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英豪

“此处唯一的消遣就是我遇到了一些从上海过来打猎的欧洲人，他们还是自杭州以来我唯一见过的白色面孔。这里是打猎的好地方，吕城附近长满了高高的芦苇，可惜我没有狗，所以只能自己艰难地在芦苇丛中穿来穿去。”

1868年12月1日，划着一条小船，花了9天时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从宁波出发，经运河、钱塘江、太湖等水系，抵达镇江。这是他在抵达镇江附近的丹阳镇时写下的一段话。

2021年10月的一天，在浙江焦山对面的沿江公园，野芦苇在风中摇摆，除了一对母子，左右再无他人。疫情期间，我开车重走了这段路。水路已经无法贯通，但还是看到了这片芦苇，可我没看到“白色面孔”，一个也没有。

我突然想起一个数字，208。这个数字，据镇江地方档案记载，是宣统二年（1910）港口盖印签发的外国人游历护照的数量。镇江港是“中英天津条约”之后最早对外国人开放的港口之一。在中国担任海关总税务司长达六十载的英国人赫德，当时甚至预言镇江会超过上海成为中国第一大港。

第一次去镇江，李希霍芬先是在船上做了一番观察。第二次去，他又花1000文租了艘小船。他像是开着一辆公交车的司机，沿着南岸的小运河，沿路逢站必泊，看到好的景致就带着仆人上山，画下无数张地形图。

“那不大的银山，那建着塔的丘陵，还有那欧租界里的英国公使馆倚靠着的山崖以及那金山不大的礁石，共同构成了一条山脉。”这种无人机般的视角，只能出自一个地理学家。翻开地图、放大，你会发现他是按照自东向西的顺序叙述的。

当把坐标移到金山（公园），它的上下分别涌现出京口和瓜州。一瞬间，我的大脑自动调取了童年时代残余的古诗词记忆库。“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这是王安石在思乡;“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这出自辛弃疾写就的两首《京口北固亭怀古》中的《永遇乐》。京口是六朝时镇江的古称，因形势雄险而成为军事重镇，所谓“京口酒可饮，北府兵可用”。这里更是百川朝宗之地，上达川鄂，下抵江浙。明清以往，中国南方的交通主要靠水路。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两条通衢大动脉在此交汇。再加上景色宜人、山川辉映，镇江自古以来吸引了无数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在此逗留。

登上慈寿塔、焦山、北固山，一览长江阔。视线收回到近处，是茶圣陆羽品评过的中冷泉。在它的侧面，是新建的白娘子爱情文化园。想来电影里水漫金山的场景，古代的金山寺不需要法海的法术就是那个样子—汪洋中的孤岛。它位于京口长江最宽阔处，所谓江心一峰，水面千里。而山在江中，风涛四起，势欲飞动。很可惜，我现在看到的，已经是和陆地融为一体的金山了。李氏也来晚一步，史料记载，金山是在他来之前的几十年内（道光年间），因为泥沙淤积而连上陆地的。

比李希霍芬差不多早来100年（1775-1789）的法国测图工程师、版画家Georges Louis Le Rouge比较幸运，他看到了金山寺四面环水的样子，并把它整体画了下来，边上还补了几条小船。除了特写，他还画了十分细致漂亮的俯瞰图，这些全都收入他后来为那次旅行出版的《中国园林》一书里。这是一本十分难得的书，在照相术还没有发明的岁月里，实况记录了18世纪下半叶中国各地园林寺庙的风貌和地景。

尽管嘴里嘟哝着，觉得金山寺没有日本的寺庙好看，骨架有些单薄，但李希霍芬对寺庙整体的感觉还是很满意的。他花费笔墨最多的部分，也是登高之后的感受：“南京山脉无法与浙江和安徽一带的山媲美，但也并非没有美丽之处。它的最美之处在于可以站在较高的山峰尽情眺望。长江这条雄伟的河流和夹岸的高山形成的深谷，纵横交错的运河网，不计其数的乡村、城市以及丰富的物产都铺展开去。登高远眺很难看到这样完美的地形图，因为这里的运河、农田间的界线、小路等都呈直线状，并在任何角度下彼此相交。

关于这一点，1684年南巡路过此地的康熙帝，也是完全认同的。“金山在大江中，南眺润州，北临瓜步。登徙其上，纵目千里泱泱乎大观也。朕率扈从诸臣历览诸胜，江山之奇，未有逾于此者。”《丹徒县志》里，记录了他龙颜大悦后的心情。

