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宇 昕，徐 文 培

(黑龙江大学 西语学院，哈尔滨 150080)

唐·德里罗(Don DeLillo，1936—)是美国当代最重要、最有前瞻性的作家之一。他的鸿篇巨著《地下世界》(Underworld)于1997年出版，该书描绘了自美苏冷战以来近半个世纪的美国社会全貌，受到文学评论界和读者的广泛好评，荣获2000年威廉·迪恩·豪威尔斯奖(William Dean Howells Medal，美国艺术和文学学院每五年颁发一次)，并且在《纽约时报》“过去25年中最好的美国小说作品”问卷调查中排名第二。2005年，美国《纽约时报书评》杂志评选自1980年以来美国最好的小说，德里罗有3部小说入选，其中就包括《地下世界》(另外两部分别是《白色噪音》和《天秤星座》)。

著名文学评论家亚当·贝格利(Adam Begley)认为，《地下世界》“从冷战后的视角写作，但相较于核末日，他更关心核废料。垃圾的扩散，无论是放射性垃圾还是生活垃圾……似乎都比暴力构成更大的威胁”[1]492。莫莉·华莱士(Molly Wallace)[2]、托德·麦高文(Todd McGowan)[3]和彼得·伯克赛尔(Peter Boxall)[4]等学者也纷纷对小说中涉及的垃圾堆积、消费与浪费和废物处置等问题十分关注，并指出《地下世界》反映的“垃圾”污染问题与当今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消费文化和人们的思想、行为、观念等因素密切相关。我国学者对这部小说亦多有研究，如对小说的冷战背景、垃圾与消费社会关系进行文化解读[5]，或专注于从生态批评角度解读小说反映的生态危机[6]，或从个体、社会、国际三个层面的伦理考察小说反映的科学技术与全球化关系[7]。综合学界现有研究成果，国内外学者业已围绕环境问题对这部小说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研究，但从伦理责任角度探究后现代美国社会的环境危机及其根源，进而思考如何进行环境治理，仍有深入探讨的空间。本文旨在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反思《地下世界》中后现代环境危机及其背后的伦理选择失衡问题，并认同德里罗发挥个体伦理责任在环境治理中作用的主张。

一、《地下世界》中的环境危机

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给人类带来诸多好处：机器生产极大程度上取代了体力劳动，生产率得以几何式提高；交通运输方式的更迭，使货物和原材料的运输变得更加容易；煤炭、石油、电力、水电、核能、太阳能等新能源持续促进工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计算机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管理、国防、教育、生活等各个方面，以全球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高速公路缩短了人类交流的距离；人工智能、合成材料、基因工程、生物技术、系统论、控制论等都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根本性变化，航空航天技术使人类拥有了探索太空的可能。然而，在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下，工业文明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也产生了破坏性后果：资源枯竭，全球变暖，物种灭绝，水、土壤、空气污染等时刻威胁着人类的命运。德里罗的多部小说都从不同侧面书写了美国后现代社会中自然环境遭受严重破坏，自然资源日渐枯竭，以及人为制造的垃圾、噪声、核辐射和有害排放物等使现代人陷入生存危机。在《地下世界》中，德里罗进一步将视野从美国扩展到全球，呈现了全球语境下的环境污染及其演变过程。

