后精神生态的发展变迁，谱写出新时代干群关系的现实影像。导演们将社会主流意识观念自觉放置于影视话语体系中，实现了艺术审美与时代主题的完美融合，并为今后中国同题材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