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文澜，罗足佳

（1.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儿童研究院，浙江 宁波 315336，2.台州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浙江 临海 317000）

流动儿童是指“居住在本乡镇街道半年以上，户口在外乡街道”，或者“本乡街道居住不满半年，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18周岁以下的人口[1]，是城乡二元结构转化过程中产生的人口结构变迁效应。截至2019年末，中国18岁以下流动儿童（流动人口子女）近1亿，平均每3个儿童中就有1人受到人口迁移流动的影响[2]。其中，如何推动流动儿童更快融入适应新环境，是流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未来新型城镇化稳定和谐发展的重要议题。对于尚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儿童来说，学校是他们主要接触的环境，他们也逐渐成为城市学校重要群体。因此，教育支持是促进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重要支持来源之一。

积极心理学是由美国心理学家Seligman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其不同于传统研究者“消极”的“问题取向”关注点，而是从“积极”的“发展取向”出发，探索个体内在需求[3]。对流动儿童社会融入问题探讨也是一样，过多对流动儿童负性心理和行为的关注，也会影响他们自身关注点。事实上“流动”也为儿童发展提供了有利资源。合理利用这些有利资源，可作为儿童的保护性因素，提高儿童心理适应性，促进其社会融入。基于此，本文从积极心理学视角下探讨教育支持对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影响。

一、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现状

我国流动儿童社会融入问题已受到许多研究者关注。以“流动儿童”和“社会融入”为主题在知网上进行搜索（时间范围2019年1月1日—2021年12月18日），共有文献399篇。其研究主题主要分布在流动儿童社会融入（融合），社会工作介入干预（社会支持），学校教育、心理健康及其影响因素。进一步对实证类文献分析发现，对流动儿童社会融入分析主要从“问题”视角展开，围绕儿童社交困境，教育困境，以及相关心理问题（低自尊、孤独感、歧视知觉、问题行为、学业成绩等）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流动儿童在上述变量中均处于弱势（与城市儿童比较）。而从积极心理学视角出发的相关文献仅占4.51%，研究结果均表明，积极心理品质对流动儿童发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此外，社会干预策略研究主要围绕个体、家庭、学校、社会展开，强调流动儿童社会融入过程中的心理和社会支持。

国外学者也发现，以移民为中心（immigration-focused research）的研究（涉及个体迁移，类似于“流动”群体的研究）往往聚焦于负面结果[4]，迁移的儿童在成长和社会融入过程中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如流动带来的家庭冲突（父母可能更依附于自己的文化观点，而儿童则倾向于采用流入地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会对儿童教育和其社会融入产生负面影响。此外，流动家庭中高水平的代际冲突预测了无效育儿方式的增加，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距离增加，以及健康损害行为[5]。综上可见，以往关于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研究更多从“问题”角度出发，他们在流入地易处于不利地位，更易遭受负面健康风险等。

二、教育政策的积极演变促进流动儿童社会融入

教育政策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阶段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研究重点。我国流动儿童受教育问题受到了新型城镇化政策和教育政策的双重影响，经历了限制—接纳—公平—鼓励四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流动儿童在流入地就学处于“限制”阶段，虽然提供了“在流入地公办学校借读为主”的政策，但昂贵的借读费以及其他政策限制，能够享受本地教育资源的流动儿童人数较少。随后流动儿童数量增加，流动儿童“教育难”问题显现，此时国家提出“两为主”政策，开始“接纳”流动儿童。接着，流动儿童的“教育公平”问题逐渐凸显。国家政策也逐渐转向“公平”，保障儿童能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6]。随着对准入政策、积分入学政策的积极探索，国家和地方政府逐渐将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纳入城市公共事业，政策不仅仅维护流动儿童的“公平”受教育权利，还“鼓励”儿童随父母迁移流动。我国对于流动儿童的入学政策越来越友好，而教育政策的积极支持对流动儿童社会融入带来积极的影响。

三、积极心理学视角下教育支持对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影响

积极心理学认为培养个体的积极心理资本（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积极心理品质可以促进个体社会融入。而以往研究多从问题角度出发探讨流动儿童社会融入，可能是由于这些研究都基于一个“缺陷模型（deficit model）[5]。人们普遍认为，流动（移民）者在他们新家园经历的是不利的经历，因此与土生土长的个体相比，他们患病和健康状况不良的风险更大。但实际上，这恰恰忽视了个体在新环境中积极适应的过程，包括心理适应（对幸福感的认知，对积极情感的体验等）和社会文化适应（是流动个体特有的一种福利形式，如在流入地形成的积极社会关系等）。

积极的教育支持就是流动儿童社会文化适应的积极因素之一。周国华认为流动儿童教育支持应该与其生活和学习环境紧密相关，集学习支持、经济支持、情感支持和交往支持于一体的支持组合[7]。该支持组合可以提高儿童积极心理资本（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坚韧力）和品质，即儿童的心理适应。对个体积极心理资本和品质的培育能有效提高流动儿童的学习支持、情感支持和交往支持的利用率。其中，教育支持中的学习支持可以有效提高个体自我效能感、希望、乐观、坚韧力；情感支持和交往支持可以提高个体的希望、乐观和坚韧力。此外，积极心理资本水平越高的儿童，越能将外在的教育支持转换成内在的积极品质，进而加快其社会融入。积极心理资本促进了儿童对教育支持的利用率。由此可见，在积极教育支持和积极心理资本、品质的相互作用下，进一步改善了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

四、积极心理学视角下教育支持促进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策略探讨

（一）提供教育积极支持，构建教育公平环境

给流动儿童提供积极、公平的教育支持，即关注儿童积极面，创设公平教育环境。学校教育支持为流动儿童提供了重要的接触社会的机会。其中对儿童来说，教师的态度很大程度就代表了社会的态度，因此流动儿童是否接受城市文化，愿意融入新环境，教师态度起关键性作用[8]。教师需要为儿童认知发展和知识获得提供平等学习机会，在儿童情感和态度体验上提供平等支持，注重培养儿童在学习过程中的自我效能感，帮助儿童体会到希望、乐观等积极情绪体验，锻炼儿童心理韧性。避免因儿童“弱势”形成“过度关注”的“平等”对待；增加因儿童“优势”提供“发现闪光点”的“公平”支持。

（二）关注家庭积极教育，推进家校联动合作

帮助父母充分认识积极心理品质对孩子社会融入的意义，提供积极、温暖的家庭成长环境。除却学校教育支持，家庭教育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关注，而家庭教育支持是流动儿童社会融入最直接的动力来源，家长对新环境、新文化的积极认知和适应是儿童积极融入社会的前提。此外，构建积极家庭氛围、营造积极婚姻、创建积极亲子教育模式是为儿童提供积极心理资源的重要手段。而学校、社会也需要为家长提供相应资源，提升家庭积极教育（可以包括如，以“技能—理念”为基石的家庭培训、“道德—责任”为核心的系统熏染、“幸福—希望”为动力的生活体验），为流动家长提升自我发展提供心理供给，助推家校合作，共同帮助儿童融入社会。

（三）促进身份积极认同，利用环境优势资源

流动儿童所处的新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提供了教育和经济上的优势资源，但新环境也给他们带来了身份认同危机（如原种系、文化背景和因流动带来的身份背景冲突），以至于无法充分利用这些优势资源。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引导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进行良性互动，创建积极互动环境，建立积极关系网络，帮助儿童明确自身定位，促进其进行积极身份认知，进而提高新环境资源利用率，最终帮助儿童更好融入社会。此外，流动儿童处在数字化城市，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快速获取资源信息，拓展社交范围，打破传统面对面沟通界限，从而高效融入本地儿童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