《地下世界》中大致呈现了工业污染、生活垃圾、军事废物三大环境问题。首先是工业污染。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无论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均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许多工厂通过排放废水、废气、废渣和废热等造成水、大气和土壤污染，导致海洋生物锐减、植被和农作物毁坏、热岛效应等严重的环境问题。而这些环境污染问题又都直接或间接地危害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正如乔纳森·贝特 (Jonathan Bate)在《大地之歌》(TheSongoftheEarth)中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法逃避有毒废物、酸雨和各种有害化学物质的世界里”，“城市空气中混有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和二氧化碳”，“农业已经与化肥和杀虫剂密不可分”，“而畜牧业，牲畜的饲料中居然含有疯牛病毒，可以导致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崩溃”。[8]24在后工业社会，呼吸无污染的空气、饮用无污染的水、食用无污染的食物已成为人类的奢求。此外，工厂里轰鸣的机器运转声产生持续的噪声和振动，不仅导致人的注意力分散，更可能引发耳部、神经系统、胃功能等方面的许多疾病。其次是生活垃圾污染。人们在日常活动中制造了大量生活垃圾，包括餐厨垃圾和废弃生活用品等。这些生活垃圾中有些是经由人们完全食用、使用和利用后丢弃而产生的，但也不乏过期的食品和药品、已过时或闲置的衣物用品、各种包装袋和包装盒等。有些生活垃圾可以回收利用，有些垃圾则因为含有害物质而需要谨慎处置。《地下世界》中写道，当尼克和玛丽安夫妇看到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时，首先考虑的不是它们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会形成垃圾，“那会形成什么样的垃圾？是安全、干净、整洁，容易处理的吗？包装是否可以回收，并变为一个难以封口的黄褐色纸袋？”[9]121如何安全且有效地处置数量庞大的生活垃圾已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无论是露天堆放还是填埋，都占用大量土地资源，而且生活垃圾中的污染成分和有害成分通过水、空气和土壤等对自然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巨大影响。最后是军事废物污染。冷战时期，由于美苏军备竞赛，双方都大力研发、制造各种武器装备，同时也产生大量军事垃圾。许多废弃的军用飞机和残骸散落在沙漠中，小说中的画家克拉拉从事的就是将这些弃置的军事废品经过重新喷绘变成“地景艺术”。事实上，在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后，废弃的子弹、炮弹、地雷、毒气弹甚至核弹等军事垃圾一直都在对自然环境和人类安全造成威胁。在美国，“穿着登月服的人掩埋着一桶桶核废料”[9]122，核废料被埋在空置的军事基地下面、地下岩层中和内华达山脉下的地堡系统中；在俄罗斯，“即使他们停止了在大气层中的试验，他们为地下爆炸而挖的矿井也不够深，无法防止危险水平的辐射泄漏”[9]799；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后的放射线危害和病菌感染至今依旧影响许多人的健康，甚至导致死亡。现今，军事垃圾甚至已形成从太空到地表乃至深海的全方位覆盖，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危害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在探究生态危机的本源问题上，中国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张盾认为，生态危机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与地球生态系统的承受力之间的矛盾”[10]6，胡铁生也认为“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获得了表面上自身利益的巨大胜利, 但实质上却失去了人类自身的根本利益, 即破坏了人的生存环境”[11]82。从棒球比赛期间平淡无奇、无害的纸质垃圾开始，到日常生活垃圾、战争废弃物，运往欠发达国家的废品集装箱，最终到一家俄罗斯控股公司甚至有意以核武器引爆核废料，《地下世界》淋漓尽致地呈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环境污染问题的全球性和公害性。有些污染的后果即时可见，而有些污染的危害具有潜伏性。无论是空气中散发的刺鼻气味、水面漂浮的垃圾，还是从垃圾中分离出来的有毒物质，都昭示着垃圾咄咄逼人的势头，垃圾正在与人类抢占有限的生存空间。文明愈进步，垃圾体量愈增大，污染变得愈危险。

二、责任主体的伦理选择对后现代环境危机的影响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一切具有伦理意义的行为，都可以归属到(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两种准则中的某一个之下”[12]271，心志伦理强调行动的意图或动机等主观价值认定，责任伦理则注重人的行动与其可能产生的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后现代社会，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一系列实践活动愈发受到“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驱动，以利益最大化为着眼点，罔顾急功近利行为导致的伦理后果，其结果是造成了“自然退化”。城市越来越大，农田越来越少，森林面积越来越小，填海围湖屡见不鲜，原住民生态日益遭受重创，许多物种濒危。在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看来，环境危机是“由工业产生的、由经济学外化的、由法律制度个人化的、由自然科学合法化的、由政治使之看起来无害”[13]39，而归根结底，后现代环境危机是人类伦理选择失衡的表征，它不仅涉及经济问题、技术问题，也事关责任主体的政策、行为和观念的伦理导向问题。