中国古人过金山者无数，但留下印象最深者，还要属懂玩会吃的苏东坡。据宋代蔡绦的《铁围山丛谈》记载，某个中秋节傍晚，苏东坡和朋友游览金山，那时“天宇四垂，一碧无际，加江流倾涌，俄月色如昼”。他们爬上了金山上的妙高台，苏东坡请随行的朋友袁绹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一时兴起，自己也跟着翩翩起舞，边舞还边對朋友们说：“此便是神仙矣！”苏东坡是真喜欢镇江，他有关金山的诗词不下二三十首。他还托寺庙里的高僧帮他留意田舍，动了在此居住的念 头。

这座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晋的金山寺，直到清代还名列全国四大名寺。而现在，因为全身上下修葺一新的缘故，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都算不上了。当我从山上下来，出口边上传来阵阵木鱼声，有法师在给游客做法事。门楣上挂着一块匾，曰水陆道场。坊间传言，这里是水陆道场的全国祖庭，早在东晋梁武帝时期，这里就举办过七七四十九天的水陆道场无遮大会。这个文革后曾经落得连大雄宝殿都没有的知名宝刹，总算留住了祖宗传下来的水陆法会佛教仪式音乐。这组音乐，也因此在几年前入选了第四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早上起来，我在大华电影院边上的一家饭店吃早茶蟹黄汤包，一个中年男人骑着一辆收废品的摩托车从路边经过，一段沙哑的男声从绑在右前角的红色喇叭里飘出：收头发，收长头发，专收长头发，回收旧手机……作为一个长居北方的南方人，我判断这算是南方人里非常标准的普通话了。

转念一想，这里是南方吗？它应该是，这里不但是淮河以南，还是长江以南呢。但它其实也可以说不是，这朗朗上口的普通话和江北的淮扬早茶似乎都在向你暗示，镇江是一个颤颤巍巍地踩在南北边界上的城市。

朋友告诉我，在镇江待久了，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虽然坐落在江南，镇江城里人讲的是和河对岸的扬州差不多的江淮官话，而东南方向离镇江只有十多公里的吕城，却开始说起了吴方言。某种程度上，镇江人可以说是讲“北方话”的南方人。

1939年5月18日刊登于《申报》的一篇新闻，报道了上海一对夫妻吵架吵到打官司的事情。起因是绍兴女子严氏看不上自己镇江籍的龙姓男人，骂他是江北猪猡。这在当时，是非常典型的江南人对江北人的语言歧视。在旧上海，“江北人”本质不是一个地域名词，而是指“操江北口音的人”。江北猪猡，是上海本地人或操江南方言的人对讲淮官（江淮官话）人的一种蔑称，因为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在旧上海做苦力的。镇江虽然在长江南，但因为说着和其他江北人一样的淮官，自然也一起躺枪。有意思的是，在旧上海，苏南、宁绍移民一直自认为是“江南人”的主体。

镇江方言之所以如此，有历史上和地缘上的深刻原因。公元4世纪前叶，晋室衣冠南渡，镇江成了江南最大的侨郡，来自北方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的侨民数超过了土著户口，这也是上述北府军的来历。居民成分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方言性质的变化。后世安史之乱、黄巢起义、宋室南渡都加强了镇江方言的北方化。“丘绝高曰京”，这是京口的原意。但如果把“京”理解成京城、京畿，那么镇江人说的话也算是另一层意义的“京口”了。

镇江有多“京”？镇江府在明代属南直隶省，但在《广志绎》里查阅镇江府的资料，却发现南直隶一章里根本就没有，后来才发现，作者王士性把它归属到“两都”里，成为应天府（南京）的一部分。

当然，近代还有清代旗人驻防带来的“京片子”。坐落在英国使馆旧址对面的镇江博物馆，其鸦片战争单元的前言这么写道：“1842 年7 月2 日的扬子江战役中，约7000名英军向镇江城发起进攻。在京口副都统海龄的指挥下，约1600名旗兵浴血奋战。”这些旗兵果然继承了北府兵骁勇善战的传统，让英国人第一次尝到了苦头。在镇江渡过美好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美国诺贝尔奖作家赛珍珠，在自传《我的几个世界》里也写到了小时候和爸妈在镇江见到旗兵旗眷的经历，她称旗营为“奢华的软禁，其实是汉人制服满人的一种办法”。在赛珍珠看来，因为是战略要地，镇江一直饱受战争摧残。

費孝通先生曾说，一个人的籍贯是血缘的空间投影，它锚定了至少两代人（从父亲开始）的血缘地理归属。那方言是什么呢？它如影随形，更具个体性和复杂性。它就像淮河流域下游那些密密麻麻的支流，流着流着，可能就汇到别的支流里，或者就断了。

的确是。后来我在网上查到一个说法，江淮官话之所以没能穿过镇江城区继续向南推进，除了受到江南士族的抵抗，还因为在那里遇到了一座山，出茅山道士的茅山。