一方面，在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背景下，国家机器尚未充分发挥环境治理中的责任主体作用，在环境政策的制定、实施中平衡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经济利益与长远环境效益之间的关系。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bert Arnold Gore Jr.)直言：“我们长期以来一直秉承着‘眼不见，心不烦’的旧策略。”[14]这其中惯用的旧策略首先就是遮掩法。在垃圾处置方面，国家机器默许废物处置机构将垃圾深埋于地下或者沙漠里，“废物越危险，掩埋得越深”[9]106，似乎当眼前的垃圾被转移到看不见的地方，它们就不复存在，或是不再构成威胁。将重工业、严重污染性产业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也是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嫁本国环境危机的重要方式之一，美国、日本、英国等国都将大量钢铁、化工、制造类的工厂建在东南亚国家。除高污染产业的转移，这些国家还将装有废品的集装箱运到许多发展中国家，“可怕的物质常常被倾倒在欠发达国家的土地上”，“规模在一直扩大”，而“接收一批有毒货物之前，那些国家要收取巨额费用”，但是这些垃圾被接收之后的情况“我们不想知道”[9]278。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损害他国环境和民众健康为代价换取本国的绿水青山，而某些欠发达国家则在短期经济效益的驱动下逐利忘义。这种貌似“双赢”的媾和，实则忽略了“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5]的客观事实。所谓“欠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一旦遭受不可逆的破坏，必将危及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我们不想知道”实际上既是对“欠发达国家”的不负责任，也是对自身乃至全人类命运的罔顾。环境危机已然形成，任何试图无视、遮掩或转嫁环境问题的伦理选择都是短视的，不能从本质上提升环境治理的效度，愈发严重的环境危机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些伦理选择的荒谬。只有在全球视野下正视“人类自身内部、 社会制度之间、 民族与民族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等各个层面上的矛盾, 才能在公平、 公正以及责任与利益均衡的基础上解决生态危机的问题”[11]85。

另一方面，企业和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深陷于全球生产和消费的超级网格中。对于企业在生产环节因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造成的工业污染和环境破坏的错误伦理选择，上文已有提及，这里不再赘述。单纯就企业的过度生产与个体的过度消费而言，他们各自的伦理选择又合力促成了垃圾和废物的激增，造成环境恶化。首先，生产决定消费，生产的发展刺激了消费的优化升级。在以消费品生产为主的经济模式下，不断推陈出新的高科技产品刺激了个体的消费欲望，消费的升级使原有的产品被闲置、被丢弃，导致大量废物的产生。其次，消费对生产具有反作用，一个个作为个体的消费者已经形成数量庞大的消费者群体，他们强大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成为企业扩大生产的动力。而一旦企业错误预估供销形势而盲目扩大生产，则可能导致产品滞销，形成浪费。浪费也意味着企业生产消费品所投入的能源及其他生产要素的无效消耗。此外，展示各式消费品的平面广告和媒体广告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人们的视听感官，使之在潜移默化中成为消费文化的一部分，并且在消费中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在渐趋失控的消费冲动下，人们满怀激情地为了消费而消费，“不消费，就死亡”[9]287。人们在消费和过度消费中制造大量垃圾，然后再面对垃圾处置问题。许多人觉得他们把垃圾桶放在路边，做好垃圾分类和回收，就已经是在垃圾处理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殊不知“人们必须在描述回收利用的影响时停下来，并质疑这种‘救赎品质’是否为一种错误的成就感，这种成就感与典型的美国人对生产和消费的态度有关”[16]121。激增的废物和垃圾映射出个体的消费习惯和他们过度放纵的消费冲动。理性消费不仅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德里罗正是引导人们“探索对浪费的执念，并在这种执念中看到我们欲望的残余”[3]。在资源和环境问题日趋紧张的今天，透过各种已经使用、被人丢弃、遭到腐蚀、充满欲望的物品，每个普通消费者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伦理选择。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的基本功能就是教诲功能”，文学的核心“在于为人类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经验”[17]14。《地下世界》通过抨击国家机器在环境问题上的敷衍渎职、后现代企业的过度生产以及过度消费对消费者的异化，反证了伦理选择和伦理责任在全球性环境危机与治理中的重要性，为人类从伦理角度反思全球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负面案例。正如韦伯在论述心志伦理和责任伦理关系时最终得出的结论所言，二者“不是两极相对立，而是互补组成”[12]284，国家、企业和个人要形成三位一体的伦理责任主体，既要凝心聚力，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秉承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伦理观，同时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企业的生产活动和个体的消费行为也都应承担起相应的因果责任和道德义务，应该以对整个生态系统有益的意识为价值指导。

三、个体的伦理责任对环境治理的启示

德里罗素来关注后现代环境伦理困境，在环境危机的形成与治理问题上，他“反对权力，反对公司，国家或整个同化机器”[18]94，但也往往止步于曝露并抨击国家机器、企业和个人的伦理选择失衡现象，并未深入思考有效的措施或者解决办法，因而作品中往往流露出强烈的无力感和沮丧情绪。《地下世界》问世于新旧世纪交替之际，除却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德里罗在小说中主要聚焦危机背景下人的伦理意识和作为，他不仅借尼克和马特兄弟的职业身份探讨了科技工作者的道德准则与规范，也反思了普通民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伦理责任。个体的伦理反思与成长这一主题介入，使《地下世界》不仅通过文学观照现实世界，更提供了解决现实世界中环境危机的进路。

科技工作者作为技术创新的推动者和实践者应该承担起伦理责任，在设计、研发和应用技术的过程中嵌入伦理道德考量。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正呈现出数字化、智能化等特点，在新能源开发、人工智能、医疗和军事等领域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科技创新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也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了破坏，而究竟是“造福”还是“造孽”并不取决于科技本身，其根本在于技术的掌握者、应用者是否具有健全的价值理性与伦理观念，科学家和工程师应该为“他们工作的技术方面、经济方面和环保方面承担大量的责任”[19]157。在《地下世界》中，尼克和马特兄弟分别从事废品管理和武器研究工作。尼克所在的“奇才公司”是一家研究全球废物处理问题的行业领跑者，尼克的日常工作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与垃圾打交道。他看到行业工作者们把垃圾深埋于岩石之下，听说他们把垃圾倾倒在东海岸水域，或是露天堆放、任凭其散发着恶臭。面对这种行业乱象，尼克不禁哀叹道“废物的难以解决真是一种令人绝望的危机”[9]805。数年的从业经历，尼克的所见所闻使他逐渐认识到垃圾处置不仅涉及技术层面，更关系到从业者的伦理道德和思维方式。与尼克相比，马特的伦理困惑与伦理成长更加鲜明。他参与了一项名为“衣囊”的国家计划，根据实际发生过的核事故数据做结果分析，研究武器的安全结构。马特对其所从事职业的想法经历了一系列转变，最初他自认为这是一份充满责任感的工作，而后渐渐变得不确定自己对此项工作持什么观点，他希望哥哥尼克从这种工作涉及的道德和伦理角度为他提供见解，甚至希望女友开口劝他放弃这份工作；他意识到有些研究人员只是带着冷战时期残留的炽热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奉献给某种事业，而毫不顾忌他们的工作会产生什么后果；他因能够更加直观地、近距离地感知放射性尘埃的危害而恐慌不已，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国家的意愿”[9]421；最终马特意识到“他一直面朝着错误的方向”[9]467，这份工作让他感到扭曲。作为科技工作者，这兄弟二人的职业生涯都经历了从盲从、麻木到困惑、反思的心路历程，且他们的伦理成长过程都伴随着对技术的重新认识。无论是废品处理技术还是武器研发技术，科技活动的全过程都亟须遵循一定的伦理道德规范，科技工作者应该在正确价值观的引领下增强伦理责任感，对科技活动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伦理预警和积极防范，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是环境伦理主体，对事关环境问题的规划及具体实施承担环境伦理责任。环境危机具有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可归结为人的理性意识和危机意识的欠缺。人是作为一个“斯芬克斯因子存在的”，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两部分组成，“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在于通过人性因子同兽性因子的不同组合与变化揭示人的伦理选择过程”[17]276。在人性与兽性的角力中，只有理性战胜出于生物性本能的欲望，人才会逐渐认识自己、反思自己，形成正确的伦理意识，作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德里罗在《地下世界》中说，“现在人们看待垃圾的方式不同了，他们在全球语境中看待每一个瓶子和压碎的纸盒”[9]88。当身处于消费文化裹挟中的每个个体开始克制自身的消费欲望，审慎思考这些垃圾将归于何处时，他们才有可能自觉成为环境伦理主体。德里罗通过这部小说“寻找一种形式来想象一个新的未来，在我们抛弃的废物和我们寻求保护的东西之间想象一种新的、生态的调和”[4]67，其中个体伦理意识起到重要的规约作用，引领人类在日常生活中承担起环境保护的伦理责任。面对工业污染，尽管个体的力量尚且渺小、无法改变既成事实，但是依旧可以从细微处做起，诸如减少自驾，多采取步行、公共交通或者共享单车等方式出行，便是为节能减排作出贡献。面对体量庞大的生活垃圾，每个个体则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消费行为是出于实际需要而进行消费，还是出于欲望、攀比或者仅仅是从众心理；我们获取消费品后，是否物尽其用，还是在一时喜好之后便将之弃置；对于闲置物品是否定期进行分类整理，或者捐赠给其他有需要的人群。作为环境伦理主体，个体可做的事情还有许多，诸如随手拧紧水龙头、使用可重复利用购物袋、不乱扔垃圾等行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无数个体的力量汇聚在一起便形成了强大的集体力量，拥有更加广泛的影响力。格雷格·杰拉德(Greg Garrard)认为，“只有当我们想象这个星球有未来时，我们才有可能为它承担责任”[20]107，但现实情境是只有我们为它承担责任时，才有可能遏制并扭转环境危机，这个星球才有未来。当然，对于社会中的个体而言，这种伦理意识和伦理责任的形成需要一种信念和价值观的内在变化，而这个变化却非一蹴而就的。

《地下世界》中环境危机书写的着眼点始终是个体的生存境遇与感悟，全书以“和平”(Peace)[9]827一词结束，表明德里罗面对社会危机时不同于以往的乐观态度。小说对于技术、环境和人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围绕的核心是环境责任意识”[21]113，就缓解环境危机而言，相较于技术，作者尤为重视的是如何从观念和道德层面上引导人们正确从事科技活动和进行日常生活。伦理进步“是一切科学技术进步的目的”，毕竟“科学的本意首先是一个精神性的目标，即人性的进步和人类意识的改变，而非仅仅改变外部自然”[10]17。个体伦理反思和伦理责任的内在完善在促成自然与环保、技术与人文、眼前利益与长远发展的有机结合，以及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具有积极作用。

总之，“文学是社会的象征性行为”[22]1，文本阐释离不开一定的历史和文化语境。《地下世界》书写后工业文明和消费文化影响下垃圾和废弃物对自然环境和人类生存造成的影响和破坏，抨击国家机器、企业和个人等作为责任主体的伦理选择失衡加剧了环境危机的严重程度，进而强调个体的伦理意识和伦理责任之于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德里罗对后现代环境危机及伦理责任主体的思考，既顺应了20世纪末技术哲学的伦理转向，也彰显了对技术、环境与人之间关系的新认识。如何解决全球性环境危机已受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环境问题不仅是科学技术问题，也是关于如何定义美好的、道德的生活以及个体的主体性存在和价值的问题。从文学伦理学批评来看，《地下世界》对后现代环境危机与治理中的伦理选择、伦理意识和伦理责任的思考，不仅有助于引导科技工作者从伦理道德角度考量其创造性活动，在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中保持初心、牢记责任，也为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积极转变观念、践行环境保护使命给予提示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